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之后,毛泽东从未停止过对民主新路的实践探求,意在反对官僚主义,永葆政权的人民性。当然,探索民主新路,是个开放的历史课题,在党外 民主与党内民主的尝试都无从顺遂之后,毛泽东诉诸社会民主,也就是大民主,以激进的群众运动来保持对官僚阶层的强大压力。本文从上述三个层面考察了毛泽东 探索民主新路的历史进程,分析了最终走向大民主的内在机理,最后简要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
关 键 词 毛泽东 大民主 党内民主 党外民主 官僚主义
刘少奇曾经说过,新中国的成立表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1]人民民主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矢志开创的新社 会的政治符码。如果说,这个符码的基本构图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和”的话,那么,其底色就是大众主义的。[2]其根本特征是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权运作的 原则,拒绝议会制和多党制,反对三权分立。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 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3]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构成大众主义政权的基本规定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建政思想,对毛泽东而言就是在探索一条民主新路,藉此建立一个超越历史和当世、更加平等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一个普通大 众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这条新路创造了历史前提,也成为这条民主新路的新起点。但是,民主新路走向何方,或者,大众民主如何实 现,却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课题。建国之后的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探索这个课题。曾有三种路径走向新民主:一是建国初期联合政府的格局以及由党外精英帮助监督 共产党的党外民主,二是八大前后探索的党内民主以及一线二线制度安排,三是大众运动式的大民主。但是,在历史的丛林之中,前两者都迷失了方向,毛泽东探索 的结果是走向“大民主”。
大民主曾经被写入中国的宪法,成为治国总章程的一项重要内容。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是这样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 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 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大民主的基本载体和实现形式;自由与秩序、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是大民主追求的理想境界;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和 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大民主的最终目的。
应该说,大民主这个论题本身并不新鲜,官方对此也已经有了结论。如所周知,改革开放后,这种所谓的革命形式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被废除了。邓小平明 确提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样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搞四化建设,不是不要国家政治生活上的民主,但是极端民主化不可能引导国家 政治生活民主化。极端民主化是破坏民主。”[4]“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5]因而,在邓小平的提议 下,1982年修改通过的《宪法》取消了“四大民主”。至此似乎可以说,大民主已经走到历史尽头。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近年来另一些人出于当前政治腐败 的泛滥等现实考量,重新想到“大民主”。最近一个十分有代表性的主张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并提出了包括“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 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等八大主张为“大众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6]虽然,这种主张目前并没有在主流舆论中张扬,但对一些人来说,在官场的贪 腐现象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大民主”这种“简单实用”的办法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同于这种主要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的评判标准,海外著名政治学家邹谠的 观点相对偏向学术化。在他看来,不论对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政治实践如何评价,这段藉由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所发动和引导的群众参与政治的历 史,是“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变化”,这一政治现象不仅向西方传统的政治学论说体系发出挑战,而且也是建立中国政治学乃至社 会科学所要面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7]
不管是出于何种立场看问题,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与实践,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迄今为止,对它的历史评判,共识远未达成,而情绪化的说辞 倒时常出现。对于这段多少有些惨痛的历史,学界中能够秉持客观态度理性探讨的成果并不多见,并且往往有讳疾忌医的倾向。但是,现在看来,不主动研究反而在 思想上陷于被动,听任各种情绪化的或者似是而非的观点牵着鼻子走——不管这些观点来自“左”的阵营还是右的阵营——肯定不利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出于这种考 虑,本文力图站在客观立场上,把对建国后毛泽东走向大民主的历史考察与对“大民主”产生之内在机理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历史逻辑。
一、党外民主的窒碍
工人阶级领导的(经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适合 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这一制度得到落实的关键,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个判断有两层含义: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是正确的。从此 以后,决心带领人民当家作主的毛泽东,不得不筑牢两道防线,一是打击党外那些反对或者怀疑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势力,二是防止或者清除共产党内部不正确领导的 力量(所谓的官僚主义)。当然,这不是两条截然分开的防线。实际上,从根本上说,从建政伊始,毛泽东更担心的是第二道防线“出事”,为筑牢第二道防线,他 甚至动用了党外精英的力量,先是建立了联合政府的格局,接着又邀请党外知识精英帮助共产党整风。但历史的发展出人意料,他一度不得不花相当的精力来“保 卫”第一道防线,由此阻滞了经由党外精英监督共产党的党外民主的道路。
第一,联合政府格局及其历史命运。建政之初,鉴于当时的社会情势和历史惯性,共产党仍然十分慷慨地向党外精英伸出了橄榄枝。新政权固然主要是靠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的支持之下取得的,但民主党派作为统一战线的同盟,在政治上也给过中共很大的支持。对于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共来 说,继续这种支持是增益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国家和政权结构中,共产党一方面牢牢把握了主导权,另一方面也把相当多的党外精英纳入政权体系之 中。
实际上,当时民主党派自身的力量十分薄弱。到1950年年底,所有民主党派的党员加起来还不到13000人,但他们在新政权中占据了相当的比 例,使得新生政权有了某些“联合政府”的味道。从制度安排来说,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下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代表国家集中了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下辖政务院、最高人民检察署、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 以上这些政权机关,都由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其他各界代表组成。比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180名代表组成,仅各民主党派的 成员就有60多人。在由63名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有31名为民主党派成员。在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民主党派有3人;在56名委员中, 有27人;在政务院4个副总理中,有2人;在15名政务委员中,有9人;在政务院下辖的34个会、部、院署、行政机构的正职负责人中,也有14人。[8] 从党派组成比例看,新中国初期政权的构成形式,基本上是民主联合政府的格局。这样的民主联合政府,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整个国家政权组织,是一个广义的 政府,实际上是一种高层精英的协商民主形式。在中央政府层面,民主党派成员参与政权和担任重要职务的比例超过了1/3,与当时拥有100多万党员的中共相 比较,这是一种“比例严重失调”的民主联合政府格局。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当时的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策略,更多地是出于巩固政权、笼络人心的考虑。针对当时中共党内许多人士对这种安排的 不满,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 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9]毛泽东这里还是从“好 处”着眼来谈论党外民主的。这也说明,它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这些“好处”得到以后,联合政府的制度安排就有可能做出调整。刘少奇在1949年10月 25日对苏联大使的说法,也验证了这一点。他这样解释联合政府:不久前成立的联合政府使各民主党派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占据了这个政府中所有的领导岗位,可 以很容易地监督民主党派的活动。……中国共产党预计中国的联合政府时期会持续十至十五年,十至十五年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就没有了。[10]
