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在黄河三角洲的费老

     

    上海社会科学院  马驰

     

     

    生平与著述

     

     

    费孝通(1910.11.2~2005.4.24),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 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

     

     

    1936年底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1938年夏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1945年起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 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后被划为“右派”。1959年12月5日,报纸公布了中共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共142人,其中有费孝通、潘光旦、沈志远、徐铸成、浦熙修等。

     

     

    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在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

     

     

    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1999年11月,费孝通接受钱伟长邀请,担任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99年至2004年相继出版的《费孝通文集》(16卷本),收集了他从早年至2004年间绝大部分著述,这是他一生重要学术成就的集纳,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一项丰硕成果。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前瞻性“上书紫光阁”

     

     

    费孝通先生因1957年6月参加所谓“六教授会议”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无穷无尽的批判,改革开放后,他以常人少有的热情,投身国家建设。从80年代后期起, 费孝通先生又以其深厚的社会学知识对国家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做了深入调研,其实地调查课题由农村、小城镇扩大到区域发展。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他把盟务、国务、教务和学术研究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为改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局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力支持。其中, 费孝通先生对黄河三角洲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倾注的热情和关心,以及他考虑问题的缜密性与前瞻性,尤其令人感佩。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早在1961年4月,华北石油勘探处就在东营村附近打成第一口勘探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已经开了引领改革开放的先河,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黄河三角洲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却相对落后,1988年,地处黄河最下游的东营,作为一个地级市,产值还不如江南一个经济发达的县,人均收入仅是江南的一半。东营这个小政府如何引领胜利油田这样的大企业,是当地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是她的母亲,我们唱了许多歌嘛!可是黄河三角洲,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相比较是很落后的,经济上的差距相当大。” 费孝通先生敏锐地感觉到,黄河三角洲以前只关心石油开发,但光开发石油是不够的,要走综合开发治理的新路子。这一年,80岁高龄的 费孝通先生,率民盟中央一行,亲临东营,出席黄河三角洲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为这一地区的发展献计献策。其实早在1984年前后,费孝通、钱伟长等民盟领导就对黄河流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率先提出东部、中部、西部共同发展的整体思路和大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概念。他根据社会学的原理,提出所谓三角洲应该是一个大的区域,具体到黄河三角洲应包括淄博、潍坊、滨州等腹地,这为黄河三角洲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提出:“我们的社会学必须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主题……社会科学没有什么奇妙的地方,就是要去观察实际的情况,总结出一点共同的东西、称之谓有规律的东西。”他主张先要弄清这个地区的历史,找出自己的优势,并借鉴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注重富民,让家家户户富裕起来,积累雄厚的民间资本。要眼睛向民间看,设计一套好办法,集中民间资金,广泛发动群众搞生产,他也殷切期望地方干部的头脑要适应新形势,把路子搞对头,制定出发展规划。经过调查,他提出:“我们要改变一种看法,决不能发展一个地方,作一个计划先向国家要投资,这不是一条真正发展一个地区的办法,这条路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要政策,给政策。这是考验我们干部头脑是不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形势。我们虽然都有困难,都在摸索,但我们有了一个珍贵的摸索机会了,从一条死路上走到生路上边,这条路是很不容易走的。”

     

     

    针对一个能源生产基地,费孝通与钱伟长等殷切嘱托当地政府,一定要在石油开采完之前,打下该地区长远发展的基础,转变单一开采、有油无厂,有河无航,有海无港的被动局面。他们还以洛杉矶和巴库为例指出,这两个城市都是以石油起家的,但洛杉矶在开采石油的同时大力发展替代产业,如发展飞机制造业、娱乐业,最终使其生产方式成功转型,起到了经济发展推进器的作用;而巴库当年石油产量占全苏联70%,但由于不注意发展替代产业,城市经济没能转型,最终使其成了一座死城。为此,我们要“借鉴洛杉矶的做法,制定一个地方经济和石油开采互相支持的模式,在采油基础上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工业,这样就能处理好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关系,在石油资源开采完的时候,这里已经建成一个工业、科技、教育、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城市了。”在发展方式上, 费孝通先生等提出发展多元经济,发展石油化工,用石油化工积累的资金发展替代产业的路径。在发展策略上,他们还特别提出要注意政策的“含金量”,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向国家要钱不大容易,但是可以要政策,有了好政策就会有资金。除了向上要政策外,还要注意对下制定必要的政策,这样才能调动上上下下的积极性进行建设。要先开发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后开发资金周转长的项目,形成资金良性循环。

