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视野看农村社区建设
黄平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我发言的题目是“从社会学视野看农村社区建设”,这是我把这些年我和同事们,特别是社会学所的一些同事们,所做的一个研究拿到这里来请大家批评。这项研究是在西部农村做的,内容较多,我尽量在规定时间内把有关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理论部分就不说了。
我们在这个研究中首先感到,社区不应该只有一个行政性的意义。国家现在在社区投入很多,但很多地方只是简单地把社区等同于一个行政划分。但是,我们讲的“社区”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就是费老最早引进这个概念时的东西。我们在研究时提出,几个必要条件:首先,“社区”的成员有一个基本的认同感(IDENTITY),就是说,在在这里的人是一伙的。第二,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认同感,一旦进入我们这个社区里面,不管它有地缘边界还是无形边界,大家有一种安全感(SECURITY),自己就觉得是安全的,客观上和心理上都有这种安全感。第三,我们把它叫做凝聚力(SOLIDARITY),也叫团结力。社区平时好像是没有什么事,但是一旦遇到挑战,不管是天灾还是外来挑战,人与人之间就有一种互助和协作。我们认为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的必要条件。
其次要谈一谈中国的社区治理。1978年以来的研究,以及这些年国家从扶贫、农村发展等等有很多项目,包括政府的、外来或者是合作的,都涉及到社区。但总的感觉是,现在的农村社区仍然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不只是农民收入、个人层面的问题,而是整个农村社区面临着挑战。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在农村发展中少了社区的维度,或者是只有个人、经济和物质层面的,比如说收入的角度,就不足以解决好三农问题。农村的发展,如果缺乏“社区”这么一个角度,缺乏从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哪怕在农村花了很多钱、修了很多路,公共性反而缺失,发展也会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
回到社区理论和社区建设,我们试图对欧洲社区和中国传统社区做一番梳理,我们发现,至少社区建设不应该简单地用传统-现代、先进-落后、文明-野蛮、农村-城市、发展-不发展等非此即彼的方法去处理,因为如果用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曲看问题,就会认为农村是落后的,随着现代化是会被淘汰的,所以农村社区的衰落也是符合历史规律和潮流的,因此我们也没有什么是的伤感和怀旧的。我们认为,如果按照二分法来看农村的发展,要么随着个人财富和收入的增加,社区就出现衰落和公共性缺失;要么为了强调公共性,个人就一定要牺牲自我和个性。而我们所说的社区建设是要寻求一种跳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叙事、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路。
对我们来说,研究今天农村社区重建、社区公共性,不只是批评或者是在回到古典意义上的传统社区,而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理念和经验总结出一些可能的理论、解释、概念和框架。在这方面,我提出一个类似于命题的、现代科学应该有的最基本的假设:一种东西所覆盖的地域越广,所跨越的时间越长,所涉及的对象越多,那么,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大。
如果这样来看,中国的还在延续着的社会历史和人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实践,就不只是一些个案的、局部的、暂时的、迟早要被淘汰或消灭的东西,而是具有生命力和普遍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认识和说明这个普遍性。
回到中国今天的西部或者农村来,有很多在我们用发展的二分法叙述来看是问题的事情,比如说西北缺水、西南缺地,西北和西南农村都缺财政资源,都是低收入,等等,如果只是用人均GDP、人均财政来衡量,这些地区就只能是贫困甚至是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简单按照这样的指标来认识,而是把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纳入进来,超越人均收入、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寿命,从整体水平来看,那么西部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公共资源。
当然,早就有人研究过所谓“公共的悲剧”(THE TRAGIDY OF COMMONS)问题。就是说,公共的自然资源因为是公共的,所以谁都不在乎,土地也好、山也好、水也好,流失了就流失了。当初为了处理这个“公共的悲剧”,人们就提出要把公共资源个人化、私有化的对策,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经济学上的明晰产权。但是,这样一种解决办法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悲剧,“反公共的悲剧”(THE TRAGIDY OF ANTI-COMMONS)。最近两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刚刚写了一本书,2008年出版,2009年就翻译成中文了,我们把它翻译成《困局经济学》,就是讨论这个反公共的悲剧。
我们提出,西部农村的公共资源有三类:第一类是自然资源,淡水、耕地、山林等,这些在西部肯定是稀缺的;第二类是经济资源,比如说财政收入和家庭收入,在西部至少县乡两级政府财政也是很困难的,农村的家庭收入也很低;第三类资源是社会资源,我们这个课题又把它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形的,比如说规范、伦理、价值、信任等等,规范性的资源,另一类是无形的,制度性的资源,规则化组织化的东西。如果这样来看,公共的社会资源,在西部很多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还是很丰富的。
现在问题是,我们要么忽略了它们,要么在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个人化或者以个人为单位的增长和财富增加的时候,这种公共的社会资源被打散了。所以,农村社区的再建和公共性寻求,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不是简单地把公共资源分掉吃掉,而是将其变成公共性的东西,使得社区建设中我们说的公益性的(Public goods)东西,不至于衰落成公害性(Public Bads)的东西。
我们的经验研究所涉及的西部农村,大部分在西南西北,也包括中部和华北的一些地方,从研究结果来看,即使在自然资源短缺、财政和经济资源也短缺的情况下,公共的社会资源在很多地方仍然是很富足的,甚至比我们看到的发达地区更富足,这就促使我们用新的发展的观念来看贫困地区为什么还有那么丰富的文化,那么完善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所谓公共的社会资源,一类是有形的村规民约、制度,传统的老制度,家族的,邻里的,等等;有一些是近代以来新建的制度,包括妇女代表制度,党团组织制度;更重要是这些使得人们因此获得彼此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我们在研究时发现,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人收入高其安全感就一定也高,在有很强的安全感、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地方,其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反而是低的。
因此,农村社区的重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些有形无形的社会资源激活、沟联和再组织,弥补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短缺或不足。比如说,西北缺水和西南缺耕地的问题,短期内未必能够缓解,广大的西部农村短期内人均收入和县乡财政也不会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大改善,但是如果把这些社会资源给予激活和再组织,农村的建设不但是有希望的,甚至能够把它的生活变得不但让当地人重新找回那种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甚至让城市人也会羡慕他们那里的生活,我们在北京、上海的人会发现,丽江、迪庆那种小康社会是更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的。
最后,林毅夫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命题,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农村之外;我们同意这个判断,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命题,那就是:三农解决以后还必须回到农村之中;第三个命题:文章必须要做在城乡之间。我们的小城镇战略也好,城乡一体化也好,都是很符合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的战略选择,但是在学理上怎样把这样的东西讲清楚,讲明白,确实是社会学研究者应该要当仁不让的。
谢谢大家!
来源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10-08-23/109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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