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分在守土,领事的职分在外交。然而知县之惧怕领事过于道、府,显然是条约利权变种之后,已使领事越来越像实际上的守土官了。西国的领事越来越像守土官,其后果不能不是中国的地方官越来越难做守土官了。领事鸱张,源头在于公使横悖。同领事相比,公使与总署相交涉,便是以朝廷为对手。而同地方官场的困厄以具体性为特征相比,总理衙门所面对的场面,已是西人在公义神圣性的名义下形成的一种合围。而公义神圣性同炮舰一样,都是意在以常说为常新,提撕中国人须臾毋忘条约制约和条约管束之既不可绕避,又不可抗拒。因此,在西人的条约勒逼面前,是地方受到冲击更直接而总署受到的压力更沉重。西方世界共以北京政府压迫地方政府为理路,其预设的前提是它的权力非常集中,能够强制各省执行它的命令。但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朝廷其实并不拥有这种非常集中的权力,后来的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说西人的预设是已经跑到中国现行行政制度的前面去了。因此事关中西交涉,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便没有办法别开生面,产生出西人预想中的朝廷以普遍的强制造出条约制度的一轨同风。于是一面是地方官的撤任、革职、摘去顶戴,一面是既定的社会构造中和已经下移的国家权力里,北京之外的地方仍然在以各色各样为常态,并因之而仍然在以回应条约的不相统一为常态。其间的时而顺受和往往逆抗大半起于民间,其实都在朝廷的臂指之外。然则西人预设的理路里没有一个限度,而这些事实却说明北京政府压迫地方政府不能没有限度。而后是总署为公使所劫,常常舌敝唇焦,智尽能索,深苦力所不能胜,而欲以条例口舌争胜焉,难矣

      由于西人预设了一种理路,又执其理路不肯游移,因此当北京政府施加的压力不能达到其意中的程度时,代表西国政府的使节便会用干预的办法自己来施加压力。同治年间朝廷曾从英人之请换掉了云贵总督和贵州巡抚;之后法国公使又照会总署要把四川总督移开川境不欲当时的江苏巡抚在江苏任事。其异乎寻常的地方在于公使以督管疆吏为己任。出手更野的,还有西国公使一手包办地代四省疆吏拟定晓谕士民的告示,痛责民人违背和约、欺负远人,并以严拿惩办为胁迫之辞。然则公使代疆吏立言,已是公使以督管民人为己任。

      这些事已远远越出了中西之间的条约范围,但这种干预又是西人在其实现条约利权的过程里一路延伸而来的。与之相因果,则是中国人称作国体的东西被刮得遍体鳞伤。迨天津发生教案,西方世界的使节群起归咎官吏并索要人头,之后天津的地方官吏便成了送交刑部的罪人。但其时刑部例内只有刁民滋事,地方文职不能弹压抚恤革职之语,此外遍查律例,并无另有作何治罪明文。以彼族的汹汹之势作比照,则中国之法显然不够用来息西人之怒,而后刑部不能不绕出例内而别作引申,于革职罪上请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论其事理,这种绕出了成法的别作引申无异于中国人的律例为西方人的喜怒而改变,其结果便是管司法的刑部身不由己地成了枉法的地方,而本属公器的法律则因之而全失其公平尊严。以律法之本义而言,两者都不能不算是深度异化。在这一类事实里,中国人的行政、吏治和法律都已因西人的干预而日积日异地今时不同往昔。今时不同往昔,其间的历史内容正是西人的利益、西人的意志和西人的是非在支配中国的过程里又在一层一层地造成中国社会的变形。

      总理衙门由办理外国事务而置身于外国事务之间,在中西交冲的过程里既先入漩涡,又常入漩涡。然而其中主事的人物也因此而比别人更早地识得:当中西之间以战争为形式的交往转变为条约交往之后,已经签订的条约不仅是西方人用来约束中国的东西,而且是身在退守和被动一方的中国人用来自卫的仅有的界线。中国人的道理说服不了西方人,而后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西方人的道理便成了用来对付西方人的物事。因此,中国人虽然深深地痛恶条约,而这种学而知之的过程却不得不以恪遵条约为自己的起点,并以自己的恪遵索要对方的恪遵。同治初年,罗马教皇驻川东代表范若瑟由法国公使陪同赴总署,指责川事办理失权伊不甘心,之后以将来恐不免衅起干戈为辞作要挟。事后奕訢作奏告叙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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