     

     

    会后,民盟中央对会上提出的各种意见建议做了认真研究,最终由费孝通、钱伟长代表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领导做了汇报,提出了这一地区发展近期可行的五点建议,这就是当年著名的“上书紫光阁”。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认可,从那时起,黄河三角洲的开发进入了国家战略的大视野。

     

     

    实践不断验证学者理想

     

     

    经过近20年的努力,如今黄河三角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东营市已经拥有了独特的原生态湿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暖温带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国家批准的黄河三角洲地质公园。东营坚持保护与建设并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推进生态建设。从2007年开始,全市探索实施林网、水网、路网于一体的“三网”绿化工程,规划五年投入22亿元,造林160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25%以上。完成绿化总面积33万亩,植树3525万株,初步构建起了“三网”绿化工程的主体框架。日前,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国家现代林业建设示范市。

     

     

    同时,东营大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围绕培育石化、盐化、造纸和海水利用等8个循环经济产业链,已建成投产项目11个,全市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到0.728吨标准煤,节能水平居全国前列。加强环境整治与污染治理,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污水处理厂8个,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7万吨,处理标准达到1级B以上;中心城垃圾处理厂建成投用,垃圾发电项目近期开工建设。近几年,全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都实现了控制目标。近年来,东营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东营经济开发区被评为全省首批“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园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已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在开发建设进入大规模推进的关键阶段,东营依据区域总体功能定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发展潜力,确定将东营港——广利港之间1200多平方公里的临海区域,作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的集中突破区,集中规划布局临港产业区、生态旅游区、生态高效农业区、高端产业区,建设黄河水城,构筑“四区一城”的主体产业格局,为加快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提供强力支撑。临港产业区规划控制面积232平方公里,依托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实行港区城联动,重点发展石油化工和盐化工、电力能源、现代物流,配套发展关联产业,建成环渤海地区重要的高效生态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和能源供给基地。同步推进港城建设,建设一座现代化滨海新城。目前,已与中海油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由其重组地方炼化企业,收购经营东营港,投资建设中海油工业园、原油储备基地、成品油仓储和物流园区。在东营的高端产业区,依托东营经济开发区和胜利工业园,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石油装备、新材料、有色金属等六大高端产业,积极发展高端服务业,建成黄河三角洲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承载区。近几年共引进过亿元的项目34个,总投资294亿元。

     

     

    除此之外,这一地区还依托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突出“黄河入海、河海交汇、新生湿地、野生鸟类”原生态特色,打造集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胜地,打造特色旅游品牌。目前,生态旅游区已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启动了游客中心、游船码头、汽车野营地等重点建设项目,正在规划建设黄河口湿地公园,适时启动黄河口休闲旅游度假区建设。东营生态高效农业区规划控制面积428平方公里,重点建设现代生态渔业示范区、高效畜牧区。现代生态渔业示范区,重点实施宜渔荒碱地开发和养殖池塘整理提升工程,建成全国一流的高效生态养殖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高效畜牧区,建成全省重要的大型现代畜牧业示范基地。目前,现代生态渔业示范区4.1万亩起步区基础工程全面展开,大连有德渔业集团、山东华隆集团等知名龙头企业已经入区开发。

     

     

