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波兰尼的《大转型》说起
自1978年底以来,中国大陆(以下简称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转型。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对于中国大转型的讨论,不仅在中文世界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和媒体均持续热络。相当一部分讨论,围绕^所谓「中国模式」的有无、特征及其相对于各种理论与现实版发展模式的优劣,展开争论。
谈及「大转型」,不禁令我们联想起匈牙利裔英国学者波兰尼(Karl Polanyi,又译博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Time)一书1。在1920年代,由于接触到经济学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尤其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又译海耶克)的观点,批判市场自由主义就成为波兰尼学术生涯中最为核心的关切。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政治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领域,同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2 和《大转型》,分别成为推动和批判市场自由主义的两大经典。
当然,无论是在学术界之内,还是在超越学术之外的现实世界,哈耶克作为代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政治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领域,同在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和波兰尼的《大转型》,分别成为推动和批判市场自由主义的两大经典。
如 果说哈耶克在关于计划经济体系命运的预言上具有某种神奇性,那么波兰尼则在人类社会诸多大转型中具有思想的穿透性,尤其是他对政府干预和社会保护(或社会 发展)对于自由的价值,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异乎常人的理解和想象。表人物之一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潮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在1990年 代达到顶峰。极权主义及其统制经济(或称「命令经济」、「计划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崩溃并最终只在一只手可以数过来的几个国家中苟延残喘,印证 了一个古老的人类信念,即思想尽管不一定具有决定性但却依然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然而,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一方面,市场自由主义思潮在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以至全球化的标签下,开始主导甚至支配^全球的政治和经济,但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思潮在西方学术界有了盛极而衰的L象。个中原因似乎再简单不过:当广义的市场自由主义者们热衷于论证或想象「历史的终结」之时,引领人类历史来到这一点的思潮也就难免随^历史来到终点而终结。
相对来说,波兰尼思想的影响力基本上始终局限在学术界,似乎也没有经历大红大紫的辉煌岁月,但是其思想的耐久性、穿透性及其对现实世界的相干性却与日俱增。《大转型》2001年再次修订出版时,邀请到时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写〈前言〉,剖析了此书对于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性3。巧合的是,斯蒂格利茨当年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为波兰尼思想对当今世界的相干性,增添了一个小小的砝码。
那么,波兰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工业革命到法西斯主义兴起这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的考察,究竟有哪些内容在二十一世纪依然具有相干性呢?简要来说,波兰尼试图告诉世人如下几点:
1. 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或者说自由放任的市场,从来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真正存在过;
2. 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对人类不无好处,但其内在的缺陷是严重的,给人类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3. 为了矫正市场的内在缺陷,也为了捍é自由,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必需的;
4. 为了应对市场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绝大多数社会都会演化出社会保
护(social protection)制度。在波兰尼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无非就是「市场—政府—社会」的三角关系史,以及在这一历史中呈现出对市场、政府和社会的不同认识。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市场力量的不断扩张和社会保护的不断发展,构成了一种「双向运动」,而政府在其中不断扮演^各种重要的角色,最为重要的就是担当自由的守护者。当米塞斯和哈耶克发现市场经济是自由秩序的基础之时,波兰尼呼吁所有真诚试图为所有人创造自由的人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即政府)并与之作对,因为「权力或计划」也是我们建立自由秩序的工具4。
如果说哈耶克在关于计划经济体系命运的预言上具有某种神奇性,那么波兰尼则在人类社会诸多大转型中具有思想的穿透性,尤其是他对政府干预和社会保护(或社会发展)对于自由的价值,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异 乎常人的理解和想象。除了对极权主义和统制经济的鼎盛与崩溃缺乏深切的体认之外,无论是针对福利国家的辉煌和变革、市场制度的精致化和市场力量的全球化, 还是针对公民社会的复兴,甚至是针对东亚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出现和演变,我们都可以发现波兰尼的思想挥之不去。毫无疑问,在西方思想和学术探索的谱系 中,波兰尼属于左派,是某种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辩护者,而哈耶克属于右派,是市场自由主义最有力的代言人之一;在左派之中,波兰尼与其左的极端相去甚远, 而哈耶克则属于右派之中比较靠近右端的代表人物5。
同 其它国家的人一样,中国人深切关怀并且为之深感困惑的事情,无非也就是「市场—政府—社会」的三角关系,以及对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认识和评价。因此,无论 是在中国大转型的实际进程之中,还是当今知识界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哈耶克和波兰尼的身影。同国际的情形类似,哈耶克与波兰尼在中 国的影响力也是不均等的。哈耶克之作的中译本早在1962年就已出版,只不过「内部发行」。随^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突破种种限制,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封面粗糙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改变了中国现实的思想力量之一,也成为改变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要智识源泉之一6。相对来说,即便是在中国学术界,波兰尼的影响力都有些局限7。在中国学术界新左派的作品中,执掌思想大旗的人物往往是西洋更为时尚的明星,多半都是以相对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为核心特征的、曾被挖苦为「高等迷信」(high superstition)的种种「后××主义」8。 至于波兰尼对自由社会主义的理性主义式辩护及其所植根的各种思想泉源,中国学术左派中的大多数是不甚了了的。无论如何,当我们以理性主义的方式,直面中国 的大转型,并将中国大转型置于人类现代化的完整历史脉络中加以思考,我们必将从波兰尼的思想及其所批评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潮中受到启发。本文借鉴波兰尼的视 角,对中国大转型以及所谓「中国模式」的特征,进行尝试性的反思。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及中国大转型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至于另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 大转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在社会发展(其中包括社会保护)中的作用,亦即探讨福利国家在中国的发展之路,笔者将另文撰述。
无论是反思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还是讨论中国奇L或「中国模式」,都绕不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已经远不止于汗牛充栋,简直到了纷纷扰扰的地步,以致任何坚持理性思考的人在涉及这一大问题的讨论之时,不得不首先进行一番脑筋清理的工作。
在《大转型》中,「市场」一词经常出现,而「政府」则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等。通览《大转型》全书,我们发现「市场」是一个令人有不祥之感的字眼,当然波兰尼所担心、所质疑的是「自发调节的市场」。
对 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种种论述,大体上可以分为四部分:其一是对市场与政府的理解,亦即搞明白我们所赞扬、批判或者谈论的东西究竟是甚么,这其中尤其是对「市 场」的理解更为混乱庞杂,亟待清理;其二是对政府与市场功能的评价,亦即赞扬或批判;其三是就现实世界中某个国家(例如当今中国)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行 刻画;其四,据此对某个国家或地区所发生的某种情形(例如当今中国的经济奇L)给出解释。
二 「市场乌托邦」还是「市场稻草人」?
