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了5年农村劳作,3年工矿做工经历,我1978年进入大学学习,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大学岁月正处于一个让思想冲破牢笼的独立思考的年代,由 此开始跃跃欲试,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步。后来小有学术成就得以留校,做了数年资料和助教工作,但至那以后就从未动摇过“以学为本”的信念。
我的学术研究可以说经历过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经典走向经验,直到步入农村研究领域。
1980年代我的学术生涯主要是读书,啃了不少书本经典,尽管是似懂非懂。但当时有很多问题是书本经典难以提供现成答案的。1986年,我作为一个小助 教,推荐申报教育部首批设立的青年项目,并去北京参加答辩。在答辩会上,费孝通先生、高放先生等老一代学人亲到会场给我们讲解如何做学问。他们的问题感很 强,注意对实际生活的把握,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的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项目获得批准,至此将我的研究视角引向基层社会。1980年代后期的 政治动荡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入了一步。我试图解答为什么中国上层多动而下层不动的秘密,提出了上层国家政治和基层社会政治的政治体系“两分法”, 并于1992年出版了38万字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
根据我原来的计划,《非均衡的中国政治》是个三部曲,除了城乡比较,还打算写地区比较、民族比较,总共一百万字,也收集了相当多的资料。但是面向基层的视 角进一步将我引向农村领域。我当时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科社所以经典理论研究见长,特别是我的硕士和博士指导导师李会滨教授在经典理论方面造诣甚深,我深受 教益。但当时也有张厚安先生等一些老先生开始从事农村基层政权研究。这与我承担的城乡基层政治发展项目相一致。共同的领域促使我们从书本经典走向生活经 验,走向农村社会进行实证调查。特别是当时正在兴起的村民自治引起了我的关注。而村民自治是经典理论没有涉及到的(有人因此将其称之为“理论怪胎”),只 有在实践中观察。正是在调查基础上,我撰写了以村民自治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于1997年出版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博士学位论文后被评选为首 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代,我所在的学校形成了一个以研究农村政治社会问题见长的团队,产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我们致力于实地调 查,将经验研究作为我们的主要研究方法。这在当时的学界还很少见。正因为如此,教育部2000年在我所在的师范大学而不是通常的农业大学设立了农村问题重 点研究基地。
到了新世纪,三农问题严重,三农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各种见解层出不穷,不同的观点尖锐对立。但我发现,三农研究热是由三农问题热引起的,学术研究则需要 冷静思考和长期积淀。许多闯入这一领域的人并没有足够的学术准备。当时尽管农村调查成为风气,但都受制于自己的局部经验,甚至先入为主的经验,因此难以形 成正常的学术对话。学术交流是各执一端,甚至演化为意气之争,没有什么学术增量。这在村民自治和乡镇改革的争论中表现尤其突出。由此也促使我学术生涯的第 二次飞跃,也是更艰难的飞跃,即从生活经验走向文本经典。
对于农村研究者来讲,事实经验是重要的,是研究基础。但仅有经验又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经验都有局限。这就需要超越经验,从学术经典中寻求具有一定 普遍价值的理论分析框架。在1997年我就非常关注“治理”理论,认为它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并在国内较早发表专论。特别是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乡村治理,其主 要成果反映在《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2003年)一书中。新世纪初,我针对农村研究领域“有社会无国家”的学术偏向,关注“现代国家理论”,不仅专门研 究这一理论,而且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农村问题。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受两种逻辑支配:一是乡村内在的历史逻辑,一是乡村外部渗透与改造的国家逻辑。由此推 出“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政策下乡”、“法律下乡”、“服务下乡”等一系列“下乡”论文,其成果主要反映在《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 构》(2009年)一书中。
经验是事实。通过了解经验,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经典的不足,与经典对话,并有所突破。产生于西方的经典更多来自于西方原有经验,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 来说,存在不足。近两年我将重心移向农民问题,试图在宏观理论与微观事实之间建立起有机的勾连,特别是关注两种文明更替之际传统因子的作用。为此,我认为 应该超越现代与传统的简单分类框架,认为正是文明交替中农民理性的扩张成就了中国奇迹。如果说是商人改变了西方,那么,是农民改变了中国。这方面的成果相 继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刊物。
学术的两次飞跃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得益彰,不断深化。对于我及其学术团队而言,正在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将田野调查、经验研究引向深入持续。从 2006年开始进行“百村观察计划”,在全国选取258个村庄进行为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的定点观察,努力达到甚至超越著名的“满铁调 查”。二是将理论研究提得更高,在调查基础上提升经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建立和丰富“农村学”和“农民学”。
- 责任编辑:che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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