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社会中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
——基于浙江J村的调查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庄的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往日繁荣的公共生活逐渐萎缩,私人生活也不再具有公共性。公共空间滞留在特定的几个场所,无力地传递着村庄生活的信息。私人空间被深深地锁在高大的围墙背后,家庭结构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人拉出公共生活。公共空间被逐渐架空,只剩下公共场所这一层皮。村庄事务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聊天的话题充斥着娱乐性。村庄信息不再畅通,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种种的因素导致了村庄价值生产能力日益衰落,一个共同体的时代正在远去。
[关键词]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社会分化
The Public Space and Private Space in the Changing Society
——Based on the Survey of Village J, Zhejiang
Lin Hui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morphology and the social basis of its changes of the public space and private space in the changing societ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village's social divide is increasingly clear, the once florescent public life are gradual shrinking and the private life no longer has a public nature. Public space is left in the particular places, unable to pass on information on village life. Private space is deeply locked behind a tall wall. With the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people were pulled out of public life. Public spaces are gradually elevated, leaving only the layer of skin in public locations. Village affairs are no longer the concern of the hot topic, and the chatting is full of entertainment. Village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smooth, the distance between people are farther and farther. All these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valu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village. A community era dies away.
Key words: Public Space Private Space Social Divide
随着村庄社会的发展变化,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都发生了重大的变迁。既有的研究往往过于乐观地评估村庄中的公共空间,仅仅从一些表面的人群聚集就推导出繁荣的公共生活,认为“凡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是公共空间”。[1]更多学者的是在公共空间的名义下讨论乡村文化建设、[2]村庄社会治理[3][4]和农村发展[5],但是对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本身的变化及其与村庄社会的内在关联,并没有深入的分析。当然,有的学者也看到了“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严重式微”,[6]在这种背景下,村庄中出现了“无公德的个人”,[7](P5)因此,村庄的发展离不开对于农民公共生活的重建。[8]这些研究都给了我们一些启发,但是往往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分割开来,这在根本上不利于我们完整地把握村庄的性质。本文将从经验出发,揭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博弈变迁及其内在关联,并且将这一变迁与关联放在村庄社会的大背景中,从而找出相关的影响因子。
一.繁荣的公共生活