有 趣的是,在《大转型》中,「市场」一词经常出现,而「政府」则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等。当今「波兰尼 学」的研究大家几乎一致公认,波兰尼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或者说他并不是一个反市场的知识分子。但是,通览《大转型》全书,我们依然会发现「市场」 是一个令人有不祥之感的字眼,当然波兰尼所担心、所质疑的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市场」,即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此词组相对较好的中译或许是「自我规制的市场」);而与「政府」一词相关的「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等,则被描述为自由守护神的备选者。那么,波兰尼究竟质疑的是甚么样子的「市场」?
其 实,所谓「市场」,本来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词汇。无论哪国人,普通老百姓在提到市场时,无非是指买卖东西的地方。然而,思想家或知识份子们所赞扬 或批判的「市场」,也就是「市场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这些词组中的「市场」,当然不只是升斗小民买菜的那些地方。思想学术作品中的「市场」,是指涉及 到商品或服务(英文通称为“goods”,一般中译为「物品」)自由贸易的所有组织与制度的整体。 在这×,「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自由贸易」其实就是自愿交换或买卖;说白了,买卖双方你情我愿。一个人倚仗自己拳头硬强买强卖,一个政府倚仗自己所拥有 的合法强制力迫使民众只能「选择」其所提供的物品,一个国家倚仗船坚炮利在另一个国家强行推销自己的东西,这都不是「市场」。可是,「自由」这个说法很容 易引起麻烦,搞成了「主义」更容易引发质疑。波兰尼对「市场自由主义」的第一点质疑在于,一个百分之百「自足的」、「自由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根 本不存在,对这种「自由市场」礼赞、膜拜并视之为值得追求的理想,根本就是一种「市场经济的乌托邦」。《大转型》一书通篇都在痛斥这种乌托邦为人类社会所 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探究如何「直面社会的现实」9。用当今国际学术界更为时尚的说法来表述,经济或者市场均不是像某些经济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是自足、自主的(autonomous),而是具有嵌入(embedded)的特征,亦即嵌入在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之中bk。正是波兰尼思想中所蕴含的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奠定了当今国际学术界新经济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政治经济学bl、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概念基础。
抨击「市场经济的乌托邦」,无论在国际还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就像时装秀一样,不仅绵延不绝,年年都会花样翻新,而且更有趣的是,相对来说,反市场秀和时装秀有^惊 人的一个相似点,即来自巴黎、米兰(欧洲大陆)的更加精致、更加优雅、更富于创意,伦敦(英国)或纽约(美国)次之,北京更更次之。问题是,这种反市场论 说是不是在抨击稻草人?貌似不是。世界上免不了有一些人,沉浸于市场力量的美妙运作之中,对市场之外的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大加非议,而这一非议的主要矛头所 向就是来自政府的强制力。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哈耶克被视为这些人的典型之一;而在中国,这类人的代表就是众多遭到新老左派痛贬和网民们 「拍砖」的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难道「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真的相信现实世界中存在某种独立于所有非市场力量的、自足自主的「市场」或「市场体系」吗? 难道哈耶克在论证市场具有某种自发调节的特征之时,真的相信市场能百分之百地独立于政府而存在、因而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了吗?如果这样,哈耶克以及后来 与其思想相近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s)岂不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波兰尼似乎这样认为。他认定存在^一种自由主义,「宣称权力和强制就是罪恶」,并试图「将它们拒之于社会之外」来构建自由社会的理想,并且断言「由于自由主义对任何包含计划、规制和控制的改革的阻碍,法西斯主义的得逞才变得在实际上无法避免」bm。在今天,波兰尼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以及很多学术左派恐怕并不会把法西斯主义的得逞与自由主义的兴起挂起V来,但是他们都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都是活生生的存在,绝不是稻草人。
我 们绝对有把握断言,信奉自由的人,无论以何种方式信奉自由,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怎么说,「自由市场」再自由,再具有自发调节的特征,再自足自主,好 歹都不能脱离政府的存在而自行运转。再怎么说,你情我愿的买卖能够进行下去,必须好歹要有一整套维系自由契约的游戏规则,而规则的制订者以及执法者在大多 数情形下都无可避免地是政府。如此看来,波兰尼心目中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奉「自发调节的市场」为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稻草人!笔 者猜测,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波兰尼竭力论证「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这一缺乏实质内容的观点,与其对数学和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不甚理解有关。 在地球这个现实世界上,自由落体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但并不妨碍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在比塞塔上通过扔石头得出「自由落体理论」,而这种刻画从未在现实世界存在过的「自由落体」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现实世界中不那么「自由」的落体的情形,也有^巨大的帮助。哈耶克的理论也好,后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科书所描绘的「充分竞争性市场」也好,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Kenneth 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reu)所建构的竞争性经济一般均衡数理模型也好,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存在,如果有人要视之为理想而追逐之,那的确是乌托邦。但是这些思想或模型,或者用韦伯的术语来说,这些「理想类型」(ideal types),对于我们认识现实世界不无裨益bn。
而 在思维方式上最为接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经济学,无非就是基于这些看起来并不现实的理论或模型,通过放松某些前提条件并使之接近现实的情形,构造出一系列更 新、更深入、更细致的理论或模型。至于日益受到科学思维影响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尤其是在上述美国学院派社会学和政治学作品中,如果关注到经济事务,其很多 内容也无非就是进一步放松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模型中一些假设,建立各种关于「嵌入性」的新理论和新模型。严格说,当今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中所有的理论或模型,包括斯蒂格利茨所参与发展的「信息经济学」理论和模型,都从来没有在现实中真正存在过。看起来,波兰尼可能与其弟弟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bo缺乏沟通,因此对经济学当时和日后的发展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深切的同情,这并不稀奇。但斯蒂格利茨以赞赏的口吻将「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列为波兰尼思想中心主题的第一点bp,则令人十分费解。
老实说,在国际思想学术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有的,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是不是真有,笔者是有所怀疑的。某些听起来类似「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话语,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有^广 泛而深远的言外之意。尤其是在中国—— 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和文化传统但对于「自由」和「市场」的大众理解迥然不同于当今世界自由主义者(无论哪一派)之重迭共识的国度,在智识上不具有历史意义 的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也就是那些充分论证市场力量的大释放给中国带来正面后果而不是灾难的话语,在中国的大转型中具有某种「历史的」意义,也不 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三 对市场或市场经济的忧虑和丑化
与 抨击「市场经济的乌托邦」如影随形的思想(或念头),常常是对市场或市场经济的忧虑或丑化。市场经济是一个基于人的逐利本性所建立起来的组织和制度体系。 人是不是天生就逐利以及是不是一辈子在逐利,这无关紧要,但绝大多数人都至少会在某些时间、某些情况下有逐利的愿望,这恐怕是人之本性所在。市场经济就是 这样一种组织和制度体系,在其中,所有人都用自己的所思所作所为去满足他人的所想所求所需,从自愿交换中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同时并不伤害他人,甚至还能 为他人带来一些好处。这样的制度的确不可能独立于政府、社会或文化(宗教)而存在,但这样的制度显然不是乌托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正是在中国的 大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例如版税制)的出现恰恰为那些反市场或反市场经济的言说者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而在缺乏市场经济制度的那个历史时期,这 些言说者只能通过迎合上级(哪怕其官阶仅高一级)来谋取一点点儿物质和精神利益。
