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时的中国,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挂洋旗的中国航船、沿海贸易和投资于洋行的中国商人,等等。所以时人曾总括言之,说是“胥见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其笔下的“利柄”,说的当然是主导性。而外国人能够执中国之利柄,其背后又有着中国人提供的人力、物力和合作,因此利柄之移入西人手中,同时正折射了中国经济的分化和重组。
在十九世纪的中西之间,由于纸面上的条约利权最终都是在一个一个地方转化为现实利益的,因此,地方官便成了那个时候最直接地面对条约的中国人。然而就当日地方官的总体而言,他们在面对条约的时候常常是和大半是既缺乏条约意识,也缺乏条约知识。同治初年贵州起教案,洋人执条约相交涉,而“贵阳府知府多文声称,和约文件乃恭亲王愚弄外洋之举”。这些话太过懵懂,所以被西人所引述,一路告到总理衙门,牵出重重波澜。两千多年里中国的吏治从来不关中外交涉,与彼族之来往本非题中应有之义,条约实在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东西。而由此迁延而入晚清中国,则其时的地方官场里这种陌生已是积久的常态,不仅普通,而且固结。因此光绪中期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其奏议里还要说到这个题目:“特各直省州县,能知条约者无几。前数年山东德国教案,教士持条约求保护,该县怒掷于地,以足踏之,德使臣因而来臣衙门诉说。”由同治初年比光绪中期,已是三十年来的前后相继。然而与中国地方官缺乏条约意识的“怒掷”之和“足踏之”相对比并且相对峙的,则是西方使节坚执不移的条约意识。光绪年间驻华美国公使田贝曾说:
指引着外国代表的航行图是条约。他只问条约的规定是否得到了遵守。如果那些规定对中国造成损害,他是无能为力的。中国必须寻找她自己解决的办法。
他不是不知道条约里包含着不合理和不公平。但他并不把这一面列入“航行图”里,于是不合理和不公平既已化为条约,便成了中国人不得不付出的东西。这些话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西方使节坚执不移的条约意识同时又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条约意识。由是,当西方人以其坚执冷酷的条约意识与滥用条约的肆无忌惮相舛杂,同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的中国人直面相迎于口岸和内地,而致地方利益与条约利权冲撞纠结的时候,中西之间的矛盾便首先会在地方激化并且持续地在地方激化,其间通商、传教、游历都曾引出暴力对抗,对抗的极端则是杀人放火。同治八年(1869)曾有英国人到潮州乡间打鸟,引来小儿聚观嬉笑。由于“彼此言语不通,洋人疑其有意揶揄,因而生怒”。与洋人之怒相呼应,而后“有乡民抛砖掷石者”,导致洋人捉人和乡民夺救,遂演为“互相击斗,乡人伤毙十名,重伤十余名,洋人受伤四名”。当日以死伤的人数作对比,乡民显然已是吃了大亏的一方,然而用其意中的条约利权作“航行图”,则英国的“领事官”和“带兵官”还意犹未足。九天之后又有“水师提督统带兵船多只,水陆各兵六百余名”拥入同一个地方,“开炮放枪,四面攻击”,实施了一场军队对付平民的屠戮。当其终了的时候,已“杀毙乡人六十五人”,又“因伤续毙四名”,而且“烧毁民房四百四十五间”并“掳获男妇及受伤者甚多”。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是在用血火作教具,残酷地向中国人演示和灌输条约意识与条约知识,而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的中国人则因“抛砖掷石”受此一劫,付出了许多生命。但与西人的残暴与霸道相对应而同时俱见的,还有中国人挟着深深的排拒与深深的怨愤打洋人的事。对于民间社会来说,条约是一种更加遥远的东西。所以群起一哄便非常容易成为感染力和感召力。光绪八年(1882)美国公使何天爵照会奕訢,说是“天津苏领事及本馆翻译”至山东查案,在德州遭“民人”的“欺凌
[1] [2] [3] [4]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