当人们谈起集体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纠葛的回忆。人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和讨论,生活忙碌而紧张。生产队里的劳动并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经济活动,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任务,是一种公共生活的方式。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公共生活,从中获得生存的物质基础与意义价值。人们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家庭努力,更多的是指向生产队的共同繁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集体时代的公共空间弥散于整个村庄生活中,它渗透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庭不是一个封闭的私人空间,它只有参与到公共空间才能获得意义。每个家庭成员首先是生产队的成员,因此,私人生活充满了公共性的色彩。生儿育女不仅仅是满足于传宗接代的信仰,它首先是一项公共任务,是为共同的生产劳动增添人力。“人多力量大”,这是集体的共识。而结婚更不是自由恋爱的必然结果,它需要通过组织的批准。可见,家庭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私人空间。而子女教育必须通过集体推荐,个人的智识成长只能在公共生活中获得。
人们不仅在集体中参与共同生活,在私人生活中也有频繁的公共交往,这主要体现在无偿的帮工上。村民通过日常生活的互助,共同建构起公共生活中的私人空间。陈柏峰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不能真正将触角伸入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无力解决村庄层面的公共事务,而家庭也不能提供诸如农田灌溉、生活互助和社会安全等方面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此时,具有地缘性和血缘性双重特征的村庄,就作为具有伦理共同性和生活互助功能的单位凸显出来。它通过家规族法、乡规民约等硬规范和儒家伦理、村庄舆论等软规范将人们紧密连接起来。而在集体化时代,中国村庄的伦理性和生活互助功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国家的行政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加强了。[9]村民说,八十年代之前帮工的很多,建房子都是靠生产队成员抽空帮忙修建起来的。水稻种植的农业模式,更离不开村民的相互帮助,尤其是在双抢季节。在自然灾害面前,农业经济是很脆弱的,每个人都可能面临饥荒。当共同生活介入私人生活之后,所有人通过互助形成一道坚固的堡垒,每个人的生存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保障。人民公社时代,人们甚至通过吃大锅饭来强化共同生活,这就使得除了卧室,私人空间无不抹上了公共生活的色彩。甚至卧室作为私人空间也不具有绝对性,生儿育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件公共事务。
这个时代的公共空间无所不在,它散布于村庄的各个角落,而不是蜷缩在几个狭小的公共场所。“大树下,水库边”,甚至在田埂间,在家里,都可以作为公共场所,都可以讨论公共话题。因此,公共场所是不确定的,整个村庄就是一个公共场所。正是在这个空气般的公共场所中,人们建构起庞大的公共空间,实践着繁荣的公共生活。公共场所的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一种开放性,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可以进入的。因此,村庄信息的传播迅速而广泛,开放的公共场所像一个广播,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可以听到声音。村里发生的每件事,一过夜就传开了。开放的公共场所是无法塑造私密信息的,因为村庄作为一个巨大的公共场所使得信息一旦产生就无法滞留。
繁荣的公共生活将每个人的利益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内部是极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在外部却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因此,村庄生活往往呈现出一种过度的交往,在众多的利益接触点上,很容易就爆发冲突与争执。所以这个时代的纠纷显得格外多。信息的灵通使得坏事很难隐匿,村民总是可以找到矛盾的事由,甚至因此走上自杀的道路。有个党员因为家里穷,偷了别人家拖拉机的一条皮带,这本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消息马上就传遍了整个村庄。这个党员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就自杀了。
