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鸦片战争之前,晚清政府的GDP是英国的7倍,在与英国的正常贸易往来中,晚清政府更是长期处于出超的地位,英国亟需改变不利的经贸地位,曾两次派使团来华,商谈通商扩展事宜,都被清廷拒绝,最终选择了向中国倾销鸦片。晚清政府为阻止鸦片蔓延,决定禁烟,于是派林则徐到南方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广州后大力禁烟,并将收缴的鸦片烟在虎门销毁,致使英国等鸦片商人损失惨重。英国为了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也为了实现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派军队来华,随后引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场鸦片战争。结果,晚清政府战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

      巨额的战争赔款给百姓带来沉重经济负担,通商口岸的开放破坏了广州的外贸垄断地位,造成大批人员失业,最终由外战导致了内战的爆发——南方有太平军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晚清政府的统治阶层通过外战的较量,亲身领教了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厉害;通过内战的较量,亲自验证了西方国家厉害的“坚船利炮”。最后通过内外战的比较,晚清统治阶层内部开始出现分化。

      倭仁等为代表的顽固保守派坚持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自己的文化和制度都是世界上先进的东西。西方文明是落后文化,西方民族是未开化的蛮夷之人。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是光明大道,西方的坚船利炮只不过是“奇技淫巧”。因此,应该牢牢坚守传统文化,而决不应该学习西方的奇技淫巧,否则将斯文扫地、颜面丢尽。奕䜣、曾国藩等为代表的开明革新派则认为:西方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军事技术确实厉害,值得学习、也必须学习;只有学了他们的军事技术,我们也会造船造炮,也有了坚船利炮,西方国家就不敢轻视和侵略中国。当然,学习军事技术也是为了更好地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有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实际上是近代的“改革开放”,只不过今天的改革开放是“我要开放”,近代的改革开放是“要我开放”。因此,洋务运动过程中,先由军事领域开始,后来又到扩展到民用领域,于是,开商埠、办工厂、兴实业,造船造炮造枪,全国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当时通过搞洋务运动,晚清政府的实力迅速增强,但顽固派依然顽强反对,洋务派为了缓和顽固派的阻挠,也为了获取更多力量的支持,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经过30年(1860到90年代)的持续快速发展,晚清政府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890年代的GDP相当于日本的5倍,雄踞世界第一的位置;海军拥有军舰65艘,雄踞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位置。而同期的日本海军只有32艘军舰,位居世界第十一、亚洲第二。这段历史也被称为晚清的“同光中兴”。

      资料链接:1820年代,中国GDP为英国的7倍,但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依然战败;1860年代,中国GDP为英国1.8倍,为英法两个之和,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仍是战败,1860年联军火烧圆明园;1880年代,中国GDP相当于法国的2倍,但中法战争不败而败;1890年代,中国相当于日本的5倍,但甲午战争中依然一败涂地。《马关条约》签订后,美国超过中国,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第二,这说明GDP的排名并不决定战争胜负。

      面对“中兴”的局面,国内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似乎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晚清政府以亚洲老大自居,许多国人根本不把身边的日本放在眼里。但日本野心很大,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即从中国的惨败中惊醒,开始明治维新,推行君主立宪,发愤图强,已经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亚洲第二强国,并不断插手琉球、台湾、朝鲜等事务,试图挑战晚清的亚洲霸主地位。当时,国人大多沉浸在大国雄起的美梦之中,根本不把日本看做自己的对手。

      正当举国沉浸于大国梦之际,日本却通过蓄意插手朝鲜事务,向晚清政府挑衅。日本一个弹丸小国,竟敢挑战正在雄起的泱泱大国,国人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朝野上下一片主战的声浪,年轻的光绪皇帝血气方刚,在“主战”声中也迷失了方向,成为主战派的强大后盾。但在主战的巨大声浪中,掌握淮军和海军的实权派人物李鸿章却成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因手握军权,深知自己的真正实力,虽然外表庞大,但真刀真枪地干,恐怕未必能是日本的对手。

      但是,在全国一片主战的声浪中,光绪皇帝觉得“民意不可违”,认为李鸿章“畏战求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因此力主“对日开战”。结果,1894-1895年的甲午一战,晚清政府的陆军一败涂地,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也灰飞烟灭。痛定思痛,国人开始反思,何以亚洲第一会败给亚洲第二,何以弹丸小国能打败威威大国?反思的结论是:日本是君主立宪,中国是皇权专制,可见立宪优于专制。因此,光学军事技术不行,还应该像日本一样,学习西方的制度与文化。于是,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戊戌变法”,短短100多天里,连续发出多份诏书,推行变法维新,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暮气沉沉的大清王朝“焕然一新”。