这正如张维迎所说:「市场经济有一个毛病:当你能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优点在甚么地方。」bq尽 管很多人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甚至谋取了好处,但是大力批判市场经济的人也往往产生于这一人群。这看起来荒谬,但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在人类社会中,恐怕很难 找到哪一个文明会将「逐利」视为正面价值。无论在何处,拜金主义至少在众人可以宣之于口的主流话语空间中,是遭到唾弃的br。因此,厌恶市场、抨击市场经济、批判资本主义,就成为世界各国众多知识分子乐此不疲的工作。实际上,在中华文化中,不要说君子不屑于言利,就连水泊梁山的草莽们也都把「义气」视为首要的善(primary good),绝不会为了银子而坏了兄弟之情。
中 华文明如此灿烂,但其中却很难找到「市场自由主义」思想的种子,更谈不上萌芽。所谓「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基本上是在特定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一种人为构 造,尽管其中很多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为我们从事更具有包容性与解释力的新理论构造提供素材。五四新文化时期出现了种种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走向 的新思潮,但市场自由主义所植根于的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占据哪怕是稍微突出一点儿的位置。直到1970年 代中后期,西方文明所孕育并且发展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有别于拜金主义、但却正视人类逐利本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可能会产生正面作用的思想,才在中国找到 了大批学生。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自由主义」,而这一思想在国际学术界中某些宣称自己钟爱自由的亚社群中声名不佳。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接受这一思想的中国 知识分子们,从早一点儿的顾准,到后来的大批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因为接受并且传播这一思想而不得不被迫忍受有形和无形的压制和迫害,而这些压制和迫害 来自他们所必然嵌入的政府与社会。当然,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批中国知识份子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境遇大大改善了,相当一部分还成为知识和社会精英阶层的一 员,但依然会遭受到抨击、批判甚至诋毁、敌视和谩骂,其共同的缘由据说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美化」。
即便所谓的「美化」现象客观存在,笔者相信市场自由主义的中国信奉者及他们在西方的老师都深切了解市场是有缺陷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相当严重。所有以新古典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市场失灵是市场体系本身所内在固有的,其主要来源是很多物品或服务具有如下特性:
1. 公共性(public goods):市场对此要么根本无法供给,要么供给不足,例如国防、外交、传染病预防等;
2. 自然垄断性:必须要有超市场的力量维持垄断,并实施价格管制,例如水、电、气等;
3. 外部性:必须要有超市场的力量维持充分供给,例如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
4. 信息不对称性:必须要有超市场的力量维持其依照一定性价比的有效供给,例如医疗、住房等;
5. 低度量性:必须要有超市场的力量维持其依照一定性价比的有效供给,例如非基础教育。
当然,市场失灵的存在并不一定证明政府全盘接管这些物品的供给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一点即便是就一般认为应该由政府组织供给的公共物品而言也是适用的bs。 很多市场失灵问题,在成熟的、精致的市场体系中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因而在某类服务的生产方面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不一定要直接导致国家行动。譬如说, 就医疗服务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契约失灵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市场制度精致化的安排,例如执照、证书、评级、持续性医患关系的建立等制度安排,可以有 效地缓解这些问题bt。在大量发生契约失灵的社会经济领域,非营利组织(NPO)可以也应该应运而生,而且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营利性组织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可以用「市场」来刻画ck。与此同时,由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第三部门在福利国家的发展与转型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cl;换言之,诚如波兰尼所主张的,社会保护的确至关重要,但是社会保护体系的构建也绝不是政府可以或者应该包办的。此外,在市场失灵因而集体行动的确必需的地方,除了政府干预之外,还可以采取社群(小区)治理和协会治理等多种办法cm。 只要发现哪×存在市场失灵,就一味地论证政府干预之必需,这在方法论上犯了「功能主义」的谬误。更何况,在中国式的功能主义思维中,政府不仅被视为散财童 子,而且被视为观音菩萨,简直无所不能。功能主义加上唯理主义的思维,往往冀望政府扮演全知全能全责的角色。至于政府干预的种类如何选择,并不在这种思维 的思考范围之内,或至少不是这类言说的重心所在。
斯蒂格利茨告诉读者,波兰尼的著作在今天依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原因在于其「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cn。姑且不说「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的东西,其运转到底是否存在,其后果为甚么会「如此重大」,仅仅因为论证政府干预为市场经济所必需而具有「卓越性」,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出自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键盘之下而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事实上,作为政治经济的研究者,波兰尼并没有发展出有关市场失灵的精致理论,而这些理论反而是他所批判的深受市场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所发展的。但是,《大转型》一书中详细阐述的另一个思想值得关注,即劳动力、土地和金融的市场化,具有「毁灭社会的危险」co。 限于篇幅,这×只关注一下劳动力的问题。作为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自由社会主义者,波兰尼担心,如果将劳动力投入到一个具有内在缺陷并且时刻处于不稳定 状态的市场之中,即便这一市场具有某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劳动者能否在市场风险已经凸现而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尚在启动的那段时间生存下 来?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放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问题的现实性更加真切:当在华尔街的贪婪之徒和华盛顿的胡涂之辈触发了金融海啸之后,凭 甚么远在万里之外他国的劳动者要蒙受失业之苦?老实说,很多被打上「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标签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的确不深,有 些人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波兰尼的确是在很久以前就思考了这一问题。他把劳动力、土地和金融视为三大不可市场化运作的「虚拟商品」,而且,「对波兰尼而言,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角色对于掌控各种虚拟商品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没有理由把市场自由主义关于政府在本质上就是无效率的这条公理当真」cp。
四 对「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的美好期待
于 是,「市场经济的乌托邦」的救星就是政府。但是,政府究竟是甚么样子,或者政府究竟会干甚么,不仅有可能在不同的社会大相径庭,而且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历 史时期也会大不一样。对市场经济而言,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现实中,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是否必需,而是政府干预的程度、范围和种类。但是,对如此 重大的问题,波兰尼却没有分辨清楚,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却也不是我们今人可以强求的。但是,其思想的继承者也常常如此,而且其论述重心不放在对政府干预 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细致的分析,这是令人感到困惑的。
限 于篇幅,本文无法论及政府干预的程度和范围,而是稍微关注一下政府干预的种类问题。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政府干预可以分为两种理想类型:一 种是市场友好型;另一种是市场取代型。后一种政府干预发展到极致,就是计划经济体系。不要说劳动力、土地和金融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连é生纸的供给都是 有计划、按比例的,而计划经济体系中的「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都构成了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基石。这种类型的「政府干预」会产生 甚么后果呢?
