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单位制走向消解的背景下,出现了社会原子化动向。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疏松化,社会纽带松弛,个人与公共世界疏离等方 面。在道德滑坡、规范失灵,社会结构“碎化”的情形下,社会工作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欲发挥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构建 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努力开展社会创新,以克服社会原子化背景下的一系列社会障碍。

    关键词:中国社会;原子化;社会工作学科;挑战


      中图分类号           文章标识码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田毅鹏,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如果我们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将新时期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大陆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加以考察的话,会发现“单位制”似乎是与“社会工作”关联 度最为紧密的词汇。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工作专业虽然再度进入中国大陆高等教育体系,开展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却非常有限。因为在单位 体制下,“单位”几乎全面覆盖了“社会”,根本不存在社会工作施展的空间。没有“社会”,焉来社会工作?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转型和过渡,起源于根据地时期,发展于建国初期,形成于“一五计划”时期的单位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单位体制变动、单位制走向消解的背景下, 昔日由单位承载的众多社会职能开始向单位外转移,社会工作开始获得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单位制度走向消解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原子 化”等新的演化动向,遂使社会工作的发展置身于全新的社会环境,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的主要表现


      20世纪晚期以降,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学术话语中,单位制度的变革构成了一个最具核心意义的内容。因为从转型理论的研究视角看,所谓由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过渡,实际上同时也是一个由“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的转变过程。因此,在理解分析单位体制变革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 单位制度的变迁,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位移”和一般性的功能转换,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转型过程,会产生出一些出乎人们意料且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后果,其 中,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原子化动向便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社会现象。


      众所周知,单位制度实质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单位制度既是一种特殊的制度组织形式,同时其中又 蕴涵着一种强调“整合”与“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而就中国而言,现代民族国家的“凝聚”过程,主要表现为“国家—单位—个人”纵向体系的建立。在中国社 会,“单位之所以被看做一种制度,是因为它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和机构形态。”[i]所谓单位制度建立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克服中国人传统散漫劣根性,将原子化的‘臣民’改造为‘国民’,整合到民族国家体系之中,造成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新的‘集体认同’的过程。” [ii]在这一意义上,单位制度是20世纪中国在回应西方工业文明挑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单位制度不属“另类”,而是现代性在中国本土别 开生面地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度发生剧烈变迁为背景,当我们通过种种改革措施力促单位制度走向消解之时,数量众多的“单位人”开始告别单 位,变为“社会人”。由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急剧性,在单位外新的社会组织尚未形成,新的社会连结尚未建立起来之际,必然会出现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和群 体之外的社会原子化现象。此外,转型期工具理性的膨胀和唯我主义的风行,亦为社会原子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从理论上看,本文所说的原子化与原子主义的观点不同。原子主义是社群主义者指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术语。指的是把个人放在首位,认为个人及个人权利 优先于社会;把个人看作是完全自足的自我,是处在社会之外并独立于社会的。[iii]而本文在此使用的“原子化”概念,主要是指在单位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 联结状态发生变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个人之间联系的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个人与国家距离变远、道德规范失灵等一些基本的社会连 结被破坏的现象。作为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现象,社会原子化往往发生于社会转型期,在其评价问题上亦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原子化使社会的良性运行受到阻 滞,并导致社会走向分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没有丝毫理由为社会原子化而感到悲观失望,因为来自社会原子化的挑战往往预示着传统共同体的消解和社会创新 时代的到来。


      一般说来,社会原子化的表现有三:(1)人际关系疏离化,社会纽带松弛,初级社会群体开始走向衰落,即伴随着现代化或社会转型的进程,人们开始从各种 共同体中被“解放”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但在社会尚未实现新的更为高级的社会联组的情况下,人际关系开始疏离,走向原子化,陷入利己主义的小圈 子。每个人甚至开始“与同时代人疏远,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iv]在这里值得认真辨析的问题是:人们的社会联系走向弱化,并不 是说人们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不存在了,而是说,这种直接的联系越来越简单,并且带有较强的功利化色彩。(2)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社 会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实的社会连结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为重要的连结应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初级群体及其相应的组织团体。而走向原子化的社会则 恰恰是破坏了上述基本连结,使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导致社会内部松散,组织能力差,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时,往往以原子化的个人去面对政府和社会。 此种现象的危险性在于,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上达,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失去了下传的管道。(3)规范失灵,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当社会走向原子化后,各种 社会制约因素消解了。同时,当各种人际联接的纽带丧失后,社会上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风行,导致各种社会制约因素走向消解,人们终将纯粹工具性地看待社会。 “个人主义首先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v]


