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11年2月21日

      地点:北京温特莱中心B座2楼商务会议厅

      主持人: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

      参与人:伯格洛夫、白重恩、陆南泉、许成钢、高世楫、孔田平、田春生、王小鲁、钱颖一、宋晓梧、王一江、李稻葵、周其仁等

      2011年,中国迎来了“十二五”开局之年。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甚嚣尘上的各种保守和威权论调,令改革的步履格外沉重蹒跚。

      2011年也是前苏联解体20周年。20年来,前苏东集团国家的转型逻辑是怎样的?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能否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启迪?抑或是更加彰显中国有别于东欧、前苏联转型国家的特殊性?

      2011年2月21日,财新传媒发布《转型报告2010:复苏与改革》( Transition Report: Recovery and Reform)中文版。该报告英文版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推出,集中分析以东欧、前苏联转型国家为主的“EBRD区域”各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实践。财新传媒获得报告的中文版授权并编译出版。

      发布会当天,财新传媒和《比较》杂志主办了“转型之鉴”经济学家圆桌对话,旨在为中国改革寻求一个比较和反思的支点。

      ——编者

      转型国家的经验

      伯格洛夫(欧洲复兴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这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转型报告》第一次以中文版的形式发布。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欧洲的复苏与转型,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报告能为中国学者提供转型方面的参考。

      我们的报告题目是《复苏与转型》。对于讨论复苏而言,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整个EBRD地区的经济在经济危机中遭到了重创,同时,非常缓慢的经济复苏也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是需要做出修改,是不是存在一种新的增长方式?这份报告就是探讨我们从经济危机中所得到的教训。

      我们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 EBRD地区不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原有的模式在过去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在今后也同样会发挥非常好的作用。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EBRD地区目前的增长模式存在几点关键的不足之处:一是改革的不完整性,二是发展的失衡,三是全球金融的脆弱性。这些经济脆弱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伤害特别大。所以,EBRD地区需要设定一个新的增长议程,促进更强劲、更安全的增长。这意味着一种更长期、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增长,也意味着这种增长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我们从过去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三点主要经验。

      首先是不能过分依赖外币融资,要建立本币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使本币的金融市场和体系能够更强有力地应对世界经济出现的危机和影响。

      其次是要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扫清障碍。增进出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开放外部市场,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升国内的创新。

      最后是要改善商业环境,这是各国的共识,虽然各国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在EBRD地区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技术的可得性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决定了就业率,决定了能够得到职业的技能。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抵抗腐败、扫清腐败。

      陆南泉(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东欧国家转型也有20多年了。现在回过头来总结这些国家的转型,的确很重要。

      俄罗斯经济转型到底对经济发展起多大作用,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国内一些学者一提到叶利钦时期的转型,就联想到休克疗法。把俄罗斯的经济大幅下滑仅简单地归结为“休克疗法”,但实际上,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经济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因为苏联时期的历次改革,不触动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改革不能成功;二是苏联经济严重畸形,它的工业80%跟军工有关,只要军工一垮台,经济立刻大幅度下滑;三是苏联是个半封闭的经济,60%的贸易在经互会国家内部进行。经互会一解体,经济立即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俄罗斯大幅度下滑仅仅归结为休克疗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90年,即苏联解体的前一年,苏联经济已出现负增长,怎么能说是因为休克疗法才导致俄罗斯经济危机呢?