实际上,民主程度有限的联合政府的寿命,比刘少奇所估计得还要短。其中,斯大林起了加速其走下历史舞台的作用。
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规定,全国政协任期三年,1952年底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任期到期,需要决定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会 议,还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考虑到在这么短的时期内难以完成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加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地位, 中共中央决定在1953年还是先召开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今后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党内也有人提出在过渡时期应该制定宪法。但中央认为,在过 渡时期社会各界都认可《共同纲领》,所以遵循《共同纲领》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也是可以的。因为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没有根本变化,即使制定宪法,恐怕大部分内 容也是重复《共同纲领》。因此,中央考虑过渡时期可以暂不制定宪法,继续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等我国基本进入社会主义后再制定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11]
但是,斯大林跟中共的想法不一样。实际上,在建国前后,斯大林先后三次向中共建议制定宪法。特别是最后一次的建议,才促使中共改变主意,提前召 开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1952年10月,斯大林对到访的刘少奇说,“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因此政府就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当向多党派负责, 你们很难保密。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政府。各党派在选举中如果落选了,你们不应当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继续在经 济上和他们合作。”[12]斯大林的建议,使中共改变了原先的设想。很快,在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宪法。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认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准备制宪。从上述历史进 程可以看出,《五四宪法》实际上是个早产儿,而斯大林可以被看作是催产士。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急欲让中国尽快召开全国人大和制定宪法,或许真想要 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实现苏联化,即向一党政府转换。这恰是他的第三次建议的核心。[13]
不管怎样,经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五四宪法》,中国的政治体制完成了从联合政府向一党政府的转化。经由这种制宪仪式,中国的各种政 治设施的结构、功能和人员组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民主党派被排除在中国政治决策的核心圈子之外。政协由此前的代行“国会”变 成了咨议机构,作为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其组成人员中虽然有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士,但由于无法发挥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它在当时仅仅起着一种政 治仪式的作用。另外,政务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都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最高国务会议。[14]“最高国务会议是一种不定会议时间、不定会期、不定具 体内容、不决定具体事项和不完全确定与会人员及人数的会议……不定期协商和研究国家重大事务。”[15]最高国务会议的这种运作模式,十分不利于决策的制 度化。对本文来说更重要的是,民主党派参与最高国务会议的正式资格被取消了。此外,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权力有所扩张,不过副总理中却连一个民主人士也没 有了,政府各部长中民主人士也大幅度减少,尚保有部长位置的民主人士在此后的几年内逐渐地退了下来。
应该指出,民主党派虽然人数很少,但在当时,各党派都集聚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而中共则是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到1949年12月,农 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9.6万人,占党员比重的69%。[16]这样,在建国伊始,建立一种以共产党为主导 的、广泛吸纳知识精英的协商性的联合政府体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事实上,建国之初,具有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才十分匮乏,通过联合政府的体制把他们集 聚到共产党周围,非常有效地为共产党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提供了知识甚至政策性建议,符合当时中共治国的需要。把他们排挤在政治的中心舞台之外,不可避免地 造成中共内部决策时的一些非理性。接下来有意把他们“请”回来做参谋,提意见,即使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比起直接参与国是,效果要差很多。更何况,这种 “请客吃饭”式的参与终究不是一种刚性的制度安排,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1957年从请求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忙中共整风,到不久之后即转向反右,就是 一个例子。
第二,从开门整风到反击右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脱离人民大众、变色变修的倾向,乃是毛泽东后半生的最大隐忧之一。一俟时机成熟,毛泽东就 会提出警示,或者付诸行动。到1956年,中共不仅清除了反动派势力,巩固了政权,而且还改造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同时也改造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 想。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建政以来共产党的领导作一番检讨。在毛泽东那里,这其实就是一个如何保持政权的人民本色的问题,或者,是如何反对官僚主义的问 题。惩治官僚主义,把当时党政部门中已经比较普遍露头的“当官做老爷”的思想,进行一番整治,是毛泽东建国之后一段时间内一直想做的事情。
在1953年1月一份转发的批示中,毛泽东把官僚主义看作是党和政府长期面临的“一个大问题”。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突 出提出要防止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 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 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17]1957年4月30日,在整风大幕正式拉开前夕,毛对党外人士袒露了自己的心愿:“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 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了,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的目的是要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18]