      以上述社会原子化一般的理论来研究分析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动值得我们特殊关注:其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乡村发 生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构成了20世纪晚期“中国奇迹”的重要内容。但学术界也基本上承认,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出现了“社会原子化”现象。[vi]这里所 说的原子化主要指联产承包后村庄、村民间联系逐渐减少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联产承包体制的建立,村庄作为共同体的诸多职能开始逐步弱化,甚至消 失,村民成为单个的孤立的个体。在原子化状态下,村民个人间、与组织间的联系被极大弱化,导致乡村世界出现了“鸡犬之声相闻,民罕往来”的局面。


      其二,在城市,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秩序基本上是围绕着单位体制建立起来的,具体表现为“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组织结构体系和以 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90年代之后,中国的城市的典型单位体制逐渐开始走向消解,大批“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但代之 而起的新的社会组织尚在形成、发展过程之中,遂使转型中的中国城市社会出现了原子化动向。


      二、社会“原子化”动向对社会工作的挑战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自其产生之日起,其内部即存在着微观与宏观、个人化与社会化的激烈的两极化论争,这种两极化发展趋势必然导致社会服务的高度分割, 忽视了社会服务的整合性。事实上,以“助人自助”为主旨的社会工作在任何时期、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无法摆脱具体的社会组织形态而孤立地进行。因此,社会工 作在关注个体的同时也必须关注个体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否则其助人工作便难以获得施展的社会空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单位制度 变迁为直接契机,中国社会的基础构造发生了重大变动。昔日由“单位”承载的各种社会功能开始转向以社区、社团为载体的“社会”。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个 简单的“转移”或“转换”的过程,但实际上问题极其复杂,出现了诸如社会原子化等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给发展中的社会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个人间社会联系的弱化和社会纽带松弛,导致初级社会群体呈现出衰落迹象。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单薄脆弱,缺乏合群能力,遂导致一般的社会工作方法的施展受到较大的局限。


      社会群体是指人们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由某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其成员具有共同的身份和某种团结感以及共同期待。而初级社会群 体则一般是由面对面的交往形成的,具有亲密成员关系的社会群体。其类型主要包括家庭、同辈群体、邻居、朋友、社会俱乐部等。伴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进 程,社会初级群体的衰败几乎已成为世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用美国学者帕克的话说即是“在城市环境中,邻里关系正在失去其在更简单、更原始的社会形 态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虽然居住生活近在咫尺,却连见面点头之交都没有,初级群体中的那种亲密关系弱化了,依赖于这种关系的道德秩 序慢慢地解体了。”[vii] 这使得现代人的社会资本大量流失,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可见,在其家族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圈子均告衰落的情况下,社会工作的展开的确将遭遇诸多障碍。 如面对家庭分裂的案主而言,社会工作者首要的任务是帮助其修复家庭关系。而对于孤独无助的空巢老人来说,建立起与邻里的密切联系则显得格外重要。作为以 “助人自助”为宗旨的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所承担的社会使命不仅在于“一对一”地面对案主,而在于设法进入案主的生活世界,开掘、激活案主依托的社会关系资 源,以实现其置身其中的社会资源的重构。


      (二)社会连结模式变动对社会工作的挑战。


      如前所述,单位体制下的社会连结模式比较简单,主要是通过“国家—单位—个人”这一纵向结构体系展开的。90年代以降,当我们决意告别单位体制,并通 过种种改革措施,努力促使单位制度走向消解时,转型过程中“社会连结”模式的转换问题便应运而生。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对单位体制下“国家—单位—个 人”的社会连结模式进行改革,决不意味着要建立起一个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个人”模式。因为这种基于“国家—个人”的社会连结模式在现实中非常危 险,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曾揭示上述模式潜藏的巨大危险:国家与个人之间距离的拉大。“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 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到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 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在涂氏看来,如果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失去了初级社会群体为中介,那么“国家与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两者的关系也越来越留于表面,越 来越时断时续,国家无法切入到个人的意识深处,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viii]涂尔干在这里所说的“初级群体”,主要是指职业群体和法人社团。从表 面上看,“单位”也是职业群体,但认真分析,会发现:与中国语境中“单位”的封闭性、同质性、人为性不同,初级群体是开放的、异质的、自生自发的。因而, 单位制度的变迁必然需要一个根本性的“社会连结”模式的转换过程。


