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下属的一家报纸日前做了一组有关社会信任的报道,网络关注度颇高。该报道用了近几年发生的大量事例,包括前不久的钱云会案,直指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普遍的信任不复存在,后果的确非常可怕。但从发展的眼光看,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是好的,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

           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实中的政府一般都处于强势,而政府又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的。既然是人,官员也就具有人的优点和弱点,其道德不会比普通人更高尚,因而,在巨大的权利诱惑面前,难保他们不会利用行使公权力的机会,以权谋私,出台损害社会公益的政策和措施。尤其当这种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时,更是如此。退一步说,即使政府的施政动机出于善的考虑,由于人的理性的局限性,也难保结果对行政相对人不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现实中很多政府行为都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或以国家的名义实施,致使民众难以拒绝,最后都出了问题。

           最近,媒体大量报道了河南省林州市大面积停暖之事,林州市政府的回应是,停暖是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节能减排,多么正当的理由!此前,一些城市也是打着这个旗号而停电的。然而,新近的调查让人大跌眼镜,林州市停止集中供暖不是因为什么节能减排,而是为了套取国家2300万元的补贴款。如果没有舆论对林州市节能减排说法的怀疑进行调查,怎么会挖出真实的原因?这也就告诉我们,民众就应该天生怀疑政府,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政府随时处于民众的监督下,最大程度减少政府打民众主意的机会,从而去施良政,达善治。

           但我们的传统是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建立政府的,儒家的人性善认为统治者具有比普通百姓更高的道德,会从社会的公益来管理社会,治理子民,所谓爱民如子,因而在政治架构的设计中,也就缺少实质性的权力制约和制衡,内部无从监督。老百姓也一样,基于人性善来看待官员和政府,父母官清官情节就是最好的说明,从而也不可能从外部发展出一套监督体系来监督政府,有的只是对官员和政府的道德要求。传统政治的这个特点被延续下来,体现在如今的政府体制和运作中。

           问题是,这套东西即使在儒家文化占主导的古代,也未能真正实行,充斥政府的真实运作规则,是法家的严刑峻法。如今又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大变化时期,尽管执政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颁布了很多法律和制度强化对官员和政府施政行为的约束与监督,但民众对政府及其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信任有增无减。有关调查显示,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越到基层,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觉得是在编造。某个事件发生后,不仅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能把问题查清楚,民众表示怀疑,不相信官方的结论;而且,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或证实的事件,越会遭遇网民的质疑。钱云会案就是一例,那些被普遍誉为有公信力的专家或维权人士,其所独立调查出来的结论也受到很多网民的怀疑。

           严重的还在于,不仅民不信官,而且官也不信民,官是贪官,民是刁民。在很多基层官员看来,民众好像都不怀好意,都巴不得政府出丑。这种心理无疑会影响到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取向。可以说,此种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彼此猜忌,致使社会的裂痕越来越大。

           这种趋势现在很明显,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市场经济的实行改变了政府治理的社会基础,而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也超出了国家系统的能力范围,但政府的体制、权力运作机制以及管治手段还实质性处在传统阶段,从而造成管治真空和管治困难,表现在滥用权力、效率低下、代价沉重,以及缺少科学、民主的现代管理方法等方面。尤其是基层政府,直接与百姓打交道,其一言一行都被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果政府像一种不可抗的超自然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既无须向百姓解说,也不用征求他们的同意或意见,而百姓除了被动接受,别无选择,那么,政府纵然是出于好心办好事,也难以得到他们的理解与认同。

           所以,要避免类似钱云会案的再次出现,改善政府公共治理,重建官民互信,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政府应当在行政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增强公开性与透明度;二是政府和民众在公共事件的讨论和行动中要有意识地遵循公共理性;三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对话精神,形成良好的官民沟通机制;四是培育和建立一支独立的第三方仲裁力量。 

  • 责任编辑: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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