就 拿劳动力来说吧。在令人沮丧的市场经济中,劳动者自然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一样来出售,即便是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们,常常也不得不为谋求一纸劳动 合同而低垂一下平日×高傲的眼神,但是这×的劳动者好歹是其劳动力所有权的拥有者,或者说这种拥有的程度远比在其它类型的经济体制中要高。在计划经济体制 中,所有的劳动者并不是其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的劳动力乃至整个人都是螺丝钉,其所有者是政府以及执政的党,被拧在哪×要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当有 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螺丝钉而试图换一换被拧的地方之时,权力等级体系中哪怕是稍微执掌一点儿权力的人,例如工作单位人事科的科长,就能让这个螺丝 钉永远锈在原来的位置。当然,绝大多数有权力的人也不是自己劳动力的完整所有者,这取决于他们在权力等级体系中的位阶cq。对这种人称「人才单位所有制」的现象,中国人不仅尽人皆知,而且相当一个比例的中国人均长时期深受其苦。对此而造成的人间大悲剧,波兰尼以及为他的大作撰写〈前言〉和〈导言〉的国际大学者们恐怕是难以体会的。
当波兰尼在论证「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为自由社会所必需时,他对于极权主义政府的判断力、想象力和预见力,亦即对极权主义型政府干预(或掌控)的性质和后果的了解,不要说不能与哈耶克相比,即便与其弟弟迈克尔.波兰尼相比,亦相去甚远cr。这一点对于从来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所谓「左翼极权主义时代」的国际学者来说不具有相干性,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这一对比对于我们书写中国的大转型则具有重大的相干性。
中 国大转型的核心特征就是市场力量的大释放,而这一释放的历史过程比波兰尼所描述的历史情景更曲折、更悲壮、更令人回肠荡气。在中国,市场的力量是在波兰尼 所没有体会、也没有认真加以了解的极权主义权力与控制体系中释放出来的。波兰尼绝对想象不到这样的「权力」与「控制」之强悍居然能让无辜的中国村民为了一 点点儿小小的市场自由而流血的地步。
中 国大转型的标志性起点在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土地的所有权依然在国家之手,当年的村民们只不过要求拥有使用权,然后对于使用土地而生产出来的粮食拥有一 部分控制权,即「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他们没有不把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上缴给国家的自由,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想把一部分粮食留下来自己 使用或者通过自愿交换卖给别人。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让自己和乡亲们不至于饿死,决定冒死让这一点点儿小自由变成现实。于是,十八位村民划破手指写下了 一纸血书,保证他们一旦因此而被捕甚至被处死之后,乡亲们会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
历 史的事实是,中国的大转型起步于普通中国人的鲜血,当然这绝不止于小岗村村民手指中留出的鲜血。无论鲜血从何人身上流出,其共同点在于,鲜血都是为了冲破 政府的掌控而流,也是为了获得市场行为的小小自由而流。波兰尼当然不可能知道这段历史,而波兰尼思想的西洋继承者不知道这段历史也不足为奇。但是,当波兰 尼思想的中国继承者在书写「权力」、「强制」和「控制」的时候,能不能把迫使小岗村农民立血书的「权力」、「强制」和「控制」和让这种事情绝然不可能发生 的「权力」、「强制」和「控制」区分开来呢?
即 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否认波兰尼关于政府干预的睿识。波兰尼揭示了一个貌似平常但却深刻或者说貌似深刻但却平常的道理,即一个能让自由贸易正常运作的市 场必须以更多的、更严密的、更公正的政府规制为前提。在《大转型》的最后一章,波兰尼这样写道:「在一个复杂社会×,如果规制是扩大和加强自由的唯一手 段,而这个手段的使用又是与自由本身相对立的,那么这样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是自由的。」cs如果在这本经典著作中,作者不是将「规制」一词与「计划」、「控制」等词混用,那么可能引起的误解或联想会少得多。
其实,在任何市场经济体中,经济规制(economic regulations)和社会规制(social regulations)的存在和实施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市场经济体制与规制型国家是并存的ct。美国的一位政治经济学者曾经写了一本书,题为《市场愈自由、规则愈多多》(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详细说明发达经济体的规制改革,主要的特征不是解除规制(deregulation),而是重新规制(reregulation),亦即变革规制的内容和规制的手段,使自由市场的运行更加自由dk。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依然举步维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国家转型尚未完成,即中国政府尚未从一个孕育于计划体制之中的行政命令型政府转型成为一个规制型政府。在众多的社会经济领域,要么规则制订不详细、不清楚、不周密,要么执行上的缺漏比比皆是dl, 甚至学者们对于规制以及中国规制改革以至更大的国家转型这些问题的研究都不充分,也不深入。这一问题在社会规制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乃至当今中国人不得不整 天为不安全的食品、不灵光的药品和不干净空气而发愁。在中国最为常见的事情之一,就是政府应该干的事情不干,而政府不该干的事情却经常蛮干。对于规制缺失 但行政命令横行,甚至是中国政府中的某些官员,都不加讳言并痛加针砭。这恐怕也是「中国模式」的特征之一。
更进一步说,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必要而且必需的政府干预并不止于规则的制订和执行。政府还可以以多种身份,例如保险者、购买者、雇佣者、赞助者、调控者、信贷者、担保者、规划者甚至道德劝说者的角色,参与到市场活动之中,或者说干预市场dm。因此,在面对市场失灵的挑战时,仅仅提出政府干预必需论并不足够,更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政府干预的种类,即政府根据甚么样的原则、选择何种方式来干预市场。
总 而言之,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干预的存在是极其自然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在中国大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谈论政府干预之时忽视政府干预的类别,至少是头脑 不清的表现。同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建立等级化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对社会经济生活实施全方位的计划控制不同,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的手段 不仅多种多样,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中政府主要是通过参与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的方式来干预市场。在面对市场失灵的挑战时,回归计划经济时代某些「计 划」、「强制」、「控制」的做法,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是逻辑顺畅而又简便易行的选择。但是,如何在中国大转型的时代运用市场友好型而不是市场取代型的手段 对市场进行干预,这正是中国公共治理变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五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与中国奇k的关联
无论如何,经过三十多年市场力量的大释放之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行政化的等级组织主宰社会经济生活的格局已经打破了。在结构和制度上,中国经济无疑包含^两大部分:其一是庞大而且强势的国有企业;其二是总体上尚不强势但生机勃勃的民营部门。尽管依然存在^许许多多的阻碍,但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众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经由市场力量所主导:竞争性物品与服务的提供自不待言;哪怕是在所谓「战略性」的经济部门,鼓励竞争、遵从市场规律业已成为财经舆论、公共政策和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旋律。
市场力量的大释放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波兰尼所忧虑的大灾难。相反,中国经济出现了奇L性的增长,中国民众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国际地位实质性地提升了。简言之,中国崛起了。当然,伴随^中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层出不穷,或者说中国崛起的代价也委实高昂,例如收入不平等愈来愈加剧、生态环境的宜居性愈来愈糟糕、社会断裂和溃败的可能性愈来愈显著dn。即便是在经济领域,增长模式的转型、「国进民退」的危险、房地产泡沫的崩溃等,都是热门但却沉重的话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中国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内外知识界的一个关注话题。
