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史学月刊》201009

     

     

    [关键词]社会史论战;学术与意识形态;历史研究

    [摘要]发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一直徘徊于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论战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目的在于解答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论战学者力图用唯物史观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全程,突破了把历史学降格为史料学的局限,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理论解释的必要性。论战关注, 钟情于长时段历史。这种做派与当时的主流学风背道而驰。同时,这也导致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压迫性力量,还是一种生产性力量。它能够从 外部为学术发展提供动力机制,起到刺激学术生长的作用.意识形态化具有双重作用,既引发了种种问题,同时也为历史学出现转向创造了契机。

    [中图分类号]K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90017—07

     

    The Social History Controversy in the 1930s:

    Between the Academy and the Ideology

    CHEN Fe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 inan 250100, Shandong , China)

    Keywords the social history controversy; academy and ideology; historical research

    Abstract: The social history controversy in the 1930s hesitated between the academy and the ideology. With the intense practical requirement, the controversy w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 which direction should China go?" This drew further apart from the mainstream academic atmosphere at that time. With their efforts to expla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ebaters broke the limit of degrading historiography to the science of historical data, and made people again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he controversy paid much attention to "smoothness" and "changes" and was deeply involved in long-period history, thus it led to ideological his- toriography at the same time. Ideology was not only a suppressing force hut a productive force. It could provide the ex- ternal power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e the academic growth. Ideology was a double-edged sword., it trig- gered problems and provided the juncture for the steering of historiography.

     

    在 现代学术史上,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纠缠不清而又无法回避的难题。大体说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主张学术应当主动为政治意识形态服 务,因为研究学术就是为现实服务的,而政治意识形态是现实的重要部分;①另一种则认为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井水不犯河水,学术应当远离意识形态,二者的纠结 只能使学术迷失自我。②简言之,前者是“服务说”,后者是“远离说”。近年来,随着学术自觉意识的觉醒,“服务说”日渐失去号召力和吸引力,“远离说”越 来越被认同。应该说,这是学术走向独立和成熟的一个标志。但是,这种认识一旦趋向极端,导向对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其误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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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将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的当推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载《红旗》1965年第13期。

    ②张汝伦的《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论》一文,依据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并结合中国思想史的进程,对此进行了细密的理论辨析,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7期,19945月。刘梦溪则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标志角度审视此问题,见《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载刘梦溪:《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8—104页。在历史学领域,关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阐述,往往附着于历史与现实、求真与致用等问题之下,具体可参看王学典、陈峰:《一个从无到有的独立学门——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史学理论研究》,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126页;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l2页;徐国利:《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目前占上风的“远离说”有一个基本预设,即政治意识形态是纯负面的东西,具有毒性,学术一旦与之接触就会变质变味。笔者以为,这种预设是有问题的,其中含有极强的偏见。

    海外学者余英时曾对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做出概念上的区分,并就二者的关系加以疏解。他认为,学术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源头活水,意识形态应当向学术思想保持开放。余英时说: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实践中不能截然划分学术思想中往往杂有意识形态的成分,而意识形态也不会全无学术思想上的根据从理论上说,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是两回事,各有其疆域和运作规则。但事实上,二者又不可避免地会缠绕在一起。究竟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恩怨纠葛呢?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

     

    中国往何处去:以学术研究关怀社会现实

     

    不得不承认,社会史论战不是纯粹的书斋里的论争,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的。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的中国正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一种对革命前途的困惑情绪。中国往何处去成 为人们思考的焦点。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回应,构成了二三十年代之交思想文化界的基调。由此,社会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理论问题,社会史论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引 爆的。《读书杂志》编者王礼锡直言不讳地说:“这中国社会史的问题所以能引起全社会的兴趣,就因为它不仅是一个要了解的问题,而且是解决行动问题的前 提。”②参战者王宜昌则说: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目的,一方面固然在于学术真理的探讨,“但重要的却是认识当前的社会”③。于是,“中国社会史的各种问题,尤 其是中国经济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思想界所最有兴趣的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种问题”④。几乎所有参加社会史论战者都认同这种从现实问题中提炼出学术问 题、为现实而研究历史的态度和做法。

    不难看出,论战参加者的这种做派与当时的主流学风背道而驰。在1920年代的学术界尤其是学院派学者圈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一致主张走纯学术之路,不计较现实功用。胡适说:做学问不当先存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为 真理而真理”的态度。⑤顾颉刚从学术客观性的角度进行了阐发。他提出:科学是纯粹客观性的,科学的目的不在应用,研究的人所期望的只在了解事物的真相,并 不是要救世安民,科学的基础是建筑在事实上而不是应用上,要“秉着纯粹求真理的态度去观察事物”⑥。傅斯年认为,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好谈 致用”,以为“学术之用”,“必施于有政”才谓有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⑦他主张把历史学建设成为像生物学、地质学那样的“客观的史学”,强调史学 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⑧论战学者对主流学风的公开反叛,外部环境的驱动是最直接的因素。但这种行为的发生也不能脱离学术演进内在逻辑的支 配。不可否认,胡适等人标举为学术而学术,不但大大扫除了以资治和训诫为旨归的传统史学的积弊,而且建立了一套现代学术研究的标准和规范,为中国历史学的 科学化作出了贡献。不过,这种态度和做法一旦走人极端,其问题也日渐暴露出来。

    这 里列举两点。一是使历史学停留在史料整理的层面上。由于义理的阐发往往与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排斥义理也就成为不谈致用的前提。而考据与义理犹如天平的两 端,此升则彼降。这样,考据工作的地位变得空前显赫。按照顾颉刚的说法,研究学问就是研究事实,而材料是事实的载体,于是史料的搜求和考辨就成为史学的中 心内容了。无怪乎“古史辨”蜕变为“古书辨”而受人诟病。翦伯赞就批评说,顾颉刚与其说是历史家,不如说是考据家。他搜集了不少古代资料并批判了这些资 料,但他始终没有力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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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981页。

