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伙”与“老家伙”
1982年1月21日,发展组的骨干们第一次去见万里。那次由陈一谘带队,去了近20人。“我记得,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孙方明回忆说,“从中南海的小西门进,门卫拿着名单对,报了名就进去了。记得当时天气还挺冷,屋里开了空调。”这群下过乡的知青,个个都抽烟,不多时,就把这间国务院会议室搞得烟雾腾腾。
“开始我们没注意。后来,万里本来是坐在中间的,他自己走下去开窗户,也没说大家不要抽烟……这件小事可以看得出来,万里对这些年轻人是爱护的,我还记得他说:‘我说你们是年轻小组,也都是30来岁了。我30来岁都当部长了,你们也不年轻了!’”
原来说好,谈一个半钟头,但后来延长到了两个半钟头,万里听得非常认真仔细而兴趣盎然。他们在11月又一次畅谈,情况也是如此。这帮年轻人开完会,出了中南海,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直奔附近西安门的延吉冷面饱餐一顿。
张木生记得,一次在讨论完问题以后,万里问这些读书很多的年轻人,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年轻人们七嘴八舌地引经据典,有人说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也有人说是土豆加牛肉的。万里却说,你们说的都是书本知识,我自己理解的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吃饱肚子,穿上裤子,住上房子,逐步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实惠。
“他们真有解决问题的要求。”张木生说。
后来,他们进了很多次中南海。记得有一次是由杜润生带着,去与中央的主要领导讨论粮食问题。当时这群发展组的年轻人提出,在完成国家统购统销的任务以后,可以将部分粮食市场化,取消粮票。经过动态测算,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应该在1280亿斤左右,剩下的可以全部放开,在市场上出售。
张木生说,这个数字是我们一群人先搞分省调查,后将全国情况汇总,然后高小蒙、白南生还拿出了数据模型。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听完汇报后,表态说,“你们年轻人还那么保守,1280亿斤的目标,还有零有整,统购统销额定在1000亿斤足够了。”当场,发展组的一个小伙子跳起来就说,你们中央领导同志在想什么呢?你们以为我们这个数字是拍脑袋拍出来的?那是大量的调查,充分地计算得出来的!
令张木生他们吃惊的是,那位中央领导扶着年轻人的肩膀说,“你慢慢地说,我们细细地听。”“后来从中南海出来,我们还等着杜老骂我们呢。这些都是中央主要领导,而我们这么年轻,又这么狂。杜老却嘿嘿笑道,我就是让你们这帮小家伙,为我们这帮老家伙投石问路呢!——后来的年代,哪还会再有这种场面?”张木生感慨道。
“我们当时的感觉是,万里他们拿我们不当外人,关起门来,什么都能说。”罗小朋说。
五个“1号文件”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发展组以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为此次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形成了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下称《记要》),《纪要》的核心是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合法地位。会议结束后,又对这个《纪要》进行了反复修改推敲,最后把它作为1982年的开年文件,即中共中央(1982)1号文件。这个文件,用杜润生的话来总结,它“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
当时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安排“1号文件”。此后四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发展组连续参与了中央“1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根据杜润生《自述》,五个“1号文件”都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每年先农村调查,由中央和各省农口党政部门和研究部门共同组织,随后在由各省主管农业的书记和农委主任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展开讨论,再由起草小组归纳执笔。
这个起草小组,有农村政策研究室刘堪等,农业部林乎加、何康等,来自各省农口的吴(江苏)、王郁昭(安徽)、杜瑞芝(广东)等,来自发展组的王小强、陈锡文、周其仁等也名列其中。
周其仁回忆道,“有一年文件搞出来,通过了相关程序,杜老精心修订文字,最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国务院印刷厂担任最后的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是不可以过目的!”那时,周其仁甚至不是中共党员。
“记得那时传达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时,有‘周其仁中间插话’,谁也不知道周其仁是干什么的。有时王小强也哗哗讲一段,都是混着传达的,哪知道谁是谁啊。”回想起当年,张木生笑道,“那是一个有巨大需求的年代,也使这批人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