那 么,中国崛起的主要推动力是甚么?这是关于「中国模式」之争的核心问题。争论的核心,就在于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如何估计,如何评价。简化来看,争论文字的 一极是「市场都好论」,另一极则是「国家都好论」或「政府都好论」。中国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兴建山寨版世界知名建筑来推动地方GDP。图为中国某地的「山寨版美国国会山」,但中国媒体称之为「山寨版白宫」。
一 般认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靠近「市场都好论」这一极。对于中国崛起的主要推动力这一问题,中国相当一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就是「市场力量的 释放」,或者说市场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发育、形成、成长。无论对于中国大转型中发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究竟如何刻画,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发展并不神秘,也没 有特殊的原因。这正如钱颖一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作出的三个观察——第一个观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第二个观察: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特殊;第 三个观察: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并不特殊do。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模式」恐怕根本不存在。更进一 步,在这批经济学家看来,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例如收入不平等,与其说是市场力量释放所带来的恶果,不如说是政府转型不彻底的伴生物或者说计划 经济体制的遗产。其实,哪怕是官方背景极其强烈、公认不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也把国有垄断企业的高收入、高福利视为当今中国收入不平等的 最主要解释因素之一dp。
根 据笔者的阅读,这批中国经济学家中没有人相信「市场都好」,更没有人主张市场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许,其文字的某些论说被人看起来像稻草,于是他们就 「被稻草人」了。总而言之,很多人相信并且为之义愤填膺的是,中国的自由派在鼓吹「市场万能论」。就连远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位学者,也曾在其著作中译本 的前言中如此劝导中国读者:「请千万不要被过去20年的历史所愚弄。经济激励的引入的确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这不意味^『市场』就是对中国面临的每一个问题的包治百病的万能答案」dq。
然而,在有关「中国模式」的文字中,有一类论说影响巨大,即从政府的性质和作用这一个角度来探究中国崛起的独特因素,并对这一独特因素给予正面的评价。这类论说本身也具有多样性,其论说的进路(approach)和理据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为了)述方便,还是经常被打上国家主义(statism)的标签。在有关「中国模式」的国家主义论中,一种典型的论说思路如下:
首先,这一论说质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并对如下诘问自鸣得意:如果「私有化」加「市场化」是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那么为甚么世界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制度的欠发达国家众多,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这 一诘问看起来简洁有力,但在科学方法论上露出了破绽。实际上,作为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们在把市场经济制度和组织的引入当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 时,甚至当成人类历史上所有经济持续稳定成长的主要解释变量时,他们实际上在说,这些变量成为经济持续稳定成长之必要条件的概率较大,但绝不是充分条件。 说白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但一个经济体要持续稳定成长,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在很多情况下却是万万不能的dr。 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训练的人都明白,要论证出哪些因素是另一件事情发生的充分条件,那是非常困难的,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中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 哪位经济学家说只要引入了「私有化」加「市场化」,一个经济体就必定能获得成长。假如是这样,经济学家们说完这番话之后就会立马失业。
其次,这一论说试图淡化或贬低市场经济引入这一因素对于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性,而是把所谓「中国奇L」 归功于政府。有些言论稻草很多,甚至已经无限接近「政府都好论」的稻草人了。即便不淡化、不否认市场经济的因素,这类论说也倾向于把改革开放的实现归因于 政府的设计和领导,而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归咎于市场,例如将收入不平等的恶化视为市场力量大释放的结果。就这一点,颇有波兰尼在描述市场力量大释 放之灾难性后果的风范,尽管不具备其深度。如果再退一步,这类论说不把「市场」彻底贬死,转而干脆把中国经济成长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经济结构的「国有」加 「民营」两大板块的组合,简称「国民经济」;说白了,这一论述的意思无非是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如此出色,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如此出色。
对 这种在方法论上漏洞百出的论说,本文无意加以更深入的评论,以及无意卷入对于「市场万能论」和「国家万能论」这两个稻草人之间的战争。笔者重视的是另一种 智识上的努力,即在常规的经济因素之外,寻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附加解释变量。如果将探寻的目光集中在政府的因素之上,那么这一努力正是国际学术界比较发展 研究(或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的核心。
长 期以来,国际比较发展研究界就政府与社会究竟孰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或阻碍者)展开了激烈辩论。主流看法是所谓「社会中心论」,主要包括新自由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还有结构功能主义,本文不论)。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力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而压抑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 阻碍者;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而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言人而已。针对「社会中心论」,国际比较发展学界在1980年代发展出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思路」(state-centered approach),简称「国家中心论」,有时又被称为「国家主义」ds。 然而,这种「国家中心论」与那种将国家视为解决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之灵丹妙药的「国家主义」并不一样,前者只不过是在试图对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时将政府的因素 视为一种自变量而已,而后者是在追寻一种乌托邦。后一种论说在国际学术界是否是稻草人姑且不论,但在中国,至少有很多论说者身上的确披有极多这类「国家主 义」的稻草。
从「国家中心论」的视角应运而生的是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 理论。研究者们发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国家必须要有自主性,即能够摆脱社会群体之控制并超越其利益以决定公共政策的特 质。根据这一理论,在经济社会获得均衡发展的国家中,经过竞争性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国家(或政府),并不像以往政治学理论所刻画的那样,为各种利益群体所左 右。一个强的民主政府必定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好,可以自主地采取行动,甚至当其偏好或行动与最有实力的社会集团需求不相一致时也会如此dt。相反,如果自主性不强,国家就太弱,而强社会的存在就会致使国家行动七零八落,到头来有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为基本的发展策略就是所谓的「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强化国家自主性来提升政府的四大能力:1、穿透社会的能力;2、管制社会关系的能力;3、汲取资源的能力;4、配置或使用资源的能力ek。