      那么,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经济为什么上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叶利钦时期石油价格10美元一桶,到了普京时期达到了70、80、甚至100多美元一桶。所以,我们考察经济转型成功与否,不能仅仅从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国人对其他转轨国家的历程有个误区,即只看到俄国碰到的严重问题,以偏概全,不知道东欧国家最近20年来的转型历程,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以波兰为例,它是东欧转型国家中除了前苏联以外最大的国家,自从体制转型以来,其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前,波兰总体的经济增长和中国相差并不很大。

      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波兰的人均GDP水平比中国高很多。虽然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波兰稍微快一点,但这并不值得特别骄傲。因为中国比它穷太多,可以从国外抄来的东西太多,太容易。即使中国在15到20年后GDP总值超过了美国,其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大于波兰在转型之前的水平。

      问题在于,当中国GDP总值超过美国的那一天到来之际,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像波兰经济一样继续增长;当中国人均GDP同美国的差距达到波兰的水平的时候,中国经济还能不能继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追本溯源,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经济在人均GDP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仍然能够快速增长,应当归功于以下三点因素:一、经济体制的基本转变,即从中央计划的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二、政治体制的基本转变,即从过去的体制转变为民主、宪政体制;三、货币的可兑换性,这一因素的作用小于前两个因素,但也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不在所有这三点上学习中东欧国家,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愿望会成为泡影。

      高世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关于中东欧转型与增长,我还有些困惑。一些中东欧转型国家已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可以更加深入地融入欧洲经济体,这本应使它们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绩效、应该比中国更有竞争力,但情况并非如此。2005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Shleifer就撰文说,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正常的中等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了。布什总统2003年也赞扬普京为俄罗斯带来了民主、自由和法治。从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条件来看,俄罗斯的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都非常丰富,基础设施也很完善,但迄今为止,其经济增长的绩效并不是很好。俄罗斯有很强的军工基础,有很多杰出的工程师、科学家,为什么这几轮高新技术发展都没有赶上?如果不是因为全球大宗资源产品价格上涨的话,其经济状况可能还要差。

      孔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

      我赞同伯格洛夫的看法。中东欧国家不需要采纳所谓的新的增长模式。中东欧国家除了波兰经济规模较大以外,其他国家都是小型的开放型经济。这些国家不得不依赖于外部的市场和资金,主要是西欧的市场和资本。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可观。只是受全球危机影响,经济增长才有所放缓,在2009年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出现了衰退。

      事实上,要指望中东欧国家完全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能的,它只会做些微调。在过去15年内的欧洲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大量西欧银行控制了中东欧的商业银行部门,向居民和企业发放了大量外币贷款,这增加了经济的潜在风险。

      田春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我想谈谈关于苏联社会剧变的经济原因以及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一、经济体制的动力和功能丧失殆尽。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强制增长”的能力逐年下降。苏联时期,经济增长没有出现负增长,所以不算经济崩溃。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自行崩溃的,是由叶利钦从政治上解除的。苏联解体后出现经济崩溃。从统计数据看,苏联从1990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数值的绝对下降。苏联的经济体制从有效运转到停滞不前,其中既有计划经济本身的诸多弊端,也与苏联僵化的政治制度、“斯大林模式”的遗产、长期形成的官僚政权体制、集权统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思想等的禁锢不无关系。

      二、经济社会改革始终没有扭转体制弊病。在经济改革方面,苏联时期自上世纪60年代柯西金改革到80年代各种经济改革措施一直没有取得效果;在政治改革领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和“新思维”也没有能够推动苏联改革,反而导致社会思想的混乱和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和旧体制不被逆转的政治考虑”,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

      三、经济衰退和体制失灵是苏联社会剧变的重要内因,但它不是导致苏联必然解体和社会剧变。苏联解体和社会剧变本身,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社会剧变和变革,都不可能仅仅用单一经济原因能够解释。而对于苏联解体和国家剧变的一个难以回避的原因就是,共产党作为苏联当时的执政党的瞬间瓦解,使国家和社会丧失控制力。

      四、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因素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因素。“斯大林模式”能够使苏联实现工业化,能够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能够使苏联在二战后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发展。然而,在全球格局和时代特征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以“集权”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斯大林模式”逐渐运转失灵。由于这一模式难以适应全球格局的变化,“集权”和“僵化”的模式为以后苏联剧变和解体埋下了伏笔。

      近20多年来,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国家的转型的经验教训很多,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转型国家实现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不是可以被认定为已经完成制度“转型”?