其实,对于整风,以及对包括1956年以来毛所极力推销的“双百方针”,在当时党内高中层干部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特别是毛泽东要开门整 风,让民主党派来批评共产党中的官僚主义,让党内各级干部顾虑重重,至少表现得不很积极,乃至于毛泽东不得不屡屡出动,到各地去大声疾呼。质言之,对于如 何检讨并修正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内部是有分歧的,虽然在当时的氛围之下,这种分歧不易觉察。毛泽东秉持其一贯的注重思想改造的风格,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运 动,从意识形态方面入手;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注重调整政策。比如,周恩来就主张把整风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 题,今天主要的一环还是发展生产,搞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思想上的风也就好多了,实际了,宗派主义也会少了,官僚气也会少了。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归根结底,首先要靠共产党人认识这个问题,加强整风工作。”[19]另外,毛泽东希望由外围施加压力,帮助共产党整风;但刘少奇等人则主张在党内以和风 细雨的方式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20]这种分歧,特别是各级干部对毛泽东整风方式的不理解,为后来反右派扩大化埋下了伏笔。
这里已经显示出,毛泽东对于许多问题的判断和处理,超出了当时多数人的理解力。这反映出,在一个接一个胜利面前,毛泽东对自己和共产党的权威都 极端自信,不认为第一道防线即共产党的领导权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党外的一些人对刚刚执政几年的共产党,有那么“强烈”的意见,共 产党的形象原来在某些知识分子眼里是那么地不堪。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些人居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事后看来,客观地说,整风中所放出来的言论,或多或少反 映出建国初期共产党执政中出现的一些偏差,除了个别言论比较极端之外,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但是,对于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共产党人来说,那些激烈 批评甚至否定共产党的意见,不仅毛泽东始料未及,也超出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容忍底线。周恩来就说过,“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些朋友竟然看成漆黑一团,觉得‘波匈事件’以后,中国也差不多了。有的人认为船要沉了,天要黑了,另有打算,那 就出了轨了。我们料到会发生一些错觉,但没有料到这样多,这样激烈,原则性问题都出来了。”[21]就是说,有些言论触及了中国政治的第一道防线,毛泽东 不得不反击。于是,悲剧发生了,从5月1日发动整风到6月8日反击右派,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中共就发生180度的大转弯,整风运动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 化收场。
毛泽东提出整风,最初是指望通过知识精英来监督权力精英,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帮助共产党纠正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倾向,意在巩固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后来整风之所以演变成用“疾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则说明了这种民主方式在当时的历史 环境下,没有发挥的空间。按照王绍光的看法,从整风到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转变,是当时两类社会精英之间社会排斥造成的结果。[22]一类是拥有现代知识的、 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精英,一类是革命后进城执政的新精英;老精英凭借的专业才能,新精英凭借的革命本钱,就是说,一类精英以“专”立足,一类精英以 “红”取胜。革命胜利之后,新精英全面掌权,老精英“跑龙套”。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军人退役回到地方,很多人掌握了各个地方和各部门的领导权。在巩固政 权、改造社会与改造思想以及建设经济的过程中,新老精英之间是有矛盾的,或者说,老精英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心理是有不服不满的,整风提供了发泄不服不满的 机会。但是,原本就对毛泽东开门整风很不理解的许多新精英,实际上是无法承受这种批评的。于是,一旦毛泽东无法容忍个别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怀疑而 展开反击,那么,新精英就会变本加厉地对前段时间的批评者展开反扑。当然,这不是一场预谋,只能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指望由知识精英来监督以农 民党员(领导干部)为主体的共产党,太过于理想,很少有现实性。
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历史性的悲剧。对本文来说,这出悲剧实际上缩小了毛泽东推进中国民主的回旋余地,是把他推向大众运动(大民主)一边的第一 步:先是通过制宪仪式把老精英排挤在正式的国是决策圈子之外,从而闭塞了制度化民主的通道;接着是试图用非制度化的党外民主的办法,请知识精英监督执政 者,但反而造成对他们的二次排斥和打击。当然,毛泽东并没有马上诉诸大民主,他的民主新路还有党内民主一途。
二、党内民主的落空
反右派扩大化不仅让毛泽东通过社会精英来监督共产党的希望落空,更严重的后果是使毛泽东主观上对资产阶级提高了警惕。对党国变色变修的防范,使 他一再地升高阶级斗争的调门,造成此后近20年中国社会陷入“不断革命”的历史泥沼之中。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个人专断的作风日益严重。当然,毛泽 东变得专断,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大权旁落的担忧。实际上,此后二十年,毛泽东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的大局。毛泽东之专断,颇类似于一个“哲学王” 的专断。这个哲学王为了实践自己的理念,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化身,同时扛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为了建立自己的理想国,必须扫清前 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专断是意志得以落实的最省力的途径。在这种历史环境之中,党内民主的落空就不可避免了。
第一,八大前后探索党内民主。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前后,中共高层对斯大林的错误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得出的主要教训就是要反对个人专断和个 人崇拜,实行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毛泽东自己就说了,“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 相结合的制度”。在思想方法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23]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对于如何扩大党内民主的问 题,强调了三点:一是一切的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容许争论;二是领导者必须听取反对意见;三是对于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24]邓 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扩大党内民主作了较多的论述,中心意思是“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并提出要反对“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 [25]另外,由于毛泽东本人的一再坚持,八大修正的党章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26]而且,鉴于“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中 央开始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八大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的条文。这是针对毛泽东多次提出适当的时 候自己不再担任党的主席以及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意见而制定的。毛泽东还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值得注意的是,从 1953年开始毛泽东就有意退居二线,时间点恰恰是斯大林过世之后。[27]1956年八大在政治体制上所做的改革,正是在斯大林的盖子被揭开、毛泽东随 之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总结之后。
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当时确实动了念头,想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特别是领袖的交接班制度进行改革,以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当时提出一线二线的 主张,本意是从第一线退下了让刘少奇接班。他在1966年10月25日回忆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 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28]
可以说,在1956年八大前后,毛泽东确实是着眼于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革命事业顺利交接,提出一线二线的设想。“但中共八大后,由于种种复 杂原因,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在1959年4月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对辞去党中央主席的事不再提及,退居二线也就成了比较含糊的不主持中央日常工 作。”[29]毛泽东的这种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有紧密的关联。