虽然公共空间的开放使得纠纷更容易发生,但是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机制,它却可以将人们带入到村庄事务的讨论中。集体时代的人们是与村庄紧密相连的,每个人都参与到村庄发展的蓝图构建中。政治事务是可以公开讨论的,村里的决策是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因此,村干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必须秉公办事,并且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这里的为人民服务不是村干部的道德选择,而是村民的集体诉求。村庄内部存在一种统一的抽象正义和平等观念,每个人都受到它的约束。村民通过开放的公共空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村干部的一举一动都是被监督的,他必须能够经得起舆论的考验,否则人们可以让他下台。湖北大冶的一个村书记因为脾气暴躁,喜欢酗酒骂人,群众对此都很不满,认为他不会做书记,后来就把他搞下台了。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基层的民主才具有真实的内涵。
人们从狭小的私人空间走向无所不在的公共空间,评议村庄事务,传播各种信息。另一方面,在集体时代强大的公共空间话语下,人们几乎也很难发现私人空间的痕迹。公共空间深深地嵌入到私人生活中,两者浑然一体,无法清晰地区分辨认。
二.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
集体时代的私人生活是被规训的,坚持公共生活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将公共生活的作风带进私人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将私人生活的作风带进公共生活是必须受到谴责的。因此,夫妻间不能过于亲密,尤其是在公共场所,这将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夫妻不能沉溺到私人的小空间里,而必须走进公共生活,成为同志和战友。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朋友之间,都必须强调原则性,这是一种统一的公共规则,不能在私人生活中成为例外。这里没有两套原则,公共生活渗透进私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公的规则取代了私的规则,成为整个村庄内部的行动逻辑。大公无私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更是公共生活中的真实标准。
村民说,集体时代的人们经常串门。村民穿越围墙,可以轻易地进入私人领域,这表明了公共空间强大的渗透力。人们带着公共话题,毫无阻拦地在家里讨论起来,俨然这里就是一个公共场所。私人空间不具有任何神圣性,甚至不具有合法性。串门本身就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它代表着一种勾连与纠结,人们相互地跨越私人空间走到一起,从而建构起统一的公共空间。可以说,通过串门,公共空间吸纳并改造了私人空间。在一个很少串门甚至禁止串门的时代里,私人空间就成了不可侵犯的领地,公共空间被阻隔在围墙之外。
因此,不仅是私人空间融入公共空间,而且公共空间也渗透进私人空间,使私人空间充满了公共性。我们在村庄里看到的是集体,个人是被隐匿的。随着集体的瓦解,个人被逐渐凸现出来。私人空间越来越受到重视,逐渐地和公共空间划清界限。
村民说,没想到会分田到户,都乐坏了。长期生活在公共空间的压力下,人们对于私人生活是充满期望的,只是这种期望在集体时代被压抑了。从此,每个人都在自己一亩三分田(J村的村民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打理,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都在想方设法经营自己的私人空间。“各顾各的”取代了“互帮互助”,之前那个统一的目标被分解成每家每户的小目标。因此,人们越来越没有时间走到“大树下,水库边”讨论问题,也不再随便跑到别人家去串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去找别人聊天成了打扰别人的事情。人们发现,私人空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人情也就淡了。昔日将私人空间吸纳的公共空间不得不重新将它释放出来。而私人空间一旦获得自由,马上就与公共空间分道扬镳,并且不断地巩固和拓宽自己的疆域。
人们迅速地从集体时代的公共空间退回到家庭的狭小领域。这里没有政治正确的风险,只有温情脉脉的私人生活。亲情、爱情牢牢地抓住了人们的心,每个人都在为私人空间的重建不断努力着。没有集体的帮助,家家户户都要靠自己。这时,个人能力逐渐凸现出来。有能力的人很快就把家庭经济搞上去了,没能力的人只能看着家庭陷入贫困。家庭生活取代了集体生活,成为人们新的归宿。
私人空间一旦获得自己的地位,就极力排斥公共空间的干涉。家庭成了一个享受天伦之乐的所在,是个人展示真实自我的安全地带,它就是一个私密的、封闭的空间。任何外人的侵入都会破坏私人空间的安宁,尤其是不速之客,很容易就遭到主人的反感。家庭里的话题不再是硬邦邦的公共事务,更多的是关系家庭内部的生活和生产的私事。私事成了一个流行的概念,家庭的事是私事,不愿意说的以及不愿意别人说的也被归入到私事的范畴。在集体时代不存在什么个人私事,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谈的。今天就不同了,私事是不允许被人知道的,更不能被人拿来讨论。村民说,以前是经常讨论张家长李家短的,现在就很少有人讨论的,因为这是会得罪人的事情。因此,私人空间完全不具有公共性了。
