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邓小平到了“新马泰”,对它们充分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发展的经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是外国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些都是收入……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就在1978年4月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外贸部也曾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去香港和澳门考察。回到北京后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三五年里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旅游区。刚从西欧考察回来的谷牧副总理深感开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然对这个及时送上来的报告十分赞赏。于是,当年的6月,该报告就得到中央领导人华国锋的同意,并且鼓励把出口基地办起来。
这个决定促使当时交通部驻香港的商业机构“香港招商局”(前身是由李鸿章1872年创办)副董事长袁庚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在1979年的元旦之后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递交了一个建议报告,主张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蛇口建立一个码头,发展招商局与香港的贸易。他的理由很简单,香港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太贵,如果能在蛇口建立一些与航运有关的一个工业区,既可以充分发挥广东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个想法一定是打动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与谷牧。于是他们召见了袁庚,听完汇报后李先念决定给袁庚“一个半岛”去试验。
中国这30年的改革往往就是这样,只要是成功的做法,试验区的经验和模式很快就扩散出来,被别的地方吸收了。我2007年5月去参观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时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在想,为什么邓小平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对小岗村1978年“违规”的“包产到户”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而没有坚决取缔?一直有人传说,在邓小平看来,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过是一个小的试验,等做了之后并且等看到了结果再下结论也不迟。我在国外讲课中经常会把这个细节与著名的耐克鞋的一句广告语“justdoit!”联系起来,每次都会引来同学的阵阵笑声。
当然了,成立的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还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它的确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副总理李先念、谷牧等对开放中国经济有着的一种紧迫感。而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头脑中设想的似乎就更遥远更透彻了。我至今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邓小平1977年11月在他第二次复出后会首选到广东、到深圳这个边陲小镇去考察。实际上,他在从深圳回到北京之后,他一直念念不忘深圳这个地方,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提到深圳。我想,深圳的恶性偷渡逃港事件肯定让老人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所谓“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想法和政治策略了。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2004年)的一天,著名经济学家
其实,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因为国务院于1978年6月决定同意《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的建议,要在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建设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于是,在1979年2月,国务院正式下达了38号文件,明确提出在宝安建立出口基地和新型的边防城市。为了凸显宝安的重要性,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成深圳市并在后来改为省辖市。
对于邓小平对特区发表的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后来
根据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徐现祥和陈小飞的文章,1979年1月底,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就带领工作组到汕头市开展调查工作。期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汕头可否仿照台湾的做法也办一个出口加工区?在历史上汕头是中国对外开放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在五口通商时代就开始了。甚至恩格斯都曾为汕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解放初期,汕头还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与香港的差距并不大。吴南生的设想得到汕头地方领导认可。之后,习仲勋和吴南生一起向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这个设想,叶帅听了非常高兴,希望广东省委尽快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的4月5-2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会议上公开向中央“要权”,他说,如果中央能给点权的话,“广东几年就可以搞上去,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尤其谈到,广东要求中央能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部分区域实行单独的管理,给些特殊的政策,自主权大一些,作为华侨回来投资办厂的地方,可以叫做“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还在叶剑英的授意下在邓小平家里向邓小平做了汇报。
在这个时候,当然提出希望实行特殊政策的不仅是广东,福建也曾提到了特区试验的这个想法。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还组织中央部委领导去广东和福建进行了考察并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中披露,1979年的
但是这个规划的范围遭到当时的“省特区办”的否定,理由是深圳搞这么大的特区规划不现实,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张勋甫等人就回复“省特区办”,深圳特区比延安时期“陕甘宁”小得多,杀出一条血路来推广到全国,特区是全国的特区,6平方公里这么小怎么杀?“省特区办”来电话说:你们比陕甘宁有政治野心。最后这个事情一直等到请示了北京的国家进出口委(当时的主任是江泽民)才最终获准这个327平方公里的范围。
与此同时,一部特区的法规条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仅仅2000字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1年多的讨论和13次之多的修改,终于在
摘自张军著《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