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旅美经济学家、时政评论家何清涟,最近罕见地就她大学同年级但不同系的同学(何为历史系,于为政教系)、现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发表评论。事缘这次浙江乐清维权村长钱云会之死。

     

      何清涟说,除了事件本身真相及作为背景的土地纠纷之外,还有一个出乎人们意外的结果,即网民围观几个乐清观察团。其风评结果完全出于当初勇于任事的几个观察团成员意料之外。许志永作为领队的公盟观察团在24小时之内作出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的结论,导致许多网友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当局控制一切证人证据,并让证人处于巨大恐惧之中时,公盟报告所做结论过于轻率,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其余几个观察团分别审慎地作出了结论。王小山与屠夫的调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调查纪实则称找到新的证人,证明是谋杀,并已与证人签订保密协议,证人表示候中央调查团下来之时愿意作证。而于建嵘的结论是:他不具备刑侦能力,对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无法作出裁断,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征地问题。艾未未从“程序正义”出发对观察团调查过程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何清涟对于建嵘作出这一结论并不意外。因为凭他的政治智慧与他一向的社会定位(政府智囊),他只可能作出这种谨慎自持的表态,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也很清楚如何拿捏发言的分际尺度。然而于建嵘遭到各种强烈批评,推友文涛@wentommy发出“十问于建嵘”,包括:对事件性质的看法,如何定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是个人身份还是公干?对乐清地方政府抓捕村民的看法等。其面临的民间压力之大,从推友张辉@zhanghui8964的话足可蠡测:“:于建嵘这几年为民间抗争群体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文章,把自己的公信力也攒起来不少,但乐清这一次失足就被大家骂得如此之惨烈,甚至连个人品质都被人们予以定论,似乎就这样翻身无力了。这样的现象值得深思。”

     

      综合所有的信息,何清涟觉得围观者对于建嵘不满的根源在于:希望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利用他在体制内“拥有的雄厚政治资源”(笑蜀语),促成乐清事件的解决。这其实也是于建嵘领衔的观察团的一些成员出发前满怀信心的许诺。但于建嵘之后的作为让大家失望了。何清涟以为,这一局面并非于建嵘本身原因所造成。问题的产生首先源于国内各界人士对于建嵘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于建嵘本身的定位与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补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如上访制度的研究、群体性事件及社会冲突的调查,从未脱离这一身份定位;邀请他参与的人士看中的也是于建嵘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各地方政府对于加以礼遇,原因也出于此),但围观者却因他的研究产生错觉,认为他是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既有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为民请命的人士;也有一些虽无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有见识的“智囊”间或也会做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在曲阿附世的政府“智囊”群中,前一类人士因其稀缺,常会导致民间对其社会角色产生误解。何清涟觉得于建嵘属于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的智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都没有否认与隐瞒其智囊身份;在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者未产生严重的角色冲突时,他当然也愿意承担后一角色的责任。问题是乐清事件的背后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巨大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其藤蔓枝叶还延伸至中央高层,问题之复杂已远非于建嵘能够游刃于其间并能“化解”。

     

      20年来,在政府与民众矛盾不太激烈之时,知识精英可以选择做“蝙蝠”;所谓“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种类归属状态:亦禽亦兽,非禽非兽。这种状态比较讨巧,能够左右逢源,运气好时,政府认为这是知识精英在提“建设性意见”,民众也以为他们是“为生民请命”。许多知识人也追求这种状态,甚至凭借体制外积累的名声轻易获得了体制内资源,升格为学院院长、博导,还得到不少来自国际社会的机会。但此次乐清观察团所引起的围观,说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边缘知识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会运动中,知识精英能够高高在上提供见解与理论的时代行将过去。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频发,“为党与政府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间的分际越来越明显,以前知识精英那种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状态的空间日趋狭小,政治风险也越来越大。退守书斋还是参与公共事务,可能是一些养望多年的知识精英必须小心面对的问题。

     