私人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的一项权利,它在村庄里确立了完全的合法性。所以,夫妻间表现得很亲密,在人群里勾肩搭背也不再被人笑话。反而是那些表现冷淡的会被认为感情出了问题。有一对夫妻离婚,原因是妻子认为丈夫不理自己,感情冷淡。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集体时代,夫妻保持距离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到了今天却成了离婚的理由。私人空间已经取代公共空间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基础。
既然私人空间里只能讨论私事,那么公事就从私人空间被赶出门了。集体时代的公共场所是无所不在的,甚至家庭也是可以讨论公事的,今天的公共场所随着私人空间的迅速膨胀而不断缩小,最后就集中在几个特定的场所。从不确定的公共场所到确定的公共场所的转变,反映了公共空间的范畴越来越小,而且不断地碎片化。在J村,公共场所就集中在村委会、文体中心、小店、凉亭这几个地方。原本弥散于整个村庄的公共空间最后就凝结成几个固定的点,原本模糊的界限也逐渐清晰了。公共空间不再是生活的常规,它成了一项选择,既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如果有人想一直躲在私人空间里,那也不成问题。
公共空间的式微不仅表现在公共场所的特定化,而且表现在公共场所的娱乐化和私人化。人们不再讨论村庄的发展与决策,不再争议谁做得对还是错,甚至连吵架都越来越少了。因为公共空间无法发力,原本统一的抽象正义越走越远,人们根本就吵不到一块去。村委会原本是办公的场所,现在也成了富人阶层团聚聊天的公共场所。普通村民是很少来这个地方的,因为是“不同层次的人”,“根本没有共同话题”。所以,这个最有“公共”色彩的地方也仅仅是一小撮富人私人沟通的场所。文体中心是年轻人运动的地方,他们在乎的是娱乐,而不是村庄里的公共事务。凉亭是一个可以扯低级笑话的场所,人们在里偶尔还可以听到村庄里的消息,但是已经很少有人在议论。私事成为了一种禁忌,讨论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从村庄小店的发展历程可以窥见公共空间的变迁。村里的第一家小店是1982年开的,当时生意很红火,来这里聊天的人很多。所谓聊天,其实就是张家长李家短地说闲话,传播一些好的坏的消息。在当时,私人空间的界限还不那么明确,人们还是可以讨论私事的。很快地,又有两三家小店开张,到了1986年达到了十几家。由于八十年代末到外面赚钱更容易,因此很多人就放弃小店,到1994年减少到六七家。在此之前,小店提供了一个说闲话的公共场所,打麻将的很少。由于村里的花木种植效益日好,很多外出的人纷纷返乡。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有一批妇女就闲置下来了,天天呆在家里不用干活。于是,2000年之后开小店的风潮又兴起了,到现在总共有11家小店。然而做买卖生意的只有一两家,其余的都是供人打麻将。闲置下来的妇女成了麻将店最主要的顾客,男人们在下雨时偶尔也会去搓几盘。这样一天下来,小店可以赚个一百来块。因此,小店就是一个人们打牌娱乐的场所,大家只专注于手中的牌,很少有关于村庄共同事物的讨论。公共场所的私人化和娱乐化,使得它很难再承载公共空间的运作,村庄公共性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之间的界限。从纠结不清到泾渭分明,人们可以找出非常多的标志物,其中,围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通过围墙,私人空间巩固了自己的疆域,重塑了村庄社会的心理结构与交往规则。
三.围墙功能的变迁
村民说,围墙是一直都有的。然而,围墙的功能却发生了重大的变迁。最开始,围墙主要是具有安全功能。历史上的南方山寨林立,匪寇成群,政府又很难提供有力的治安措施,因此,村民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将家庭建在围墙里。刚解放时,村里经常有土匪出没,高围墙可以防匪。此时的围墙主要是将村庄与外部的危险世界隔离开来,大部分的人都住在祖传的大院子里,共享一个围墙。六七十年代的村民有一大半还住在大院子里,到了八十年代,老院子被不断地拆掉,人们纷纷建起了新房子,每家每户都要弄个围墙。以前是一二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围墙和一个门,现在是每个家庭都要有一个围墙和一个门。解放后到九十年代之前,围墙的主要功能已经不是防匪,而是起到财产权分界的作用。这个阶段人们主要从事水稻农业,一些生产工具如手扶拖拉机、锄头、犁、耙都要放在院子里,村民养的鸡鸭也必须放在在院子里,围墙就构成了一种财产权的宣告。尤其是饲养的家禽,它们的可移动性很容易造成财产的混淆,而且容易侵犯到其他类型的财产,比如“房子外面有水稻田,放出去就会吃别人的水稻”。另外,围墙里还可以进行种菜,晒谷子等生产活动。虽然有围墙,但是它只约束财产的变动,并没有约束人员的流动。村民有空还是经常串门,将公共话题带到围墙内部。公共空间仍然具有强大的渗透力,而私人空间并没有因为围墙的存在而获得明确的界限。虽然分田到户之后,公共空间开始衰落,但是由于九十年代之前大部分人们都是种植水稻,它使村民依然保持着较多的联系,人们相互串门和闹纠纷的频率依然很多。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村民彻底放弃了水稻种植,取而代之代之的是商业化的花木种植。人们尊崇市场运作的机制,视个人能力为致富与否的关键。每个家庭都成为独立的个体,它只需要与市场保持联系,而村庄日益成为失去了重要性。村民不再经常串门,甚至纠纷也越来越少,因为人与人的利益勾连已不再那么紧密。于是,私人空间迅速膨胀,并且与公共空间划清了界限。就是这个时候,围墙的隐私功能得到了彰显。围墙不仅是私人财产的界限,而且是公共空间的尽头。