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来说说我认识的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它包含了一些政治的、经济的元素。首先当然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独裁政府,没有多党制民主,没 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比如没有一个法律机关能规范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权力。但一个强大的政府并不是罕见的,世界上的许多专制国家都有个强大的政府。中国的 特殊性在于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它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它对人民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和许多独裁国家不同。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文化系统的 历史遗产,政府必须要为公益服务。如果你去非洲、中东、或者拉丁美洲,你会发现许多一党制独裁政府更加凶残,它们单纯地想保住权力。中国的文化遗产有个很 有趣的特征,那就是政府(至少是政府的上层)会关心自身权力的正当性,他们明白,这种正当性取决于政府能否为社会带来福利,特别是经济上的福利。因此一党 制国家的许多问题在中国都被压缩到了最小。中国的腐败问题随着政府级别的升高而减少,这和俄国有很大的不同。同样是专制国家,俄国的腐败程度随着政府级别 的升高而一起升高。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在座各位都很熟悉:那就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点和日本、韩国的工业政策都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利用直接抵免(direct credits)来实现产业转化,将经济扭转到了半导体、造船业上。中国的出口经济则依赖于管理、货币、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大规模的国内金融压抑 (financial repression)金融危机后,我编辑了一本书,主题是金融危机的后果,林毅夫博士撰写了其中的一章。
最后一个特征也为亚洲的许多快速发展国家所共有,那就是较为欠缺的社会安全网络。不像欧洲的社会福利模式,中国的体制不将再分配放在核心地位。中国政府认为,创造价值比退休金、失业保险之类的更重要。
以上几点造就了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模式,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国模式的优势有好多。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决策的速度和质量了。 常有人喜欢把中国和印度对比,比一下就能显示出这一点。中国相对印度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基建方面的投资速度很快,造了许多机场、桥梁、铁路,而这和决策的专 制特性是分不开的。在印度,你如果想造个水利工程、机场、或者道路,就得和许多组织打交道,工会、非政府组织、农民协会什么的打交道,还要向政府提交申 请,这会花掉许多时间。美国也有这个问题。因为要考虑权力分散相互制衡什么的。在美国,许多重要的财政政策没有制定出来,就是这个原因。而这个问题中国已 经克服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经济刺激款项也比美国的数额大几倍。这就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优势。我不认为历史终结说已经被推翻,但我在写那本书的时 候确实没有提到中国模式。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在未来是否是可以持续的?在全球化的压力下,这种高质量的政治决策能否继续下去?我认为就经济而言,中国这种建 立在出口之上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得益于全球的结构性失衡:中国负责所有的生产、储蓄,美国负责所有的消费、借款。这个模式的持续时间比许多人预计 得都要久,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美国人恐怕得改变自己的行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靠出口拉动的经济模式最适合小型发展中国家,比如6、70年代的韩 国。而中国是个大国,它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前提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到哪里去就成了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政府、以及研究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给出 的答案,是将这些产品卖到国内市场。但这里头还有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储蓄型经济体,能否在短时期内完成转变?看看日本:它从80年代 中期的《广场协议》后开始了类似的转变,现在20年过去了,国内市场还是没有完全刺激起来。当然中国的专制政府为了刺激内需能做到日本政府做不到的事,但 我仍然觉得这是个问题。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责任(accountability)的:中国是否能产生一个正当的、负责的政府,也就是通常说的“民主”。我认为,中国 的政治体制一直没能解决一个问题。中国创造了高质量的集权政府,但在历史上一直没能解决“坏皇帝”的问题。领袖表现好的时候国家发展就快,但领袖表现差的 时候国家也会出问题。
我现在再谈谈文化的话题。我15年前写了本书叫《诚信》(Trust)。在书中,我把中国描绘成了和美国、日本相比诚信较低的社会。中国人的诚 信基本上局限在家庭成员间,或者熟悉的小圈子内部。但范围更大的、更普遍的诚信就少见了。部分原因在于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是一种家庭式的意识形态。中国和 日本文化在家国关系上有很大的区别。我念儒家书籍的时候清楚地感觉到一点:家庭和国家发生冲突时,以家庭为先;如果你父亲犯了罪,你就得给他隐瞒。中国的 传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赞颂孝行的。日本就不同了。日本在名义上也是儒家国家,但我们觉得日本文化更多地是为等级式的封建政治秩序所塑造的。在那样的文化 中,对国家的忠诚显然比对家庭的忠诚重要。所以在日本的传说中有武士为救主人牺牲家人的故事。所以在中国,要将一个家族式企业转变成非家族的企业就是比较 困难的。在日本就比较容易。所以在日本有非家族式的大公司,但在中国,大公司一般都是国有的。这并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里都比日本要 好,但这的确导致了不同的经济结构。
在美国,“社会科学”的范围很广,一头是经济学,另一头是人类学和历史学。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大。经济学家想把各种行为抽象成数学模型,他么不太 关心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差异。而人类学家要找的就是差异,他们会告诉你“别泛泛而谈”。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获胜的是经济学家。我的专业是政治学,现在这 个学科的主导方法是数学、博弈论。我觉得这是成问题的,因为我觉得社会体制的许多方面是不能放进公式里去的。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需要应对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