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有助于讨论问题,我想在本文的开头对发展模式的概念做一些理论上的描述和界定。

      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人类的现代化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历程。现代化不仅从整体上提高了人类文明的程度,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内涵。两 百多年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无论什么国家或地区,构成现代人类文明的要素主要都有四个:即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社会富裕和分配上的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的 有效保障和人的自由发展,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谓发展模式,在抽象意义上一般就是指能推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持 续向前发展的稳定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安排的结合。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会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目标和任 务,在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时可能采取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做法,实行一些共同的政策和制度;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推进现代化的时间、空间和国情不可能完全一 样,各国在推进现代化时目标之间的排序、采取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因此,当我们具体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时,为使发展模式这个概念具 有分析价值,我们通常不是系统地讨论推动这一国家持续向前发展的所有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安排,而是集中讨论该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特有的那些政策安排和制度安 排。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特有的推动它自身持续向前发展的稳定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安排的结合。根据以上对发展模式问题的理解和界定,在如 何认识一国模式的问题上,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得出几点推论:第一,讨论一国的发展模式,不是总结它的全部做法,而是集中讨论其中有该国特色的或是独创的做 法。第二,这些做法不是“应有”的,而是在发展中已经能持续、真实展现出来的东西。第三,这些做法不应表现为一种“功能”(如“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应 表现为一种稳定的政策或制度(如一种能有效调集资源并将其投放于特定目标的制度)。第四,它应是一个能代表国家整体性的做法,而不是一种只局限在某一区域 或领域中的做法。第五,模式虽然重要,但也不能夸大,在通常情况下仍需把具有独特性的发展模式和其他具有普遍性的政策与制度安排结合起来,才能对一国的发 展做出充分的解释。

      中国的发展具有某种独特性,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一直都不是问题。中国发展方式真正引起广泛讨论的是在中国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以后。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把中国发展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从那以来,国内外出现 了许多关于中国模式的提法和讨论。归结起来看,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强调中国文化对当代中国发展的作用,例如,《 大变局:中国模式的崛起与西方模式的衰落 》一书的作者认为,文化决定国家的命运和兴衰存亡。现代西方形成的以个人贪婪、享乐为核心的文化,决定了其必将走向衰落的命运;而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 文化,强调天、地、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道与器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中国快速崛起的历史和文化依据,并将最终决定21世纪世界格局的基本走向(徐 牧,2010)。马丁·雅克在《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多次运用了中国政治模式这个词。他认为,中国的发展与中国政治模式关联在一起,中国政治模式值得关注 的有这样几点:发展型国家,共产党政权,儒家政治文化传统,政府中心主义,弱市民社会。他同时认为,中国政治中许多要素是数千年持续下来的,这样的要素主 要有6个:把政治基本上等同于政府活动,精英文化,国与家的同构性,极端重视道德教诲和道德榜样力量,国家集权,中国政治始终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政 治统一。他说这6条是中国两千多年持续的东西,从春秋开始,这6条就已经存在了(雅克,2010:168~188)。

      第二种看法,把中国模式等同于党的“十七大”确立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程恩富、 辛向阳,2010)。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种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 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在政治建设上主要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文化建设上主要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 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建设两主体格局;在社会建设上主要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领导下的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 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

      第三种看法,主要是从具体的政策、机制和制度安排上来寻找中国模式,目前这方面提出的观点最多(俞可平,2006;刘亚伟,2010;王辉 耀,2010)。例如,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主要有三个特征:坚持改革创新和实验,把GDP增长、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这三者兼顾起来,对自决权的承诺 (即倡导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内部事务的自决权)(雷默,2006)。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把中国发展模式归结为“八大支柱”,即解放思想,纵 向民主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略,“管好森林,让树木自由成长”的宏观管理方式,注重艺术和学术,对外开放与融入世界,在倡导自由的同时也追求公 平,追求卓越(奈斯比特,2009)。潘维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分别有四项主要内容,前者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国有的金融大 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后者为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 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制度,先进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潘维,2009:7~59)。赵穗生认为,中国模式是沿着四个方 向构建的:一是强调规范性、规则、程序和领导体制的制度化,二是运用多元的方法建立责任制,三是增进公民的宪法权利,四是推进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 型。他认为,这四点将构成中国模式未来建构的主要方向和领域(赵穗生,2009)。

      应该如何评价目前这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以下谈三点想法:

      首先,人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模式?中国拥有5000年文明史,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受到过周边国家和了解中国的其他国家及人 士的关注与称颂。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逐渐地落伍了。中国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与西方主要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走上了在与西方不 一样的社会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最初的30年中,中国的发展也取得了成就,但代价过大,不能算是很成功的发展。1978年以来,通过深刻总结国内外 在发展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政府把改革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使广大人民和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业空间和推进发展的激励,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努力改善民生,统筹开发和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推动着生产力持 续、快速向前发展,社会其他方面也取得显著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效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蚀,尤其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 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由危机所可能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系统性风险,并成为带动全球经济走出衰退、恢复增长的引擎。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表现,使她再次 引起世界各国其中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我认为,人们讨论中国模式,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开始“向东看”,一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 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并有可能使中国在并非遥远的未来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并超越美国,从而实质性地影响世界格局和各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因为三十 多年的发展使中国古老文明重新焕发出生机,它同当代中国人的许多创造性工作结合在一起,有可能形成某些与西方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现代性相区别的新形态的现代 性,从而在某些方面形成实现现代化的新的方式。三是因为世界各国,特别是目前在文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非常想了解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 题面前,中国能否通过自身自主的创新,找到另外一种新的解决方式,这种解决方式不仅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也能为其他国家包括现在的发达国家提供启发 或帮助。因此,人们讨论中国模式,不仅表明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已经取得的成就的确认,而且表明描绘世界现代化版图的方式也有可能发生某种变 化。