围墙内部成了一个禁止外人窥视的私人世界,围墙内部发生的事情也不允许在公共场所被人议论。躲在围墙里面,人们感受着安心与平静的乐趣,至于外面的村庄公共事务已经不再是关心的对象。“围起来好,隐蔽多了,邻居少了也好。”村民对私人空间的珍爱是无可取代的,“即使不考虑小偷,房子也总不能光秃秃的(没有围墙),家里一有动静别人一路过就看得一清二楚,还是要隐蔽一些。”没有围墙的房子是很不正常的,就像一个人不穿衣服一样,他就把所有的隐私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围墙作为一块遮羞布,成了村庄的一种道德认同。谁破坏了这个规则,掀开他人的遮羞布,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公共场所里的话题只能是一些嘻嘻哈哈的废话。围墙不再仅仅是一个砖头垒成的屏障,它重塑了村民的心理结构和行为规则。每个人的心里都竖起了一道围墙,他人被隔在围墙之外。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淡,谁都不了解谁,整个村庄不断地走向陌生化。同时人们也把自己关在围墙里,不再参与公共生活。有些人干脆自己买个麻将桌,想玩的时候就一家人搓几圈。“有围墙,在里面打牌也不影响到邻居”。当人们逐渐地将麻将桌从公共场所搬到围墙内部,原本只剩下娱乐的公共场所就什么都没有了,公共空间也就消失了。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变迁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反映了整个村庄社会的性质与生态。公共空间的式微不仅影响到私人生活的变革,它也直接影响到村庄未来的出路。考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变迁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分化。阶层的兴起与圈子的形成紧密交错,改变了公共空间的社会基础。
四.社会分化与公共空间的碎片化
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村庄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分层,每个分层的经济收入差距悬殊。通过人情循环的进入与退出机制,经济分层深深地嵌入到社会分层之中。“不同层次的人与不同层次的人交往”,“富人没有低档的朋友,穷人也没有高档的朋友”。人情礼数被富人们越抬越高,最终将穷人们排除在人情循环之外。新的人情链条被重新搭建,它成了转化和固化社会分层的仪式。不同阶层的人不会聚到一块,他们在村庄社会中几乎处于隔离的状态,因此,公共空间就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它不再是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的价值建构。
在阶层内部,由于不同的职业和兴趣,人们形成了众多的交往圈子。“以前生产队是一个小团体,现在有各种团体”,比如小工圈子,生意圈子,麻将圈子,跳舞圈子,信仰圈子等等。这些圈子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交往规则和正义标准。因此,我们面临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村庄,而是充斥着不同规则的复杂世界。人群被分割开来,原本已经分裂的公共空间进一步地碎片化了。每个圈子只关注自己的小团体,对于整个大团体的发展命运,却很少有人去在意。
如果说村庄里还有人在关注公共事务,那就是为数不多的富人们。凭借着经济门槛与道德门槛,富人们垄断了村庄的整治市场,将一般的村民排除在门槛之外。富人治村导致公共空间的减弱和丧失,因为群众无法再参与公共事务,默默地藏匿在村庄的背后。对于经历过一个政治大平等时期的中国社会,富人治村所带来的政治沉默将造成巨大的痛苦,并且影响到基层民主的走向。今天的村民是不被允许关注村庄事务的,他们对村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富人治村倡导这样一种舆论,“如果所有的村民都来关心村庄事务,村里的事就搞不成。村民不必要来操心,只要看到村里发展了,干部没有往口袋装钱就行了”。因此,村里的大事都是党员决策的,但实质上还是书记说的算。村庄不再是大家的村庄,而仅仅是几个富人的村庄。普通村民不再谈论村事,民主选举也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在一个分化的村庄社会里,人们已经远离原本属于自己的村庄,公共空间变得支离破碎,再也无力生产和维系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
社会分化在结构上改变了村庄的公共空间,它使人们纷纷退出了公共生活。这些人舍弃了原本的价值归属,在家庭这个私人空间里找到了另外一种意义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妇女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妇女的诱惑与归属的变迁
