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主张“革命”的激进思潮,成了贬义词。我个人比较认同英国学者卡农范和台湾学者邓志松的看法,即民粹主义是个中性词,是“人民对制度化、精英统治、主流价值、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
中国精英对民粹主义的批判,给人的感觉是在撒哈拉修建防洪大堤。官员财产公示为何这么难?因为社会力量对比远未达到均衡,没有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既得利益者不可能突然从内部产生变革动力。事实上,对民粹主义的妖魔化、污名化,不过是给动辄宣称代表大众利益的学者做舆论准备,为非严格意义上的“法治”腾出空间:茅于轼为富人说话的精英论调,与俞可平“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可能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独裁政治相联系” 何其相似乃尔----
这些言论暴露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将人们对制度缺陷、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痛恨心理,简化为对财富本身的仇恨(仇富)或民粹主义。
国际学术界目前对民粹主义的论争,集中在全球化以及与欧盟有关的全民公决、民主的制度设计等问题上面;在现代公民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近乎白板的情况下,谴责民粹主义是独裁政治的温床,实质上是对正当维权和要求社会公正的打压,自然会引发民意的强烈反弹。
认清这些偷换概念的所谓精英的反民粹言论,对另一种改头换面的“民粹主义”也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一文,对中国从古到今的贤哲,上至春秋,下至开启民主、科学的“五四”一代,均一网打尽,全盘否定,堪为畸形“民粹主义”的表率:“在道德上,这种‘德’与‘仁’的精神资源,必须在小民百姓中挖掘。”
毛泽东把权力赋予没有经过自由民主教育的大众,导致文革成为民众对建国17年以来累积的不满的发泄渠道,以及人性之恶的集中释放,国家的经济、民生陷入混乱和崩溃的边缘。沃尔特·李普曼早在1922年就发出了警告:大众绝对无知者的比例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这些人是精神上的儿童或野蛮人,是煽动者的天然猎物。民众只有接受自由、人权、民主的教育,以及民主手段的训练,才能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成为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设公民社会和现代强国才有可能。
缺乏公民教育的民间有何优良的政治资源可言?民间维权只是个人或个别群体不自觉的为争取生存权的被动反应,与自觉自愿地追求自由民主尚有很大的距离。
因此,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公民教育,为培育和建立崭新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一旦危机来临,不是同舟共济(没有这样的心情,也没有这样的条件),而是揭竿而起、玉石俱焚,成本十分高昂。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严重缺乏公民教育的瞎折腾的历史:流了再多的血,不过是换个奴隶主继续瞎折腾,社会进步异常缓慢。
现代公民社会强调公民个人的责任和权利,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承担一定的责任,何以享受一定的权利?
盲目、片面地鼓吹人民从来正确、永远正确,和极端地反民粹主义,宣扬精英统治才能带来稳定和发展,这两种极端倾向都是在变着花样愚弄大众:前者成立,则公民教育大可不必施行,专制得以成为人民永远的枷锁;后者令权贵成为世袭,严重堵塞中下层的上升渠道,并假设公众永远都不明白什么对他们最有利,只配做沉默的羔羊,特别适合被代表。
民粹主义的类型和定义多种多样,卡农范认为唯一的共同点是:诉诸人民和对精英的不信任。我认为,这正是民粹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和最不坏的民主制度一样,民粹主义一直在发展和变化当中,需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修正,扬长避短,而不是简单地一笔抹杀。
鉴于“精英”层出不穷的优异表现,我们应该让这样的民粹主义来得更猛烈一些: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理性地看待民粹主义,去粗取精,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公正、平等和贫富分化等问题;站在自由和大众的立场上,继续对精英的不信任,继续回归常识、拓展言论自由的空间,普及公民教育,让自由、民主、科学、宪政等普世价值深入人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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