      其次,应该如何评价这些讨论中提出的观点?从上不难看出,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是认真的、开放的和建设性的。这些讨论从各自的视角出 发,对推动中国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的各类带有中国特色的或者是中国原创的因素,从理念、政策到体制、机制和具体做法,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和国际交 往,从已经做的到正在做的和准备继续做下去的,都做了概括和列举。所有这些讨论,或者能对我们在认识世界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有所启发,或者能对我们把握进一步深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思路、方法和工具、坚持我们该坚持的东西提供帮助,因而从总体上说都是有益 的。但是,必须承认,中国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同样令人瞩目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想人们至少对以下几点是有共识的:即在经济上,中国经济虽然快 速增长,但现有的主要表现为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转变发展方式的口号虽已提出十几年了,但迄今为止依然成效不彰;在政 治上,民主法制建设虽然取得显著进步,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社会也保持了在政治上的稳定,但是政治体制中的腐败和特权仍严重 存在,公民权利的维护和保障问题重重,改革前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思想上,人们的思想空前开放,民众的知识水准也普遍提高,但道德衰败,社会信任严重 下滑,核心价值飘忽不定;在社会上,城乡一体化进程开始加快,社会福利开始向农民普及,但社会成员在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不断扩大,公平正义离人民的期望 仍非常遥远。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中国已有的做法或模式的评价必须实事求是,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必须实事求是,既不能小看但更不能夸大。中国的现代化还 处于比较低的发展阶段,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曾经发生过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说对它们的性质和影响就 已经完全理解和能够予以控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中国模式,如果一定说有,也只能是一种阶段性、或 区域性的或领域性的模式。同时,根据本文开头所阐明的论点,如果用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已经发表的看法都还存在着这样那 样的不足或瑕疵。例如,第一种看法中有的观点主要用传统文化来界定中国模式的内涵,这样做既有可能忽视市场、法治等各国共通的制度和政策对中国发展所起的 作用,也难以对同样的文化但会出现多种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而导致非常不一样的历史后果这一现象做出合乎逻辑的说明。第二种看法的一个显著问题是把一些“应该 如此”的想法当成“实际如此”的判断。第三种看法在理论建构时一般都有很强的选择性,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或忽略了许多对中国发展具有重大或长远影响的正面或 负面的东西。因此,目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只是一些初步的讨论,可能这样的讨论要进行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把我们的思想真正厘清。

      最后,应该如何深化对中国模式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在这里,我认为, 最重要的是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与对中国特定做法的实验和中国模式的建构结合起来,把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运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国模式并 不是天然或自然存在的,它实际上是人们在正确的理论和思想方法指导和规范下,通过人的实践(试错、反馈、修正、再试)而逐步建构起来的,或者说,它就是当 代中国人在中国如何发展上做出的战略选择。从根本上说,讨论中国模式,如果要有意义,实际上就是讨论在中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具体国情下,面对中国社会在发 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看看中国人能否及如何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其中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凭借自身的智慧,通过自身的探索和创新,找到一 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的、一般来说也应是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对如何用中国的方式去更好地、更有效地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还没有完全 认识清楚的时候,探索如何建构中国模式或许比讨论什么是中国模式更有意义。从建构中国模式来说,我们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进一步改 革和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因为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遇到的挑战,无论在规模上、复杂程度上,还是在深刻性上,解决问题所需的时间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 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作用发挥得如何对中国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建构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起完善的政治体制。在这方面,我 们目前应该开展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五项:一是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增强党和政府在有效积聚、整合、回应民意,协调社会利益,保障社会公正 (特别是司法公正),消除腐败等问题上的能力;二是深化民主改革,把发扬民主与促进社会公正、提升治理绩效、增强社会的凝聚力结合起来,逐步扩展和提升民 主治理的领域和层次;三是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在不断提高党组织和党员学习能力的同时,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参与的、民主的政党;四是加强公民组织和 公民文化建设,使公民依法在自治领域实行自我管理,并不断提高他们在国家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责任感;五是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并逐步实现在宪法秩序基础上的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依靠宪政提供的“社会均衡器”,在保障人民自由的同时有效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邓小平说过:“我们的制度将一天 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邓小平,1994:337)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中 不断向邓小平提出的目标逼近,则中国模式的价值、稳定性、认同度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程恩富、辛向阳,2010:“如何理解中国模式”,《人民日报》,2010-09-15。

      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刘亚伟,2010:“中国特殊论意味着什么: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模式”,《 21世纪国际评论》,2010,1。

      潘维主编,2009:《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王辉耀主编,2010:《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南京:凤凰出版社。

      徐牧,2010:《 大变局:中国模式的崛起与西方模式的衰落 》,北京:九州出版社。

      俞可平等主编,2006:《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雷默(研究报告)《 北京共识 》,2006-11-04,http://www.douban.com/group/ topic/1270423/.

      [英]马丁·雅克,2010:《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北京:中信出版社。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2009:《 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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