在家庭生活中,妇女一直都是处于较为脆弱的地位。因为她始终是一个外来者,她的到来打破了原本稳定的家庭结构,因此,在传统观念里,妇女总是作为一个不祥者被时刻提防着。她脱离了娘家的保护,只能通过依附于夫家来获得安全感。然而,一旦她的言行出现差池,就很容易陷入危险的处境。妇女的这种角色与地位决定了她对于归属与安全具有比男子更强烈的敏感性,她更能感受生活变动可能带来的风险。在传统的宗族社会中,妇女通过依附于家族和房头来获得保护,家族与房头的强盛与否跟妇女的受保护程度息息相关。在弱小的家族里面,妇女更容易受到其他强大家族的欺负。因此,妇女更希望嫁入大户人家,并且积极鼓励丈夫参与家族的公共事务,因为丈夫在家族中的地位决定了妇女的地位。可见,在传统村庄,公共空间是由家族的男子建构起来的,妇女在背后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集体时代,生产队的力量取代了家族和房头,它重塑了村庄的公共空间。妇女从家族里被解放出来,成为一股强大的行动力量。她们欢欣鼓舞地走出家门,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和公共辩论。妇女不再需要依附于家族,生产队为她提供了强大的话语权。“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发现自已可以和男子平起平坐,共同参与村庄的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变得不重要,只有公共生活能够给每个人提供意义。可以说,无论是妇女还是男子,都在生产队里找到自己的归属。生产队不仅管生产,也管家庭生活,这就将公共空间的力量注入到私人空间里。夫妻吵架、婆媳吵架不仅仅是家庭纠纷的私事,也是影响集体生产的公事。正是在公共势力的介入下,妇女的安全与地位获得了保障。因此,在集体时代,村庄的公共空间是由妇女与男子共同建构的。
随着后集体时代的到来,村庄中的结构性力量逐渐瓦解。家族房头势力已经在集体时代中被打破,而生产队也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妇女的失去了安全的归属感,只能退缩到家庭之中,通过建构一个封闭的私人空间来保护自己。但是单单靠妇女自己是无法实现这个任务的,因此她必须将丈夫拉到自己身边。既然参与公共生活已经不能获得任何保障,妇女对于丈夫不顾家的行为非常恼火。在妇女眼中,丈夫只有一心一意地为家庭奋斗才是有意义的,而把时间花在闲聊和讨论的事情上则是懒惰的表现。因此,这个阶段的家庭生活经常出现纠纷,甚至导致自杀。这时候串门就开始少了,因为妇女往往表现出不满。家庭已经成为一个私人的世界,外人的随意进入必然打破家庭的安宁。尤其是那些来讨论村庄公共事务的外人,在妇女的眼里简直就像一颗地雷。人们很快就感受到妇女的眼色,因此相互都尽量避免去串门,有事就到公共场所聊(当然,这也不再那么自由了)。就是这样,私人空间逐渐地从公共空间分离出来。另外一方面,村庄结构性力量的瓦解也使得男子无处使力,尤其是在社会分化之后,村庄的政治市场被少数富人垄断,大部分的男子都被排除在门槛之外。他们也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归属,家庭这个私人空间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舞台。再加上妇女的鼓励和诱导,丈夫终于回家了,并且沉浸在温情脉脉的私人空间里。
家庭作为私人空间,为村民提供了一套崭新的价值伦理。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个私人空间也不再封闭。如果说家庭是半结构性的力量,那么在技术的侵蚀下,它的凝聚力也逐渐弱化了。
六.技术的侵蚀与流动的私人空间
集体时代的一个公共生活是看电影,村民一有空就成群结队跑到电影院。通过电影,人们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熏陶,并且在之后的集体讨论中凝聚成一种共识。因此,电影不仅仅是闲暇娱乐,更是建构公共空间的重要方式。到了后集体时代,电视开始进入村民的家庭。刚开始,大家都好奇地围在少数几个有电视的人家里,一起观看和讨论。后来大家都买了电视,每个人就躲在自己家里看。而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对于公共生活不再热情。今天即使去看电影,也不可能是成群结队地去,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或一对情侣结伴去,那也是一种私人生活。调查期间,有个村里放了一场露天电影,结果只有四个老头去看。电视成了凝聚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晚饭吃完后,全家人围在电视旁边,边看边聊,其乐融融。人们被电视吸引了眼球,没事就在家里看,也就很少串门聊天了,毕竟“家里都有电视,有点不方便”。电视的内容多是距离村庄生活遥远的事,人们似乎生活在村庄之外。最初的电视只有几个频道,因此大家都相安无事地一起观看。后来频道越来越多,并且分别迎合不同人群的喜好,导致了家庭成员对电视频道的竞争。为了免除竞争的苦恼,很多家庭购买了两台甚至更多的电视。于是,私人生活也出现了分化。当家庭成员分别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而很少参与家庭共同生活时,家庭的归属感也就弱化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寻找归属。
电话也陆续进到村民的家庭,它一方面将遥远的人拉近了,另一方面也使相近的人变远了。因为人们可以通过电话传达信息,而不再需要去串门或跑到公共场合说。同时,它方便了每个人去选择自己的交往对象,去建构自己的私人圈子。家庭的围墙被打开了一个洞,私人空间不在稳固地停留在家庭内部。它本身开始分化,并且溢出到围墙之外。私人空间逐渐地从家庭主导转变成个人主导。但是电话只能固定在家庭内部,只有回到家庭,人们才能接通自己的私人空间。家庭成了信息的集散地,是个体私人空间交汇的场所。因此,家庭电话时代的私人空间是半流动的,它不是封闭在围墙内部,但也不是完全地游离在围墙之外,而是附着在家庭里但却溢出围墙外的交往模式。