政治高手杜润生
中共内部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直至1980年1月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还是交锋激烈,而且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占上风。
中共党内真正的风向转变是那年5月31日,邓小平做了一个讲话,热情赞扬安徽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在此前4月的“长期规划会议”上,邓小平已经表示,同意在一些贫困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做法。5月这次的讲话,他讲得更明确:“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虽然有了来自最高层的表态,但对中共党内的反对声音,仍需要一点点地做说服工作。杜润生在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杜老是一位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你们怎么争,他都会处理。他在这方面是一个高手。”张木生如此评价。“你们各有各的想法都没关系,他什么样的意见都能听,而且从来就不下一个特别死的定论。他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善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辩论即为集思广益,能够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我亲耳听万里和胡耀邦同志说过好几次,同样的道理同样的话,我们说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他说的大多数人就能听、能接受。”张木生说。直至今天,他依然发自内心地将杜润生尊为自己的导师——在采访中,当年发展组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
在杜润生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段他当年说服王震的过程。王震曾任农垦部长,他当时指责包产到户是要把先进的机械化搞掉,是败家子!后来杜润生对王震说:我们并没有把原国营农场都变成家庭农场。只是分散一部分边缘土地,十亩八亩,给了工人的家属,算不了什么。你带来的兵都成家了,下一代青年的就业问题非常严重,城市又不好进,不开个路子怎么行?现在实行的“大农场套小农场”,机械还是农场所有,家庭可有偿使用。王震听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像杜老这样的人,不管是党内的传统思维还是社会上的新潮流观点,他两边都能听懂。”戴小京评价说。他会给党内“老人”翻译年轻人的观点,又对年轻人说,你们说的这些,拿到会上是通不过的。他能具备这样一种理解和一种政治的把握。“他有特别强的政治平衡意识,信念坚定,又善于妥协。他对这个国家机器是怎么运转的,有现实感。跟他交往的过程中,年轻人会受到一种训练,知道哪些东西可以说说、想想而已,哪些东西可以变成现实。杜老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能把各种东西包容。”
蓦然回首
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1号文件”,每年一个主题。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农村和农业的流通渠道,解决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前三个‘1号文件’,每一个都有很大力度的改革,到了写第四个‘1号文件’的时候,有点弄不动了。”一位参与过当年写五个‘1号文件’的当事人回忆,“再改就要改统购统销了,这就牵涉到国家的整个财政流通体制。”他记得当时杜润生带着他们去见万里,请示说,是否就此打住?万里却很坚定,这个“1号文件”已经成了农民的精神期盼了,还得往下写。
1985年的“1号文件”,正式取消了统购统销;1986年,“1号文件”决定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五个“1号文件”发布之后,中国农村改革取得巨大进展。“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这批年轻人成为直接参与并推动国家向前走的角色。
“这一场农村改革,每走出一小步,都取得共识,积累若干小步,就完成了一个重大改良。它比革命来得更深刻,因为它不可逆。而革命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却很大。”这是翁永曦对这场农村改革的总结。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领导人,在经历多年困顿后重获权力,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快速而简要地处理了历史是非与社会和解问题,同时,“明智而谨慎地把青年的政治热情引向了建设性的改革。” 罗小朋说。
1985年年初,发展组这批人开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刚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包括有陈一谘、王小强、杨冠三、白南风、宋国青等人。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白南生、罗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继续农村研究。1985年4月,发展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由杜润生直接领导。