第二,扛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互动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毛泽东威望日隆,存在与苏共领袖 争夺领导权的情势。1956年下半年先后爆发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轻率地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两 件突发大事时,处于进退失据、不知所措的境地。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所提出的处理原则和具体意见,都起了主导性的作用。[30] 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谋略的确帮了赫鲁晓夫的大忙。在1957年11月的“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亲临现场,指点江山,扮演了“不是主人 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总导演。”由此,中国与苏联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31]
对本文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格局的这种变动,其意义在于让毛泽东燃起了一个更大的雄心,那就是引领这个运动向前进。特别是,中苏公开分裂 并发生论战之后,毛泽东更加自觉也更加自信,自己要扛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所谓“举世皆修我独马”,他要自觉扛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率领全世界的无 产者,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
很显然,与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相比,中国当时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力要逊色许多。于是,毛泽东以他超凡的领袖魅力,急躁冒进地拽着中国这艘古 旧的大船,向共产主义的彼岸前进。[32]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确是“伟大的舵手”。这个舵手驾驭的大船,祭出的是被认为可以引领共产主义运动之潮流 的“三面红旗”。但是,罔顾历史条件,以唯意志论为特征的“三面红旗”,不仅大大超越了中国普通大众的实践能力,而且大大超越了中共高层领导的理解力。在 这种情况下,很难按照正常的民主程序,通过说服多数人支持自己的方针。这样做,即使能够成功,也要费时费力。于是,1956年底反对个人崇拜的话言犹在 耳,毛泽东却在1958年3月的程度会议上抛出所谓的“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论调:“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 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33]
很明显,有了另一番政治雄心的毛泽东已经不想真正退居二线了。当感觉自己的主张不容易被多数人赞成,就只得依靠自己的个人权威,“适时地”倡导 个人崇拜。毛泽东完全知道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但当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时候,在组织原则和自身意见不可兼得的时候,他便放弃了党内民 主、集体领导,搞起了个人崇拜和家长制。
在搞个人崇拜的同时,毛泽东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对那些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和批评自己的人,用政治高压或者政治手段,进行无情批判和打击。首 先,为了搞大跃进,竖起“三面红旗”,以周恩来为首的一线经济领导人,遭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被指“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接着,见证了 大跃进恶果的彭德怀,秉笔直书,批评大跃进的做法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结果,不仅自己被打成反党集团,而且给中国带来一股强劲的反右倾运动风潮;接 下来,一向紧跟毛泽东的刘少奇,在领导收拾大跃进留下的烂摊子时,尽管小心翼翼地不敢公然碰“三面红旗”,但最终却因为摸不清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的真 实意图而左支右绌,特别是无法苟同把斗争的对象定性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4]而被当作最大的“走资派”遭到毛泽东 的抛弃。应该看到,不管是搞个人崇拜,还是对党内同志的打压,从中体现的毛泽东高举马克思主义正宗的旗帜的决心是始终如一的。
第三,中央一线二线的分歧。毛泽东不是一个寻常的政治领袖。他首先是个思想导师,是一个引导人民朝着既定方向前进的思想领袖。他年轻时曾经说 过,他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35]由于早前说过要自居二线,而且自身性格也不喜欢处理一些琐碎的事务,再加上不喜欢常年呆在北 京而经常到外地周游,所以,中央日常的工作主要都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处理。虽然,一线二线没有制度化,而且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在他提议或者 指引下展开的,但在客观上,他的思想在实践中的成效,很多时候是由不得他的。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就一线二线的讲话中提到:“十一中全会以前(指 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要那么震动。……但处 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36]
当然,“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是个笼统的说法。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分歧的真正凸显,是在大跃进之后,而四清运动是个触发点,而文革初期一线领导人执行中的“偏差”最终让毛泽东下决心发动大民主。
应该说,在四清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总体上还是配合默契的。但是,在他们的“默契”背后,也隐藏着一个重大的潜在分歧, 这个分歧就是: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37]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则把基层干部 贪污腐化的根子牵扯到中央高层,时刻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另外,对于刘少奇在运动中主要依靠工作队搞扎根串连、大兵团作战、打击一大片的做法, 毛泽东起初是表示同意的,但后来发现此种做法过左要求纠正时,刘少奇没有理会,在主持修订《后十条》时,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种种分歧积累起来, 终于在1964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爆发出来。两个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及其性质。刘少奇认为主要是“四清”与“四不清”问 题,这是主要的,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认为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任务是整干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之后,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有一段时间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又一场反右运动。[38]而毛泽东呢,跟往常 一样,在做出一项重大部署之后就离开了北京。对于如何推进运动的进展,没有具体指示,一线领导人只有按照自己对毛泽东意图的理解来执行。刘少奇曾经说过这 样的一段话:“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39]比如,为了稳定高校的局 势,派工作组进高校;比如,按照反右时的手法,对资产阶级权威进行无情打击。但是,这些做法跟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来“揪出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他只好自己出马,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燃了大民主的导火线。
联系到四清运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之间比较尴尬的互动模式:毛泽东提出动议,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负责执行,但至于运动如何 开展,往往需要探索;[40]一旦毛泽东发现了运动的偏差想纠正,那么否定的就是一线领导的工作和威信。这或许就是运动式治国方略的痼疾吧。刘少奇为首的 一线领导人,常常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和运动的指示,直接演绎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方法,这就是依靠政权的力量,有领导有控制地开展,以免运动陷入无序状 态。而毛泽东更崇尚的方法,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其主要方式,就是实行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搞辩论会,放手让群众自己通 过运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揭露当权者的不轨。