      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在中国大陆推出的一个概念,其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社会的良心。而要做社会的良心,政治是无法避开的课题。然而,长期以来,大陆的大学政治课教授基本上照本宣科,在应付差事,下面根本没人听。现在,有的老师撇开课本,讲西方的黑格尔哲学。但按教学大纲是该讲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学生只在考试前的那几“狂背政治”罢了。大陆的学术环境现状,所谓的教授号称是“表格教授”,整天忙着填写各种表格,参与、争取捞甚么好处。做学问的少,都花精力搞关系去了,在谋求官职上。教授头衔不像在西方那么有地位,受人尊敬。国内教授不搞行政兼职,不当科、处级的官,没人买账。能不能申请下来科研基金,不在于课题本身重要不重要,看申请人手里的权力、活动能力大小。

     

      私下里,这些教授们对中国的现存体制都非常反感,没有不骂的。即使媒体不报道实情,但看到听到的也不少,对强拆、抢地以及下岗职工和农民所受的欺压盘剥,也都义愤填膺。毕竟,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平民的莘莘学子,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有良知的流露,也有社会的责任感。只不过,按照“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做社会的良心,却是不能为也。

     

      为什么会这样?何清涟也曾经有过解答。在《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发表“关于‘战略知识份子研究’调查综述”后,她就表达过对目前中国政府寻找“战略知识份子”的看法,即显然是既不满意现有的智囊群体,也不满意希望非暴力合作的“异议”知识人群体。然而中国官方应该反省,数量庞大且拥有程度不同“智囊”情结的专家学者无法成为它所需要的“战略知识分子”,其原因完全在于它自身多年来对知识份子群体设立的制度性奖惩机制。因为,年过50岁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尽管毛泽东当政后持续采用各种手段打击知识份子,在“文革”期间甚至荒废教育,但自改革开放之初直至1989年,无论在朝在野,各类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尽管改革之初是以人文知识份子为主,对西方社会科学还处于学步阶段,但知识份子整体却有一番蓬勃向上之气像。可时光流逝了2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培养博士数量第一的大国,反而缺乏“具有战略思维,擅长基础性、前瞻性、趋势性研究”的知识份子。原因在于形势与当年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是大陆当政60年最为宽松的时期,那时候改革刚起步,大陆执政集团与国家利益及人民利益在基本方向上一致:发展经济,让民众脱贫致富。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那时还被理解成无论阶层,只要敢于下海吃螃蟹就可以成为先富者。当时虽然有高干子弟利用价格双轨制的便利致富,但官僚集团利用权力致富远未像今天这样普遍化且公然抢掠。在1980年代,知识份子无论是建言还是献策,不至于要面对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包括国家长远利益)分离甚至对立这种非常困难的局面。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举凡“改革”,莫不是以损害民众利益为前提;而国家利益本应以民众利益为基础,这时却被政治利益集团挟持。比如政府要卸包袱(即放弃政府在教育及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进行了国企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教育收费体制改革等。每次“改革”都成功地让政府节约了大笔公共开支,最后让民众背上了住房、医疗与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在政府财政收入攀升的同时,民众的钱包却迅速瘪下去,国(官)富民穷终成难以逆转之局。到此时,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及真正的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知识份子建言献策必须要有所选择:是为政府及利益集团说话还是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为民众说话?而中国政府的奖惩机制使做了不同选择的知识份子的命运判若云泥,为政府与利益集团说话、努力论证各种政策合理性的知识份子在得到物质奖赏的同时也提升了地位;对政府及利益集团持批评态度的知识份子则均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异议人士予以打击。当政者还开创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先河,即以言论得罪政府者一概诬之以其它罪名。即使号称“开明”的朱镕基也明白训示:不许对中央的经济政策指手划脚。到2000年代,政治精英集团已经堕落成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利益集团,其利益的满足完全建立在对民众利益的掠夺之上并于国家利益有损。这种局面造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烈,为了“维稳”,中国政府对言论管制日趋严厉,互联网控制臻于成熟。

