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虽然政治文明的概念是首次提出,但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 人对于政治理想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制度的变迁都是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文明的演进 也不例外。今天我们提出构建政治文明的目标也必须要充分的考虑这两个变量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同时不可否认,内生变量始终是决定制度变迁的终极因素。因 此,对于我们政治文明的构建除了应借鉴国外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之外,还必须从我国的传统的文化资源中汲取精华。本文主要分析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基石的 “礼”在初始形成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构建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政治文明 礼 中华文化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索也渐渐趋于沉寂。中华文化真的没有生存的一点现实的土壤吗?既然我们始终承认中华民族 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就必须要敢于承认中华文化存在的积极因素。既然在五千年的河流中他始终能够急流勇进,那他就必须有强有力的生命源泉。只是在整个二十 世纪的一百年,中华文化已经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渐渐的被边缘和被西学驱逐出的领地。但我们必须相信这么一点:即任何民族的背后,必须要有和自己民族相切 合的文化的根源,这远远不是从表面上引进外来文化就可以解决的,引进、外来文化可以暂时的提供解决的方法,但一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外来文化和本土资源的 不相适应的张力必将显现出来。到那时,可能将导致一系列问题爆发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否定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同时又必须进行“转换性的创 造”,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尤其是那些对当下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精髓,为构建政治文明所用。
儒家文化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仁”这一思想又全部是 灌输在“礼”的治理方式上。“礼”则是具体的治理手段,我们必须不可忽视这个“礼”的巨大的作用,试想一个两千年封建帝制的泱泱大国就在这样的一个精神的 引领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深刻的思索。当然虽然每朝每代都根据实际的需要对“礼”有所损益,但无论对他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还是作为社会约束 机制的协调方面的功能从来没有改变过。也就是它对于民众心理的权衡和约束的功能一直存续。因此我们必须细细的考察“礼”对于政治文明构建的积极因素?
一、说“礼”
关于“礼”,《说文解字》的解释是这样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因此可见早期的“礼”是和古代的祭祀有着直接的联系。礼在春秋以前就 已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但是周朝时的“礼”绝不仅仅是对以前观念的简单的继承,而是重大的发展。这里我们不加论述。“礼”在周朝时得到重视,周公 “制礼作乐”,就是始于此时,此时礼被注入了较多的人文,理性的因素。此时所说的“礼”和后来春秋时期的“礼”是有很大的区别。此时的“礼”是作为上层建 筑形式的国家制度。“礼”是包括了饮食种类、音乐规律、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刑罚、道德等等。根据钱穆先生的观点:“礼乐事实当时周公拿来治理平天下的一 套政治措施。在这一套政治措施的背后,便有周公的一套政治思想和理论。”著名学者李泽厚也曾就定义“礼”为:“周礼其特征确是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 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张化,成为一整套宗法制的习惯法规。”因此我们这里就不难推出,周公治天下就是把过去的社会规范加以整理,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创造,后上升到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高度。从礼的正式的产生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周公是主张德治的,因此他歌颂文德的文王,而没有过多的歌颂武 王。这里钱穆先生认为“周公在政治上看中‘文治’,不看中‘武功’,重‘德’而重过事。”所以此时的“礼”就具备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双重特性。这一点也是很 有现实意义。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即“礼不下庶人”,即此时的“礼”还仅仅是上层建筑组成部分,上层社会的“礼”和民间存在的“礼”还没有进行有机融 合。到了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不断强大,因此在东周的国家内出现了对于井田制,宗法制等西周社会“礼 ”的公然的破坏。如鲁国的“初税亩”和郑国的“铸刑书”和楚王问鼎等对于周礼的公然的破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期 ,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开始就不稳固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到:“周衰,礼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我们说:“礼崩乐坏”是说 作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治理方略的失灵。但作为一般思想意义上的“礼”(即法和社会规范)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笔者认为,由于受上层社会统治的影响,此 时从伦理意义上的“礼”正在由上层社会在向世俗社会扩张。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上层社会认同的“礼”制。真正的世俗化应该是在进入战国时期以后。
