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一、神圣的荒谬

      暂且把时钟倒拨到1999年12月31日的深夜。这本来是一个并非非常的时刻。然而,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大楼的对面,正在举行一个非常愚蠢的典礼。“中华世纪坛”——顾名思义是新世纪的纪念坛——开坛了!元旦过后,当时所谓的“核心”江三又十一民宣称“人类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直到1月下旬才改说“人类很快就要进入新的世纪”。终于明白还没有进入新的世纪。元旦是1月1日,不是0月0日。元年也是1年,不是0年。新的一年和新的世纪及新的千年都是从1开始,不是从0开始。这本来是一个简单得不能更简单的问题。可是摆到中国人民的面前,却会显得如此混乱不堪。我们不能因此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糊里糊涂搞不清楚的民族”。但是至少可以说:“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应该而且必须认真反省的民族。”

      这种原始的错误一旦戴上权威的王冠,就会发出神圣的光芒。再经过几代人的传承,最后就会像海洛因和摇头丸一样作用于人们的大脑,让人们不得不服从它依赖它。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何谓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究竟好不好?

      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文选”,共产主义的目标都被说成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都认为只要物质产品足够丰富之后,就一定能够按需分配。思维的漏洞在于,这些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从来都只想到产品数量的多少,却都没有想到还有一个质量差别的问题。以电视机为例:当第一批黑白电视机问世时,当然不可能马上就按需分配。但是,就在黑白电视机还远远没有普及之时,彩色电视机又出世了。接下来,平面直角、大屏幕、多功能、等离子、液晶、数字、3D电视机等等,日新月异。而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发达,任何新产品

      都必不可免地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不可能一个晚上就走进家家户户。假如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坚持只生产黑白电视机,不要任何发明和创新的话。那么今天黑白电视机肯定可以按需分配了。可惜,一个无可奈何的前提是我们将迟迟看不上彩色电视,更用不上电脑。所以实现这种共产主义的前提是人类社会停止发展。

      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物质产品的质量品种趋向于无限丰富。但同一品质的产品的数量却总是有限的,尤其是住房之类的不动产,永远都不可能按需分配或各取所需。如果任何人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岂不天下大乱?试想: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中国人都争着要入住中南海,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和情景?如此愚昧荒谬的主义怎么能够当作人类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呢?它的客观作用反倒是为等级制、优先权和官僚特权提供了绝妙的借口。因为当权者可以说他需要,你不需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远比马克思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而人们的思想认识也总是要受到历史的局限。当长征中的红军战士们在煮皮带吃草根的时候,共产主义的最大诱惑不过是“每人每月2斤肉”。他们绝对想象不到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民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实现之后,还会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对于工业化初期的马克思来说,他大概连汽车都没有坐过,莫说飞机地铁。当然也没有看过电视用过电脑打过手机。他的头脑里既没有负反馈自动化信息化之类的现代科学概念,也没有第三产业服务业旅游业之类的经济学词汇。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很容易让他否定市场经济,从而否定整个私有制度。如果他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习惯于把自己国家的经济危机看成是正常的经济调整的话,就不会得出资产阶级社会必然要灭亡的结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先有《共产党宣言》后有《资本论》。也就是先下武断的结论,后作详细的分析。而《资本论》也是先完成第三卷,后再继续写时断时续的第二卷。第二卷才是马克思的最后一部著作,其中含有和第三卷的市场理论相抵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表式。也许是其生命已经到了尽头,第二卷的分析并没有最后完成。据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说,如果再继续进一步分析的话,合孚逻辑的结论将是“资本可以自己为自己开辟市场”。怎么可能是“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毛泽东根本没有读过《资本论》。为数稀少的读过《资本论》的各类学者、理论家和政治家也不可能都像魁奈的《经济表》一样地分析经济现象。更多的人也许是因为相信毛泽东而相信马克思。而毛泽东这代革命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管它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都被革命的洪水裹挟了。实际上,许多事情许多时候许多人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地独立思考,只能是人云亦云糊里糊涂地随波逐流。

