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了好几年,也犹豫了好几年,还是决心壮着胆子来写写西路军问题的考辩。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一次重要挫折。关于酿成这次挫折的成因,先后进行过两次剖折和探讨,其间的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两次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且相互排斥:第一次的结论产生于西路军刚刚失败的1937年3月31日,这一天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的“结论”则缘于半个多世纪后对西路军失败成因的重新审视与探讨,一些历史当事人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参与其中,虽未在党内形成正式决议却也亮出了后来被学界主流广泛认同的看法: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这些看法推翻了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结论,如今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权威党史军史典籍和各种传媒,甚至还引伸出了诸如“毛泽东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等等“阴谋论”,毛泽东也成了工于心计以权术排除异已的“黑老大”!这些不是结论却胜似结论的耸人听闻之说不迳而走,还广为流传了三十年,迄今在一些历史当事人乃至他们的子女中仍然拥有不小巿场……
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们所始料不及的。
然而,在以“颠覆历史”为时髦为潮流的当今,这还只能算是冰山之一角。
君不见,这种“颠覆”,已经追剿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由此上溯到1840年……”
看来,正被或将被逼迫得退无可退的,已经不光是共产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乃至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降前后延续了一百多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抗封建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统统都在被颠覆被清算之列……
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过去了,这样的“颠覆”竟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党内,到党外!
还能再退么?还有路可退么?还能退到哪里?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国号换国旗?退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替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退到中国共产党也改名易帜换主义?或者干脆用孔夫子来取代马克思,共产党员全都进孔子学院重新洗脑?要不就全体解散,然后分头带领全国人民一起去补“三百年殖民地”的课?……
“西路军问题”,现在已不光是“党内问题”,而成了“颠覆历史”者的一个大杀器。
这般“多米诺骨牌”效应,当年要全盘改写西路军历史的当事人们,愿意看到么?
我想他们不会愿意:真要退到这步田地,他们毕生的革命历史,全都变成了罪恶!
既然退无可退,好!那就站稳脚跟,操家伙上场,跟人比划比划。
这要操的“家伙”哩,都是颠覆学问者们的提供的一大堆原始文献史料。
而笔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子之予,陷子之盾,一笔一笔,来算个底掉儿!
那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篇文章原本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开始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而关于西路军的这句话应该是在西路军失败清算“国焘路线”时增加进去的——因为1936年12月西路军还没有失败。
随着《历史的回顾》推翻了陈昌浩当年的反思与总结,毛泽东的这句话也作为“不实之辞”遭到了非议。但笔者认为,虽然这句话是否过于简单是否严谨妥还可以继续商榷,但这句话却并非全属“不实之辞”:张国焘欲借“打通国际”的任务让红四方面军西进河西廊另创局面以与中央分庭抗礼,这是张国焘流亡国外后也婉转承认了的事实;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时,违背中央“先南后北”意图,欲渡而不欲战,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甚至还要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也是事实;违背自己同意过的部署,调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撤离战场,致使海打战役计划流产,造成河东河西被动局面,也是事实;在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而中央尚未明令终止宁夏战役时,令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以“独立不受一切牵制”地“开展新局面”,也是事实;西路军西进后先是信心满满,而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后却大为紧张,认为西路军“太孤立”,还是事实!
不把“二马”放在眼里,却总想避开国民党中央军以寻求偏安之所,这算不算是“被敌人吓倒”的“退却主义”?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又是不是在事实上使张国焘失去了继续推行“国焘路线”的最后机会?
当然,这句话也的确有衍生出“西路军西进是执行国焘路线”的歧义之虞。
而这种衍生出的歧义也的确长期发生过不小的影响,也的确是需要重新审视与检点。
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或许就是受了这句话延生而出的“歧义”的影响: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这条注释的确存在问题:一、西路军西渡不完全是“张国焘命令”,西渡的本来意义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张国焘借此兜售了自己的私货,违背了中央“先南后北”的意图,以先斩后奏的方式造成了“三军竞渡”且掉头向西的既成事实;二、西路军渡河不是“向青海西进”而是向甘肃西部西进;三、西路军在1936年12月也并没有“基本失败”。
所以,对这条注释作出修改是完全必要的。