1986年,随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发展组从名分上也正式消失了。
但是,杜润生和这批年轻人的忘年之交,一直持续到现在。同时,数十位发展组成员在中国改革最初的激情岁月里建立了深厚友谊,形成了诸多共识。后来,他们或者通过学术研究,或者通过政策决策,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改革,直到今天——他们的年龄当在50岁-60岁之间。
体制内的自治组织
学习新方法
发展组下,曾分设有理论历史组、方法组、现状组、秘书组等。按个人的兴趣分工,何维凌牵头方法组,杨勋和周其仁搞土地问题,高小蒙对粮食问题感兴趣。
“我们一开始很书生气。我们划分了几个组。邓英淘他们是方法组,还有对策组、历史组,李零就是我们历史组的,根据个人的专长吧。”罗小朋介绍说。
发展组对学习很注重。“有时候每月一次,有时候每周一次,发展组安排一些人来上课。有时候是何维凌给大家讲方法论,讲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没有中文教材,他是从英文翻过来给大家讲;邓英淘给大家上数论的课,白南生讲一些国外社会学的方法。陈一谘会给大家讲农村调查的方法,比如到了生产队怎么调查,到农民家里怎么调查,你要先问他的支出,不能先问他的收入……这些都是陈一谘长期做调查的经验,他手把手地教给发展组这些人。”孙方明回忆道。
“那是摆出训练自家军队的架势的。”罗小朋说,“我们还建了一个读书制度。你知道,文人相轻,知识分子都是自以为是的。但在我们那里,谁的见解高就是谁高。这在当时是个奇迹。我们创造了一种无私的集体学习的氛围。”
杨勋家就在北大里面,她记得“有时讨论问题至深夜,还可以从我家里煮一锅面汤端到北招楼上大家当夜餐吃,那热情真像当年闹革命了。”
罗小朋的记忆中,当时对他震撼最大的,是何维凌讲的耗散结构理论。“我们原来所学的是,历史都是按照一个固定规律向前发展的,但是耗散结构理论的一个基本理念是说,世界的秩序是通过一些偶然的小概率事件改变的,哪一件,什么时候发生,没有必然性。这样,我们就认为,未来是可以创造的,今天的行动是有意义的。”
这个理论激励着这些年轻人,生发出一种创造历史的激情。
滁县调查
1981年7月,发展组赴安徽滁县的调查活动启程了。这是发展组第一次正式调查。
为什么选在7月去?因为参加滁县调查的大多数人还是在校的学生,只能利用暑假去。此前,发展组在四五月间去四川、陕西、云南做过一些规模较小的农村调查,回来后都向邓力群和杜润生单独汇报。他们也向两位领导汇报了想在暑假组织较大规模的调查(共30多人参加)的想法,得到他们大力支持,国家农委拨的8000元钱,就是为了支持这次调查。
为什么选滁县地区作为第一次大规模调查行动的目的地?这里是安徽最早搞包产到户的试点之一,但选定这个地点也有一点偶然。
罗小朋回忆说,最早,发展组编写一部《包产到户资料选》,把所有历史上跟包产到户有关的资料都收集起来,编成上下两册。因为话题太敏感,北京这边没人给印。当时听说到,滁县是最早的包产到户的一个地区,张木生就到那边去联系印刷厂。他从滁县回来后,与罗小朋谈起滁县:那个地方可不得了啊,整个社会氛围就像一次解放一样,所有人的精神面貌,那种成功的喜悦,简直是无法掩饰。罗小朋于是建议说,我们就到那里去,组织一次系统的调查,怎样?张木生一听,觉得正合他意。“结果这个事情,陈一谘同意了,杜润生、邓力群也同意了——都合他们的想法。”罗小朋说。
出发前,杜润生对发展组的成员们说:不要带“框框”下去,不是找材料来为某种定论做注解。要把“如实反映民意,自由表示见解”,作为共同信守的准则。
30多名调查组成员,兵分三路。一路为综合组,有邓英淘、王小强、周其仁、杨勋、陈一谘等;一路为专题组,主要有陈锡文、杨冠三等;一路为流通组,有白若冰、王子平等。虽然他们基本都是没有公职的在校大学生,但身上带着的介绍信却是国家一级的:盖的是“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公章。
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热情接待,全面配合。他们的差旅费,从农委拨下的那8000元中支出,结果最后还剩了500多元,每人不过才花了一二百元,有人才几十元——所有人都是义务工作,不领一分钱劳务费。他们住在农民家里,跟人家一起吃,也没有人请客。
“那时我们去做调研,可以在农民家住,可以随时开座谈会,晚上可以彻夜地跟农民聊天。”孙方明说,“要是现在去调查,事先都要发提纲下去。你去呢,人家材料都准备好了,一般吃饭时间比调查时间长多了。早上人家来陪你吃早餐,吃完以后去开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谈,每个人都有书面材料,都是准备好的。基本上你就没时间去对话交流了。”
罗小朋说,以前的社会调查,会先有一个阶级论或者什么其他的先入为主的套子在那里。调查实际是暗合领导意图的一种政治手段。这样调查的结果很难保证客观和科学性。“我们当时说,不惟书,不惟上,即使我们支持包产到户,我们也要有正义性和客观性,尽可能体现一种科学的精神和学术的规范。”
“下去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准备,在方法论上,确立了新的观念。要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要越过当地官员的干扰,对他们的东西不偏听偏信,尽量拿到第一手资料。而且,在认识上不再限于单一的学科,是多学科的。”
“这是中国学者的人格重建的一件事情。当然到现在,这种学术规范的建立已经完成了,但当时我们是先锋之一吧。”罗小朋说。