不管是决策-执行之间的落差,还是工作方式的差异,都反映了一线二线制度安排的重大缺陷。毛泽东是个思想家,也是个政治家,理念需要付诸实践。 但一线二线的制度安排,未必是理念付诸实践的有效途径。这种制度安排,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事情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事情可由一线处 理,全凭信任。处理不好,就会埋下党内冲突的种子。历史的进程验证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事业发展遭遇挫折时,这种制度安排就面临更大的考验。对于任何公共事 业来说,挫折往往是试金石。当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领导的大跃进试验付出惨痛代价之际,以往“团结一致”的合作局面,就要经受考验。1962年初以后的政 策调整,实际上纠正了“三面红旗”中的部分过“左”做法,因此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动摇,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是修正主义,令他无法容忍。这才是分歧 的根源所在。
应该看到,在六十年代中期日益明显的这种分歧之中,毛泽东自感十分孤立和委屈;孤立是因为自己建设纯正社会主义的主张,在党内高层,特别是一线 的主要领导人中间,得到附会的比较少;委屈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为国家不变色变修所做的努力,无法收到实效。这种心态折射出毛泽东自己的历史定位:他把自己等 同于国家和人民,自认为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化身。1965年毛泽东的两段谈话,颇能反映出这种潜意识。1965年10月,毛泽东同王任重的一段插话说: “我快要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毛泽东当年的护士吴旭君也回忆毛泽东当年对她讲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 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 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 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41]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无疑具有神圣性,对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亵渎,就是对革命的 背叛,如果不加反击,就意味着国家的变色变修。于是,他就怀着崇高而悲愤的心境,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三、用大民主对付官僚主义
党外民主的窒碍与党内民主的落空让毛泽东的转圜余地越来越小。为了保持政权的人民性,打倒党内那些他认为已经变色变修的“走资派”,毛泽东只有 诉诸社会民主一途了。在毛泽东这里,社会民主实际上就是大民主,其主要特征是通过群众的批判运动来反对所谓的官僚主义。当然,毛泽东动用大民主有个酝酿过 程。
第一,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所谓的大民主,最初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简称,而毛泽东是反对这种意义上的大民主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 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议会 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又认为 “大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可以借用来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闹事。[42] 就这样,大民主就从最初西方的民主制度摇身变为中国的群众运动。只不过,它的实质发生了变化了,由资产阶级的大民主变成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后来,毛泽东又 把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形式,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称为大民主。毛泽东在1957年底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一九五七年中 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 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 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43]在毛泽东眼里,群众斗争 或者群众闹事并不可怕。相比而言,他更担心的是共产党人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形成所谓的官僚贵族阶层。所以他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 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44]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又赋予大民主更多的含义,那就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的权利。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抱怨书上 所列举的劳动者的各种权利,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他认为,这些管理权利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 利,最根本的权利。“他说,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种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45] 群众如何管理上层建筑,毛泽东在这里没有展开。不过,在196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则提到,要管理上层建筑,人民必须建 立常设的属于自己的群众性组织,这种组织必须是民主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46]而对于企业的管理,毛泽东则提出了后来被称为鞍钢宪法 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模式:“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 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47]
至此已经很清楚了,在毛泽东那里,大民主的完整含义,其实是群众运动与管理国家的结合,是非常规的大众参与和常规化的群众管理的结合。实际上, 毛泽东是希望用大鸣大放等大民主的群众运动形式,防止党的干部变色变修和蜕化成官僚贵族阶层;而用日常性的参与管理,来实现和保障群众的基本权利。前者是 一种被动防范的措施,后者是一种主动参与的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监督问题,后者是负责问题。这实际上回应了当年他与黄炎培之间的“窑洞对”的说 法:“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48]
当然,群众运动仍然是大民主的主要层面。并且,随着1962年之后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日益严重,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从局部性的反对官僚主义者的手段,变成全局性的打倒“走资派”的一个威力无比的武器。
第二,“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应该承认,毛泽东想超越斯大林那样搞秘密警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同时,他对西方那套民主也不喜欢,认为其 本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统治。探索一条民主新路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于是想到了革命经验。革命时期群众运动曾经产生出巨大的能量,群众路 线也成为共产党成功的法宝。毛泽东相信,既然团结群众就能够战胜凶恶的敌人,那么群众运动也一定能够战胜官僚主义,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 的主人。当毛泽东感觉到现存的官僚机构屡屡成为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绊脚石时,就决心发动群众打碎这个国家机器,另起炉灶。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就 是这种决心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被认为是发动“文革”的前奏,再度上山的基本主题是重提井冈山精神。与一般人理解的不同,毛泽东认为井冈山精神除了艰苦奋斗、 支部建在连上面等做法之外,士兵委员会也是重要表现。毛泽东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 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 会是有很大作用的。”毛泽东问陪同人员,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 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49]他还对陪同人员说,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 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 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50]
提起士兵委员会,同时也担忧党国变色变修,把二者联系起来,就可以透析毛泽东当时的心理状态:一则,他对从上到下的当权者,很不满意很不放心;二则,他要站到群众的一边,要用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当权派了!