或 许由于经济学的学术强势地位,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服膺者总是免不了把新自由主义当成力图超越的对象,甚至当成批判的靶子。其实仔细想一想,国家自主性理论与 市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并无矛盾。前文已述,市场自由主义所赞美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契约和自由企业基础上的组织和制度体系,而这一体系的维系 和正常运转,必须以存在^一个对社会力量不偏不倚的、行事公正的政府为前提。因此,当这种特质的政 府出现之时,哪怕是针对某些特定的事项,或者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或者面对特定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出现了。有意思的是,中国 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借鉴比较发展学界中国家自主性理论对「中国模式」进行深入探索上,大体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姚洋却提出了一个有影响力 的、也引发争议的观点,即「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是中国经济奇L的一个解释变量el。他所谓的「中性政府」就是与所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不相干的政府;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具有自主性的国家(autonomous state)。
正如完全具有自主性的市场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过一样,完全自主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过。无论在哪个地方,国家自主性有时强,有时弱,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得强,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弱,这再正常不过。而且,在很多时候或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行动者(state actors)或政府官员有^自 己独特的利益和偏好,而很多国家行动的确超越了社会利益,但只不过是因为国家行动者自己的利益左右了其行动而已。在学术界,从这个基点出发来看社会经济发 展的学派众多,例如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学派,以及主要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理论」。在中国人的日常讨论和媒体文章中,我们 可以看到大量痛斥政府部门利益阻碍改革与发展的文字,这些议论已经不自觉地采用了「国家中心论」的思路。
谈到国家自主性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触及到如何解释东亚崛起的学术性探索,这与我们今天探索「中国模式」具有智识上的同构性。面对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L,在1980年代前,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解释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奇L的解释相类似。但是,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国家中心论」异军突起,这一派把东亚奇L归 因为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东亚发展的最主要解释因素之一,不只是社会因素(重视家庭或教育)或文化因素(儒教资本主义),也不只是市场力量,而是一种特 定的政府类型,即一个能够不受各种社会群体以及短期市场力量左右的、高度理性化、能够根据国家长远的发展需要制订并实施高瞻远瞩产业政策的国家官僚组织。 这就是所谓「发展型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理念的核心主张em,而发展型国家最主要的行动就是通过众多公共政策故意把某些战略性产业的产品价格「搞错」(意指偏离市场均衡价格),从而达到驾驭市场的目的en。这一主张的许多内容甚至为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之一的世界银行所接受eo。
作 为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发展型国家」理论告诉我们,国家仅仅具有自主性并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自主地要做甚么。如果政府在追逐其自身利益的 时候有能力对社会所有群体的利益均不加理会,这样的国家固然具有高度自主性,或者说是中性的,但却不是「发展型国家」,而是「掠夺型国家」(the predatory state)ep。即便政府的确力图促进发展,但「发展型国家」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个国家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个国家的某些不发展。如果「发展型国家」把发展的战略方向选错了,其结果自然就不是发展而是落后了。日本就是现成的一例,其「发展型国家」在1980年代选择「第五代计算机」作为战略性的产业发展重点,然而,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在美国的发展,尽管没有日本式产业政策的支持,却开启了全球性的信息革命,以致当今世界各国民众(包括笔者自己)只知道iPhone,却都不知道「第五代计算器」为何物了。大转型之中的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发展型国家」的某些特征,但是「发展型国家」作为一种解释变量,究竟如何能对「中国模式」构成一定的解释力,这还有待于中国学术界的进一步努力eq。
可是,在国际学术界,有关「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争论尚未结束,在国家中心论的学术圈子内部又形成了一股修正版国家主义(revisionist statism) 的学术思潮。修正版的国家主义认为,以往「国家中心论」对于国家自主性的强调走得太远了。国家的力量并不在于国家保持某种绝缘于社会的自主性,事实上这种 绝缘性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也不在于国家拥有忽略社会群体的需求、强行向社会施加其意愿的能力。相反,强国家的体现正在于国家能够同各种社会群体协同努力, 以争取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总而言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再必然是你强我就弱、你弱我就强的零和博弈关系;强国家可以赋予社会以活力和能力,而生 机勃勃的社会也可以有效地协助国家强化其管理社会的职能。
这一理念在学术界有多种表达,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所谓「国家在社会中」理论和「国家与社会协同」的理论。参与前一种理论建设的学者都曾参与过「国家中心论」的建构,但他们批判了自己曾经致力于发展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the state-versus-society framework),提出了崭新的「国家在社会中」(statein-society)的新思路。根据这一新思路,国家管制社会的效能千差万别,但重要的影响要素之一在于国家是否能够同社会力量保持必要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与社会可以达成相互增权的格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能够增进双方的能力。为了修正「国家中心论」过于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偏颇,他们^重指出,国家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为社会赋权」(empowerment ofsociety),并不一定削弱国家管制社会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运作良好的民间组织和制度可以构成所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er,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社会的需求可以同国家的权力有效地实现沟通和整合,这样国家便可以更加有效地根据全社会民众的需要确定施政的目标,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为全社会更加广泛的利益要求服务es。这批学者大多根据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对于发展的重要意义,其中包括时任康乃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许惠文(Vivienne Shue)教授,她从当代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经验中为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理论寻找经验的证据。