后来加入了发展组的戴小京,对这批插过队的知青们搞农村调查有这样的评价:这批人一是有使命感,二是读了不少书,三是对农村有实感,他们知道农民是怎么回事。“首先听得懂农民的语言,分得清实话还是应酬话,理解一句话背后的意思。这种感觉只能从插队下乡的生活中来。”
这么多年在农村的岁月,让他们懂得,农民打心眼里是希望包产到户的。而这一番再到农村,用周其仁的回忆来说:“现实告诉我们,一场深入的农村改革势不可挡。”
“那时群众对北京派来人非常的兴奋。经常是我们一进村,村里人就喊:‘北京来人了!’‘中央来人了!’开始时,不太熟,农民们讲话还有点生。后来住几天熟了,再加上吃饭时喝点酒,把什么话都说出来了,有时讲得很直白。对中央有什么希望,对省里有什么希望,对县里有什么希望,都讲出来了。”孙方明回忆。
就这样,上午看材料,下午讨论,白天调查,晚上整理材料常常到下半夜,直至暑期结束,完成了滁县调查报告。
从安徽回到北京,发展组的报告陆续出笼,这些调查报告涵盖了粮食生产、贫富差别、剩余劳动力、农户间合作、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总报告由陈一谘、孙方明执笔,参与写作的有王小强、邓英淘、白南生、张木生、白南风、周其仁、杜鹰、杨勋、孙方明、谢扬、邓永思等。还有陈锡文、马苏元、杨冠三、梁晓东等做的一些个案调查报告。
这些报告全都直接交给了邓力群和杜润生。
体制内的特立独行者
经由邓力群和杜润生,这些报告到达最高领导者手中。周其仁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这些报告深得当时国务院领导的赞赏,说报告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据《杜润生自述》中的叙述,胡耀邦对这些报告也非常肯定:“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这些调查报告促进了最高领导层支持包产到户的共识。
他们的调查方法也得到重视。“后来我们还听到传达,中央会议上专门谈到,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各中央国家机关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一大批来做调查工作。”周其仁回忆道。
发展组的地位从此确立。
1982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一个决定,“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从各个侧面互相配合,共同对农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
“当时讲,最终要培养出一支100人到200人的队伍,先给100人的编制。高层决定,把这批人放在社科院,第一批50个编制放在农经所。”孙方明回忆。
1982年2月,77级在校大学生正面临毕业分配,陈锡文、邓英淘、周其仁、杜鹰等发展组的骨干都在其中。3月的一天,陈一谘、孙方明带着一个提纲,到邓力群家去谈这些人的去留问题。“我还记得,那天我们汇报到这个事的时候,邓力群就在他家里给宋平挂电话,宋平当时是国家计委主任。好像电话那边说:‘不是已经定了的事吗?’邓说:‘定了,你还要给一个通行证啊!’就这样,编制落实了。50个编制放到社科院农经所。”
发展组的编制虽然放在农经所,但在工作上并不受农经所领导,而是由来自上面的两个研究室负责: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经所担负发展组的日常经费,而一部分课题费由社科院院部课题总费用中出。这个组,在当时的中国社科院中,显得神秘而特立独行。
他们曾在社科院农经所中有了一间办公室,但不久周围办公室的人就嫌他们太过吵闹,几经搬迁,最后在北京西直门的中联部招待所落下了脚。1982年3月,国家农委被撤销。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同时又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任都是杜润生。
邓力群任中宣部长后,对发展组的直接过问逐渐减少,他委托吴象联系发展组。业务方面,主要由杜润生来指导这个组的工作。中央农研室不是一个直接发号施令的部门,却要负责起草一些中央文件,中国30年农村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系列农村改革的文件,将由这个部门起草。
年轻人冲上来了
“发展组”蓝图
1980年夏秋之际,从安徽调查包产到户情况回来,陈一谘在北京各论坛和沙龙中作了很多场报告。后来周其仁回忆,“在一个聚会上,我们听到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原来农村也存在迅速改变的路径!”在这个聚会上作报告的,应该就是陈一谘。
在各处作报告的同时,陈一谘也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发展组”。
当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副书记的教师杨勋回忆起1980年的那个夏天:“暑假过后,陈一谘约我去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农经所副所长王耕今家。”王耕今,这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中共老党员,时年已届70岁,但他却与这群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
同陈一谘一起去王耕今家的还有王贵宸。陈一谘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回来写研究报告文章报中央。杨勋说,“我为陈的大胆设想叫好,表示将全力以赴,并建议利用学生暑假,组织志愿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执行。”王耕今对这项农村调查计划表示支持,大家还就如何组织和争取领导支持等出了不少主意。