      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尽管他主观上希望这个有病的社会制度灭亡。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带有挑战性巨大威胁的批判,客观上分析了这个社会制度的病因,对其内部自发的改革具有激励的功效。再经过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等高明的医生的治疗。结果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而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倒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土崩瓦解了。中国的原教旨的社会主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变得不伦不类了。

      曾经流行一时的“猫论”——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合孚逻辑的内涵就是,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够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当然有它自己的特点。毛泽东的猫收买了资本家的私有企业,消灭了一切小商小贩小匠铺小作坊。在农村里则成立了人民公社。而邓小平的猫废除了人民公社。在城市里则让私有资本死灰复燃。同时还从海外引进大量的外资企业和股份。加上那些官倒官商官办官营,名义上公有实际上私人经营的根本搞不清楚究竟属于谁所有的形形色色的公司。与其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据说,这两只中国猫都是同一只19世纪的西洋老猫生出来的。它们都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显然,它们身上的颜色很不一样。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一只白猫的话,那么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就可以说是一只黑猫。或者说是一只又黑又白黑白相间的花猫。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结果是GDP增长的目标达到了。但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却急剧地扩大了。世界银行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竟然越来越贫困。各级政权贪官肆虐,官场民间腐败遍地。大陆上空妖雾弥漫,华夏大地污水横流。如此现状自然令人大失所望。尽管马克思能够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抨击得无以复加,却没有预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的疾病。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曾经是无比神圣的光芒就像落日的余辉在人们的心目中渐渐地消失了。

      二、漫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用得最滥的烂名词。打开《共产党宣言》的后半部分,反动的社会主义赫然入目。什么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应有尽有。没有一个是好主义,但都被称为社会主义。甚至臭名昭著的纳粹法西斯主义也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如此这般,社会主义命里注定要和混乱、糟糕、虚伪、罪恶结下不解之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里说:“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要的是共产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大概也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叫“中国社会党”的根本原因。

      问题在于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信仰。它更主要的是一种实践和运动。在战争年代,它曾经表现为战时共产主义。在和平年代的大跃进时期,不少地方一度出现吃饭不要钱的公社共产主义。作为单纯生产关系意义上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也早就在“文革”时期的整个中国大陆已经实现过了。不过是当时仅仅被称为社会主义而没有叫共产主义而已。但无论如何,实践都已经证明这是一种十分糟糕的主义和伤天害理的运动。公社的社员们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咬破手指按血印,冒着生命的危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场改革,实际上改的就是社会主义,革的就是共产主义。然而,没有理论家能够提供系统的明确的理论。当政者其实是在老一套实在玩不下去才不得不顺势而为。于是,邓小平就被吹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则被吹捧为邓小平理论。

      虔诚而又顽固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不会相信和承认共产主义的破产。但是实用主义的执政者却已经吃够了共产主义的苦头。既然在实践中已经被共产主义碰得头破血流,自然就会把它束之高阁。于是就冒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仅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社会主义本身也可以任意捏造一个初级阶段。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再捏造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的次初级阶段。这种无中生有的“理论创新”不过是为了延长自己的专制权力的使用期,以便于自己和子孙后代多捞几把。至于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以后的确切情况如何?就不管它了,哪怕洪水滔天!因为谁也看不到遥远的将来。执政者大可放心大胆地把未来说得天花乱坠,继续向人们从孩童起就灌输共产主义的海洛因。

      马克思原本是从人文关怀的目的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幸,却误入了生产关系的歧途。他的那个时代,“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于是,他就断言“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后来社会发展的事实是财富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工人并非必然会贫困。工人不可能仅仅为养活资本家而工作。他们有足够多的和平的手段和办法来限制资本家的剥削。终于,资本主义国家发达了。其人民的生活普遍比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幸福。而列宁的那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名言也成了无稽之谈。现在已经不再把发达国家称为帝国主义国家了。美国军队开进巴格达时并不悬挂美国国旗。更不像当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时火烧圆明园那样胡作非为。相反,当伊拉克的歹徒们趁火打劫博物馆时,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去追缴文物,维护人类文明的成果。倒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因为堕落成为帝国主义而最终灭亡。所以,假如列宁还活着的话,很可能会改说:“社会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帝国主义。”