手机的出现使个人可以脱离家庭自由地选择交往对象,个体的私人空间完全成为个人的私密,其他家庭成员也无法知悉。可以说,家庭的围墙已经被打破,而公共空间已经无力进入,私人空间却能流溢出来。人际交往不再附着于家庭,而完全是个人的一件私事。由于经济生活的需要以及个人职业、兴趣的偏好,人们的交往对象可能在遥远的地方。通过手机联络,人们可以将处在各个角落的人汇聚起来,建构一个远距离的私人空间。这些流动的私人空间已经越出了村庄的边界,跟村庄没有任何关系。人们把手机带在身上,在家里也好,在公共场所也好,在异地他乡也好,人们都与私人空间保持联通,期待某个遥远朋友的信息。费里奇说,闲逛者带着他的个人空间游荡,在城市中闲逛的整个期间,他的个人空间都伴随着他。[10](P56)这里说的虽然是城市,但是用来形容当下发达的农村生活也很真实。流动的私人空间创造了新的交往规则,打破了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不再是地缘越近,熟悉程度越高;也不再是血缘越近,感情越融洽。
如果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本质是人际关联模式,那么不同的人际关联模式会导致不同的信息传播机制。人们通过信息交流,才能形成舆论,建构价值伦理。因此,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变迁影响了村庄信息的传播机制,从而改变了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
七.信息传播机制与村庄价值生产能力
集体时代的公共空间无所不在,人与人紧密地生活在一个对外相对封闭的村庄。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讨论公共事务,制造舆论。因此,村庄犹如一台广播,每个人都可以迅速地知悉一切信息。因为有统一的抽象真理,人们的行为就有对错,就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
然而,随着社会分化的形成,今天的公共空间已经被逼到角落,私事成了不能碰的禁忌。即使私事可以被认知,也不能被公开讨论。“现在公共场合不会说张家长李家短,只是在私下说,跟好朋友坐下来说说,不会在小店说”。私下的接力式传播,使一个丑闻成为公开的秘密,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它只能在互有交叉又各自封闭的圈子里传播,通过不同圈子的交叉点,信息就可以从一个圈子传送到另外一个圈子。小店、凉亭就是这些交叉点最集中的敏感穴位。一旦某个圈子之外的人闯入进来,话题就自动封闭。村民都说不喜欢去探听别人的私事,但是对这些个人私事又并非全然不知。这里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村民日益成为村庄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他会接收到一些信息,但不会主动搜索这些信息,公共空间成了一个卖方市场,代售的信息商品多而购买的意愿弱。因此,这是一个萎缩无力的公共空间。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分化日益明显,人群迅速重组,形成多样化的圈子,不同圈子只能通过交叉才能传播信息。公共空间被分解成支离破碎的脉络,信息只能朝特定方向有选择性地流动。公共空间不再是统一市场,而是条块市场,即使同一种信息商品充斥整个市场,也只能在规定的条块之内流通。因此,这是一个条块分明的公共空间。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动力机制,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涉及到社会机制。一个萎缩无力、条块分明的公共空间是无法形成合力,凝聚村庄的共识,从而引发集体行动的。
另一方面,村外信息源的多样化也影响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在以前,掌握村外信息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他们或者经常在外地奔走,或者拥有一些与外界沟通的特殊渠道。信息的源头是固定的、有限的,这也使信息显得新异和珍贵,能够知晓它并且传播它,成了每个人无比自豪的事情。因此,信息将人们团聚在一起,通过口嘴相传,将信息传给每个人。也只有汇入这一信息连接渠道,人们才可能分享所有信息。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电话与手机逐渐成为传播村庄外部信息的重要源头,但这些源头散落在每家每户中,人们就丧失了在街头巷尾传播新异信息的热情,因为每个人几乎都可以同时知道这些信息。私人化的信息传播模式使整个村庄越来越陌生,人们无法共享一套村庄信息,无法再对公共事务进行是非辩论。因此,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越来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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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写作得益于对浙江J村的一次深入调研,文章的形成来源于调研过程中与陈柏峰、赵晓峰、耿羽的讨论,大组成员的讨论也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在此一并感谢。
[1] [作者简介] 林辉煌(1986— ),男,福建漳州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法律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