这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是否必须借助大众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当时刘少奇为主要代表的一线领导人,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到非发动群众就难以撼动的“独立王国”的地步?事实不尽如此。
一方面,毛泽东的一些主张,比如批吴晗,确实无法获得大多数中央一线领导的支持。他只好“另辟蹊径”,打破常规,组织党内另一批原来相对边缘性 的人物,来系统地组织起夺权的斗争。当然,毛泽东可能也感觉到,光靠这批人,可能还不足以达到他的目标。于是,在“文革”初期,他在继续绕开中央一线领 导、倚重边缘性人物的同时,策动基层夺权,向一线的中央领导施加压力。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反复,就是毛泽东借用大民主的形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的例子。在 一系列非常规的政治动作之后,毛泽东觉得废黜一线领导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利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机会,抛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在会上违背程序,改 组人事,终于达到把刘少奇边缘化的目标。
另一方面,大跃进之后,政策过程的制度化以及官僚制形态的复苏,被毛泽东视为眼中钉。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过程中,一线领导人逐步从 大跃进的随意的群众运动中脱身而出,逐步建立、恢复并巩固了政策进程的制度化管理机制。首先是政治权威的重新集中。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中央政 府不得不从跃进的战线上收缩。1961年底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从此进入了调整阶段。为了适应调整 的需要,中央一线加大了集中的进程,同时以十分微妙的方式展开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的修正。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其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反对分散 主义。在调整过程中,以前制定的过高的发展指标和速度,生产关系上的一些过左的做法,管理体制上一些过大的放权,都在调整中得到部分修正。期间,毛泽东从 大跃进的一线指挥官,又变为二线的调控者。毛泽东的沉潜,有利于一线领导人用更为规范化的态度实施调整。其次是全国性的决策机构更加专业化,中央的工作分 工更加明确。经济事务方面,陈云复出并领导5人财经领导小组,全面指导调整工作;李富春和薄一波领导计划工作;谭震林、廖鲁言主观农业;薄一波和余秋里主 管工业;李先念和姚依林分管财政和贸易,等等。此外,在文教、党务、公安等方面,都形成了专责管理的机构与人事制度。中央书记处负责日常的协调工作。这种 专业化的分工体系,接近于现代官僚制的要求,他们各自在正常进程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技术型的官僚在各自的领域内享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51]
现在,既然毛泽东认为整个政权组织总体上犯了方向性错误,掌握管理大权的党政机构已经是官僚主义了,那么,单凭推翻几个中央的总代表,是无法解 决问题的。从某种意义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而严密的官僚机构,比起在中央扳倒几个高级同僚更难“对付”。现在,可以借重的可靠力量,便是对自己无限崇拜 的群众。
的确,毛泽东发动群众搞“文革”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些持“阴谋论”的人所说的那么简单,是单纯要推翻刘少奇夺回领导权。他的更深忧虑也许不在刘 少奇等“走资派”身上,而是担忧当时的各级领导人中有许多“变色变修”了。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打倒刘少奇,肯定不足以解决问题。1967年他在接见阿尔巴 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时,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很透底。他说,为什么说从1962年到1966年我们 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 他不听。[52]
至此可以说,大民主虽然是毛泽东借以推翻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的手段,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权术,更主要的,它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实践。它的实质是,毛泽东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打压推翻被认为已经异化成为官僚主义者的各级领导干部。
民主是近代以降中华民族许多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毛泽东当属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不过,就所追求的民主的特色而言,毛泽东与其他很多人区别开 来。从根本上说,他孜孜以求的是与精英民主适成反对的大众民主。从五四时期提出民众的大联合,到延安时期发展出系统的群众理论,再到晚年实践大民主,毛泽 东式民主理念的大众主义品格,从未褪色。大众主义的政治诉求,构成毛泽东投身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无论如何,大众主义都是中国革命的一笔丰厚遗产。夺取政 权之后如何保持这笔遗产?对此,除了他擅长的思想教育改造、政党整风等手法之外,毛泽东还曾诉诸党外民主和党内民主。在以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外 力量被打压,党内民主也随着毛泽东的雄心日隆而遭到破坏,那么,如何防范官僚主义,就得寻求新的支持力量了。由四清运动导致的高层冲突爆发之后,毛泽东觉 得依靠既有的体制性力量已经无法达成目的了,甚至觉得这股体制性力量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民政权的异己力量。于是,他只得诉诸大民主。他相信,这个反右运 动的意外收获可以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新路。
古今中外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很少有人以如此决绝的姿态,发动大众把自己亲手缔造的政权体系砸烂。毛泽东如此作为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想缔造一个人 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国。在毛泽东那里,反对官僚主义与追求人民民主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毛泽东之矢志于探索民主新路,从根本上说就是希望能够摆脱官僚主义的魔 咒。
对于官僚主义这个人类政治的顽疾,除了厌恶之外,毛泽东对其产生的根源,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一开始,他只是笼统地认为,官僚主义是任何社会都存 在的落后的东西的一个表现。他在1957年整风时期说过,官僚主义是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也与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不久、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上存在问题有 关。“就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作风 (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 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53]他认为,党内的官僚主义等作风,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笔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随着实践的深入, 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产生官僚主义,甚至产生资产阶级。按照毛泽东的理解,当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后,干部作为国家的代表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 权,如此,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到剥削工人、农民,并以这种形式生成新的资产阶级。为了阻止这个阶级的形成,毛泽东在1959 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恢复“供给制”,希望用供给制来消除干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问题(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大办公共食堂因此而起。但是,这一招也不管 用,不但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根本无法解决干部的特权作风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干部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多吃多占生活必需品的问题,这被毛泽东看成是基层领 导“变质”的表现,并且认为这是新的剥削阶级产生的表现。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 情况。[54]于是,便想到在意识形态上着手。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这样,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它的本意就是从思想上 纯洁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就是说,在经济上的试验失败之后,毛泽东曾经想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办法,防范干部变质,但仍无法奏效,于是,毛泽东只好诉诸大 规模的群众运动了。
