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的经济要 持续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搞西方的宪政民主或多党民主;“技术模仿”能实现短期增长,但只有“制度模仿”才能解决长期增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这么说, 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也这么说;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2007年的《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 方》一书中就明确地重复了这种观点。

        本文首先假定: 大多数人喜欢多党民主,大多数人认为多党民主“就是好”。这个“民主偏好假设”对下面的讨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用不着在讨论经济增长问题时,还要老回过头 来反问多党民主到底好不好。好了,大家觉得多党民主好,那么,多党民主是不是真的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呢?

        很多自由主义者 说:这还用得着问吗?多党民主当然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可怀疑这个“民主增长论”的人马上刁难说:不对,你看以前的印度好像就不行嘛。接着,论战马上就 会围绕着“民主的定义”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展开。

        康德曾在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一文里预言“民主有利于和平”,他的观点后来被自由主义者奉为“民主和平论”的先 导。可是,“民主和平论”同“民主增长论”一样有问题,它会碰到民主国家之间互相交战的反例。“民主和平论者”最不愿提到的一场战争就是1812年的英美之战,更不必提民主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其他例子如1718世纪的几次英荷战争,美国推翻民主国家的1954年 危地马拉战争,1973年智利战争,1979年 尼加拉瓜战争)。但是,“民主和平论者”有的是反驳的高着:他们首先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然后用民主的定义把先前被认为是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排除在 外,然后说明为什么真正的民主国家要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战争,接着又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战争”;在敲定“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战争”以后,“民主和平论 者”最后就毫不费力地敲定了“和平”。

        这个“民主和平 论高着”当然可以用来捍卫“民主增长论”。在印度的例子里,从1950年代开始的印度民主就可以因 为“国大党”的“一党独大”而被说成“不够民主”,然后还可以把印度的落后归因于印度采用了“苏式”的“计划经济”。但是,与“民主和平论”有所不同的 是,“民主增长论者”发现那个“持续增长”很难对付,因为即便是在西方那些“够民主”的国家里,“持续增长”的定义还是不好糊弄。

        不着急,“民主 增长论者”还有妙着。比如,陈志武就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 出的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制度架构(或称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 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土地”等等(见“民主与经济增长纵横谈”,2007 6 6 日《南风窗》)。

        这个“民主增长 论妙着”实在是妙,民主被认为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怀疑者现在几乎无话可 说了。但你回家一想,好像还是觉得有问题,可就是说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实际上,“民主增长论”存在的这个“说不出来的问题”就叫“三边占便宜”:当他们 说“民主有利于持续增长”时,他们兜售的是一种“制度决定论”,好像多党民主,有之是“先发优势”、无之则是“后发劣势”;当他们发现“新兴民主国家没有 持续增长”时,他们贩卖的是“不够民主论”,好像民主化之后还可以随时拿“专制传统”来搪塞说事(参见“民主不是一个传说”一文);当他们发现“有的发达 民主国家没有持续增长”时,他们便推销起“增长多因素论”,他们“先发优势”时的底气没了,而且多 因素中再也没有一个是更关键的因素

    这个“三边占便宜”的要害是:你根本不可能在“民主增长论者”那里看到一个首尾一致的统一逻辑。在他们那里,“民主增长论”正确不是因为它客观存在,而是因为他们喜欢民主,而且他们知道其他多数人也喜欢民 主,这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民主偏好假设”。这叫“喜欢,所以正确;爱,所以无可挑剔”。

        因为偏好而让现 实“屈打成招”,这不算欺诈,但至少也是自欺欺人的不诚实。我们不能指望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和平论”上会有起码的诚实,那么,我们是否也不能指望自由主义 者在“民主增长论”上会有最低限度的诚实呢?当然有理由表示悲观,但是,我们还 是可以在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身上,看到一点“学术诚 实”的希望。

    罗伯特·巴罗是美国非常出名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他于1970年从哈佛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后,1974因“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提出“李嘉图等价假说”而走红,成了经济学“理性预期学 派”的奠基人之一,并对“新增长理论”大有贡献,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为诺贝尔奖的潜在得主。

    1996巴罗又写出了一篇很快被公认为 “经典”的论文,题目叫“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涉及1960-1990年的100个国家,1997年成书)。该文对民主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统计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个对“民主增长论”非常不利的结论:民主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民主与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近似“倒U型”的关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民主一旦达到一定水平,权 利的继续扩大便会有害于经济增长。

        巴罗的“倒U型”增长理论非常符合常识性的经验判断,中 国三十多年来的情况就接近于“倒U型”上升的前半段,英国、日本近几十年的情况就象是“倒U型”下降的后半段。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初始的权利型增长”和“随后的权利型停滞”,这里,“后发国家” 的重点是“权利”,根本不是什么“技术模仿”或“成本优势”(所以秦晖把“低人权优势”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因”就是错得不能再错的,见“秦晖与骗人的 坏政府日子好过论”)。

    重要的是,巴罗的结论不仅有数据的支持,还有理论的根据。权利的一开始扩大,的确有利于经济活动从政府的限制中 得到解放,而权利在后来的进一步扩大,却只能推动社会福利和财富再分配的扩张,“奖懒罚勤”的“逆向效应”就会超过“用福利保持社会归属感”的“安定效 应”(用大白话说,制度给我福利,我对制度就多一分认同、少一分反对)。总之,事实既不支持民主是增长的必要条件的说法,也不支持独裁是繁荣之道的说法。

