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它牵涉到微观社会结构、乡村秩序机制、村庄生活伦理、农民价值世界等诸多重要方面,变迁的深度和烈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目前,学界对这场变迁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本书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深化和推进。
在一个巨变的时代,社会边缘群体往往最先感受到社会变迁,最先适应社会变迁。倘若边缘群体能够与敏感而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实现结盟,甚至还能进一步推动社会变迁。正因此,边缘群体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高度关注。本书试图通过考察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来深化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乡村混混及与之相关的乡村治理实践和农民伦理实践表明,当前两湖平原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发生了改变,本书称之为“农村社会灰色化”。同时,由于乡村混混对乡村治理的干扰和介入,“乡村治理内卷化”趋势也有所凸显。
本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步骤地展开对问题的讨论。
其一,从“混混视角”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生长与发展历程,分析了其组织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乡村混混的发展经历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后两个时期。1980年代,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青春期的“无聊”年轻人走到一起,组成了独特的乡村江湖。乡村江湖中洋溢着畸形的英雄主义,争勇斗狠、爱慕虚名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当乡村江湖危及村庄基本秩序时,国家便开始“严打”,乡村江湖因此衰落了一段时间。到1990年代,乡村混混重组了乡村江湖。此时的乡村江湖不再爱慕虚名,转而追逐实利,而国家转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乡村江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乡村混混抓住了时代机遇,通过关系网络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结构,乡村江湖实现了联盟格局和城乡一体化,其中有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
其二,从“治安视角”探讨了基层政府的应对及其困境。1980年代,乡村治安延续了集体化时代的群众路线,直接呼应群众的要求,依靠群众来维护治安,并通过接近群众来维护群众的安全感。那时,乡村治安遵循了熟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利用了熟人社会的“本土资源”,年轻人并不敢在村庄内过于放肆,因为熟人社会能对他们及其家庭构成约束。1990年代以后,面对乡村江湖联盟格局,乡村治安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在江湖联盟格局中,上层混混可以有效规避国家的打击,下层混混因有充足来源而打击不尽。此时乡村治安的群众路线主要指接近群众,“呼应群众要求”和“依靠群众维护治安”则受到了程序法治主义的限制。群众路线变迁的同时,治安联防、线人等“专门工作”有所进展,基层国家权力的运作则发生了显著变迁。与群众路线相伴的“身体治理”和“德行治理”方式逐渐衰落,而与专门工作相伴的技术治理方式却未能有效替代,乡村治安因此陷入了困境。
其三,从“村庄视角”探讨了乡村混混与村庄生活的互动。当关系组织化的乡村混混出现在村庄中,就成了“超级权势”,从根本上改变了村庄生态,村民显得实在太渺小,村干部和村集体的软弱则是普遍现象,甚至有时国家政权力量也软弱无力。乡村混混有时是村庄秩序的主导者,甚至一些场合下成为村级治理和村庄生活中暗着起实际作用的力量。他们成为“最有面子的人”,改变了熟人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改变了熟人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原则。在这一背景下,“有才无德”的村干部、“好混混”都怪异地出现在村级治理舞台上。村庄生活和村级治理广泛存在受乡村混混支配的现象,日益呈现出暴力化景象。
为了分析了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变迁,在讨论乡村混混之前,本书先建构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理想类型。熟人社会不仅仅是“熟悉”,更是“亲密”,其基础是“人情”。人情有感情、关系、规范、机制四个层面的意义。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熟人社会因此被整合成了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儒家正是在此基础上,以礼制规范人情,对社会秩序进行建构。经历了礼俗化的过程,人情就成了礼俗的基本内涵。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为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就是“乡土逻辑”。在乡村混混介入村庄生活以后,熟人社会的“熟悉”和“亲密”越来越少,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发生了变异,村民的行为准则不再是人情,行为不再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他们不再顾及情面、讲究互让,而是为了利益动辄求助于乡村混混,倚仗于暴力。乡土逻辑变异使得村庄不再是“熟人社会”、“亲密社群”。尽管村民之间可能还互相熟识,但村庄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乡村社会的秩序机制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去熟人社会化”,是“农村社会灰色化”。
此外,由于乡村混混的干扰和介入,取消农业税后,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乡村治理却陷入了内卷化状态。因基层政府依赖乡村混混进行乡村治理,从而不得不对他们保持“战略性容忍”,乡村混混因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汲取资源。国家资源下乡的好处,很大部分被乡村混混非法占有,农民由此生发不公平感,对基层政府的认同不断降低。这样,资源下乡反而降低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这就是乡村治理内卷化。
本书的资料来源,既有作者为本书研究而专门调研收集的访谈材料和档案材料,也有非专门调研收集的访谈材料,还有诸位师友的相关实地调研报告。这些材料的来源地主要是两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合称)农村。从调研经验来看,两湖平原农村有着基本一致的社会结构和区域文化氛围,对同一政策、法律、制度有着类似的实践过程和机制,对外来压力有着类似的反应。因此,本书借鉴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将同一区域不同村庄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这是在撰写“村治模式”之外,从个案村庄到区域及区域比较研究的另一方法尝试,它也许是适合农村专题问题研究的一种方法。
本书可以看作是本人一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自2005年进入乡村研究领域以来,作者坚持走经验研究的路线,坚持“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关注了乡村司法、农地制度、农民自杀、村庄性质等多方面的问题,到博士论文题目选定后,开始专注于乡村混混问题,并最终完成了作为本书初稿的博士论文。作者关注乡村混混问题,意不在乡村混混群体本身,而是试图通过乡村混混来透视乡村社会和基层政治。因此,相关研究仍有巨大的深入拓展空间。我期待再有几年的努力,能写出令人更加满意的著作来。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觉得自己所走的经验研究路线,是一条深入展开乡村研究的有效路线。本人所在的学术群体目前正在这条路线上前行。我们期待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深化对中国乡村的理解,并扩展到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理解。我们期待通过这些经验研究,最终可以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并形成较为体系化的概念体系,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并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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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士论文定稿之时,我要开出长长的致谢名单。首先要感谢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这个亲密的学术团体中,师兄弟们带给我许多学术的灵感和生活的快乐,尤其是在“硕博论坛”的唇枪舌战中。特别感谢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刘勤、鄢庆丰、申端锋、吕德文、李德瑞、杨华、郭亮、张世勇、田先红、欧阳静、龚春霞、宋丽娜、狄金华、赵晓峰、刘燕舞、袁松、王会等,与他们的频繁互动和交流是同志之道上的进取动力,尤其感谢师弟杨华,我们多次讨论论文写作,他还阅读了论文初稿,并提出了完善意见。感谢忙于工作的师兄弟刘岳、毛刚强、丁卫等,与他们的交流也让我受益不少。感谢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王启
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陈景良、范忠信、张继成、张德淼、刘焯、张正平等
感谢安徽大学社会学系的
感谢
感谢我的爱妻,她总是在我耳边唠叨,以致于我再也无法忍受没有她唠叨的孤单日子。她是我博士论文的第一个读者,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写作建议,花了很多时间为我的文字润色。感谢我的父母、姐姐和弟弟,我不但因读书延长了青春期,逃避了诸多应尽的义务,还将进入城市生活的诸种压力转嫁给了他们。
也许此刻我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乡村干部和农民朋友,尽管无法一一列举这些伟大的小人物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明知我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仍然热情地与我谈得口干舌燥,其中很多人基于对党的信任而与我这样一个陌生人无话不谈,甚至将我们的交谈当作是党的事业,这种奉献精神常让我感动而自惭形秽。
陈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