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漫不经心掉以轻心进退失据,英国人的老奸巨猾拖延耍赖,将“克案”做成了僵局。台湾媒体甚至造出了“克案”是中共“自导自演”的舆论。最后,还是有些人腹诽“事无巨细”一把抓的周总理,因势利导扭转颓局,使“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联手印度 

    周总理的态度很明确:给。

 

    但是不直接给,而是通过印度方面给。

 

联手印度,既是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也是这场外交战化被动为主动的一着妙手。

 

    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客观条件,对中国相当不利。且不说张闻天的失误造成种种被动,就说策划组织这起血腥谋杀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远在台湾,我们也鞭长莫及。而实施谋杀的国民党特务,虽然近在香港,可是对那块中国领土,我们还没有收回主权,没有治权。当时对香港行使治权的英国又推三阻四,不承认爆炸案是国民党特务所为,迟迟不采取任何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凶手一一抓捕归案,绳之以法,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为了世间公道,从实际出发,中国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目标,就是迫使香港当局采取行动,展开调查,让“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被炸的飞机属于印度航空公司,死难者中有5位印航机组乘员。这就使得印度和中国一道成为这桩谋杀案的受害者。

 

    和成立还不到6年的新中国比,印度与英国的关系要深得多,国际影响力也大得多。拉住同为受害者的印度促使香港当局采取行动,不仅为中国的诉求壮大了声威,而且也使中国和英方打交道既有了回旋余地,又有了见证——通过印方向港方提供我们掌握的情报,印度政府会了解实际情况,香港当局也无法赖帐。

 

    同时很多情况也可以通过印度的媒体传播给世界。

 

    一举几得,确实高明。

 

    早在414日,刚到仰光的周总理在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见时,就谈到,中国、印度应共同促使英国政府指令香港当局破案。

 

426日,仍在印尼访问的周总理告诉尼赫鲁:中国政府获悉,蒋特是利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破坏飞机的。香港当局应从机场地勤人员中查明凶手。当晚,尼赫鲁函告周总理,他指派调查飞机案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尔·纳·高氏已到雅加达,即去香港。

 

427日,周总理在印尼会见尼赫鲁和高氏,重申:如果英国政府真有破案的决心,中国政府准备提供艾登信中所要求的材料。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万隆会议本身的日程,以及当时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有多么紧张。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只有6个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余对中国都怀有深深的敌意或疑惧。周总理既要参加大会,做大会发言,又要一个一个和这些国家的代表交往,做工作。那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历史的记录表明,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始终在关注并部署着“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侦破。          

赢得主动 

       奉派代表周总理和中国政府前往香港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代表高氏一起调查此案的,是时任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的先父熊向晖。

 

       57日,周总理回到北京,8日下午即约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和应邀来京的高氏。总理请赖嘉文告尼赫鲁再转告艾登,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在调查飞机失事一案上给予合作,并表示“中国愿意提供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和今后调查所可能得到的材料”。 512日,周总理将《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的中、英文本交给高氏。此份情报已经指出此次暗害活动的主持者、指挥者,以及具体执行者即香港启德机场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515日晚,周总理接见杜维廉,告之中国政府准备派一位代表与高氏517日去香港,通过高氏与香港当局联系。

 

       515日夜,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亲自向时年36岁的熊向晖交待任务:高氏代表尼赫鲁,你代表我和中国政府。你把新的情况经过高氏提供给香港当局,把高氏转告的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报回。总理强调:代表不是传声筒,特务案件不同一般。如果你认为香港当局的处理有问题,时间允许就报回请示,时间紧迫就马上向高氏表态。此案复杂,不但涉及蒋,而且涉及美国和英国,所以一定要联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国破案。印度也是受害者,但是看法和态度不一定和中国完全一致,要参照统一战线原则来处理。担负责任和行使权力的是香港当局,我们只是处于协助和合作的地位。这个交待,清晰而理性,有效地指导了熊向晖后来在香港3个月的工作。

 

       517日离京赴港,熊向晖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虽然是仓促上阵,准备却相当充分。由李克农、罗青长、章汉夫、黄华在516日分别向熊向晖介绍情况,并取得英国代办处给他和助手及译电员3人一个月的香港签证。当晚,周总理约见赖嘉文和高氏,黄华与熊向晖参加。

 

