• (本文摘自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韩毓海执笔的《人间正道》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月出版。)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一千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麦迪逊和伊懋可的论断,就“李约瑟之谜”给出了一个典范性的解释模式,但是,他们的解释也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一个挑战就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在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近乎无偿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这包括无偿占有美洲、印度的农产品,以及世界绝大部分矿产品,西方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和掠夺自然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19世纪的增长方式也是不能持续的。

    而第二个挑战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创新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谋增长的方式不同,前者被称为“勤劳革命”,后者被称为“工业革命”。

    今天,我们也可以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与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方面的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而发行国家法币,这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成为导致日本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好人”,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谓: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好人”中剥离出来,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

     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

     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江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

     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还是基本没有——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

    如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潢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宋江钱从何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一百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这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

     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江。而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与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竟然把放弃基层看做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即他认为,基层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去“自治”:“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乡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简直是把长期由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般。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正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三门干部”的同时,必须反对“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风。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我们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为戒。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也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就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宋代的宰相文彦博,曾一语道尽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他对宋神宗这样说:“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而两千多年来,中国所有的王朝实质上无不是如此。只不过到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却连士大夫阶级也被通货膨胀搞得一贫如洗,只好去吃“嗟来之食”——美国人的救济粮了。于是他们方才第一次同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并逐步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了“大我”。

     与苏联共产党、也与世界上一切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长期的基层武装斗争而获得政权的,我们建立的新中国,是中国最基层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用小米喂大的,新中国的主人,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基层的老百姓,就是那些在井冈山、延安和太行山用稀薄的乳汁喂养了我们党的最贫困的劳苦大众。而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就是这样写在了我们的宪法之中。

     上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中,提出西方政治推崇的“自由”,与“社会平等”之间构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他进而提出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促进和改善社会上最贫穷阶级的福利。*明确提出要为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立法,要以“平等”和公正来限制“自由”,这在西方法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议会民主的角度看,西方议会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当权,而代表劳动者选民的政党,便不得不通过争取立法的方式,与资产阶级讨价还价;而新中国体制的实质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但我们也同样允许资产阶级政党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以合法的方式为资产阶级争取权利——这两种议会民主,主客相反,而程序则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西方的民主偏向于自由,而新中国的民主制度则着眼于平等。

    因此,认为西方民主属于“高级阶段”,中国的民主属于“初级阶段”,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也纯属无稽之谈。

     南怀瑾先生曾经说,在新中国的前30,共产党人创造了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人间奇迹:第一,看病不要钱,第二,上学不要钱,第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完全相同——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级的民主,这是无法超越的平等。*

     中国历史数千年,何以都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自皇帝到基层,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压迫剥削,其实质也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其消极的方式是逃避赋役、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上层无可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绝没有效果,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层,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

     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斗争年代,在筚路蓝缕、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厦破土动工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使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觉悟和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办法启发人民觉悟和相信:每个中国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体,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

    中国共产党人建成的,是前无古人的“人民社会”,它超越了西方的“市民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是人民民主,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选举民主。

    即使在党犯了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时候,中国人民之所以还是相信党、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相信:作为国家的主人、革命的主体,共产党的旗帜上的每一片光彩,也就是每个中国人的光彩,而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革命的主体,党犯的每一个错误,也并不仅仅是共产党自身的错误和失误,而是每个中国人人人都有份。

     讽刺的是,在当今精英们“民主”、“宪政”的高调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里成了贬义词;在他们设计的“公民社会”中,底层人民群众和人民政府成了反义词。既然漠视人民,那又何谈民主?即使确有“文化大革命”时代群众专制、群氓哄起,即使确有现时代“公德沦丧”的悲哀,但倘若睁了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见者,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去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

    法制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而当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依然还是会困惑不满、依然还是会怨声载道,而这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被削弱,即他们不再心悦诚服地相信: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他们不再相信:党旗上的每一片光彩、党的每一个失误,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遇事皆把好处留给自己,而把一切问题推给国家、留给政府、推给党。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而并不是去教育精英,更不是以“市场放任”的名义,把关乎千家万户、生老病死的基层事务,“承包”给各类营利性组织、“公民社会”、“赢利型经纪”。我们党90年奋斗的历程表明:凡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放在基层,凡是思想路线在普通劳动者中普及、展开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就会兴旺发达,相反,凡思想政治路线与基层脱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一定会遇到挫折乃至失败。

     凡以为思想教育针对的只是“受教育者”乃至“受过高等教育者”,而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便又回到了传统政治失败的覆辙之中,那样,我们的宣传工作就一定会越宣传越被动,越宣传越无力,越宣传越不得要领。

     无论今天还是过去,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精英,于是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们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共产党发明了种种方式: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分析最高领导的政策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至于成千上万大字报、连篇累牍互联网,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媒体创举,而文艺作品,亦无不以最基层、草根的普通百姓、工农兵中之先进人物为主角,以他们喜闻乐见、全心接受仿效为鹄的。凡此诸端,无不在于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从而才极大增强国家组织能力,增强十几亿人戮力同心建设新中国的斗志。

     而其中的要害之一,更在于绕过精英、官僚,彻底摧毁把持基层事务、敲诈勒索的各类黑社会组织,而使得政策可以直达基层。

     当今之时,如果听了精英们的宣传,那中国似乎已经国将不国,除非改制换人、卷旗缴枪,让某些“先富者”上台,心无挂碍地跟着美国走,最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如果肯听老百姓的声音,那么其中头几条便是:当今精英祸国、律师谋财、“赢利型经纪”黑白通吃,面对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员竟不作为乃至与其沆瀣一气,而许多媒体、小报记者却专打便宜拳。

    宣传工作到底该抓哪头,究竟应该宣传谁、打击谁,以谁为对象、以谁为主角,就取决于共产党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层的老百姓那一边,就取决于共产党是实行三进三同(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是在沙龙里与精英们闭门思过、云山雾罩地开学术思想讨论会。



    * 李约瑟提出了两个疑问:其一,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中国科技和经济现在不再领先于世界水平?(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9,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 康有为:《钱币疏》,见《康有为全集》,1,17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参见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见《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叶适集》,3,808,北京,中华书局,1971

    * 苏东坡的《论养士》说治理者之历代沿革: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而实际事物,则归于“九品之下”的“流外”,即胥吏。

    *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认真分析、研究中国政治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十分重视管理合理化、干部专业化问题。1980,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这样指出:办法是什么?就是要改变干部缺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状态。现在我们的干部是不是多,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各行各业,一千八百万干部,就绝对数字来说,并不算多。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总之,目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干部太多,而是不对路,懂得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太少。办法就是学。(《邓小平文选》,2,2,26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参见《南怀瑾讲演录》,339~34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原载《湘江评论》,1919年第2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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