      曾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的科勒德克(Grzegorz W.Kołodko)以及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匈牙利籍著名学者科尔奈等人,在对比了东欧、前苏联国家与中国、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后,一方面肯定中国、越南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认为,这些国家的改革只是一种“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没有“全方位地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些国家可以比其他转轨国家,如俄罗斯等国获得更高的持续增长,但是改革转型所带来的力度不大,GDP的增长率并不能说明转型后的“长期趋势”问题。他们隐含的观点是,只有实现诸如俄罗斯中东欧那种转型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应该包括民主改革。本世纪以来,俄罗斯已经实现经济增长,成为“金砖国家”的成员。因此,从长远来看,其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是既定的。中国在经济增长大趋势上与俄罗斯相同,那么中国完成社会经济的 “转型”了吗?

      在我看来,作为整体性、历史性、变革性的人类社会的大规模的制度性转型已经基本结束,这是对于“转型是否终结”的基本的判断。其标志是:首先,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性大变迁、大动荡已经过去,市场经济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建立,各国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其次,各国已经走出“转型衰退”的阶段,进入市场经济框架下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市场的主体与运行、资源的配置与方式,市场制度的法律、规则,都在完善的过程。再有,多数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尽管出现很多问题),例如WTO;中国俄罗斯等国对于国际性经济事务的参与、主导和话语权的不断增强,例如20国集团等。最后,在西方理论界看来,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结束,其重要标志就是这些国家大多数已经“加入欧盟”。

      二、转型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结合导致和产生的腐败,是不是转型国家特有的现象?

      俄罗斯的经验表明,政治权力一旦与经济利益勾结,“政治内部人”首先成为改革转型的“攫财大亨”。也许,这就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遗产”?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国家制度的设置看,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很难勾结在一起。在俄罗斯,叶利钦以及以当时的“青年改革派”为首的一批新贵,以“防止俄罗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目的”作为转型之初的首要目标,使俄罗斯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勾结,不仅导致转轨过程中的经济腐败,而且俄罗斯的新贵们实际上就是转轨进程中所特有的一种“政治内部人”。

      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内部人”而忽略关于转型中“政治内部人”的权力制约问题。如何解决转型过程中的“权钱结合”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尚需深入研究。

      三、“由国家力量主导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是不是转型国家的一种经济趋势?

      近年来,俄罗斯逐渐显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形态,即国家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自本世纪之初普京执政起,俄罗斯通过整治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寡头集团、委派政府官员在垄断性企业任职、组建国家控股的大型旗舰企业等方式,实现了国家资本向命脉企业的扩张与垄断。普京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国家职能的重要性,其意图是通过政府强权治理,扭转叶利钦时期政府失控与国家混乱的局面,即采取一种国家强权的治理方式使俄罗斯走出转型衰退的困境,实现国家崛起。

      现在看来,在普京倡导的“俄罗斯思想”中,实际蕴涵有“国家”“集权”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同时也体现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念。俄罗斯以“重新国有化”的方式收回在激进改革时期被寡头集团所瓜分的部分重要的国有资产,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并以此达到了政府控制重要国家资产的目的。

      四、历史的路径依赖对转型有何影响?

      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转型初期,以彻底否定原有制度的遗产、建立与原有制度和历史惯性截然不同的制度模式为出发点。作为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国家法律在俄罗斯已经产生,从正式制度的角度上说,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制度架构业已形成。问题在于,在俄罗斯,非正式制度包括人们的理念、传统、文化、习俗、道德等等,则难以在短期内被移植,这使俄罗斯原有的历史遗产和制度惯性会继续发挥影响,而在较短时期内难以发生变化。那么,中国的转型和社会发展是否同样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

      中国改革路在何方

      许成钢: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全世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都向市场体制转型,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场转型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让全体公民在经济政治上得到自由、平等和博爱。持续的经济增长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从来不能代表全部。