    黄河三角洲本来地处渤海湾和莱州湾的“湾底”、沿海的“交通末梢”。近年来,这一地区的交通得到了高速发展。威乌高速公路、黄大铁路和德龙烟铁路的建成,使东营有了到天津、北京的快速通道。国家重点工程黄大铁路跨黄河特大桥在利津县北宋镇奠基,标志着国家又一条煤运下海通道正式开工建设。黄大铁路的建设,将完善华北、华东地区陆海联运的交通网,大量煤炭可通过这条运输通道进入华东地区,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缓解华东地区能源需求的紧张局面。东营港和广利港是黄河三角洲重要的入海通道。东营机场目前也已在改扩建,由4C级机场改扩建为4D级机场,东营机场已开通至北京、上海、重庆、大连等地的航线。扩建完成后,东营机场可起降767、757型飞机,黄河三角洲通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空中通道随之打通。这就形成了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如果说,当年 费孝通先生所考察的东营还是个年财政收入不足二千万的小城市的话,那么今天的东营年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二千亿,当地政府很有信心地提出,如果再有30年,那就是三十二万亿。  

     

     

    这一切的发展似乎都在不断验证着当年 费孝通先生等为黄河三角洲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所做的战略规划的正确性。 费孝通先生当年说过:“作为民盟的工作,首先要发挥我们成员的作用,用到国家建设实践当中去,也可以说是理论结合实际,使他通过他的专业去为政治服务,不是搞突出政治,而是努力发挥他专业的作用。”他语重心长地提出:“……作为学者,一个科学家,一个教育者,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对国家重要的问题,对一个地区发展的规划,在决策上提供帮助,给予科学的支持。”用自己的知识去服务社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这是 费孝通先生一生践行的理想与目标,也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政治遗产。(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东营政协 张玉池先生、东营黄河三角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诉 杨玉珍先生及 张岩冰博士提供历史文献,特此致谢。)

     

     

    一生研究的五大战略性课题

     

     

    一是他在1983年提出来的“小城镇、大问题”。乡镇企业勃兴带动下的小城镇发展,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差不多30年后的今天,农民工已经从“离土不离乡”到现在的“离土又离乡”。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赚钱是找副业,像钟摆一样在城乡之间转换,老了还会重新回归故里当农民;当农民工进入第二代、第三代后,就开始出现既不甘心回村,也留不了大城市的困境,他们往往会选择县城和乡镇一类的小城镇,作为自己回乡创业和生活的地方。在今天中国大中城市已经超饱和的情况下,下一步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重点还应转回小城镇。重新研究小城镇大问题,应当是中国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二是费老在1984年就开始了“边区开发”研究,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出了很多的构想。现在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最快、政策最宽松、人民得实惠最多的时候,反而西藏、新疆连续出现了恶性事件,不能不反思只靠物质支持、投资拉动、交钥匙工程,路子是否走得偏小了一些?今天重读 费先生的自然和人文两个“生态失衡”,“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提高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能力”等见解,就会意识到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后,又面临着新的转型和更深层次的展开。

     

     

    三是 费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国士绅》、《乡土重建》这条线的研究,到1949年以后就基本断掉了。解放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改造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当我们今天面对基层社会组织普遍松弛,虽然不断强调要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加强社区建设,却总是见制度不见人。要改变基层社会的软弱无力问题,需要我们结合新的时代发展进行创新研究,重新理解中国的乡土性质,重视乡土中国的重构和发展问题,特别是乡村和基层精英的培养,这是事关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课题。

     

     

    四是颇受大家重视的文化自觉问题。 费先生从边区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接着提出了社区研究要上一个台阶,要从社会制度看到人,注重人文心态研究,明确提出社会学要扩大研究边界,在他80岁生日时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而不同思想,晚年反复说到的就是文化自觉。面对21世纪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同,获得文化上的自主能力,就要不断做到文化自觉,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任务。

     

     

    五是知识分子定位和责任问题。费老在上世纪50年代亲身经历了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曾经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为发挥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的积极作用不断奔走,发表了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因此被打成右派而沉默20年。改革开放初期费老一被”解放”,就重新开始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不断为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而鼓与呼。费老学贯东西却扎根乡土,历经坎坷却无怨无悔,一生为强国富民“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公”知识分子等都层出不穷,我们不仅需要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更重要是思考如何在人生实践中,找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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