「国家与社会协同」理论由经济社会学家埃文思(Peter B. Evans)提出。事实上,1985年,埃文思本人正是「国家中心论」的始作俑者之一。十年之后,埃文思出版了经典的《嵌入式自主性:国家与工业转型》(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一书,自我批判了体现在国家中心论以及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论中有关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理念,提出了「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 的新理念。在这×,我们又看到了波兰尼挥之不去的影响。根据这一理念,国家的确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发挥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能 够发挥这种推进作用的国家,并不是「发展型国家」理论所刻画的绝缘于社会、具有高度自主性、能够力排社会的特殊利益从而高瞻远瞩推动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 政府。相反,成功的政府必须同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国家当然要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也必须深入到社会之中,方能有效地推动社会长远发展et。1997年,埃文思主编了《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的政府与社会资本》(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一书,收入五篇案例研究文章,论述了有效的政府干预与高度发达的小区组织之间积极的互动,明确提出国家与社会的协同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成功的重要要素fk。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篇文章中,有一篇文章以中国为参照系,对俄罗斯转型期间经济衰退的教训进行了分析,作者特别指出,在中国,地方政府机构与乡镇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向市场经济的有力过渡提供了基础fl。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论说,实际上在很多学术领域中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同的方式得以表达,而且与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不以为然的新自由主义并不矛盾。例如「世界民营化大师」萨瓦斯(Emanuel S. Savas)强调的公私部门合作伙伴关系fm,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大趋势就是强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模式替代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传统模式,并在服务提供者中引入了市场竞争fn。在福利国家转型中,所谓的「公私合办福利」(public-private mix of welfare provisions)的兴起fo,甚至民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全新模式的应运而生和发展fp,也同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改革的批判性建议分不开。
所有这一切,均需要我们对「权力」或「政府」以及政府运用权力的方式加以深入的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以为,历史社会学家曼(Michael Mann)关于两种国家权力的区分,远比波兰尼关于权力的论述能给我们更大的启示。根据曼的分类,国家权力可以分为两种: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础设施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 或译为「建制性权力」)。专制性权力指国家所拥有的分配性权力,其行使不取决于国家行动者同社会行动者的讨价还价;基础设施性权力则指国家穿透其管辖下的 全社会以实施其政策的能力。曼指出,专制性权力属于上述的个体性权力,只为国家行动者所独有;当国家行使其专制性权力之时,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 状态。与此相反,基础设施性权力是一种集体性权力,国家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性权力并不导致社会的衰弱;相反,强有力的、活跃的社会团体的存在可以有助于国 家基础设施权力的增强fq。
六 结语
中国大转型的中心内容是市场力量的大释放。从开始到今天,伴随^这 一历史进程有苦难、悲剧和鲜血,也有欢乐、幸福和希望。然而,中国的大转型至少与波兰尼笔下的《大转型》不一样,也同斯蒂格利茨在该书〈前言〉中所忧虑的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大转型不一样。在中国,无论是基于逻辑分析,还是基于科学的经验研究,甚至基于个人化的体验,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断言,为中国 的大转型带来苦难、悲剧和鲜血的并不是有关「自发调节市场」的理念,更谈不上实践,正如他们所一再强调的,「自发调节市场」从来也没有变成现实世界中真真 切切存在过的一种实践。实际上,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过去三十多年所经历的许多苦难和悲剧,来自那个在三十多年前将中国人几乎摧垮的权力等级体系。在这 三十多年,中国人在走向光明的路途上迈出的每一小步,都在力图逃离、挣脱和突破旧权力体系的强制、束缚和控制。尽管中国的大转型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辉 煌的成就,但是这一进程依然没有完结,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完结。计划经济体系已经被抛弃,但是它的遗产、它的亡魂依然束缚并缠绕^众多中国人。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感谢波兰尼,应该感谢斯蒂格利茨,也应该感谢所有从左派学术思想中汲取灵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fr,打破了「市场万能论」的迷信。姑且不论这样的神话和迷信是不是在中国大地上时不时显灵或具有蛊惑力以致给中国民众带来大苦难和大悲剧,但所有除魅的论说至少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即一个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需要一个公正的政府。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内含^一个制订并执行公正游戏规则,并且促进公平之结果的政府。因此,如果市场经济的中国推崇者依然希望中国的大转型继续沿^自 由主义的道路向前,并坚信思想尽管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力量但依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他们必须首先在智识上面对如下的挑战,即发展出一整套国家理论:探究与市 场经济体系运作兼容的国家,与那些不兼容国家,究竟有何实质性的区别?国家转型理论:探究在一个从极权主义走出来的国度,其政府如何实现从行政型国家向规 制型国家的转型,其中会遭遇到何种路径依赖?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探究在一个市场经济制度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政府行动与市场力量如何实现良性 互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究在一个市场制度作为基础的国度中,政府行动与社会力量如何相互增权,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当中国的大转型依然在 前行,并且「演化出一些照顾穷人和社会底层的人(the disadvantaged)的办法」fs,也就是开启了波兰尼所谓的「双向运动」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不是政府对社会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干预是否必要或必需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政府朝^哪一个方向来推进福利国家的建设,同时在推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的三角关系如何发生演变。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再加上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因素的作用,将影响^中国大转型的走向。
注释
1 波兰尼(Karl Polanyi)着,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此中译本根据该书英文出版社(Boston, MA: Beacon Press)2001年的扩展版译出。该书英文首版于1944年,并在1957年再版,之后曾多次重印。
2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着,滕维藻、朱宗凤译:《通向奴役的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内部发行〕);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着,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bpcnfrfs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前言〉,载波兰尼:《大转型》, 页1-9;1;1;6;6。
49bmcocs 波兰尼:《大转型》,页219;219;267-68;211;218。
5 把 思想以光谱的方式分为左派右派,毫无疑问是一种简化。尽管有不少人以不屑的口吻称之为「贴标签」,但是为了描述方便起见,本文很难避免使用这样的标签。其 实,我们在讨论思想文化之时所使用的很多词汇,例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极权主义等,何尝不是标签?被这些标签所标识的思想 及其代表人物,当然不是整齐划一的。简言之,左派中嵌有众所标识的右派思想,右派中也嵌有众所标识的左派思想,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6 顺便说,在中国,「内部发行」的图书如何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并间接推动了中国的大转型,这样一个极其富于故事性和重大意义的社会史题目,怎么没有引起博士论文作者们的兴趣呢?