      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在1989年以前最基本的教训是一直回避转型的核心问题,当回避迫使改革不能进步时,就发生了1989年到1991的大变局。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终究不可回避。前苏联的教训在于,如果没有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型,经济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比如,历史上纳粹德国在1934年和1939年的经济增长率曾经达到9.1%,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在1935年曾经达到15%,在1964年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曾达到13%,所以,仅仅考虑经济增长速度是远远不够的。

      转型的基本核心问题是体制转变,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变。前者的核心是从国有制变成私有制(私有产权)。关键在于从法律上保护私有产权,而政治体制转变的核心是向民主制的转变,关键在于对政府权利必须有所限制,即所谓的宪政。

      中国这30年的渐进改革,在不公开提及以上两个基本问题的情况下,已经悄悄地部分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一些领域中,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市场,做大做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私有部门带动的,从就业的角度来讲,非国有部门的贡献更是超过了国有部门。

      但是今天我想强调的不是中国已有的成绩,而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中国过去一直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缺乏配套的产权和政治体制改革,试图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条件下,用通融的办法来逐渐改变中国经济。比如私有部门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但我们知道中国没有私有化的计划,在没有私有化计划的情况下,中国进行了看起来相当成功的私有化。

      然而,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无处不在的政府权力使得中国面临着许多基本问题,已经无法用通融的方法来解决。在缺乏基本体制转型的情况下,政府的力量不会自行削弱。

      我要提出两个基本问题:土地私有化和民主宪政。中国现在必须面对、不能回避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它是任何经济里面的最基本的产权问题,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土地私有制其实是宪政的基本问题。国内很多推动宪政的人士在讨论宪政的时候,通常并没有将其和土地私有制连在一起。宪政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使政府不能无处不在,为所欲为,从而使公民权利得到保护。但这实际上是和土地私有制问题连在一起的。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府的权力大到了拥有全国所有土地的情况下,它的权力一定已经大到了不可限制的程度。因此宪政已经做不到了。只要我们希望推动宪政,就一定要推动土地私有化。

      高世楫:

      许成钢教授提出,土地私有化是宪政的前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我关心土地私有化到底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还是充要条件的问题,是不是实现增长、走向现代化的充要条件?是否怎样分配土地更重要?菲律宾、巴西、阿根廷等国土地私有的历史都很长,但是,这些国家都因大地主对土地垄断造成严重贫富差距,其现代化进程坎坷。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土地改革中照顾了公平问题,实现了共享式增长。这些历史对中国土地政策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孔田平:

      关于中国改革的路径,许教授提到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另一个选项就是政府财政预算方面的改革,我认为,应当将政府预算置于立法机关的严格监督之下。政府预算进一步公开化,让立法机关能够真正有效地监督政府财政。

      中东欧的转型是一个全面的转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法治的全面转型。中国确实在经济转型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还没有理顺,社会政治领域的转型滞后于经济转型,这是中国和中东欧转型国家的一大差异。

      转型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支撑?苏联解体是不是也有价值观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需要讨论改革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讨论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不是我们应当认同的价值观。中国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必须在价值观上凝聚社会共识。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成钢讲到,转型最关键的因素,一是私有制,一是民主宪政。我觉得,如果私有化指的是私有经济占经济的主要部分,从长远发展看,多数人对这两点都没有什么疑问。中国如果回避这两个因素,即使过去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未来的发展也难免会面临重大的问题。

      但就经济而言,私有制是不是惟一的评价标准呢?我认为,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私有化怎么推行,私有财产是通过市场竞争积累起来的,还是偷来的、抢来的,抑或通过腐败、通过寻租拿到的?其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和中国相比,俄罗斯很快实现了私有化。但上世纪90年代这个私有化过程很大部分是以偷、抢的方式进行的。很多国有财产是被少数和权力勾结在一起的人瓜分的,结果形成了私人的垄断权力。

