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研究肇始于20世纪海外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国内学界引进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而被大量译介过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与实践,国内学界已能娴熟而自觉地运用西方理论范式解释“中国经验”,但中国研究的西化之路并不算顺利,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敏感地意识到,作为西方社会经验的提炼和抽象,海外中国研究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具备普适性真理的特征。伴随着“比较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而来的是国内学界轰轰烈烈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呼声,曹锦清教授新著《如何研究中国》正是反思中国研究的成果之一。与国内学界从抽象的哲学层面和制度层面反思中国研究不同,《如何研究中国》强调中国研究的主体性与整体性,主张从社会结构和乡土实践中构筑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位性,并且注重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该书不仅从理念价值层面思考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意义所在,也在操作层面揭示出一种中国研究的策略与进路,即“结构——文化——实践”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从“结构——文化——实践”三个维度对该书进行诠释与拓展。

    一.中国研究的立场与姿态

    知识分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和载体,中国研究的主体性和整体性要靠他们的思维能力和思想态度来建构。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与心路变迁历程,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在民族担当和学术重构上是失责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必须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开始。知识分子是用“思想来守护民族”的社会精英,文革的惨痛经历和改革开放的巨大利益召唤使得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放弃思想操守,在市场化与工业化的乌烟瘴气中将自己的思维智慧局限在学科化和名利场的牢笼中,学者褪变为职业人或技术人,做学问成为保住饭碗的工具和手段。知识分子作为最具反思性和创造性的一个群体,其自我腐化和放弃学术操守不仅与客观环境有关,也与他们的社会定位有关。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的当下,面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与问题,知识分子应以百倍的勇气和智慧深入社会、深入基层,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贡献学术智慧与民族思考,中国研究的主体性首先来自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意愿与决心。

    社会科学有国界,它源于社会科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是在西方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解释解决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为本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提供学术支撑。我们在引进吸收西方社会科学成果时,必须看到它背后的地缘性和国际性,不应把西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科学当作中国社会科学努力的方向。西方社会科学本身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是普适性真理和终极性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没必要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前沿马首是瞻。另一方面,当前的中国研究是以中国为客体的研究,所谓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实际上是“如何把作为纯粹研究客体的中国研究变为作为主体的中国研究”[1]。这就涉及到两方面,一是我们如何对待西方学术与国际交流,二是我们如何将作为主体的中国研究操作化。毛泽东曾说,中国研究要以“中国为中心”,要“洋为中用”。古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如果我们明白了中国研究的本,确立起中国研究的宗旨与目标,理清中国研究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关系后,我们就能在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吸收西方学术,如何将西方社会科学成果创造性转化,如何看待中国研究方法与中国问题上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学者了解吸收西方优秀成果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但因为我们有中国研究的中国境界,知道中国研究的源泉与动力,我们就能在胸中有浩然正气,研究方法问题也在价值关照下有了目标和方向。

    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过程本身面临着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如今全球化又正以罕见的广度和深度深刻影响着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文化和生活范式逐渐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方式,但它很难改变中国人内在的文化气质。如果我们“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2],就会发现,传统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对基层社会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融入中国人的气质中,构成中国人的“国民性”。传统文化生长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3亿人口,5000千年历史文明,长期共同的社会生活形成强大的文化意识和民族共识,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有其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与完整性。人类社会发展是多线条的,文化的发展也是多元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中华文明的走向和唯一,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自由选择未来,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梁漱溟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到中西社会结构及文化的特殊性,他在考察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及现状时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完全西化,也不可能走传统复归的路子[3]P143~144。费孝通在晚年认识到,要研究复杂且具有历史性的中国,必须综合个案访谈和区域比较的方法,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中国研究必须做到融人文性与科学性于一体[4]。作为后来者,我们佩服两位前辈认识中国的视角独特与深刻,更为他们热切的家国关怀及中国研究本土化努力所感佩。研究梁漱溟和费孝通的著作,我们得到两个启发:一是中国与西方相比,是一个独特完整的巨体,中国不同区域的复杂性与整体历史性使得我们在运用中国经验材料时应保持一种敬畏谨慎的心态;二是做中国研究要有文化自觉,在对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时,要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质考虑进去,社会科学先要本土化,才能全球化,而本土化的精髓就是站稳中国研究的中国立场,加强传统文化的自主转型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可分为三种:一是“大传统”,即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经典;二是“小传统”,即民间流行的文化生活常识和价值观、宇宙观、人伦观[5]P95~97;三是社会历史经验,我们要加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妥善处理好这三种历史文化经验。传统文化经典(即“大传统”)不仅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和人文思想,更有对社会整合和社会共识的一套完整学说。在社会分工日益加剧,人的异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现代转型不仅要回答碎片化社会中个体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也要尝试运用一套有效手段为重建社会秩序和社会共识贡献力量,使我们在文化多元的社会里发现另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幽雅与实用,从而为自我选择增加重要参照维度。“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并不是“规训与惩罚”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彼此间有很大的重合和同构性,日常生活中很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要靠理解“小传统”来感知。“小传统”中包含了很多生活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它是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影响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礼失而求诸野,大传统的重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小传统的现代化阐释,而不仅仅是考古学意义上的语义学解读。“小传统”既是梁漱溟所说的“家庭伦理本位”,也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小传统”时时刻刻表露在中国人的文化伦理生活中,它是光宗耀祖的家族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是“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教化秩序,对“小传统”的清理应从代际交换和家庭家族结构开始。知史可以明智,历史文化中很多宝贵的政治社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反思和借鉴转化,历史形成的文化经验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它不仅指示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对现实社会的发展道路与发展速度也有一定启示和平衡作用。如果我们考察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就会发现,中国历来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为了“莅中国”、“安天下”、“抚四夷”,华夏和平文化心态的历史地理文化成因决定中国必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6]P161~164,决定我们必须建立和谐社会,“使民以时”、“取民有度”。小农经济的基础性和脆弱性、人地矛盾、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使得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足够重视社会的稳定团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传统的“治——乱”循环启示我们要妥善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区域发展的关系,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深水期的今天,我们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应该加强各阶层各群体的职业伦理、责任伦理建设。