     

      步政治精英集团整体堕落之后,知识精英也日趋堕落。1989年以前,中国知识界普遍向慕西方民主;从本世纪初开始,论证现存体制合理性的“中国模式论”成了不少学者与研究者的热门,反对西方民主的声音一时间竟然成为官方理论主流。

     

      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希望他们能够谋划出一些管用的策略,既能保证政府持续掠夺,又能让民众相信政府仍然是人民安定生活的唯一保证,还能想出高招来帮政府敛财,这样的“高招”恐怕在人间难觅。体制内一些有危机感与责任感的专家虽然提出一些建议,但因为这些建议需要政府削权让利,减少掠夺并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比如建议将民众的维权抗争当作正常的利益诉求而不是破坏稳定的因素,政府就根本听不进去。一些了解农业、金融、地产、社会分配等方面弊端的专家因为深知政府秉性与病根所在,在执政集团利益与民众利益严重分裂之时,根本无法求两全之策,干脆缄口不言。对于体制外人士的建议,哪怕非常温和甚至示好,政府也一律视之为“异端”。

     

      “战略知识份子”调查痛心疾首地说:“调查结果表明,少数知识份子对资本的屈从,成为金钱的附庸,已成当今知识份子最严重也是最危险的‘病症’之一。在资本和权力威逼利诱下,部份知识份子不堪一击,失去‘自我’,丧失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有的成为富翁们的传声筒或吹鼓手,附着在富人权贵的羽翼下,成为资本和权力的附庸。表明当前部份知识份子浮躁功利、精神沦落,随波逐流,败坏了学界风气,严重冲击了知识份子应该坚守的底线。因此,战略知识份子形象的确立有利于引导知识份子摒弃那些‘为金钱或利益集团代言’等种种不良行为。”该调查虽然如此痛切的批判,却完全舍弃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生存环境这一前提性条件:第一,该调查根本未提及中国知识份子的残酷生存环境。至今,中国仍然是对舆论思想管控最严厉的少数国家之一,知识界人士栖身之处主要仍由是政府提供。政府通过奖惩机制引导知识份子的学术研究方向,其研究符合政府需要的,职称、工资、住房、课题经费与各种机会都会源源不断;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轻则解聘,重则牢狱。第二,该调查对中国知识界对资本与权力之依附现象的批判完全避重就轻。从事实而言,中国知识界屈服于权力是事实,但为资本服务却不是屈服而是利益需要。面对权力,知识份子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屈服,因为饭碗捏在政府手里。面对资本,却是服务者(知识份子)与被服务者(资本)之间的双向选择且自愿结合。能够受到商界青睐并能在政商两界通吃的知识精英,主要是依赖其在体制内积累起来的资本,比如其供职的单位之“地望”,个人职称之“人望”。可以说,造成中国知识份子“失去自我”,“丧失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罪魁祸首,正是中国政府本身。在政府未放弃思想言论管制并改变其对学术研究的奖惩机制之前,片面要求知识份子养成独立人格并独立于资本与权力之外,无异于缘木求鱼。

     

      “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视祸于未萌”,中国的明者、智者不是被投入牢狱就是被迫流亡海外,剩下的也只能三缄其口。在一片盛世颂扬声中,各种社会危机不仅浮出水面,而且日益深重。作为政府智囊、补天派的于建嵘教授,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如上访制度的研究、群体性事件及社会冲突的调查,从未脱离其身份定位;邀请他参与的人士看中的也是于建嵘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各地方政府对于加以礼遇,原因也出于此),但围观者却因他的研究产生错觉,认为他是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

     

      所以,尽管于建嵘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为民请命的人士;但身份和其自我定位,注定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大众特别是贫苦阶层对他的期待,在某些“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关键问题上,能保持回避和缄默,就算是很有良知了。但也因为如此,于建嵘经此一役,有可能会长期“无力翻身”。

  • 责任编辑:z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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