      另一个问题是,私有制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是促进竞争,还是导致垄断?叶利钦时期的休克疗法,造就了一大批石油财阀、垄断寡头。他们都是私有的,但他们的财产基本上是偷来的。在福布斯世界排行榜前100名中的俄罗斯富豪,大部分都是来自石油、银行、矿山一类具有垄断性的行业。现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中国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占份额最大的是房地产商。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开发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竞争行为,它必须要和政府权力联系在一起,因为政府垄断土地,它就会围绕垄断产生寻租、腐败。

      因此,不见得中国也有私有化,中国同样也在私有化,但除了靠竞争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外,还存在一个静悄悄的、围绕权力发生的私有化。结果是少数人积累了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是靠寻租、官商勾结得到的。这种情况和改革早期以竞争为主导的私有化的方向是相反的,是危险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靠政府的透明和社会公众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来杜绝这类现象。

      最后,并非每个领域都要私有化。有些天然垄断部门不是国家垄断就是私人垄断。在这些领域,未必私人垄断就比国家垄断更好。但国有经济要做好,也需要股份化等制度改革,并由社会监督。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每次读转型报告的时候,我就不免联想到中国。因为毕竟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与东欧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很相似。我总疑惑为什么中国和东欧前苏联的转型不一样。比如,这个报告中提出“更安全地增长”(safer grow)、“更强有力地增长”(stronger grow)。中国从来没有这种说法,中国提倡的是“高质量的增长”和“可持续的增长”。

      报告提出“更安全地增长”是为了防止增长太脆弱、起伏太大,但中国的增长似乎很安全;报告提出“更强有力的增长”,但中国需要“可持续”。中国对外输出资本,东欧前苏联转型国家是输入资本;中国主要是本国货币融资,东欧前苏联转型国家主要是外币融资,都正好相反。

      这说明开放经济对中国和转型国家的影响有不同的机制和渠道。比如,开放之后,外资把匈牙利的银行全部收购了。从经济学上讲,这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它带来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比如,虽然在金融危机以前,这些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相当不错,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它们受到的负面冲击远远大于类似的其他国家。报告中提到,东欧的出口增加还不够。相反,中国的开放带来了出口大增长。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可能与地缘因素有关。东欧前苏联国家紧挨着欧盟国家,而中国隔着太平洋与美国相望。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不可比,而且发展模式也有所不同。不只是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良好,印尼、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没受到太多负面冲击,它们都是经常账户盈余,继而复苏得非常快。

      我想,基本原因在于,一、中国、印尼、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非常受益于从1998年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都因此知道了要靠自己的经常账户积累,靠自己的储备积累,才能抵御金融危机。加上最近二三十年的技术进步,使得生产可能性边界大幅度外移,使得这些国家具备了很大的增长潜力。东欧前苏联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它们更多地受到欧盟的影响。从短期来看,中国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受益于开放的正面影响,这一影响可能比东欧国家大得多。

      二、技能的制约因素,技能就是培训和教育。一个国家的技能指标是和它的发展阶段相关的。比如,在中国的前一发展阶段,最需要的可能就是大量的中学水平的技能。具有中学水平的,超级的复制能力,是中国的强项。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出口值很高。但是,东欧那些较富裕国家的生产成本、工资水平都比中国高很多,它们需要的不是中学水平的技能,而是更高的技能。而在它们所需要的技能层次上,这些国家的情况却很差,也很受制约,虽然它们的人均教育程度比中国高不少。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就是观察首次举办奥运会的时间,日本是1964年,韩国是1988年,中国是2008年。在这些时点上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差不太多。前苏联(并不仅是俄罗斯)在1980年举办奥运会时的人均GDP可能也差不太多。

      中国的一大本领是模仿能力超强。在模仿能力超强的情况下,开放可以带来巨大的好处。而如果模仿能力很差,开放的好处就相对有限。开放和新技术给中国带来的好处超出了人们的设想。因此,尽管今天中国在制度转型方面,用转型报告中提出的各种指标来衡量,可能很差。但是考虑到开放和技能这两大因素——这里的技能是适应今天中国发展水平的技能——中国经济还是很有活力的。开放和技能这两大因素也恰好是东欧前苏联转型国家的短板。