    谈中国传统必须注意中国三个传统(儒家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市场经济传统)的历史延续性。必须将社会主义传统纳入考察范围。历史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统一体,历史的发展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一方面力图突破传统,另一方面又被传统塑造。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能把社会主义、儒家传统一棒子打死,而应该在中国自身的逻辑内考察历史的连续过程和每个传统的创造性发展。传统文化的等差有序、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效率无不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血液中,武断地扬弃其中任何一个传统既无助于学术的创新发展,也无助于认识理解中国。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应该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先回答 “是什么”和“为什么”,而不应简单将人权、自由这些西式价值“凌驾于中国近现代客观叙事之上”[7]P67

    三.理解转型期的农民中国

    作为中国研究的切入点,中国农村研究理应进入中国研究者的视野。如何进行中国农村研究,曹锦清教授谈了两点建议:一是从中国社会整体看待“三农”问题,二是深入农村调查,同时对经验保有敬畏之心,注意中国农村社会区域的非均衡性。

    中国农村研究与“结构——文化——实践”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研究中国农村,既要研究农村社会中具体生活的农民,研究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人情世故,社会心态,又要研究具体的农村社会结构,农民生产合作、风俗习惯、礼仪制度、权威组织结构,更要研究国家政权下乡、工业化市场化对农村的渗透。农村社会既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有巨变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处境,研究中国农村,必须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体,注重中国农村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中国农村研究作为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意义重大。撇开意识形态和道德裁判式的学术“口水战”,站在中国主位的立场上考察三农问题,会发现农村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关系,二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梳理清楚这两对关系,有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转型期农民中国。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传统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体,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门的被打开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确立,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加剧,脆弱的小农经济既要支持国家工业化,又要支持国家军队建设,困难重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体制都想协调这一现代化的两难。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及有限的农业剩余使得工业化和民族独立很难同时完成,毛泽东处理农民和国家关系方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治理体制,使得一方面国家从农村提取剩余成为可能,从而为现代化工业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又保持住农村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农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从而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考查毛时代国家与农民关系时应该从中国整体考虑。90年代中后期的三农问题既与市场化工业化、城乡社会流动有关,也与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变化有关。随着税费改革,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根本变革,农村如何作为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成为我们考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中之重,如何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使他们过上尊严而体面的生活是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8]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从政策户籍限制转向经济互动和社会流动上来。如果说集体化时代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因其历史的局限有其合理性一面的话,当下的城市剥削农村则与一盘散沙的小农自身有关。在工农产品的交换中,城市是有组织的,它们掌握着定价权和农产品加工技术,分散的小农无力在与城市的交换中平等地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农民进城务工,遭遇到不平等的工资待遇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分散的农民工很难组织起来与工矿企业主对等谈判,农民工权益受损现象时有发生。学界关于要不要取消户籍制度和土地私有化的争论,如果站在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当前并无如此财力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保体制,我们也不需要“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色,土地作为农村社保制度缺损的替代品,尤其不能私有化。

    曹锦清从社会整体结构的角度考察城乡关系和国家与农民关系,提出一方面加强农民组织建设以在与国家和城市互动中有效抵制权益侵蚀,为自己谋福利,另一方面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以保持农村的稳定团结,使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对于中国农村研究有重要的价值指导意义。不过,曹对如何使中国农村研究走向实践的方法论述得并不够透彻清晰,他像个得道高僧一样告诉我们,一方面要对中国农村经验抱有敬畏之心,不要武断地下结论,开药方,另一方面要注意中国整体背景下的区域差异,不能简单化。曹认为需要决定价值,立场、观点与方法要保持同一,只要以“中国为中心”,保持研究者心灵的开放,从中国整体角度考虑问题,注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价值,方法与观点的获得只是时间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曹一方面对中国研究很有信心,另一方面他的研究态度开放而谦逊,值得我们学习。

    结语

    费孝通在晚年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提出几点建议,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先要本土化,然后再全球化,二是指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即深入挖掘传统历史文化,认识到中国历史社会的延续性,三是主张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在实践中建构调查方法,在实践中抽象出基本理论[9]。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费孝通的学术追求是“志在富民”,即站在中国立场,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考虑。曹锦清教授秉承费老的遗志,再次从立场价值和现实关怀层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杰出的中国研究学者应的风度与气魄,实在令我们感佩不已。从《如何研究中国》一书中我们感悟到,方法论问题和研究策略很重要,但中国研究的主体性和整体性也必须得到重视,如何将“结构——文化——实践”维度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中去,有待中国研究者的文化自觉与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吕德文:《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J],社会,2007.6

    [2]张厚安:《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性转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1

    [4][5][9]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6][7]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8]贺雪峰:《乡村的前途》[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月版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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