在一天的准备中,熊向晖注意到周总理59日下午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时对英国政府提出的5点破案要求,其中包括:中方提供的材料不得透露给港英当局的华籍职员和与美国有关系的外籍职员;对材料中所提人员应予监视,防止逃跑;对关键人员进行审讯等。

 

事后证明,这几点要求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言之有据,十分必要。

     从联手印度到对英国政府提出这几点破案要求,周总理已经彻底扭转了“克案”初期的被动,赢得了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

留住高氏 

       517日,熊向晖及随行人员和高氏乘中国民航飞机到广州,518日,他们一行由广州乘专列到深圳,之后抵达香港。抵港不久,高氏即将我方提供的情报面交港督葛量洪。

 

当晚,英警偕华籍译员按我方开列的12人姓名住址搜查。对其中4人分别拘留、逮捕或监视,5人未找到,而凶手周驹则于当天上午乘飞陈纳德航空公司的机“偷渡”台湾。

 

519日,高氏将头晚抓捕情况告熊向晖。熊当即表态:一,证明中国政府提供的情报完全正确,证明飞机确实是蒋特所为。二,香港当局仍应竭力追回周驹。熊并提出四个问题:一,为什么周驹恰巧在高先生和我到达香港这一天逃走?二,飞机怎么能有人搭乘偷渡?三,按国际惯例,陈纳德的公司有责任把偷渡者送回香港,为什么会让他到了台北保安队手里?四,香港当局说,周驹在518上午1016分从启德机场下班,又说他518上午10点乘美国飞机逃走,两次时间和事实为什么不一致?

 

高氏说,前三个问题他也想到了,但是他忽略了第四个问题,没有注意到那个16分钟的时间差,认为熊向晖比他高明。

 

       高氏和熊向晖合作愉快,但是其中不无反复。主要是高氏一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中间人,对这个任务沉不下心来,呆不住。

 

刚到香港后,高氏认为,中方情报已提供给港方,此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港方可与熊向晖直接接触,他的中间人任务即可结束。熊向晖告诉他,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都非常关心此案,工作刚开始,你我是各自政府委派的代表,你不应以中间人自居,更不应中途退出。我与港方接触,一定要通过你。

 

案件有了一定进展之后,高氏又对熊向晖说,港方对蒋特破坏及中方提供材料的正确性毫不怀疑,决心破案,并在更大范围将香港国民党特务坏蛋搞干净。他现在对破案信心倍增。他认为中方提供的情报以足以使港方据以破案,他对破案已无可帮助,建议熊信任港方,让他回国。熊向晖则对他说,我们的行动都应听从本国政府的指示,我无权答复你是否现在回国。作为朋友,个人建议,在印度舆情激昂的形势下,你不宜急于摆脱印度政府交给你的任务。

 

这两次熊向晖对高氏的表态,都及时报回北京,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524日北京给熊向晖的电报中指出:通过高氏转达我们与港方之间的情况和意见,比我们直接与港方发生关系有回旋余地。可告他奉周总理指示,感谢他在这一案件上的努力,希望他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在港与你合作,直到破案为止。这是中印友好相互信任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印双方争取改善中英关系的一个实际做法。

 

熊向晖将北京来电告诉高氏后,高说,周总理对他的夸奖及要他继续留港是对他的极大信任,是对他的莫大荣誉。他将立即报告政府。对总理说中印关系的话,极感兴趣,要熊向晖允许他以适当措辞告诉港督,从中英关系的角度加强港督破案的决心。

 

由于周总理亲自抓了对高氏的工作,高氏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对办案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中间人变为当事人。当年8月中,由于英方明显有包庇案犯的嫌疑,办案不力,中方决定召回熊向晖,给英方施加压力。此时,和熊向晖一起在香港已经将近3个月,曾经数度要抽身而去的高氏,却主动提出单独继续留在香港,观察情况。

     高氏是印度的高级情报官员,精明干练,对尼赫鲁和后来的英·甘地夫人忠心耿耿。在办理“克案”过程中,周总理联手印度前前后后做的工作,令高氏十分钦佩。这样的工作使他不仅愿意出力,而且愿意尽心。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周总理的效率 

       更令高氏钦佩的,则是周恩来的效率。

 

       每当香港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或者反复,熊向晖电告北京后,北京马上就做出反应,或者约见英国代办,或者与印度大使洽谈,督促香港当局将警察司中参与办案的台湾特务一一清理,克服办案中的种种阻碍。

