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理想的河水是冲不过专制的堤坝的。古往今来,中国最不缺的是理想,唯一稀缺的是理想实现的途径。马克思之所以被世人推崇,概因为他为人类社会描摹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他不是一个实践者,只是一个思想家,理想走到现实向来是一个复杂的操作,如果有人去实践它,用惊人的成本换来的是一种踏步和倒退,实践者就要承担人民的审判,这是无可置疑的。马克思是思想家,思想是无罪的,妖魔化马克思是没有理由的。但实践者如果以思想家为革命的由头,为国家和社会种下祸胎,这就令当别论。
其实我不愿意把常识说明白,但面对新一轮的毛泽东热,众多的的角色粉墨登场,其中不乏政治老人、体制内的学者,当然还有权力者。对于这些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初衷如何,也没有必要向他们启蒙。但对于社会的芸芸众生,我还是有必要唠叨两句的,毕竟我是吃他们饭长大的。
我们再回到认识毛泽东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来。中国社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这种认识其实只在民间,就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混同在一起,这是异常错误的倾向。当然,我也不否定有理论大家和体制内的学者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其它,我向来没有否定他们的智力,但我怀疑他们的为人与心术。正确的思路是要把二者区分开来,让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不久前,我看到了毛泽东家乡的一位学者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楷模》。如果作者是从毛泽东的思想上立论,我觉得未尝不可,我向来是没有话语洁癖的。但作者俨然从他从政的实践上直入主题。他单刀直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这一理念贯穿于我们党的全部历史和执政的整个过程。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不仅是这一主张的理论倡导者,而且是它的模范实践者。毛泽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也是吸引我看下去的原因了。而通篇看来,我觉得作者是误读了毛泽东,他把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如果毛泽东在世,也不会同意他的这种看法的。
立论的起点我承认正确,毛泽东一介布衣,向来蔑视权势。由此,我想到了平民皇帝朱元璋,他铁腕惩腐、为生民立命的决心和作为是令人动容的,这也是有明王朝得以延续的原因,其帝柞之长久,与这个开国皇帝的作为不无关系。但那毕竟是皇权时代,我们评点古人不要离开时代的背景,如果朱元璋在当今的世界上当任何一个国家的皇帝,我想他是不会见容于天下的,可能会被“卡扎飞”。而在从政实践上,毛泽东确实是朱元璋的“FANS”,老朱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二者对今天来说都成了历史人物,但其作为却有惊人的一致。可他们的时间跨度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却天壤之别,这对中国人难道是一种福分么?那么我们今天把毛泽东重新推到神坛上,难道是一种正常现象?
毛泽东的思想起点源于马恩,这是没有人会怀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为思想家的毛泽东是杰出的。但美好的理想要用民主法治的渠道来实现,这是被现代政治所证明为永恒真理的。我没有深入研究马恩学说,但他们并没有否定民主法制,与之相反,他们更注重民主法制对治理国家上的作用。在考察了法美的宪政制度之后,马克思得出了“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的结论。马克思这样认为,民主是“人的自由产物”,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尤其是自由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而所谓自由,则是人的本质特征,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的本质,它“合乎理性的本质”,“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可见,他并不否定普世价值。而毛泽东和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取得政权,是和这种社会理想有着密切联系的。但取得政权后,尽管他一直秉承了这一社会理想,但却抛弃了民主法制,最后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认为,做为思想家的毛泽东是可敬的,但作为实践者的毛泽东则是可怕的。我们从下面的一个事例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的景象: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揪斗时,手持宪法严词抗争:“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想必不用我来细讲。
我们究竟要继承毛泽东的什么?当然是毛泽东的思想。我们要抛弃什么?那就是他的专制独裁。这是毫无疑义的东西,但我们的很多体制中人和专家学者总是欲言又止,其用心着实让人怀疑。如果专家学者连常识都不能解释,这就不是吃闲饭的问题了,当然,另一个常识他更不知道,那就是:你是人民的纳税钱养着的,尽管你用不着人民的许可。您拿着俸禄不道实情,却逼着没有念完高中的韩寒说真话,这公道么?对此,我认为张铭教授说的是真话,大意是一万个教授顶不上一个韩寒。我知道,这里张教授的“标的”不是学问,而是说话的勇气。
如果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而毛泽东本人是专制的,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的化身。但一些政治老人怀着对毛泽东的感情说的一些话,我们的主流媒体却用来大肆炒作,这就有点不地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月1日在北京联合举办“《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2010—2011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发布暨世界格局演进与世界思潮变化学术研讨会”。3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摘要刊登5位与会中共老干部的发言指出,苏联解体根本问题是苏共的蜕化变质,其根本原因是思想路线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路线,中共必须吸取教训,决不改旗易帜。现年63岁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张国祚认为,苏联解体问题出在党内,苏共亡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失去人心。失去人心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就是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另一个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原因,也是苏联解体深层的直接的导火索就是,苏联文化软实力大厦的坍塌,造成苏联意识形态防线彻底崩溃。但他话锋一转,这样说:“我记得我们党在和苏共开始论战的《九评——致苏共中央公开信》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评论中,引用了西方的一句格言:‘鹰有时候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像鹰那么高。’