而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极力主张恢复“周礼”,此时孔子所坚持的“周礼”究竟是努力社会的礼制度——即努力制度还是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 筑的礼呢?这里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此时孔子要恢复的是作为一般社会规范用来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人际关系的“礼”,这也构成了儒家思想 的核心内容。孔子是想通过“正名”的方式,恢复周礼。这里就要注意“名”的背后和“实”是否一致的问题了,孔子曾这样的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 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所措手足。”其实质内涵就是想借助“周礼”之名,而行把“礼”这一套治国政策予 以恢复并在全社会推广,即全面的世俗化。从这个角度讲孔子是维护周礼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内化功能,而否定其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价值;因此张维迎教授曾讲到: “儒家文化本质上是教导人们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文化。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企业家。”如果说孔子作为奴隶社会的成员从理论上开创性地完善和发展 了“周礼”,则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最广泛推广,当然这种运用也是成功的。至于后代的发展也基本是在他思想的引导下完成的,因此这里不再累 赘。我们可以发现以后的统治者们几是以正式制度确定“礼”中的部分要义,而形式上的“礼”则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基本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也是郡县以下 的乡绅和长老的最主要的治理手段,中国古代在信息不顺畅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就是靠此治理得井井有条。西周礼制经过此次转化,找到了更加合理的理论基础;特别 是儒家的努力,礼在治的基础上渗透了“学”,有了思想的支撑,“礼”学形态更加完备。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对政治文明的借鉴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几十个朝代在历史的舞台上张牙舞爪一番后,又都落魄地退出了历史的后台,通过血腥和暴力夺取政权的王朝在前朝的宫殿上又 开始了新的统治。不可否认,开国者多数还是能够汲取前朝灭亡的原因,积极的兴除弊病,但不过三代历史就进入了一个轮回,又有农民起义了,历史的舞台上又要 换主角了……中国整个的朝代史其实就是一部戏剧罢了,只是主角在不同的变换而已。历史就在一治一乱的怪圈中缓慢的前行,而这每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此我们要走出这么一种治乱的怪圈,走上政治的清明道路就必须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省。
桑玉成教授将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概括为: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的构想付诸实践,二好似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 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多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笔者认为,后两者是最为重要和最为迫切, 如果能够把后两者处理得妥当,就为第一点目标的实现自然而然地铺平了道路。这里周礼在第二点和第三点上给我们提供了极为有意义的思考。
先说政治文明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技术设计。这一点就要建立人们对于制度的信任和认可。周公制“礼”很好的处理了这个关系,对此王国维先生在《殷周 制度史》中论述到:“天下没有比‘定’在好的了,天下的大害,没有比争更糟的了。然而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就没有什么可争的了。于是周朝依天道 而建,把商朝以前的无序状态都一一改过来,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性不婚之制。以次纳天下于道德,纲纪天下。”这就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稳 定性,比如立嫡之制,嫡长子为皇位的继承者,即我们所说的储君。从制度上予以了保证。如果有人敢造次,就是违背制度规定的,同时周礼中又含有社会规范的约 束,因此这也是天理所不容的,争做王是不合理的。故叛逆既无制度的依据,又不合情理,也就决断了不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除嫡长子之外的王子自然安分守己, 这就保证了政权内部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在政治文明的构建过程中也面临这种问题。当然我们所说的制和奴隶社会的制度具有根本的区别,但从稳定政权的角度看是 有异曲同工之处的。笔者认为:政治文明的终极目标的时间过程中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的高低;二就是社会的诚信度。民主化和法治化就 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人治和法治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前者的随意性极大,而后者的稳定性极高,既然我们是在民主化道路,说明我们的民主和法治意识还有待 于进一步的提高。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极为不稳定,也就大大的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人们就无法合理的对未来进行预期,因为一个不稳定政策的背后就是政府权力 的过大,这样必将导致产权制度极为不稳。中国的孟子曾经说过:“无恒产,而无恒心”。当人们还可以忍受这个不稳定不合理的制度时,社会就会暂时的太平,当 社会民众不能够忍受这个社会的时候,就多数情况下以暴力的形式释放出来。血腥和暴力开始了,和统治者协商等于与虎谋皮,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生动地说 明了这一点。