1991年以后再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对这条注释作出的修改是这样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这个修改纠正了原注释的错误,却将个中复杂缘由简化给了中央的“指示”与“决定”,实际上同样容易延生出“西路军西渡乃至西进完全源自中央决策”之歧义,而且将张国焘以及“徐陈”在这些“指示”与“决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的甚至关键性的作用完全忽视和忽略了,而这并不是一种认真严谨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
这些修改,实际上源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表态。
最早提出重新审视西路军失败成因问题的是1980年12月2日一篇署名“竹郁”的文章《西路军疑》,“竹郁”实名朱玉,曾任徐向前秘书(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也是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主要编撰者,他当时因此而查阅过当时还属党内机密的一些原始文献和电报,《西路军疑》就是他对当年的历史结论提出的置疑。本书讨论过的《历史的回顾》中关于西路军部分的主要观点,实际上都是源自于这篇《西路军疑》。
笔者认为:朱玉查阅电报有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之嫌,缺乏对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关联分析,只热衷于摘取对自己观点有利的部分予以解读与发挥,这或许也是此间乃至此后翻历史旧案作惊世文章的浮躁学风的影响所致。
这篇文章很快报送给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邓小平。
因为邓小平在西路军那个历史时期并不在中共中央决策层,对当时的决策过程情况并不清楚,所以又把这篇文章批给了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李先念和当年处在中央决策层的陈云。1981年11月22日,陈云谈与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时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1982年2月27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即《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笔者认为:陈云当年虽然在那个历史时期位于中共中央决策层,但西路军西渡乃至西进期间他在苏联,对此间的决策过程中的复杂情况缺乏全面系统和清晣的了解,仅从几封电报的字面就发表倾向性意见,显然也有操切之嫌,这可能也与改革开放后急于解决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心情有关。
同年8月14日,当年西路军主帅之一的徐向前就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与党史学者廖盖隆谈话,其中谈到了西路军问题。徐向前也表达了他后来在《历史的回顾》中陈述的论点与论据。
笔者认为:徐向前曾是西路军主帅,是当局中人,他有看法可以理解,却不宜轻易采信。
同年11月9日,当年西路军高级指挥员李先念撰写了关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的谈话要点,也谈及了西路军问题,表达了与徐向前同样的看法。
笔者认为:李先念是西路军高级将领,但不是主要领导人,对高层决策的酝酿形成过程,并不清楚,清楚的只是自己那个局部。而仅凭朱玉提供的那些电报,也难以对那段历史作出全面清晣的判断。
1983年1月5日,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笔者认为:陈云的这个表态有过于轻率之嫌。至少,“打通国际”的确是中央在过草地之前提出过,但并没有“决定”——更没有决定“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国际援助的“二百门炮”也与共产国际方面提出的援助清单不能互洽;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也有失之简单之嫌产。
当然,这也可能是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所致。
同年2月25日,李先念撰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送中央各位领导人传阅,文后还附上了有关西路军的52份电报。3月8日陈云给李先念同志复信:“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存档备考,这应该还算是个正确的处置——看来陈云对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自信。
据悉,叶剑英只是在李先念的这个“说明”上划了个圈,表示“已阅”。
3月12日,李先念接到这封信后,又给邓小平写信:
小平同志:
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
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不够了解,四十多年来叉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些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批示。
李先念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
3月22日,邓小平对李先念来信作出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如果仅仅是存档备考,那也应该是合适的处置——这类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是党史研究部门依据已有的文献史料作出全面系统的考量后才能作出,而且应由中共中共就此问题作出正式决议,而不是仅凭个别人的一纸文章和几位历史当事人带有纠结心态的倾向性意见来作出定论。
然而邓小平的这个批示一作出,马上就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历史的回顾》随即出版,一家之言成了历史定论走进了官版正史,所有的主流党史军史刊物乃至影视媒体上都是一倒的鸣冤叫屈之声,被鸣冤叫屈的对象甚至包括了自己也对这段历史婉转认了账的叛徒张国焘!学术界但有不同的声音也很难有渠道得以正常表达,即或是偶有表达也会被一边倒的声浪给撕得粉碎!
再到后来,翻案之风愈演愈烈,越走越远,以致于汇成了颠覆之风:毛泽东成了西路军失败的罪魁祸首甚至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的阴谋家、“黑老大”,甚至一些红四方面军将士的后代也汇集在一起吵吵嚷嚷,要中央重新给“说法”……
不知这又叫不叫“学术被权势干预或左右”?
然而,一切历史的结论都要经过时间的沉淀。
只有经过沉淀,才能得到澄清!
这股颠覆历史之风乍起之时,曾经有很多人吵吵嚷嚷闹着要公开更多的历史档案,似乎这当间掩藏着“黑老大”毛泽东多少阴谋似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发掘整理并得以公开,却出现了令这些吵吵嚷嚷着翻案的历史颠覆者们十分尴尬的局面:历史文献档案公开公布得越多,对作翻案文章颠覆文章的人就越不利,西路军真正的历史真相也越来越浮出了水面,翻案文章颠覆文章也越来越经不起时间的沉淀……
从《西路军疑》首先发难算起,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相也被沉淀了三十年!