      政治阴谋家是最善于将错就错的。对于邓小平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搞什么、如何搞,而是谁来搞。对于搞什么,大可不必计较姓社姓资。也不必扔掉社会主义的大旗。这种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里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尽管难于自圆其说,却也足以自欺欺人。其奥妙在于“打左灯向右转”。既可以蒙骗那些反对资本的执迷不悟的共产党内的左派。又可以糊弄那些听惯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这首歌的平民百姓。至于如何搞,当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石头人人会摸,但肯定不会让不听他的话的人来摸。只要听他的话,摸错了可以重新再摸。根本不必担心过得了河过不了河。反正一切严重的灾难罪孽,最终都会由人民大众来承担。当权者即使在文革中遭受那么大的浩劫,一旦官复原职也都会获得加倍的报偿。说到底,这政权原本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不是人民选举的,更没有和老百姓订过什么契约。用得着诚信二字吗?何须向人民负责?令人悲哀的仅仅是人民大众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下,始终像绵羊一样地被这些牧羊人牧过来又牧过去

      三、再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欲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字词汇的错误使用经过多次重复之后,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例如:人非吃饭不可。如果大家都把这句话说成“人非要吃饭”,这个非字和它的本义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名词也同样如此。经过许多人许多次的重复以后,它们的本义就很难说清楚了。

      不过,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仅就名词出现的时间而言,是先有社会主义后有资本主义。据说,马克思在1867年还不知道有capitalism这个名词。当然,他的所有的著作里都没有出现这个名词。由于词义含糊不清,当时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拒绝使用这个名词。直到20世纪初,才在政治论坛的争辩中轰轰烈烈地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反面而大量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则简直就把资本主义当作罪恶的同义词。

      通常人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主义,主要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角度出发,认为公有就是大家都有,私有则意味着少数人有而多数人没有,似乎公有制比私有制公平。其实,这种官方的意识形态纯粹是无数的二传手们抄来抄去的结果。对于马克思的一句“私有制无法解决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矛盾”的无稽之谈,他们也许未加认真地思考,也许是照搬照抄更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反正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作为公有制优越性的重要依据。我们只要还有起码的经济头脑和正常的思维能力,就会看到想到公有制的虚伪和荒谬。

      国有企业在上市之前名义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人人皆有13亿分之一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其盈也好,亏也罢,与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有何相干?某国有垄断企业的一个抄表工年收入十万元。这对于一个在亏损企业里下岗失业的职工来说,其优越性又体现在谁的身上?这种名义上的公有究竟能够让多少人受惠?让什么人得利?

      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没有搞清楚所有权不等于使用权和经营权。生产资料无论如何公有,其经营和使用最终都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所以,公有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及使用权是相互分离的,其本质是公有私营和公有私用。而私有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及使用权却相对比较一致。所以,和私有私营、私有私用的正儿八经的私有制相比,公有私营和公有私用的公有制的基因里存在着一种先天性的缺陷。它天然具有不合理、不公平和非正义的原罪。今天中国大陆普遍的公款吃喝玩乐、公款出国旅游和公车私用等等的腐败情景,无疑都是这种基因发酵作的孽。

      这种基因的漏洞给贪污寻租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创造了许多的机会。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及使用权的分离,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公家财产落到经营者使用者手里就很容易变成经营者所有和使用者所有。许多国有资产已经被变着法儿进入了个人的帐户,许多黑钱已经洗白。由于13亿分之一的所有差不多就等于没有,所以全民所有很容易变成全民没有。于是,中国大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这样悄悄地演变成为当权者的“官有制”。官场内部一度流行把党委书记一把手称为老板。表面上看似孚有点开玩笑。其实决非戏言,恰恰是深刻地击中了公有制荒谬的要害。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书记心照不宣地做起了各级“共产主义老板”。于是,阳光下他们冠冕堂皇地“讲政治”,黑暗中他们恬不知耻地搞腐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仍然是他们的老规矩。

