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对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一个评论

                                      戴震

    戴震获加州大学现代东亚史博士学位,执教于韦恩州立大学。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史,农村社会政治,城乡关系,历史书写及其政治,殖民史,反殖民运动,以及跨国主义。

    黄宗智这部开创性著作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如何解释帝国晚期时代的中国虽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但却未能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质变性发展。黄宗智参与到英语学界关于帝国晚期的中国经济的一个长期讨论中,该讨论对比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失败与它在欧洲的成功发展。与此同时,黄宗智明显试图把这些关注同样主题的争论放在中国情境中来处理,尽管它们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后果。在双方的讨论中,学者们曾倾向于将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的增长混为一谈。正是这一为诸如马克思和斯密所共同持有的经典假设,成为了黄宗智批判的主要目标,以及他理论创新之源泉。自1990年出版以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便成为学者们争论乡村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它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经济之间关系所绕不过的一本书。本文将主要聚焦于黄著的历史-政治影响,而不是近来关于该书经验基础的争论。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认为乡村中国为一种前商品化的“封建经济”所支配,但是在帝国晚期商品化表现出了一种“初期的资本主义”。但这些资本主义萌芽被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所打断。在这里,历史叙事也明显是一种为论证革命行动和共产主义政权统治之必须性的政治主张,在此叙事中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的理论混同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黄宗智指出吴承明(1985)是这一史学主张阵营中的一个最杰出成果。与此相对的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其他一些学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李伯重(1998),把他们的研究聚焦于发现可以证明伴随明清商品化而来的生产率提高的证据。黄宗智论证道,第一种学术倾向正确地指出了帝国晚期的商品化,但与第二种倾向相反,它并不是证明农村劳动生产率有根本性提高的案例。不过这两种学术倾向都认为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被黄宗智称为“明显不对”(5)的假设。

    借鉴罗伯特.布伦纳(1982)将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农业革命联系起来的重要论文,以及在克里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1963)过密化/内卷化概念的启发下,黄宗智认为,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主要是停滞不前的,农业产出的增长只是通过持续的密集劳动投入而不管递减的边际生产率而获得。因此,尽管帝国晚期的中国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但却没有经历像布伦纳在英国农村所见到的那样生产率也随之提高的农业革命,取代生产率提高(质变性发展)的是,随着产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过密化/内卷化)——没有发展的增长。中国只有到1980年代乡镇企业出现时才打破了这一过密化/内卷化轨迹,因劳动力得以转移出农业领域且农业生产率得以提高。

    在黄宗智的史学叙事中,人口增长的压力和过剩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家庭农场不能按照一种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来经营,由于没有额外的就业机会,农民就只能继续增加他们的劳动投入直到能够满足家庭的消费支出,尽管这会明显降低他们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人口压力意味着帝国晚期的商品化没有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的出现——质变性增长——而是导致了劳动力密集和过密化/内卷化。在这里黄宗智采取了一种经过修正的蔡亚诺夫的或实质主义的立场,此立场认为小农经济中的决策不能被视为与资本主义的决策等同。农民理性“是生存的理性,而不是利益最大化”(105)。黄宗智把人口增长与商品化相关联,借助于“农民家庭农场的独特所有权”(11),来解释帝国晚期时因缺乏资本主义发展而过密化/内卷化的中国经济。生产可能会在两个意义上被过密化:社会过密化表明了一种生产增长而没有导致新型社会组织产生的状态,经济过密化表明了一种生产增长而没有导致经济生产率提高的状态。

    在商品化的压力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国农民通常从种植水稻转向种植棉花以提高每单位土地的产量,但是他们这么做是以每个工作日的产量下降为代价的。正如黄宗智所说,“棉花,关系到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商品化过程的中心内容”(44)。反过来,棉桑栽培推动了粮食作物的进一步商品化。此外,廉价的家庭劳动意味着那些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农场和手工业难以与之竞争。黄宗智指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富农经济与经营式农业在1930年代的长江流域可能没有明代时普遍”(60)。此外,黄宗智发现,家庭化在商品化的长江流域要比没那么商品化的华北平原更发达。因此,商品化的趋势是与农村生产的进一步家庭化而不是集中的工业化相关的。