应该说,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干部掌握生产资料得以有机会支配群众,基本上触及了问题的核心。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虽然消灭了私有 制,也消灭了剥削,但是,劳动分工仍然存在。劳动的经济分工使有些人从事计划和管理工作,而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日常生产劳动。那些处于管理社会生产和再生 产、社会分配和再分配地位上的人总的来说,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获得了更多的报酬。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管理者就很容易成为官僚主义者。[55]相对于毛泽 东从生产资料控制权角度,周恩来则侧重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认识官僚主义的根源。周恩来说,“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 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 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56]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标准衡量,那么就可以看出,官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体制病。中国是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建设 现代国家所需的原始积累,只能通过集中控制有限的资源和人力来达成。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强大的组织能力适应了这一需要。不过,资源的集中控制一方面使 得本来就强大的党政组织实力更强,另一方面实际剥夺了大众独立自主的能力。客观上,党政-群众之间就形成支配-服从关系或者庇护-依附关系。[57] 实际上,这种客观上的支配-服从关系或者庇护-依附关系,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在各个单位里,都实际存在着。这才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最大温床,也是人民 民主的最大障碍。实际上,这里隐含着一对张力,那就是组织控制与群众自主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性的最大悖谬之一。从政治上说,虽然,国体 上规定了人民民主的性质,但实际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安排,使得仰赖于干部的群众,无从做主。毛泽东囿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无法充分认识这一点的,乃至于付 诸激进化的手段也无法解决问题。
历史的逻辑正是这样的延展的:在不改变资源集中控制的情形下,追求高速度和“一大二公”,势必造成组织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在资源稀缺的既定前提 下,毛泽东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愿望越迫切,建设纯洁的社会主义的决心越大,那么组织控制的能力就越需要强化,结果,所谓的“官僚主义”就越严重,毛泽东反 对官僚主义的姿态就越严厉。演变到最后,对官僚系统深感失望的毛泽东,决心以大民主的形式“继续革命”,大众政治由此走向极端。这就是大民主得以激进化的 内在机理。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 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8]毛泽东超越既定条件创造历史的试验,最终以悲剧收场。它对政治建设带来的影响是,既没有解决秩序或者权威的合法性问 题,也没有给大众带来实质性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其主要教训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也反掉了现代大规模社会国家建构所必需的科层官僚制;运动式的治国方 略,延缓了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进程,最终伤害了民主自身;过度发动群众运动耗竭了共产党的组织能量,削弱共产党的威信。尽管如此,毛泽东的以人民控制权 力、让大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思路,其合理内核仍然值得我们借鉴,问题在于找到有效的实现形式。无论如何,这些经验与教训,都可以为新时期发展人民民主提 供有益镜鉴。
原文刊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5期
[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2页。
[2] 大众主义的英文对应词是populism。在中文世界,Populism一般被翻译为民粹主义。萧延中主张把populism翻译为平民主义。他认为,现 在广泛流布的把populism当作贬义词使用具有片面性,最重要的理由,是在政治学理论的角度上,这种“眼睛向下”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倾向是一个源远流长 的经典“问题”。不能一见“民粹主义”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与贬义相联系,应当把它看成一个规范的政治思想史“难题”和重要的思想流派而加以审慎深入的研 究。为避免在毛泽东研究中使用“民粹主义”概念所造成的歧义,建议把populism译为中性词“平民主义”。(参见萧延中,“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类型、概 念与意义——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而作”,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2期。)在中国语境之下,萧延中的这一见解有其过人之处。不过,我们的观 点跟萧延中稍有不同。我们认为,鉴于毛泽东在思想成熟之后,使用更多的是群众、大众而不是平民,因此,结合汉语言的习惯,我们把它翻译为大众主义。
[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6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6] 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见http://hi.baidu.com/ %CB%DE%C3%FC%CF%E0%B7%EA/blog/item/2d617013ab438dd6f7039e9e.html。值得注意的是, 一个宣称成立于2008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生日的所谓"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发出的"告全国人民书"提出“造反有理”的口号,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就凭他们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消人民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权利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参见http://bbs.sina.com/viewthread.php?tid=68226。
[7]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 更具体的人选安排,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页。
[9] 同上,34页。
[10] 参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4页。
[11]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758页。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就制宪问题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因为人民政协在 全国有很好的(威)信,各民主党派也愿意召开人民政协,而不积极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选举的准备工作也还有些不够,因此,我们考虑在明年春夏之 间召开人民政协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而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到三年以后去召开。”见林蕴晖著,《共和国年轮(1953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 社,2001年版,第277页。
[12] 林蕴辉,《共和国年轮(1953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279页。关于斯大林的原话,上引的是党史学家的材料,另外一 处来自法学家的材料,在说法上则有所差异:“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其它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但你们在 组织政府时可给其它党派以恩惠,这样对你们更好。”《刘少奇1952年10月30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转引自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 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56页。
[13] 王人博,“宪法的中国性——五四宪法制定的背景”,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4月号。
[14] 1954年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召集权在国家主席,但其启动的程序则没有规定,只是说“必要的时 候”;而且,参加人员也存在模糊性,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之外,其他人员的范围就比较模糊。另外,它的实际效能还取决于召集人的 个人权威。在最高国务会议存续10年(1954-1964年)时间里共召开了20次。毛泽东和刘少奇先后担任国家主席,前5年毛泽东主持共召开了16次, 后5年刘少奇主持共召开了4次。