正是那次谈话决定了不少青年人的前途和命运,因为,这次谈话勾画出了中国农村发展组的蓝图,杨勋所说的“学生”们将作为发展组成员,参与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当时,“发展”一词刚刚兴起,可能是何维凌翻译进来的。何维凌,毕业于北大技术物理系,“文革”期间与同学胡定国合写“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而入狱,平反后成为北大化学系的教师。当“文革”中人们还陷于苦闷和彷徨时,他已经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的理论书籍。对于日后的发展组,他是一个思想的先行者。
陈一谘则在发展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组织天赋。陈一谘是“文革”前大学生,对农村基层很熟悉,他是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又转学历史系。他考虑问题很周密,很实际。杨勋,这位自称“不安分的”北大教师,在“文革”中曾因为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与何维凌成为难友。她与陈一谘相识,是在北大校园。那是在1980年,当时她碰见何维凌,何介绍了走在身边的陈一谘。
几天后他们再见面。陈一谘问杨勋:人民公社的管理问题,是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杨勋当时正在编写农村互助合作史这一章教材,深知人民公社是一种站不住脚的体制,顺口答道:“人民公社本身前途未卜,说不定,不等你作出研究成果,人民公社就不存在了,你研究它干什么?”她建议,还不如研究人民公社的存亡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农村正在兴起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问题。1980年就对人民公社“判处死刑”的杨勋后来成为“发展组”元老。当时,她48岁。
孙方明回忆,发展组的成型是在1980年的10月。当时,发展组由杨勋代表,以课题组的形式,与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的代表陈一谘签了一个“农村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的协议,“这份协议的签订就表示从此有这么一个组了。”孙说。
有了蓝图后,这群年轻人开始付诸文字和行动。《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是一篇长文,可以看成是发展组的一个宣言。文章说,关于中国农村问题,“一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流于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名词之争;另一方面,现实应用的研究,又往往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这样的理念研究难以指导复杂的实践,根据这样研究制定的方针政策难免反复多变。……人们发现,当科学家们抱怨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不到重视时,决策者们却正苦于无人提供系统的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案。”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代表当年最新思潮的“三论”中的“系统论”已经跃入他们的视野,将成为他们新的研究方法与工具。
但最可贵的是这群年轻人的勇气。他们宣称:“未来不是宿命的产物,而是人类不断做出选择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这句话带着那个百废待兴时代的朝气。
招兵买马
研究组成立起来,需要有活动空间和经费。先是杨勋利用自己在学校的影响找到图书馆馆长谢道渊,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并为他们办了30个借书证。这样,发展组的成员们就可以自由出入北大图书馆和北大校门了。
有了北大这块根据地,陈一谘开始在人民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师大、民族学院和外语学院等广招高年级学生。他把杨勋的电话地址通知给各校的学生头目,让他们将申请加入发展组的个人自荐资料寄给杨勋老师。这样也是为让学生家长们放心,这不是一个“非法组织”。
“这种课外研究活动对于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快就招来三四十人。”杨勋回忆说,“他们多是“文革”后翻身的中高级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这里除了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人大的人最多,包括杜鹰、白南风、周其仁、白若冰、陈锡文、白南生等。
江北辰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他父亲是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他加入发展组带动了北京经济学院不少人,如王文重、李庆曾、杨冠三等。民族学院的谢扬,外语学院一位王亚南的孙子都是自荐申请加入发展组的。外语学院的这位学生申请时还附上他对台湾土改的一份研究成果,杨勋回忆说,“那执着的热情和流畅的文笔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美国学者凯瑟琳·奎塞在其一本专著中提到过发展组选人的标准:“‘发展组’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人必须在农村有五年的经历。”在采访中,当年“发展组”的成员们说,其实并没有这一条规定,但的确要热爱农村调查才行,当然在农村待过,会更容易进入。