如今,到了将这一段被澄清的历史真相,还原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了。
勿庸讳言,笔者当年也曾经是关于西路军失败历史成困之翻案文章的拥趸,毕竟人家言之凿凿又有“证据”在手,而且还与自己对一些历史当事人的旧有好感相吻合。然而当带着要对这段历史的疑惑问个究竟的心境走进故纸堆,对照着地图成天埋头于那些有着大量冷僻地名和枯燥数字的文字,把那些支离破碎的残砖断瓦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核对并粘贴复位,最终还原成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本象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些残砖断瓦随心所欲唯我所需地取舍组合,与认真细致冷峻客观地鉴别归位,得出的成象可以是完成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散乱零碎的“证据”如果是随意抽取采撷而不发现并揭示出彼此间前的相互关联,是还原不出真正本质的历史本象来的。这种“发现和揭示”需要的不是一时灵感和心血来潮,而是在寂寞与清苦中进行大量枯燥乏味逐一研判的基本作业。偶有所得就急于上升为普遍真理,稍见奇异就忙着抖落“惊天猛料”,实为史家之大忌。
革命导师列宁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至理之言: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千万不要把事实变成“儿戏”,这是治史者需要时时敲响以提醒自己的警钟。
在西路军失败成因再度被审视乃至翻案甚至颠覆的风潮涌起之时,一些亲历了这场失败的历史当事人,出于对这场失败耿耿于怀的心结,加上年事已高,很难再有精力一一检点细读那些封存已久淡出自己记忆的历史档案文献,更惶论重新认识自己当年在这场失败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心态,这样或那样的抉择,以及相应的角色和担戴的责任——这对这些垂垂老者们来说无疑也是一次巨大的心理重创。他们被一些因各种主客观原因选择性采撷呈现他们面前的历史碎片或断面所产生的诱导所驱使,出于纠结的情感发出或写出了一些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言论和文字,应该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
然而,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如果自己书写的历史存在问题,即或今人不置疑后人也要置疑。本书对这些经历当年失败而幸存下来的老者留下的言论和文字提出异议和批评,是出自对历史负责也对后人负责的心理动因。而认真仔细重新计较和考量这段历史,也是在对这些历史当事人生前身后的盛誉清德负责,并不影响作者对他们传奇般革命生涯的景仰和崇敬:他们仍然是作者心目中涉过了那段波澜壮阔历史长河的不朽英雄。
向这些老者提供了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编撰他们的回顾文字的那些学者,应该跟笔者一样,属于共和国诞生之后的晚生后辈。他们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了大量的工作,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笔者正是享用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才有了写作本书的依据,在此也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与诚挚的感谢。当然,交友论情,行事论理,做学问还得有“六亲不认只认一个理”的执着,笔者在对他们提出批评时也不会客气谦让。比如,除开观点的不同,笔者对他们给李先念的“说明”提供的52份档案文献中,选择性的遗漏了一些很关键很重要的电文,就不能原谅也不能理解:这的的确确有刻意误导之嫌,而且既是对重新审视这段重要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这些老者生前身后盛誉清德的损害——当时这些档案并没有公开公布,据有“独此一家”的强势而使他人无从置疑,所导出的有着明显责任指向的“定论”,当然也就很难通过时间的沉淀而成为真正的信史。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样的“定论”被利用发挥,收进了“非毛化”风潮的武库。
然而,撼山易,撼毛泽东,难!
笔者在重温并学习西路军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在逐一翻捡当年那些文电的过程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冲撞于胸: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了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作为自己团队的领袖,那是有着必然的逻辑指向的。毛泽东高于众人之卓识自不待言,而他之所以众望所归的原因却并不仅在于此。他在被他的同志和战友们冷落、打击、曲解、冲撞的复杂环境中,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的同时,求共识,求团结,屈躬负重,相忍为国,以最大的耐心说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以最大的诚意去谋求和维护党内团结化解“山头”隔阂,即或一时不被人理解也宁可委曲求全忍让相待,团结了许多反对过自己而又被事实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以同志的真诚而不是以权杖的威势,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赢得并巩固了全党的团结,“山头”的归一。如此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为他在群雄会萃的红军领袖群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脱颖而出,提供了强劲的助力。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也有过对情况的误判以及决策的误着——西路军濒临失败之时他也“病急乱投医”来着,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证实着他的洞观、远见与卓识,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不怕挫折失败也勤于反思总结,一次又一次地和他的战友们领导自己的团队和人民从错误和挫折中重新站立起来,一次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的旗帜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一缕缕涓埃细流在一次次大浪淘沙之后,终成百川归海万众同声之势,席卷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
毛泽东有过错误,甚至很严重的错误,而既或在他犯错误时,他的远见卓识也仍然幅射着强劲的穿透力!——比如,他所担忧他想避免甚至不惜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以图防止的“和平演变”,不是如同谶言般真真切切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了么?
毛泽东的名字是代表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巨大政治符号,从某种意义而言,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毛泽东都十恶不赦了,当年他麾下那些百战名将不也就沦为了“能干的打手”么?有些红色后代热衷于为自己的父辈们评功摆好,却对带领自己父辈们蹚过铁马冰河开创表演舞台的最高统帅极尽诋毁之能事,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且心寒齿冷!如果人的选择性失忆症都能达到了这般程度,那么他们自己父辈们的英名也就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附上“共匪暴徒”之标签,沦入万劫不复的阿鼻地狱而不得超生。
试想,真要是“还乡团”杀将回来,屠戮“共匪”还需要先认认是哪个“山头”么?
扔掉了毛泽东的旗帜,也就丢失了你们自己,同龄人们,年轻人们,要当心啊!
谨以此文作为本书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