      “社会工作以个人与其环境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入手点开展工作,寻求增强个人的社会功能——既包括单独的个人,也包括群体中的个人的社会功能。” [ix]因此,转型期社会连接模式的变动必然对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转型期,体制变革产生了大量下岗失业群体,这些弱势群体之“弱”绝不仅仅体现 在物质上的匮乏,同时还表现在其社会原子化境遇,即使其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导致社会内部松散,组织能力差,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时,往往以原子化 的个人去面对政府和社会。此种现象的危险性在于,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上达,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失去了下传的管道。社会工作者要想帮助这些弱势群体走出 困境,必须使其获得“自助”的本领,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便是修复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会关系,重新建立社会连结,使其摆脱原子化困境。


      (三)社区认同危机对社会工作提出的挑战。


      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指经由专业工作者运用各种工作方法,去协助一个社区行动系统,包括个人、团体及机构,在民主价值观念指引 下,以改变环境及机构条件为工作目标,参与有计划的集体行动,以解决社会问题。社区社会工作得以展开的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是社区居民对社区拥有基本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而上述条件恰恰是原子化社会所欠缺的。


      关于社区认同危机对社会工作的影响,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1)转型期中国社会“社区认同”的生成是一个较为复杂和漫长的过程。近年来,社 区概念几乎同时与单位制变迁一词同时登场,成为热门话题。人们引进社区概念,其目的在于以“社区认同”替代“单位认同”,实现集体认同模式的转换。但从目 前社区建设的情况看,最为艰难的便是社区居民对社区 “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在计划体制下,政府通过单位,对社会实施全面的管理和控制。政府的权力触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一个外在于国家的社会实际上 并不存在。因此,近年来,在社区研究的热潮中,很多学者发出了“社会在哪里?”“社区在哪里?”的感叹。在典型的单位体制之下,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事务都 由企业包下来。从社会关系角度看,所谓“单位办社会”实际上是以“单位”覆盖了“社会”,用“单位空间”代替了“公共空间”。从单位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 看,更具有极其强烈的封闭性。单位将几乎所有的人都吸纳进单位体系的内部,其活动,其社会交往关系,都直接与单位发生关系。无论是职工,还是其家属,都对 企业产生一种强烈的依附,这种“依附”所带来的对“企业的内部认同”也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对单位的认同,实际上替代了对社区的认同。在这些单位人及其家属 看来,单位乃是一种绝对性的、更为理想的存在。这种强烈的单位意识,决定了“集体认同”转换道路的曲折漫长。在社区缺乏基本的认同而日趋“空壳化”“行政 化”的背景下,社会工作者难以获得其工作得以展开的社区空间。


      (2)社群隔离现象对社区社会工作的影响。虽然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的种种社会计划活动业已证明,人类是具有一种超强“社区本能”的高级动物,但 到世纪末叶,伴随着社会分化的日益严重,社会隔离也日益加剧,“我们运用社区本能来彼此隔离、自我保护,而不是创建一个丰富多样又互相交融的世界社区文 化。我们寻找与自己最相似的人,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与其他部分隔离开来。”[x] 单位体制下的单位人基本上居住在单位住宅空间内,不存在所谓居住空间的分异和隔离问题。而在单位制剧烈变迁尤其是单位福利住房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城市居住 空间出现明显的“分异”,社区呈现出“堡垒化”发展态势,出现了富人区和棚户区,学术界也开始讨论穷人和富人到底应该分开住还是合住的问题。虽然上述问题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仅仅初现端倪,但仍对社区社会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四)道德滑坡、规范失灵,社会结构“碎化”对社会工作的挑战。