其次就是定什么制度的问题了。秦朝制定的制度最为严格,但区区两代就寿终正寝了。周礼定制一方面体现了周公本人的创造,另一方面又合乎社会规范 和情理的制。比如他所定的“明德慎刑”的政策就很符合当时历史的进步性。他就改变了商代的“恃天命”“擅刑杀”的统治方式。转而采取“重人事”的政治方 针。在向人道主义,人文方面迈了很大一步。让民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增加了对于政府的拥护,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民变”事件的发生。而秦的定制就是违背 常理的,这就是法和社会规范败下阵来的一个经典,因此制不是越多越好,制也不是越严越好。制要能做到和社会规范的契合。让人感觉到我们所说的制是合理的, 这样在推进政治文明的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将很大的节约。著名的经济学家巴苏曾这样的说过:“法律能够作到的,社会规范都可以做到。”对此张维迎教授曾讲 到:“‘法治’的实质是每个人都按照社会公认的,正义的游戏规则行事,这里的游戏规则不仅包括国家制定的正式的法律条文,而且也应该包括人们普遍认可和遵 循的非正式规则——社会规范。特别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基本正义和效率的要求,否则就是‘恶法’,充其量是法家的‘法’,用这样的‘法’来治 理国家与‘人治’没有多大区别,因而不能称为‘法治’”。这里不仅仅只是张教授所说的‘法治’问题,其他的一切制度政策的制定也要深刻理解这样的要素。
再次就是重建信任机制。注意这里我们是要重建“信任”机制,是说明历史上我们是一个非常信任的民族的,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出 现了可怕的信任危机。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如果没有信任机制的存在,将是天方夜谭。我们称赞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企业家”就是因为他在两千 年前就致力于为我们社会寻求一套人与人和谐相处,真诚合作的游戏规则。儒家文化中的“君子”实际上就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成员应有的行为准则;“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就是指做人干事应该以诚信为原则;而不是只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如果人们都能封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 “忠恕之道”社会就充满信任。“礼之用,和为贵”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只可惜这种精神已经完全的沦丧,中国社会当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诚信危机。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诚信危机背后的深刻的原因,首先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破坏。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曾有一个观点,他讲在传统社会里,他认为道德尺度的基本准则是信任,就是守信,因为它是信誉经济。另外还有一种状态, 即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经济转换,转换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最容易发生道德的无政府状态,人和人之间既不讲忠诚也不讲信任。因为以忠诚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的基础已 经动摇!而以信任为核心的道德大厦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时候,可能忠诚准则失去了作用,而道德上只讲什么呢?放纵个人的权力,推卸个人的责任。正在转型 时期的中国社会正面临这种文化道德心理的尴尬的困境。
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从信任的对象来讲可分为三类:第一是对作为个体的信任,包括个人之间的信任;第二是由个人组成的组织的信任;第三是对政 府的信任。”构建政治文明的社会的关键点在第三点上,即对政府的信任。中国古代社会不缺乏信任,但任何一个王朝的末尾政府的行为使人们对它应该是他不在使 人民信任。暴力血腥的政治变革就开始了。这里在当代的政治文明的构建中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一是无论任何时候政府都得使人民对他信任,即有稳定的产权 制度,稳定的政策和较强的应对风险的能力。什么时候都能保障国家的公民的人权和合法的财产权利,和对于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的保护,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另 一个方面就是民众要充分的相信政府的执政的能力,即使有暂时的不稳定,民众应该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而绝不是动不动就以“革命”的手段进行反抗了,即 使是我们知道的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当年是如何的专制和法西斯统治。但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不是依就把台湾带领到了民主、法治的、社会了吗?反而是大 陆在建国后的专断独行的个人作风大大的破坏了民主和法治。革命胜利后,“革命”的口号又被喊了几十年之久,政治文明建设从何谈起,如果能够渐渐的随着制度 自身地演进,一切或许都会柳暗花明。当然这里有两点我们要澄清:一是历史是不容的人假设的,二是我们并不是因此而否定过去的革命,我们只是以史为鉴,谈论 当下的意义。黑格尔曾经不是说过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对于历史我们只能接受和反思。因此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就决定了民众在社变革中的心理承受能 力。