    同样,黄宗智论证道,那些副业活动,特别是那些由妇女、儿童和老人承担的副业,随着商品化而增加,但这些它们代表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或是过密化增长的又一例子。“雇佣成年男子劳动力的企业,”黄宗智说,“决不可能与这样的家庭生产单位相竞争”(85)。此外,改变生产模式,如通过养蚕来提高水稻产量,减少了家庭劳动力的日产量但是增加了每年的总回报——又一个过密型集约化的案例。(79)

    与许多毛泽东时期的史学相反,黄宗智认为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制没有像过密化的小农经济整合那样,来制造出一个致使城乡差距扩大的新型经济体系(143)。雇佣家庭式的农民劳动来手工纺织由机纺纱线所制成的棉布,就是这一工作过程的一个例子。然而棉花种植、纺纱、织布都从一个单独的家庭生产单位中被分离出去(120-121),导致了进一步的商品化,生产力中没有出现质变性的突破。这种经济维持着它的过密化路径,尽管出现了商品化、城市化,和一体化的世界资本主义保持着同一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黄宗智不把毛泽东时期看作是对过密化增长的突破,尽管它明显地打破了早期的商品化趋势。其原因在于,集体化在更大范围内基本上再现了家庭农场的劳动分配逻辑:正如黄宗智所述,“在某些方面,集体农场不过是旧有家庭农场的扩大”(199)。不论是否需要,所有劳动力都要在集体当中被使用——没有理由或者出路来减少它的劳动力。在制订计划的人看来,重要的是“总产量”(200)。然而在某些方面,国家在组织富余家庭劳动时要比家庭更难(218)。在这些情况下,劳动使用被加强但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真正压力——按黄宗智的话来说,是一个“国家政权驱使生产过密化”的案例(200)。劳动供应的持续膨胀加剧了这一问题。

    因此,在黄宗智看来,毛泽东时期不代表一种农业革命,虽然在他的论证中并没有排除此种可能性,因为毛泽东时期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和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太狭隘地关注过密化和农民收入反而可能会遮蔽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变轨迹,这个转变在长时段可能会导致农业领域的激进变革。黄宗智自己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农民人均收入的停滞错认为农业产量的停滞……(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除了大跃进之后数年有所下降外,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均是稳定增长的”(285)。不仅如此,集体化并不主要是为了克服农业过密化,而是一个大的经济战略的一部分,通过乡村中至少是短期的必要密集劳动以提取更大的绝对剩余。无论如何,在这本书的许多地方,黄宗智试图论证,集体化时期受到了不公正和误导性的攻击,而集体化农业本身和其内部并不是无理性的(例如见275和285)。

    另一方面,改革时期则最终代表着突破了过密化增长。而这与其说是因为农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甚或是分田到户,不如说是因为乡村经济的多元化以及由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所提供的超出农业的就业。许多乡镇企业实际上建立于毛泽东时期,只是在1980年代得以大大扩展*。在这里黄宗智明确地反对许多来自西方的亲市场化鼓吹者所做出的那些解释——认为是商品化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此观点是资本主义发展之经典假设的一个再现,而这正是黄著所要批判的一个重要靶子。为此黄宗智回应道:“随着1980年代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引进,农业产量停止了增长,而极少有农民沿着经典模式和官方宣传机器预言的道路致富。直率地讲,1980年代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在1350至1950年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好”(17)。而且,随着农民的劳动转移到扩大了的乡村工业领域,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提高,这是一种(劳动生产率)有发展而(农业绝对产出)没有增长的情况(246)。黄宗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因市场激励机制而引起的。

