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曾警告说:国民若使永远专持否定的态度,没有积极的主张拿出来,恐怕成了世界上虚无的国民

      以前在外行领导内行的时代,教育和学术机构多是由来自部队的工农干部领导的。这些人来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据说并不愉快。因为被领导者虽不至于正面顶撞领导,但未必真能听话。尤其读过一点书的人,往往互不服气,所以真要做点什么,便很难开展工作

      有意思的是,现在教育和学术机构已基本是内行领导内行了,而读书出身的领导,仍和以前的工农干部感觉相似。某次一位新领导就说:你们这些人,自己不一定高明,却很难接受他人;真像是高明点儿的,组织需要时还往往不肯站出来。大概凡领导都喜欢被领导者听话,所以遇到不那么顺从的,便有类似感受;但若读书人都听话起来,又何须有此群体的存在?

      当然,读过一点书的人往往互不服气,似乎也是实际存在的现象。在大家都想要各以其道易天下的时代,当仁不让于师,彼此相诋相矫,或更多是为了求真理、存真理和实施真理。像什么儒墨之争、朱陆之争、汉宋之争等等,是两千多年来的常态。然既以仁为己任,尚能诋而不诬。后来似乎就有些风气日下,陶希圣在抗战前办《食货》杂志,便感觉是处在一个斗争的时代,人人都在与他人斗,没有调和的余地,也没有共进的心理;所以他提倡一种相互批评的合作,不因批评便不合作,也不因合作而互不批评。

      陶氏所说的批评,大致是一个近代才流行的新词。以前或指下批语作评论,那是中性的,也包括称赞、叹服在内;后来却越来越多地用于指弊纠谬甚至斥责一类,呈现出单一的负面涵义。而批评本身,也渐成一种负面的作为。

      以前中国的读书人是名副其实地读书,很少写书;后来引进了知识分子的称谓,似乎不写书便不足以证明其知识,于是开始大量写书,并连带着从外国引入了书评这一新的言说形式。但或因国人对这一外来方式不够熟悉,或因批评已经成为一种负面行为,五四后不久,胡适就注意到:近来杂志上的书评,似乎偏向指摘谬误的方面,很少从积极方面介绍新书的。

      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不幸这话仍相当适合于我们目前的学风。如今出书容易,不高明的书固多,好书也不能说没有。然若从书评看,赞扬和指责的都有些信口开河,让人看不出学术现状的好坏。

      学不能不讲。真正的学术批评,本不为打倒对方,而是当如陶希圣所说,要有共进的心理。批评本身不是建设,却要具有建设性,也可以起到建设作用。从负面批评全无价值的书籍,实不如给品质较高的书籍以正面评介。后者显然更能推动和引导学术的发展,却是从五四以来一直缺乏的。故傅斯年当年就曾向胡适建议,应提倡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曾以提倡破坏著称的梁启超在五四后观察到,有人说中国是否定性的国民(此国民是nation的中译)。虽否定帝制,却不见得能共和;虽否定集权,也不见得能自治。那时他已认识到,一味消极而不积极,是非常危险而必须警惕的:国民若使永远专持否定的态度,没有积极的主张拿出来,恐怕成了世界上虚无的国民

      民族如此,学术亦然。目前学界的情形与出版界相类,多元而歧异。既有学风败坏的一面,也有积极建设且相当不错的一面。有人踌躇满志,有人忧心忡忡。其实学术能多元而不一尊,本是非常可贵的。

      一个时代的学风好不好,主要应看其好的一面。真正好和真正差的学者总不会是多数,而相对平常甚至平庸的学者总会较多。如果某一时代有相当数量较为优秀的学者,这一时代的学术就靠他们撑起;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后人很少会去注意那些平常的大多数。

      一个具体的学术机构稍不同,好或较好的人总要在半数以上,否则风气难正。但真正代表这一机构的,仍是那少数优秀的学者。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办学者只要能树立真正好的,鼓励那些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而忽视相对平常的(从全世界的实际状况看,不一定要淘汰这些人,更不一定能淘汰这些人),就可以使该学术机构良性发展,越来越好。

      专持否定的态度,结果可能走向虚无。在个别历史时段,或许有破坏重于建设的时代要求;但在绝大多数时候,建设永远重于破坏。更重要的是,必君子道长,始能望小人道消(廖仲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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