      然而,欲速则不达。当时的光绪帝亲政不久,自己的皇位尚且不稳,空有满腔的改革热情,却低估和忽视了改革的风险。康梁更是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年轻书生,更不知道改革之艰难。因此,维新措施刚一推出,就遇到顽固守旧官僚的顽强抵制,光绪帝更是陷于被动之中。情急之下,康梁等认为慈禧是阻挠变法的核心人物,除掉慈禧,光绪才能放手变法,于是暗中篡改光绪“诏书”,密谋借手握军权的袁世凯诛杀慈禧。结果事情败露,慈禧收回大权,将光绪打入冷宫,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借口光绪身体有病,将其打入冷宫,自己重掌大权,并准备另立新的储君。西方各国对于慈禧所为甚为不满,要求利用西方的医术为光绪体检,在西方的压力之下,终于有一个法国医生入宫为光绪做了体检,结果发现光绪身体并无大病。西方国家此举大有干涉 “内政”之嫌,引致慈禧不满。朝廷之上,载漪、徐桐等保守顽固的大臣对于西方国家也极为不满,载漪之子当时曾被慈禧立为光绪的接班人,结果引起洋人干涉而未果,所以对洋人痛恨;徐桐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为捍卫传统文化的纯洁性,对西洋文化颇为仇视。

      恰于此时,民间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已经积蓄起来的排外情绪也正在爆发,这就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代表了一种极端民粹主义的情绪,几乎见教堂就烧、见洋人就杀,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恐慌和不满,要求清政府平抑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最早策源于山东,而山东巡抚毓贤也是一个仇视西洋文化和排外的官僚,十分同情甚至支持义和团的行动,所以以“安抚”为主,致使山东的义和团势力愈加壮大。只是到后来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开始大力镇压义和团,使得山东义和团往京津一带转移,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基本销声匿迹。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在朝廷传播:西方列强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后来这个消息被证明是假的,最初来自于一家外文报纸的一篇社评,辗转传播却成为西方列强要求慈禧归政),慈禧本来对于西方列强干预内政就心存不满,这一消息传来更是触到了慈禧忍耐的底线,所以不辨消息的真假,觉得“战亦亡,不战亦亡”。顽固派大臣趁机极力鼓吹义和团的“民气”可用,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对抗西方国家,于是同时对11国宣战,并派兵围攻东交民巷的各国大使馆。义和团也乘机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奋力攻击各国大使馆。西方国家一方面为镇压义和团,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大使馆,于是出兵中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资料链接: 1900年8月3日,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人数最多的是日军,8000人;第二俄军,4800人;第三英军,3000人;第四美军,2100人;第五法军,800人;第六奥地利军,58人;第七意大利军,53人。当时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上陆。真正陆地作战的人加起来总共18811人。京畿一带是我们的重镇,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全都占尽。此处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从兵力对比来看,我们平均40个人在家门口堵他1个人。我们堵住了没有?没有。10天之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当然,八国联军最后增兵到七八万,打通州、打保定、打张家口,他们触角伸得很远,但那都是占领北京之后重新调集来的军队,当初攻下北京的就这18000余人。

      有意思的是,当朝廷的宣战诏书传到山东,山东巡抚袁世凯拒不执行;传到南方各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人也觉得慈禧这个老太太肯定是“发飙”了,声称这诏书是假的,也拒不执行,并与西方列强商议: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东南各省归各督抚保护,史称“东南互保”。战乱主要在京、冀一带展开,其他地方波及不大。最后的结果是晚清政府再次一败涂地,慈禧携光绪逃亡西安,李鸿章出面谈判,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看到西方列强在条约中并未要求惩处自己、也没有要求自己归政,所以痛快地答应了。

      经过此番打击,慈禧痛定思痛,觉得不改革变法已经没有出路了,于是派出5个大臣出使西方各国考察宪政。考察归来,5个大臣一致认为实行宪政比不实行宪政好。慈禧终于决心推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其主要内容与戊戌变法的内容大同小异。期间,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内容基本上抄袭日本的《明治宪法》)是中国宪政的起点。这个时候,民间也出现了以张謇等为代表的立宪派,积极推动朝廷进行立宪。在此之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已经发动了多次暴力革命,试图推翻晚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实际上,在近代历史上,自戊戌变法以来,就出现了两种政治改革的观点:一种主张君主立宪,一种主张民主立宪,前者先有康梁后有张謇、杨度,后者的代表主要是孙中山。两者的分歧在于君主与民主,一致性在于都主张实行宪政。

      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离世。1911年5月,在立宪派的压力下,晚清政府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随后,在摄政王载沣操纵下组成了内阁,其中阁员13人,满人9人,皇族7人,史称“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出笼暴露了皇族亲贵独揽大权、独裁专制的野心,使得朝野对这次政体改革大为不满,特别是汉人官僚士绅更是失望至极。这次改革也是决定清朝存亡的关键,若肯放权则不至于亡;若不放权,立宪派倒向革命派,则难逃覆亡的命运。因此,1911年4月(皇族内阁出笼前1个月),孙中山、黄兴亲自倾全力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几个小时内便被镇压;但皇族内阁出笼不到5个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纷纷独立,却敲响了统治200余年的清王朝的丧钟。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明年将是清王朝灭亡100周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近代历史的逻辑嬗变值得深思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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