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探索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农民、农村、农业的丰富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与民生建设紧密联系,“三农”问题应当作为民生建设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民生建设
十 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培养新型农民、带领群众致富”,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非 常重视中国农民问题,把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与民生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把“三农”问题作为民生建设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民生就是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 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能力和权益。民生的核心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确理解和系统把握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对于民生建设具有启发和促进意 义。
一、“农业关系到国民生计”
马克思强调:“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农业关系到国民生计”这一重要论断。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了对“三农”问题的积极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解决好农民问题,首 先必须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战场。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开辟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消灭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村民生问题的解决, 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建国后,毛泽东注重变革农村社会生产关系,明确提出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发展 集体经济,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高农村社会生产力。其目的是提高农业产量,消灭资本主义,防止农村两极分化,“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 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
毛泽东十分强调“三农”问题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3]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工业化要依靠农民提供援助、农村提供市场、农业提供原料和资金。在《论十大关系》中谈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决不可以“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4]。农业、轻工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5]。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的顺序来发展国民经济。1960年8月,党中央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毛泽东总结说:“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只有“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6]工业发展了,才会促进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才会有利于人民的长远利益,充分论证了“三农”问题对于解决民生的基础性地位。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三农”问题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告诫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因此,要争取粮食丰收。他反复强调:“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如果“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7]因为,只有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才能谈经济社会发展,政权才能巩固。由此可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是巩固政权的保证。
毛 泽东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相对少的国情出发,指出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是搞机械化,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 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的农 业高产国,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毛泽东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农村人口城市化这一命题,提出要避免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造成的人口减少,主张要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以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民生状况。
毛泽东看到了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重要命题,包括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组织纪律的教育,以提高广大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普及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开展科技教育,以及消除迷信的教育等,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以实现农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要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要兼顾两者利益、不能将农民挖得太苦,还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了保护农民私有财产权。由此可见,维护和实现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民生建设的应有之义。
二、“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三农”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强调处理好“三农”问题对解决民生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是邓小平解决民生问题的切入点。因此,他指出“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8]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关键在于农业能否发展。“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而“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9],“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依据和检验成效的标准,也是邓小平把农业、农村作为改革突破口的重要思想依据。邓小平还突破了农业单纯为工业服务的思想,提出农业对于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强调农民脱贫致富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民生建设的根本要求。他说:“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0]而稳定的基础又在于“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1]邓小平把我国农民的经济状况统筹到了政治大局的高度,彰显了他睿智的政治眼光和对农民的深厚情怀。
邓小平指出,农民要脱贫致富,必须走农业现代化道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他在1990年提出了“两个飞跃”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2]阐明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指明了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即把农业的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来,使我国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制定“三农”政策立足点和基本出发点。他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13]“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4]邓 小平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并认为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的一大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确保了农业的稳定 增长,又能使农民有更多的余力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邓小平看到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利益和权利,指出,只有使农民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享 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5]他 从解放生产力这一根本目标出发,把改革开放、实现农业发展的飞跃作为保障农民利益的根本手段,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核心是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合法劳动先富起来,树立农民致富榜样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粮和创业积极性。以先富带动后富充 分激发农民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农村健康发展注入活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针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任务,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农民增收是影响社会主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形成了丰富的“三农”思想,为新时期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方法和理论依据。
随 着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不断完善、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其中农 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三农”问题更加凸显,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也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核心问题。1998年9月江泽民在安徽考察时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还直接关系到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带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从长远看还可能影响农产品的供给。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16]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农业和农村工作放松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不好,国民经济全局就会不稳以致陷入困境。20世纪90年 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江泽民提出,必须长期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是农村市场,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农村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农民收入和购买力上不去,扩大内需 的方针就难以真正落实,经济发展出现的好形势也难以保持。”[17]江泽民在十六大上提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18]由此可见,广大农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状况始终是江泽民同志高度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江泽民强调,“三农”问题,“不但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9]农民的收入稳定地增长,农民积极性才会不断提高,农业才会高产,农村经济才能蓬勃发展,农村才会稳定,“我国十一亿人口,八亿多在农村。农村稳定,农民安居乐业了,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国家和社会全局的稳定。”[20]江泽民提出,让农民持续增收要靠政策引导和扶持,“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21]“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小康的必由之路”。[22]对 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和政策的鼓励力度。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把发展小城镇确立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拉开了农村逐步城镇 化、农民有序转移的序幕,使城乡界限日益模糊,也为农民增收敞开了大门。众所周知,农民负担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障碍,所以江泽民提出
“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尤其要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23]同 时,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现在国家增加投入,搞基础设施建设,要多搞点以工代赈,多用点农民工,让农民多得点劳 务收入”此外,农民增收还要靠科学技术推动和支撑。江泽民指出,“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狠抓科教兴农,把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 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提高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24]针对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这一事实,提出要重视扶贫问题,他强调“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江泽民还明确提出了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把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看作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并说明党是领导农民增收的关键,党是基层社会领导和服务的中心,也是农村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政治组织保证。
四、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十 六大以来,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仍然面临着 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使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和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了不利影响。以胡锦涛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丰富和发展了“三农”思想。把“三农”问题由原来的“基础地位”提升到“重中之重”。2003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26]2004年3月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起,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连续四年下发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些文件中都体现了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当作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
十 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现“三农”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三农”工作的第一目标,把增进农民利益、保障农民权益、切 实提高农民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三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发展作为“三农”工作的第一要务,坚持“三农”工作中的统筹兼顾,把“三 农”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发展整体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的繁荣、发展和进步放到整个社会中统筹规划,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中统筹安排,把农村和城 镇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统筹协调,既考虑城市的发展又要考虑农村的发展,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在2003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指出,在制定政策时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使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27]目 前,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提出“两个趋向”的方针,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 持农村,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 坚持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三农”工作的基本要求。农业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坚持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生态的相 互协调,必须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把保护环境和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与满足人类需要相结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 害”。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民生建设的良性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目标是要“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28],包含着党和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促和谐、保民生的深层次意义。
从2004年到2009年,连续出台了针对“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初步形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体系。2004年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同时完善退耕还林补贴,进一步加大了使农民增收减负的力度。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稳定、完善和强化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29]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30]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十六大以来,中央实施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形成了体系,保持了连续性、稳定性,适应了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生产服务水平,切实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从 毛泽东提出“农业关系到国民生计”,到邓小平强调“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从江泽民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到 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提法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历代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的 认识、对民生建设总体目标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当前,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跃,中国农村面貌、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充 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对于民生建设的重要意义,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