      社会工作之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在社会工作的实务中,无论其相关的知识、对受助者问题的理解以及技巧上的运用,其本身都是一 种道德上的实践。”[xi]而在道德滑坡、规范失灵,社会结构“碎化”的情况下,社会工作不能单纯依靠其规范的技术性手段开展工作,而应注意其助人理念建 设。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之所以率先揭橥于西欧,除了该地区率先步入剧烈变动的工业社会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特有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在欧美社会,社会 工作之“助”的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之上的。而在中国社会,因缺少制度性宗教资源,其“助”的体系构建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古代社 会,其“助”的体系主要是依托家族和宗族建立起来的,“助”的范围也主要在具有亲情的熟人圈子中展开。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曾对中国传统的 “宗族福利保障”模式展开激烈批评,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族保障模式”具有偏狭性的弊端,即:“就收族之道,则西不如中,就博遍之广,则中不如西。中国长于 自殖其种,自亲其亲,然于行仁狭矣,不如欧美之广大矣。仁道即因族制而狭,至于家制则亦然。”[xii]

      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社会,“助”的主体主要是“公”,即单位。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源(包括福利资源) 高度集中于政府手中, 形成了权力与责任的高度统一,政府必须对民众的需求提供支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一切都被行政化了,社会很不发达,社会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人 们所需要的重要的社会支持(如就业机会、住房、老幼抚助等) 都必须依靠政府及其代理人———形形色色的工作单位。”[xiii]在“公”的体制下,“私”是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的。故人们崇尚的道德观念是“大公无 私”、“以公灭私”、“存公去私”、以义为公,以利为私,致使公私关系长期处于不共戴天的对立紧张状态,其结果压抑了“公”(官)以外的社会“助”的力量 的发展,直接导致“助”的体系走向单一化,没有形成多元的、现代的“助”的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降,以“单位社会”走向消解为背景,旧有的共同体日趋消解和社会渐趋个体化,建立在个人和民间组织实践基础上的“助”的体系的构建 便成为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单位制度“大公”的体制压抑了社会上“助”体系多元的成长。但在单位制度走向消解和旧有社会连结被破坏的情况下,出现了托克维 尔曾经预言到的问题:“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所以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援的。他们的独立性,使他们在与自己平 等的人们往来时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他们的软弱无力,又有时使他们感到需要他人的支援,但他们却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们以援助,因为大家都是软弱的和冷 漠的。”[xiv]这种原子化社会所特有的“唯我主义”的盛行,消解了“助人”的基本理念,甚至使“自助”亦成为不可能。


      三、社会创新与新公共性构建


      自人类告别蒙昧,走向文明以来,人类无时不生活在“共同体”之中。从农业时代的宗族、村社,到近代以来的社区、单位,均可归于“共同体”之属。共同体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维系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亦是克服社会原子化的良方。“共同体是一个‘温罄’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可是,在外面,在街 上,却四处潜伏着种种危险;……其次,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谁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我们可 以信任、他人的所言所行我们又可以依赖的友善的、心地善良的人群之中呢?……”[xv]在这里,虽然鲍曼所说的共同体的内涵较为宽泛,但其动情的描述却勾 勒出共同体所具有的一般性特质。


      虽然共同体代表了人类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但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家族、宗族、村落在内的传统共同体必然走 向消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要想避免孤独,摆脱社会原子化状态,必须要以新的连结方式结成新社会,以回应来自社会的挑战,社会工作实际上就是在这一过 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我们欲发挥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努力开展社会创新,以克服社会原子化背景下的一系列社会障碍。关于 社会创新,学术界有着大致相同的理解和概括。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认为“社会创新是达到目标的新的途径,特别是那些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 控制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它们能比以往的实践更好地解决问题,因此值得模仿,值得制度化。”[xvi]加拿大学者司徒·康格也认为“社会创新就是创造新的 程序、法律或者组织,它改变着人们相互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它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或使迄今为止还达不到的社会秩序或社会进步成为可能。代表社会创新的程 序方面的例子包括:语言、文字、慈善事业、民主、罢工、审批、宣誓、检验、心理分析、培训。”[xvii] 可见,社会创新的实质在于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组织形态的更新,以解决社会原子化的困境,使社会达致秩序与和谐状态。