      因为公有制意味着官有民没有,所以就十分方便地勒紧全国人民的裤带。什么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什么低工资低消费,都是以革命的名义高积累高剥夺。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不是哪一个资本家作的孽,你和谁去算帐?总不能和整个国家对抗吧?但是私有制的剥削就没有那么容易。被雇佣的工人们闭着眼睛也不会搞错是吃了谁的亏。他们可以通过罢工等和平的手段与老板讨价还价。而政府也往往会站在工人这边为工人说话。因为工人手里的选票比资本家多得多,得罪不起。毫无疑问,社会的公平正义并非单纯地取决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不过是社会的经济制度,还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与其配套,才能建成一个健康发展的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不同的侧面观察社会。于是,就冒出了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例如:人本社会主义几孚等于福利资本主义。有人把北欧等国家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但这些国家的人民或许更愿意称自己的国家为资本主义。也有美国人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一种自由社会主义。官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有不少人认为是一种初级资本主义阶段,并且被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实在莫衷一是。著名的海外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数目字管理。“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亦即在私人财产权已在原则上固定之后,针对其原则上的罅隙和不及之处,加以补助和加强。”并且认为只有凯恩斯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就又多了一种私有社会主义。显而易见,这种私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大陆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

      现在看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无论是由私人资本出面主持,还是以公家的名义出面主持,最终都将是同一种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各尽所能,各换所需。”也许可以说是一种“交换主义”。其理想的目标不可能是共有共产,而只能是共通共和——和衷共济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当然无须赘言,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相互交换的。天赋之人权和政府之政权显然都不能参与交易。贩卖妇女儿童和权钱交易总归是伤天害理犯法的。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不是私有制无法解决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而是公有制无法克服其和一个个的私人之间的根本矛盾。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言,最好的形式是上市公司。它实际上是属于市场所有的“市有制”。由于其股份属于无数大大少少的股东,显然不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所有的私有制。当然也不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由于其股份天天都在交易,具体的股东随时都在变动,所以是一种动态的集体所有制。它是一种动态的部分公有和实实在在的私有相结合的“市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算得上是一种资本社会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改革已经为必要时逐步稳妥地稀释国有股权创造了条件。而《物权法》的制订颁布也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未经许可不能进”的私人财产权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保障。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赋予社会主义更多的人文关怀的色彩。这一切似孚都在向人们显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向社会资本主义迈进。而美国因为金融危机,政府设想把某些将要倒闭的银行收购国有。这似孚也在向人们显示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正在向资本社会主义演变。

      也许最好是只要正义不要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名词都令人尴尬地被堆压着多重的含义,既然已经过度滥用,当然最好弃之不用。但是如果真的抛弃不用,又会感到帐然若失。所以我们只能希望正义战胜主义。必须抛弃的是“资本主义最坏,共产主义最好,社会主义是过渡”之类的糊涂荒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

      总而言之,只有相对于以官为本的国家主义而言,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才是一种好主义。如果相对于私有私营和私有私用的资本主义来说,公有私营和公有私用的社会主义肯定是一种坏主义。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人权高于主权、以法律规范治国、奉行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才能成为好的社会主义。否则,藐视人权、草菅人命、践踏法律、颠倒是非、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只能堕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分支,变成“中国黑色的社会主义”。

      实践已经证明,曾经十分流行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国家主义的说法是多么的荒谬。如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每年都远远超过GDP的增长幅度。“大河里的水”足够满了吧?但“小河里的水”却依然不够治病上学。当然更买不起住房咯。国家的税收就像戈壁滩上的塔里木河,老百姓的钱包好比罗布泊。无论塔里木河上游的水多么满,罗布泊最终还是干涸了。中南海里的高端人士如果良心未泯,就应该主动放弃国家主义,奉行结社自由的社会主义。那种共产企业的经理们“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的社会主义应该寿终正寝了。

  • 责任编辑: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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