过去两年中,这些从农村插队回来的年轻人就经常在一起研究农村问题、中国问题,很多人的交情在“文革”中就已建立起来。发展组基本上是把原有业余性质的沙龙,变成一个正式组织。
1981年2月11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招待所正式成立。有50多人参加会议,一共开了五天。工作报告是陈一谘委托江北辰做的,会上大家对课题研究和分工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已经明确地感到农村问题不仅仅是个农业问题,而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孙方明回忆说“也即今天人们说的‘三农’”。
邓力群与杜润生共同支持
这次成立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和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
邓力群在会上的讲话,让孙方明印象深刻。邓说:“我希望你们这批人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扎扎实实去做调查研究。”邓力群还谈到当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在省里推行包产到户,孙方明记得邓力群对此的态度十分开放,“不要宣传,尽管去搞。”
会议结束那天,杜润生发表讲话。他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还对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要记住,“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周其仁在回忆到这段话时,说这话多少年后都忘不了。
那天到场的许多“发展组”成员,杜润生已经认识。通过白若冰,他很早就知道人民大学有这么一个青年群体的存在,还把这些“毛头小伙子”们约去交谈。
虽然比这一代青年年长三四十岁,地位更是悬殊,杜润生对待他们却不拘一格,很快成为忘年交。翁永曦回忆起自己认识杜润生的过程:“我那时还在《中国农民报》当见习记者。有一天,报社主编有份材料送到国家农委,交给杜润生,报社找不到人,就让我去送了。去了以后,见到杜主任。当时他眼睛直视着我,说,‘你在农村插队这些年,你对农村政策有什么体会啊?’”
“我当时随口说了两句,我说第一个感觉就是农民太苦,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大,务农无利可图。国家要富,就要让农民先富裕起来。他说,‘你还有第二条吗?’我说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个人服从集体。但是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经济界,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杜润生听了没说什么。不久,翁永曦接到一纸调令,他被调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直接到杜的手下工作。
邓力群当年对发展组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组的成员们回忆,邓力群对发展组的支持非常关键。在发展组成立后,邓力群曾对北大经济系主任胡代光说,能不能想办法给他们搞一间办公室啊?后来,发展组并没有向经济系借房,而是用课题费以每月租金200元租了北大招待所的一间办公室。
当时的发展组并没有正式编制,以承接国家重点社科课题的形式存在,成员也都还是以业余为主。发展组的第一笔课题费,就是由邓力群通过中国社科院系统批下来的。“一共19000元,分两次给的。”孙方明说。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个小数目,杨勋估计,“可能相当于现在的20万吧!”她记得,“那是我和陈一谘在邓力群家,邓当面打电话,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到他家定下来的。”
后来,1981年暑假发展组去安徽滁县调查时,国家农委又拨下来8000元,是杜润生签的字。
为什么这些共产党中的老资格政治家,当时会对这样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如此支持、如此器重?罗小朋这样解释:“像邓力群这样的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在回到权力岗位上之后,他们不信任四人帮留下来的官僚系统,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些中共高干,他们的子女成了最亲密的顾问,成了他们了解社会真实情况的渠道。这是当时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
当然,这些年轻人也已经展现了他们的责任心和能力。多年来,农民一直自发地触及包产到户、解放生产力的要求;中共内部也已有改革现状的决心;最后发展组这批人参与推动。翁永曦说:“三个巴掌都拍响了”,一场大变革启动了
王绍光:权力的代价与改革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