7 有博客名「从社会学求知」的网友发现,中国最早向国人介绍波兰尼的学者是潘光旦,他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波兰尼的伟大贡献在于批判了「经济命定论」,确立了「社会命定论」,并且将哈耶克与波兰尼进行了对比。潘光旦写到:「近人有反对计划经济的,为的是怕它成为一条新的奴隶之路,这种恐惧的心理虽没有根据,却最足以证明在此辈不求甚解的眼光h,一般的经济命定论依然有它的很大的威力;试问,计划经济如果由人发动,由社会发动,而不由经济发动,奴隶之路的过虑不等于杞人之忧天么?..濮氏〔即波兰尼〕认为在计划经济之下,我们对于自由的质量,可以求仁得仁,了无遗憾。」参见潘光旦:〈文明往哪h走——一个讨论会的述评〉,载《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页32。看到这样的文字,真不免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8 参见格罗斯(Paul R. Gross)、莱维特(Norman Levitt)着,孙雍君、张锦志译:《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bkcp 参见布洛克(Fred Block):〈导言〉,载波兰尼:《大转型》,页15;25。
bl 当今国际政治学界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并不是中国大陆学生必须要学习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此注明。
bn 记得丁学良教授曾经在一篇文字中感慨,在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中,有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对韦伯的「理想类型」究竟是甚么很容易理解,而没有这类背景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式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背景深厚的学生,对「理想类型」的理解总是与他的理解相去甚远。
bo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是一位化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通过对自由市场的观察,挖掘出市场与科学以及经济学和科学思维的共同点。由此,他为自由主义的科学哲学奠定了基础,并对日后科学哲学的发展,尤其是库恩(Thomas Kuhn)和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对「自发秩序」的阐述,成为哈耶克市场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石。世界就是如此奇妙,当今政治经济学界左右两大思想阵营,居然在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找到了思想的泉源。此外,迈克尔.波兰尼的儿子曾获诺贝尔化学奖。
bq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10。
br 在2010年 的上半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众人津津乐道的事件。某电视台的一个征婚节目因部分女嘉宾狂喷拜金言论而爆得大名。尽管节目主持人不断试图以调侃、幽默的方式质 疑并试图「纠正」「拜金女」的价值观,但是节目依然遭到来自社会(包括网民)的批判狂潮以及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吁。政府自然顺从民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 规制,要求这类节目中的征婚者不得谈论收入、房子、车子。首当其冲的电视台马上进行了「整改」,而另外一些电视台干脆停播了所有征婚节目。民众在电视机前 终于耳根清净了,可爱的「河蟹」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bs 弗尔德瓦里(Fred E. Foldvary)着,郑秉文译:《公共物品与私人小区——社会服务的市场供给》(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bt 参见Sherman Folland, Allen C. Goodman, and Miron Stano,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3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7), 201。
ck Henry B. Hansmann,“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 Yale Law Journal 89, no. 5 (1980): 835-901.
cl 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着,田凯译:《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cm 美国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正是在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形下,由于提出了公共事务的小区治理之道,而成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大师,并因此以一位政治学家的身份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参见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着,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cq 即便是共和国权力等级体系中位阶第二高的人物,不仅没有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而且连自己的生命权都难以捍,在身亡之时甚至衣不遮体。
cr 研究波兰尼的学者非常热衷于在兄弟俩的思想中挖掘出共同点,这的确是饶有兴味、意涵丰富并且将会硕果累累的工作。但是,我很希望表达一个刊发,兄弟俩的差异点,至少对于中国人来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的差异,但从他们两人对苏联的评价,就可略见一斑。
ct Tony Prosser, The Regulatory Enterprise: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Legiti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Steven P. Croley, Regulation and Public Interests: The Possibility of Good Regulatory Gover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dk 参见Steven K. Vogel, 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顺便说,此作者就是中文读者所熟悉的傅高义(Ezra Vogel)的儿子。
dl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Reviews of Regulatory Reform — China: Defin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 Margaret M. Pearson,“The Business of Governing Business in China: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f the Emerging Regulatory State”, World Politics 57, no. 2 (2005): 296-322.
dm Murray L. Weidenbaum,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4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0), 10-15. dn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网上博文,转载量极大)。
do 张维迎主编:《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dp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苏海南的观点。
dq 布罗姆利(Daniel W. Bromley)着,简练等译:《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3。他在同一页中还写道:「体会到市场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法律结构体系相配合会很令人惊讶。」顺便说,这位学者无论是与波兰尼思想的继承者还是西方所谓的「学术左派」,都没有智识上的关联。
dr 当 然,一个摧毁了市场经济的政治动员体制也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一些特定的目标(例如快速建立完整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因此极权主义初期阶段的经 济表现一般还是比较亮丽的。苏联和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如此,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将就。但是就维持一个经济体的持续稳定成长而言,极权主义政治动员体制 的耐久性是不足的。
ds 「国家中心论」的标志性著作是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dt Eric A. Nordlinger,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ek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el 姚洋:〈中性政府与中国的经济奇×〉,《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8年6月号,页15-25。另参见其在本期的解释性文章。
em 「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开山之作是日本问题专家约翰森(Chalmers Johnson)在1982年出版的关于日本通商产业省的研究力作,参见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在英文世界,对「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最为系统的评论文集,参见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这两本书现在都有了中译本。
en 参见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eo 参见世界银行着,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东亚奇×:经济增长与公共政
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ep 将「掠夺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视为国家自主性的两种理想类型,参见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裴敏欣将「分权化的掠夺型国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视为转型中中国的主要问题,参见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姚洋也澄清,「中性政府」也完全有可能掠夺社会群体的利益,参见本期他的文章。
eq 国际中国学界最早论证中国也是一种「发展型国家」的论著,参见Gordon White,Riding the Tiger: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3)。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派论说居然在中国学术界长期没有得到重视。这种局面只是在最近若干年内方才有所改变,参见本刊本期郁建兴的文章。
er 「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概念同经济学中常见的物质性的「基础设施」概念相对照, 现在已经成为社会政策研究中所谓「社会投资」理论的基石。
es 参见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et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fk Peter B. Evans, ed., 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C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97).
fl 参见Michael Burawoy,“The State and Economic Involution: Russia through a China Lens”, in State-society Synergy, ed. Peter B. Evans, 150-77。这篇文章关于中国的论述基于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关于农村发展的研究,尤其是戴慕珍(Jean C. Oi)关于所谓「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促进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论述,参见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fm 萨瓦斯(Emanuel S. Savas)着,周志忍等译:《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fn 莱恩(Jan-Erik Lane)着,赵成根等译:《新公共管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页4-5。
fo Ugo Ascoli and Costanzo Ranci, eds., Dilemmas of the Welfare Mix: The New Structure of Welfare in an Era of Privatization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2).
fp Roger L. Kemp, ed., Privatizatio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by the Private Sector, 2d ed.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7).
fq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59; 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States in History, ed. John A. Hal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113-19.
顾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