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乡村发展是21世纪全球化经济图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至今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7%以上。因而我国农村的农业现代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基础。然而,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政策形成目前农村区域严峻的“三农”问题。李昌平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仅仅是“三农”问题的外在表现,本质上,“三农”问题是农村经济、环境和社会交织的难题:
一是农村经济难题。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政策导致传统的农业经济规律在农村地区失效。例如,传统的农业经济学中,土地(耕地)与资本、劳力和技术一样仅是农业经济形成的因素之一。但在我国农村,一方面,农民对土地(耕地)没有占有权、支配权、处置权、交易权,而仅仅是契约上的使用权,所以,耕地不单纯是传统经济学的农业生产因素;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离土不离乡”政策,进城为工业化做贡献的农民并不能在城市立足,土地(耕地)更是他们退守农村的生命线。
二是农村环境难题。人多与地少的严峻冲突进一步巩固了人们自然与社会“二元”的观念,即以牺牲自然环境与资源为代价,求得近期发展,满足所谓社会目标。农业上对耕地的不合理使用,为了短期的产量目标大量投入化肥和农药,造成耕地衰退、食物污染。更有甚者,城市高污染工业逐步向农村转移,农业可持续发展赖以存在的、农村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生态系统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三是农村社会难题。巨大的人口负担和上述双重的“二元”社会从经济和生态两方面引发农村在食品、经济、环境和教育等交织的困境。因为经济收入上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农村居民“享受”的是质量最差的食品和日常用品,更别提能获得与城市同级别的环境保护和教育资源。
二
可见,我国“三农”难题的症结不在农业或农村本身,而在于长期的“城乡隔离(城乡户籍登记制度)”,“离土不离乡”、以及“剪刀差(农产品便宜,生产资料贵)”等诸多城乡不平等政策,前者造成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大量本该在为城市做贡献的、有能力城市落户的“农民工”不退守回农村。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国第一产业的比例已经大大下降,但农村人口比例依然高达67%以上。试想7个农民生产食品给3个城市居民消费,当然是后者说了算,农业何来效益?而剪刀差则直接使每年上千亿的资金直接从农业流向工业,从乡村流向城市,形成长期的事实上“以农补工”和“以乡补城”,农业成为破碎的产业,农民获得微小的食物生产利润,大量的产后加工、包装和营销的增值利润则被来自城市的工业、商业和副业经营者瓜分。农业的弱质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
以上分析可清晰解决“三农”难题的出路:
第一,就是要走农村城市(镇)化之路,尽快减少农民数量。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转移即城市(镇)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现阶段正进入快速阶段。吸取以前工业化过程扭曲的政策监管的教训,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应把监管提高到很高的高度,因为:监管得好,让城市自动“拥抱”进城农民,城市化肯定成为我国化解“三农”难题的根本途径;监管不好,也铁定会出现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城市化的恶果---孟买、墨西哥城的贫民窟、黑社会的伴生,而葬送这条理论和现实都不避免的道路;
第二,从歧视“三农”彻底扭转到以政策保护农业。正如加拿大农学家Caldwell博士所言,农业是“把太阳光转化人们健康、幸福生活的科学、实践、政治学和社会学”。农业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生命的产业,事关人类的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不能走与其他无生命的产业的货币化、市场化之路。即农业不仅仅是“经济学”,更应该是“政治学”,用政策加以保护。发达国家乃至我国的台湾,之所以没有“三农”问题,政策的保护作用远远超过技术的推进作用;
第三,以建设健全的农村(民)专业合作组织促进农业融合成为真正的产业,使农民能分享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农村合作组织法已经颁布了3年,政府和各级非政府组织应该极力帮组农民建设健全的农村(民)专业合作组织,真正实现农业产业的“种养加”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真正做到社员平等参与(决策、经营),利益均沽。像培田这样以古民居为优势资源的村庄,同样可以以古民居产权为纽带,形成统一决策和共同经营的特殊合作社,保证有序经营和有效保护的统一,开辟乡村旅游的新路径。
- 责任编辑:s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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