        巴罗的观点还在三个方面得到支持,第一个方面是由戈登·图洛克和詹姆斯·布坎南发展起来的“寻租 理论”,还有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关于“分利同盟”妨碍经 济增长的理论(1982年的《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刚性》);第二个方面是美国民主理 论的权威亚当·普热沃斯基关于用政权类型分析增长是一条死路的主张(2000年 的《民主与发展》以及2004“民主与经济发展”),还有何塞·塔瓦雷斯2001年在“民主如何影响增长”中的类似分析(这方面的文献还很多);第三个方面的支持可能会使自由主义者更 加失落:杰克·施奈德在2000年的《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冲 突》一书中证明,民 主有时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可能导致战争、动乱、分裂和种族冲突的升级;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03《自由的未来一书中证明,在民主与自由的四种组合中,“民主的不自由”比“不民主的自由”更糟,而且实际上,民主并不必然导致自由市场、法治和分权制衡。

    也就是说,选举民主最初的增长效应并不是不需秩序和其他条 件的,“初始的权利型增长”最好是理解为“广义的民主带来的增长”。正因如此,美国长期 以来企图靠输出民主来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外交政策接连失败,“输出民主”竟成了“输出动乱”的代名词。这就是有笑话说的:“对美国人要好一点 ……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用政权类型来分析经济增长会是一条死路呢?杰克·奈特1992年的《制度与社会冲突》一书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思路。简单地说,国家制度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而确立的,国家制 度是权力和非权力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分配优势”而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在乎的是“分配优势”,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增长”,除非“经济增长”碰巧符合他 们的“分配优势”和精神利益。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巴罗1974年的“李嘉图等价假说”与他1996年的“倒U型”增长理论存在某种内在矛盾。巴罗的“李嘉图等价假说”认为,在“代际利他”和“理性预 期”等特定条件下,政府不论发行债券或增加税收进行融资,都不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因为,发行债券引起未来税收上升,居民为了支付未来的税收必然将储 蓄一部分收入,因此总消费需求不会上升,居民储蓄购买债券使货币需求不变,所以对利率也没有影响。

    这里的关键是“代际利他”的假设,巴罗忽视了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中从门格尔到霍普等人所强调的“时间偏好”的观念。实际上,民主的“福利冲动”不仅妨碍了经济 增长,还强化了社会的“时间偏好”,使人们偏向于选择“现在获得满足”而不是“将来获得满足”,所以,“代际利他”的假设在民主社会里无法成立,美国社会 的长期低储蓄就印证了这一点(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民主社会的“代际利他”也作了非制度主义的错误假定)。也就是说,“倒U型”增长理论是对的,“李嘉图等价假说”却是错的,民主的“福利冲动”和“公债 冲动”只会使“时间偏好”压倒“代际利他”,最终影响经济运行。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然而,因为偏好而让现实“屈打成招”的事情永远不可能绝迹。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最近提出的“开放机会论” (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达伦·阿西莫格鲁2005年的“作为长期增长根本原因的制度因 素”一文)。2009年,在与约翰·瓦利斯、巴里·维恩格斯特合著的《暴力和社会 秩序:一个解读有记录人类史的概念框架》一书中,诺斯一反他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经济增长的“产权法治观”,提出了一个贬低“分利同盟”理论的“政治经济竞争 发展观”,特别强调了政治自由竞争的民主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我在一篇论文里专门批评了诺斯的新理论的逻辑混乱,并进一步分析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确立一 种“首尾一致的统 一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个引导个人努力的三层制度分析“制度发展论”(要点是区分增长的来源、优势、原因)。

        如果多党民主并 非真的有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那就意味着支持多党 民主要用“持续增长”以外的其它理由。的确,自由主义者也一直在使用“非经济的理由”来反对专制主义,应该承认,“非经济”的论证确实是有成效的,只是, 在“自由的平等价值”和“自由的外部性”问题上,自由主义者的“不诚实”还是暴露出来了(见发表于选举网上的“产权国家论”系列文稿)。

    总之,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主未必有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对中国来说,“经济要持续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搞多党民主”则是欺人之谈。“喜欢”和“正确”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强调这两者的 区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因为在中国文化的逻辑里,“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你站对了边,“不诚实”是容易被宽恕的。所以,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 “民主发展论”问题上存在“不诚实”时,他们的理性是“西化”的,可他们的情感却是“中国”的,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发展论者”比他们的西方伙伴更能容忍 “不诚实”的文化原因,也正是在中国批评“民主发展论”风险更大的原因。

    在中国,如果多党民主有问题,那能不能用“问责民主”或 “一党民主”来走出一条新路子呢?自由主义者当然反对这种选择, 但自由主义者似乎也不反对一党制之下具体的“问责民主”制度的推进,只是,他们怀疑中国政府搞“问责民主”的真实程度。所以,“多党民主”的成本风险和 “一党民主”的真诚可靠,就成了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焦点。

  • 责任编辑:zfm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