    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3月。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l9318月。

    白英:《中国经济问题之商榷》,《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l9328月。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第l集第2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286页.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116日。

    傅斯年:《中国学术界之基本谬误》,《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69页。

    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成 一部中国的古史。①这样,古史辨运动仅仅是“史料学的革命”,而“不能视为史学革命”。②“史学本是史料学”的主张,更是将史学工作严格局限于史料整理的 范围内,视更高层次的工作为不可及、不必及。但无论如何,史料考订只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只辨析材料、还原事实,不进行史实的诠释与重 构,永远是不完整、不全面的。而这恰恰是当时主流学派的致命伤。

    二 是造成了选题上的失衡。既然学术自成体统,就不必过问现实利害,学者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去选择研究题目。胡适就提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 具有同等价值。③顾颉刚认为,史学研究应该有平等的眼光。只要是事实,就值得研究。一只猫、一块石、一根草、一座机械、一张皇榜、一首情歌,无不在科学研 究的范围之内。他主张:“不做学问则已,如其要做学问,便应当从最小的地方做起。”④他们认为不同的题目是等价的,言下之意是为小题目争取生存空间。胡适 在致吴晗信中,指示吴晗“试作专题研究;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⑤。这一忠告,反映出胡适及史料学派在选题上的 特点,即回避重大问题的探讨,专向冷僻、琐碎的题目下手。

    1926年梁启超开始反省此弊:“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近来史学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的工作.”梁氏认为:“一般做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这时梁启超的主张是: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做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齐 思和也表达了同样的不满。他说:他们选择的题目,多是冷僻偏窄,无关宏旨。一个人的生卒年代,一个小说故事源流的考辨,一个名词的解释,往往成为万字长文 的题目。⑦这样他们就陷入了对细枝末节的无穷尽的追逐之中而不可自拔,形成一种琐碎偏狭、识小遗大的不良学风。钱穆的评论综合了以上两个方面,称史料派为 科学派、考订派,他说:科学派“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考订派“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 狭之追究”。⑧英国史家柯林武德曾概括西方近代实证史学的特点为“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⑨。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 民国时期的中国主流史学。

    当 论战学者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研究历史时,则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就整体而言,社会史论战是一场关于如何解释中国历史的辩论,也就是说,它重点在解释,而不在实 证。论战学者都力图用唯物史观来说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一工作,单个事实的考辨是不能为功的,而必须依据一定的史观或理论进行建构。例如,中国存 在不存在奴隶社会,有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相关的理论脉络,把握西方社会历史的一般情形,仅凭考据方法和实证研究是得不出答案 的。在社会史论战中,理论体系名目繁多,专制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令人眼花缭乱。当然,这些对历史的诠释说明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甚至根本难 以成立。但是,它的确突破了把历史学降格为史料学的局限,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再者,社会史论战着眼于宏观层面,关注,钟情于长时段历史。论战中风头甚健的李季就对顾颉刚等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应当先观察整个的全体,用大刀阔斧,劈出一个粗形,然后再来解决各细微之点”⑩。马乘风也说:“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部,是古代社会的大轮廓,是古代社会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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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

    彭明辉:《顾颉刚与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萌芽——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探讨》,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1992年第12期。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第286页。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

    转引自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0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14页。

    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大中》第1卷第1期,19461月。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页。

    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5页。

    李季:《中国社会史批判·序言》,神州国光社l936年版,第11l2页。

     


    问题。”他还批评顾颉刚等的《古史辨》提出的问题,都是些小问题、枝节的问题、头发梢似的问题,就是解决了也不能使我们明了古代社会的问题。①

    论 战学者中普遍存在一种通古今之变的追求。他们希望对中国历史进行贯通性考察,对细小的题目缺乏兴趣。这一点从论战文章的标题上可以看得分明。不管文章的长 度如何,皆是宏观立论,舍小求大。他们企图在一篇文章或一部书中将全部中国社会史问题澄清。而论战讨论的问题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都是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 大问题。依照后人的归纳,当时的核心议题有三个: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二、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三、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 会”和“专制主义社会”。②在这些问题的牵引下,论战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动上,重点勘探历史的大关节、大波澜、大转折,像春秋战国时代、 魏晋时代、明清时代、近代等变化剧烈的时期。

    社会史论战关注的是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因而属于长时段研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都是长时段概念。再如,王礼锡提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有一段谜的时代,而这个谜的时代是 指自秦代至鸦片战争以前二千多年的历史。至于某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社会的全局性问题,无疑都是长时段的。马乘风说:“当我们分析历史的时候,就不 能不从大处着眼,我们必须取出历史长流中的若干大的段落来看,从各主要的事象上,加以仔细比较,以求出前一段与后一段之不同的特征何在。如果我们单盯住一 个极短的时间来看,我们将永远难以求出此一短时期之历史的特征何在。”③章太炎所谓“昔人治史,寻其根株,今人治史,摭其枝叶”④的弊病得到有效克服。可 以说,与以考据为业的学院派史家相比,论战学者问题视野大大拓宽了。不过,论战在这方面又不幸陷入偏颇。有论者指出,《读书杂志》上文章的最大缺陷就在于 “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深度与细致”,论者热衷于大题目,却只对史实做简单勾勒,以很小的篇幅纵论上下古今,缺乏说服力,结果是妨碍了论战的深入。⑤

    透过以上事实可以发现,论战学者以现实问题引导历史研究,将学术与社会连接起来,毕竟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的这种态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做法导致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化。日后人们对论战的批评也集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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