      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创新的核心问题,是所谓“新公共性”构建,即通过社会改革完成对社会的修复,实现新的社会连结。这里所说的“新公共性”,实 际上是相对于“旧公共性”而言的。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的公共性构造是以“官”为主体、以公共事业的实用性为主体的公共体系。如果我们把 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载体的公共性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社会的形成、老龄社会的到来等因素为背景,先后出现的在“官”以外的公共性诉求则可视为是一种 “新公共性”。新公共性的内涵非常丰富,它主要包括“市民的公共性”,即基层社区自治、NPO?NGO建设以及网络社会背景下“公共议论”的最新发展,其 核心是重新建立社会连结,解决现代化、城市化高密度居住、人际关系疏离状态下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


      (2)“单位社会”走向消解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工作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进路。在单位社会现代命运的问题上,存在着“衰退消解论”、“功 能转化说”和“长期存在说”等观点。其中,以李汉林为代表的“长期存在说”认为:“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会逐渐地弱 化,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会逐渐松动。但是,这种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 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重组建立在这种基本结构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国城市社区 的整合控制机制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xviii]


      单位社会走向终结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工作的展开空间是多元的,既包括传统的“单位空间”,也包括“单位外社会空间”。尤其要注 意,上述两个空间不是截然独立,毫不相关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如社会工作者在建构社区文化的过程中,即应注意处理好“单位”和“社区”之间 的互动关系。建国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是典型的单位体制,单位在办社会的同时,也控制着几乎全部的城市社会文化服务系统。相比之下,为公民提供超越单位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则不甚发达,这直接导致我们的城市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单位文化”。如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俱乐部、活动中心、图书馆,依单位效益的好坏和掌握 资源的多寡,其设施呈梯形演进。虽然这些文化服务设施不属私人所有,但它所承载的公共性只能是一种以单位圈子为主体的“小公共性”,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大 公共性”。单位体制下的文化服务体系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单位所属的俱乐部除了单位人之外,别人是无法进入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变革,单位的社会公共文化功能也开始逐渐走向消解。但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遂导致目前中国城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出现严重的供给不足。在新时期,如何构建现代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其中的难点问题是:如何将单位的 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体系转化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果我们把单位办的文化服务体系加以创造性转换的话,就会打破传统的单位垄断,为社区提供一笔非常丰 富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3)道德失范诊治与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之确立。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社会工作实践之本身应是一种道德上的实践活动。因此,与社会原子化相伴生的道德滑坡、规范失灵和社会结构“碎化”将使社会工作者面临严峻的挑战。故整治道德失范便成为社会工作发挥其作用之基本前提。


      在道德失范诊治对策的问题上,一般的观点往往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教育在社会文化传承和道德规范确立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值得提出 问题的是,社会道德观念实际上是在集体生活中完成和实现的,一个失去健全集体生活的社会不可能拥有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在转型期社会呈现出原子化动 向的背景下,初级社会群体建设应是社会道德规范救治的关键。集体意识乃是社会控制的基础,其迅速走向消解,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失范。“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 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的凝聚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xix]现代社会体系中的初级群体和法人群体不仅扮演经济生产的 功利的社会角色,同时也是道德规范形成、强化的空间。诚如涂尔干所言:“集体的角色不仅仅在于在人们相互契约的普遍性中确立一种绝对命令,还在于它主动积 极地涉入了每一规范的形成过程。……社会置身于舆论的氛围里,而所有舆论又都是一种集体形式,都是集体产生的结果。要想治愈失范状态,就必需首先建立一个 群体,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xx]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 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社会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成为新时期社会建设重要的核心内容,亦是社 会工作得以展开的基本社会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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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ii]田毅鹏:《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


      [iii]潘小娟、张辰龙:《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iv]【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 627页。


      [v]【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 625页。


      [vi]如贺雪峰在《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娄世桥在《论村庄原子化》、吴毅在《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等论文中都围绕着“村民原子化”问题展开了论述。


      [vii] 转引自冯刚:《整合与链合——法人团体在当代社区发展中的地位》,《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viii]【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0页。


      [ix] O.威廉姆.法利等:《社会工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x]【美】德鲁克基金会:《未来的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xi] 阮新邦:《迈向崭新的社会知识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7页。


      [xii]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页。


      [xiii] 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xiv]【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下卷,第845页。


      [xv]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xvi]【德】沃尔夫冈:《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页。


      [xvii]【加拿大】司徒·康格:《论社会创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4期。


      [xviii] 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xix]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xx]【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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