    从中得出的政治认识不在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农业发展的最佳途径,而是关注如何打破过密化增长。在英国是资本主义带来了农业革命,在中国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乡镇企业。在黄著出版后的几年里,乡镇企业被私有化且许多走向了破产。凸显于1990年代后期的“三农问题”(农民贫穷,农村社会解体,农业出现危机),可以被解释为是在一个短暂的发展时期后向过密化的一个回归;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在乡村中寻找出路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剩余劳动要么就不得不迁移到城市地区(去打工),要么就进一步陷入贫困。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是农村衰败的一个时期,温铁军和其他一些人看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乡镇企业部门弱化的一个反应。温铁军的乡村重建项目,尤其是他的新型合作社,正试图纠正这个问题。温铁军和黄宗智的深层趋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农民行为方面均采取了实质主义的立场:农民家庭农场不是沿着与资本主义企业相同的逻辑来经营的。这一波兰尼式的规划意味着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不能被作为没有不确定后果的简单商品。在这里黄宗智的长篇历史叙事是对市场乌托邦主义的一支有用解药,市场乌托邦主义在中国和西方有关乡村中国发展的大部分著述中具有笼罩性影响。

    不过,黄著最近受到了逐步增多的审视,而中国乡村领域在帝国晚期过密化这一概念成为了被评论的焦点。彭慕兰,明显地为消解李伯重传统,在其《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一书中认为,黄宗智误读了来自帝国晚期的证据,中国的乡村经济并不比英国的要更加过密化。彭慕兰追问,如果中国当时正经历着像英国那样多的农业转变,那为什么英国发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因此,彭慕兰到乡村经济之外去寻找答案,引证煤炭使用中可能发生的差异,以及经济上的核心-外围关系来作为英格兰与长江流域之间形成分流的关键因素。为此,彭慕兰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布伦纳在英国所见的农业革命很可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但不会是充分的原因。这把叙事推向复杂,包括偶然性和多重因果关系,而这一推动也有政治含义。一方面,同时处在英语学术殖民主义的新压力下,彭著将注意力重新聚焦于对核心-外围关系在形塑现代世界的重要性上面——这毫不奇怪,因为彭慕兰本人受到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乡村阶级与乡村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又不被强调。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在中国左派当中看到类似的理论排序,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对他们所产生的同样影响。与黄著不同,彭著没有涉及对当下时期的论述,但是他后来的工作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许多,过密化——无疑有助于理解1990年代的乡村经济变迁——可使(这种变迁)显现出来。

    孔诰烽也接受了与英格兰相对应中国也有一场农业革命这种看法,不过与彭慕兰相反,他视阶级关系为理解这样一场农业发展变为资本主义发展之动力的关键(2008)。按照孔诰烽的观点,农业革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城市创业精英阶层将乡村剩余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而中国恰恰缺乏这样一个城市创业精英阶层,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孔诰烽认为。孔诰烽逆水行舟,把阶级关系带回到分析里来,显示了在历史发展的结构动力机制中不同阶级如何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孔诰烽的著作与布伦纳和黄宗智的著作比它和彭慕兰的著作之间有更大的共同之处。

    不论关于帝国晚期的经验主义争论之结果如何,“农业过密化”仍然是关于帝国晚期的一个重要且有效的分析类型。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是讨论中国长时期经济发展的一本奠基性著作。在经济危机的当前,美国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如此重要,这些争论和黄宗智的著作值得细读。世界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农民的未来。理解乡村的贫困以及仍在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最近一年里是3.3倍的差距)之根源,是找到一种办法来打破全球资本主义那不可持续之不平衡的关键。

    *与大多数观察家相反,黄亚生(2008)最近在其一本获得了广泛赞扬的书中认为,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应被理解为私人企业和中国式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肯定会引起有关乡镇企业性质及其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新争论。黄宗智认为在他所研究的长江流域,绝大多数乡村企业是集体的而非私有的,尽管他暗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60-61)。

    布伦纳.罗伯特,1982,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之根,过去与现在,97 (Nov.): 16-113.
    克里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1963)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199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孔诰烽,2009,清代中国的农业革命和精英再生产:关于向资本主义过渡之辩论的回顾,美国社会学评论,73:4(8月号):569-588。
    李伯重,1998,江南的农业发展:1620-1850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彭慕兰,2000,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吴承明,1985,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卷1, 北京: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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