回首现实我们在构件政治文明过程中的第一大要素即民主和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政府的成心建设则要复杂的多,尤其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 中国古人所说的:“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自古趋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就是社会的和谐,即个体之间的关系的协调,这既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但也是政治文明构建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问题?现在我们改革的事业 到了攻坚阶段,改革过程很多以前忽略的问题,也渐渐的彰显出来,社会的矛盾也较改革之初大有增长之势。为此现在党中央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 就是这方面的综合体现。无论是周公的为国家制定的上层建筑的礼乐还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都是给人以正确的定位,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 当然其中的严格的等级观念应是我们所摒弃。但在封建历史背景下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也不能用我们后来者的眼光进行过多的挑剔,中国的封建文明较之于欧洲封建社 会应是很大的历史进步性。抛开阶级思想的观点不谈,仅仅就他所主张的“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则给我们留下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宝贵的财富, 只有个体的正确的社会定位才会有宝贵的财富,个体的和谐才能到整体的和谐,只有整体的和谐才有社会的长足的进步。这样人才不会积怨于社会,让人对政治体制 不怀有怨愤,人渐渐的就可脱离非理性的兽性状态。
三、最后的话
对于政治文明的定义可谓千姿百态。笔者认为,所谓政治文明:就是人类在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过程中,逐渐摒弃非理性的状态,远离暴力革命(这里不包 括反对侵略的民族革命)等过去作为政治变革的唯一手段,以合作协商的方式实现政治变革和社会制度变迁,使人们自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地位,最终达 到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社会和谐,走出政治的治乱怪圈,走上政治的清明道路。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经过几百年启蒙运动的法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应该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典范。一方面他们在民主和法治化方面已经较为完善,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较高的信任水平。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到第五共和国中我们可见一斑。其实综观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政治文明是建立在启蒙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是没有进行充分的启蒙。因此从这个方 面的借鉴意义上来讲,以大河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政治文明的构建也必须有自己文化的渊源。
只可惜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华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不 可否认,为了反对封建,我们必须和传统先全部的决断。如果有取舍的决断,很容易在千丝万缕中能以否定传统文化的糟粕。因此全面的否定的背后是有合理的依据 的。只是在于破的背后,还必须要有立的动机。但对于此项事业我们荒废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有机的进行“转换性创造”还尚未起航。无论如何当下诚信危机,民主 化和法治化举步维艰等诟病和我们传统文化的危机湮没绝对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因此,复兴中华文化应是当务之急。不要等到后法劣势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困境完 全彰显出来后方才努力改变。由于文化构建的长期复杂性,远远不是可以一蹴而就。到那时,可能为时已晚了,苏联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政治文明关乎一个政权的生命周期,又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是革命和暴力压倒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要做到如李泽厚 和刘再复两先生所主张的那样——告别革命,告别一切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权威的激烈行为的革命。我们要改良,要改革,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要吃 饭,为了经济要发展,不论以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我们要彻底的告别血型和暴力行为。卢梭曾说过:“人类首要的关怀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人权是一 切民主、法律和制度的真谛。只有走上政治文明的道路,走上清明的政治道路,人权的保障才有彰可循。
“夜正长,路也正长”,在构建政治文明和复兴中华文化的道路上我们仍将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应该始终信奉人类整个的发展方向是前进的,向前的。这也就是黑暗中亮在我们心头的一盏灯。
参考文献:
桑玉成 《现代政治文明的起源及其演进》 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张维迎 《信息 信任和法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版
李泽厚 《孔子再评价》载《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
刘宗贤 蔡德贵主编 《当代东方儒学》 人民出版社
刘风著 《 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钱穆著 《中国史学名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出版
李泽厚 刘再复 《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