      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中国与东欧、前苏联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但是,可能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发展诀窍恰恰会造成以后的重大问题。比如,有人强调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和私有制运行相衔接的成功经验。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包括香港的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就在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从长远来看,这两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风险和问题。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以政府替代市场,而且,现在这种势头越来越强劲,地方政府的冲动想抑制都抑制不住。“十二五”期间许多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要翻番, GDP指标依然订得很高,多数在12%以上。要大上项目就要大征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往往名存实亡。另外,对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所造成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使我们为高增长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更为致命的是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搭建了巨大的权钱交易平台,腐败在多年的严惩之下日趋严重,现在也很难找到根治办法。

      王一江(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整个经济学界对转型问题的研究存在较大不足。我们总是在告诉政府你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去分析政府会做什么。我们总把政府看成一个外生变量,好像它如果明白了做什么是对的,那么在它愿意的时候,它就能做什么。

      实际上,政府并不是独立地根据知识来决定如何行事。比如,怎样做才能获得土地的高收益?世界上成功的国家有哪些经验和共同规律?这些知识其实主要是讲给民众听的。对于政府在什么条件下会做什么事情,我们并没有一个理论,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我们应该把政府看成一个player,看成一个内生变量、一个完整游戏的一部分。

      还有,对于宪政和保护私有产权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异议。但是,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到底是怎么成功的?我不是说改革中不存在问题,但是它的成功也是不能否认的。没有人否认宪政的重要性,但如果中国无法立刻达到宪政,怎么办?政治体制尚未改革,宪政还很遥远的时候,怎样建立私有产权的基础呢?

      私有产权和宪政的关系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中国特色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鸡和蛋的循环在哪里突破。但背后的原理是政府要受制约、要受限制。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我想说两个问题或观察。首先,前苏联的解体不仅仅是一个政党取代了另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国家的崩溃。本来有15个加盟共和国,最后全都独立了。密歇根大学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反思前苏联的国家崩溃,书的名字叫《大报复》(“The great revenge”)。核心思想是前苏联时代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国家分裂。我对此没有任何立场和观点,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高度关注这个问题。

      其次,前苏联国家进入所谓转型之后,在起初12年时间里,GDP连续下降,后来才开始增长,走了一个U型。试问,如果中国的GDP,不要说10年,连续3年负增长,会是一个怎样的后果?中国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会不会回头?俄罗斯没有回头。“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1998年在胡佛研究所演讲,说尽管俄罗斯发生了金融危机,但奇迹是俄罗斯的改革没有倒退,没有一个政党敢把“反对私有化”提出来作为竞选纲领。这说明了俄罗斯民众宁肯忍受长期的经济下滑,也不愿意改变改革的方向。

      那么中国的民众要什么呢?中国民众的要求跟俄罗斯不一样。历史阶段不同,民众的要求和呼声也不同。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以危机后经济是否复苏,作为验证一个国家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标准,值得商榷。经济平稳增长,特别是收入平稳增长只能是一种希望,事实上,任何经济都是会波动的。

      因此,那种认为经济“起”就是经济发展良好,“起”得越高越好,而“落”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不好的经济哲学是有问题的。如果按照这种逻辑观察中国经济,可能会得出一个非常武断的结论:公权力介入经济就很好。其实, “落”不见得就是坏事,“落”也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之路,但目标并不特别清楚,产权改革和民主并没有成为改革目标,由此,有些领域并没有改革,有些领域的改革停止了,有些领域则是倒退了。在改革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大家的看法存在分歧。关键在于彼此对于改革所依赖的价值观并不一致。比如,土地所有权的改革路向,一种路向是通过承包转让,让土地成为事实上的农民的私人产权;一种路向是通过集体所有权使土地成为国家控制的产权。这两个路向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当土地所有权受到国家控制时,它对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长期增长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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