[15] 高金海主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16] 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243页。
[1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5-326 页。
[18]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71页。
[19]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31页。
[20] 参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0-500页。
[21]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45页。
[22] 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http://www.tecn.cn/data/detail. php?id=12997。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24] 《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26] 现在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出在党章中去掉“毛泽东思想提”的提法只是一种以退为进、测试其他领导人忠诚度的伎俩。对此,已有的历史资料表明,这种做 法其实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有个历史过程,而且这个决定就是毛泽东本人做出的。参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 (1956-1957)》,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368页。
[27] 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斯大林去世是在 1953年3月,因此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与他向叶子龙所说不想当主席了的话,应是有联系的。叶子龙还回忆说,“高饶事 件”发生后,大约在1954年底或1955年初,毛泽东曾对他说,高岗就是想当国家主席,但他不合适,国家主席必须承担很大的责任,必须由有威望的人来担 任。毛泽东还表示:“我老了, 不适合当国家主席了, 我也不想当这个主席。”转引自彭厚文:《“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制度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
[28]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50页。
[29] 彭厚文,《“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制度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
[30]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2-423页。沈志华认为, 在两次事件之中,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 是因为如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才会进一步扩大,声望才会显著提高。……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同上,第423页。
[31]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90页。
[32]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 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 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回来之后,毛泽东明显头脑发 热。他在1958年4月15日,写下这么一段话:“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 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33]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34] 关于毛与刘这段冲突的具体情景,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8-1371页。
[35] 参见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页。
[3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50页。
[37]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毛泽东非常赞赏,每次回京汇报,毛泽东都会对她说,“根子在上面”,这就是四清挖根子的由来。
[38] 当时不仅中央领导,而且地方各级领导乃至参加运动的群众,也都把它当做又一次反右。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28-38页。
[39] 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记录整理稿。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7页。
[40] 比如四清运动先后搞了三个条例,即《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足以说明这个运动的开展是个探索的过程。
[4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89-1390页,1450页。
[4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3-324页。
[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92页。
[4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5]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0年二月)”,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46] 当时这种群众性组织有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三种形式。见《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47]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0年二月)”,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48]黄炎培,“延安归来”,载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49] 马社香:“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王卓超回忆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期间的一次谈话”,载《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50] 同上。
[51]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针对《十六条》所发表的评议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 行。” 转引自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第53页。事实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那一套主张在党内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出现了所谓的两头热、中 间顶的状况。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1044-1045页。
[5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69-1470页。
[53] 参见梁柱主编,《毛泽东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探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0-254页。
[54]《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6日、9日。转引自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55]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第13-14页。
[56] 周恩来,“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载《周恩来选集》(下),第209页。
[57] 王绍光认为,“由于等级制度的存在,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对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建立民主的政治控制是很重要的,尽管这样做不太直接,但却是保证以 平等的权力运用生产资料的唯一途径。……不幸的是,中国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建立起了等级制度。这种不民主的权威结构的存在很容易导致支配与服从关系的产 生。”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第13-14页。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戴慕珍(Jean C. Oi)从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村收成分配关系出发,推演中国农村政治关系的特质。她认为,用庇护主义(clientelist)来定性中国的乡村政治关系, 最贴切不过了。“从庇护主义的观点看,日常权威的行使,是通过分配被精英所垄断的而且是大众赖以生存的种种机会、产品和资源来体现的。在共产主义中国的背 景中,中央计划经济和定量配给制,内在地为这种权力的行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9。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