斯大林就是一只高高盘旋的雄鹰。”“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加紧了对我国的西化、分化步伐,其中一个重要手法就是丑化诬蔑毛泽东。我借用那句格言,毛泽东同样也是一只高高盘旋的雄鹰,而那些诬蔑诽谤毛泽东的人也不过是一群鸡而已。”他之所以有这样的逻辑,我们从他的另一句话中可以看出端睨,他说:“我们说国家存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种人治的逻辑也就导出了他的话外音:我们这群鸡还是需要一个雄鹰来看守的。如果他怀着对毛泽东一种朴素的感情说话,我并不反对,但这种混淆视听的东西用来迷惑大众,就有点不人道了。您的名字是“国祚”,而研究的又是哲学社会科学,这种说法难道是您一生的成果。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方面是人性的,正如他家乡的这位行政学院教授刘华清所言那样,所谓人民政权,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他说,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然,为了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机关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但却罔顾了一个事实,就是一直以来,毛泽东都是代人民执政的,而做为准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只是一个摆设,我们从刘少奇的遭遇上就可以知道。而砸碎公检法更是他的当时的一大创举,想必“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如何,这些政治老人们是知道的,但由于置身事外,自己又不在打击之列,说话自然不会腰疼。实事求是则是毛泽东一直倡导的,那敢问一下这些人,您真的是实事求是了吗?
毛泽东是一位革命专家,他砸碎了一个相对专制的社会,而又建立了一个绝对专制的社会。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又用专制摧毁了他的理想。他有着普世的人文情怀,却又一手导演了“文革”和“大跃进”一类的人道悲剧。他传承了马恩的社会理想,却无时不刻地进行着改造和创新,形成自己的主观意志。这些悖论的根源是,其血液中流淌的是专制的血液,因此,他在实践上运用的自然是斗争的哲学。张治中之子张一纯回忆说:“1967或1968年的国庆节,我父亲执意要见毛主席,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我推着他到了城楼上,见到毛主席后他说:‘毛主席啊,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他们被打倒,你老人家怎么办呢?’毛主席本来坐着,听到这话他站了起来,说:‘文白兄,我们可以甄别嘛。’”而毛泽东的“我们可以甄别”中“我们”其实就是他自己,事实也确实如此,从林彪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三七开”这个话题。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 “两个凡是”时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由此观之,所谓的“三七开”是他生前为自己定的调子,他死后人们总是习惯于这样评价他。事实上,这种划分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是要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他的思想尽管并不十分完善,同时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至少还是相对完美的,至于专制的行为则是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内部。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了这个历史现象,他说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强调“新思维”就是促进“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实质是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种认识是与现代政治思想相违背的,如果提倡“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这就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让人享受不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做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对过去自己同事们的遭遇想必会有一个切骨的认识的,也应该在言语上对那些逝去的亡灵有所交待才对。而他认为的党内腐败严重,特权阶层恶性发展才是苏联解体的决定因素。他举例说,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他还引用了一个美国学者的话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这才说到了点子上。
吴敬琏认为,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变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有更有效。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接受了进一步改革,他们也会力求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初始的改革倾向于为后续的改革划定范围。改革能否成功就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和既定的目标模式,而且依赖于一开始所选择的路径。吴先生所说的就是路径依赖,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久推不前的原因了。事实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民主法制,尽管可以不否定毛泽东思想,但却要彻底地抛弃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实现民主宪政,把权力交给人民,这和毛泽东思想并没有什么矛盾。但往往有人假借此名来坚持专制,这就是权力者的不可言说的用心了。及时戳穿这一预谋,自然是我们道义上的担当。
如何让自由的河水穿过专制的堤坝,当然是要用民主法制这个“导流明渠”,从而实现“权为民所赋”的理想,这是即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民间呼应和推动的。我认为,用炸毁大坝的方式是不足取的,因为炸毁它不仅不能灌溉良田,而且会使下游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权贵资本主义,有着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其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是革命专家,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新中国”的诞生对社会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而革命不能摆脱专制也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如果把毛泽东热演变成新的一种革命氛围,最后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种蠢不可及的伎俩倒是为政者应该三思的事情,在此恕不赘言,以免惹事生非,因为话到适可而止乃为上策之上策。
别了,这个话题,但我不反对有人对我的说法做任意解读。而我也是暂时“飞”一会,到其它的话题上遛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