 

       6月初,港方通过奉尼赫鲁之派来港督促办案的印度最高情报官员、高氏的上司马利克对熊向晖表示,他们虽然承认被捕人犯是台湾方面的特务,可能将其驱逐出境,但是却不能将其与“克案”联系定罪。熊电告北京,提出,这个反复的后面可能有美国压力,建议做英、印上层工作,至少争取港方公开承认此案系蒋特所为。

 

       周总理得知此情况,64日当天下午就接见了印度大使赖嘉文,请他将这一反复转告尼赫鲁总理,指出:港方既已承认事情发生在香港,一再认为我方提供的材料可靠,从捕获和侦察到的人犯中联系起来加以追究,即不难获得充分证据。如果港方认为这些人犯因无证据,不能判罪,只能驱逐出境,就说明它想把此案草草了事。我们得到材料,蒋介石通过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要香港政府把逮捕的人驱逐出境到澳门,并交还文件;否则对在台湾的英国领事馆将不予保护,还要派人到香港来捣乱。此外美国也在施加压力。看来这个材料是正确的,而港方过去否认这一点。关于马利克对港方态度没有异议,周总理表示诧异,怀疑这是否代表印度政府的意见。

 

       68日,赖嘉文见周总理,告知尼赫鲁的表态,请周总理不必有任何怀疑。印度一定尽一切力量使调查彻底地继续下去。

 

       当熊向晖把这些交涉情况告诉高氏时,他说:你们的效率真高啊!你在这里跟马利克谈,你们总理又找我们驻华大使谈了,连我们总理也知道了

        这效率,不是因为周恩来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对同志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这也是他令海内外各种政治立场的人士一概折服的一个重要原因。 

乔冠华节外生枝 

       为给有意包庇案犯的英方施加压力,中方将熊向晖召回。他于818日回到北京后,周总理已去北戴河,让他先向外交部汇报,廖承志参加。

 

       汇报由张闻天主持。熊向晖还没有开口,乔冠华就说,这个案件不用汇报了,这件事拖的太久。他认为由外交部按一周前给英国代办处的备忘录发一个声明就可以结束,已经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已经同意。

 

       这令熊向晖非常意外。刘少奇虽然是地位高过周恩来的国家领导人,但是这场危机始终是周总理在直接处理,其前因后果刘少奇未必明细。尽管少奇同志同意了乔提出的方案,可这未必是他的决定。所以熊向晖据理力争:少奇同志尊重外交部的意见,但这件事是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已经以总理的名义邀请高氏来北京,高氏还没有来,就单独发表声明了结,这不合适,应该先报告总理。

 

       在场的廖承志当即表态:应该报告总理,这不是不尊重少奇同志。章汉夫也认为应该先报告总理。

 

       乔冠华为何节外生枝,从未见当事人的任何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对这场“相持战”不胜其烦,对英方能按中方的意愿了结此案没有信心。当然,他显然对死难烈士也缺乏周总理那样的感情。

        幸亏熊向晖没有被“少奇同志已经同意”的大旗唬住。否则,周总理联手印度促使英方破案而好不容易扭转被动开创的新局面,就会前功尽弃。 

真相终于大白 

       熊向晖回京一个星期之后,高氏于826日从香港来到北京。第二天,周总理就见了他,之后又请他再餐叙。

 

       92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向章汉夫副部长提交了周驹的罪证摘要,其内容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系台湾特务机构指示周驹所为。香港当局93日发表声明,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交回香港受审。94日,英国驻台湾淡水领事赫尔曼面见国民党台湾省“主席”严家淦,要求将犯罪嫌疑人周驹交回香港当局。

 

       尽管台湾当局不敢交出周驹,但是此案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密谋“克什米尔公主号”谋杀案的所有凶手,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在与印度联手促使英方港方破案的过程中,一大批混进香港警署乃至政府机构的国民党特务被揭露和清除。所以,熊向晖在总结此案时,认为,这个案件“凝结着周总理的心血和智慧,在案发后的不利局面中,周总理联合印度向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进行了坚决而又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

        时隔56年,“克案”仍然不失为外交危机处理的一个典范。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的人对工作对同志的态度,掌控全局处理危机的能力,以及能否把工作做到人心里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