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路径:文化的路径将观念的变化作为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结构的路径则将诸多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思想作为一种衍生物,将结构安排的变化作为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辽宁省F村征地与搬迁后的家庭代际关系进行考察,在个案研究中检验了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的解释力。本文认为,结构因素的改变在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改变中是首要因素,但是结构因素通过文化因素发挥作用。
    关键词:代际关系;文化路径;结构路径
     
    一、引言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家庭结构及家庭代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动(贺雪峰,2008)。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路径,其一是文化的路径(Wolfenstein1955Bronfenbrenner1958;转引自Olsen1974Arnett1995),其二是结构的路径(MillerSwanson1958Mckinley1964Kohn1969,转引自Olsen1974Ishii-Kuntz1997),这两种路径在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进行解释时采取了不同的解释因素。虽然在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进行解释时,有学者考虑到将两种路径结合起来加以考察(Olsen1974Ishii-Kuntz1997),但也只是在探究家庭代际关系的某一具体方面的变化时,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来论证同一研究结论而已。不仅如此,关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的研究也主要针对的是华裔外籍家庭或者台湾家庭,很少对中国大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直接进行考察。本文正是以辽宁省F村为个案,对该村征地与搬迁之后的家庭代际关系进行考察,并试图检验文化与结构两种研究路径在家庭代际关系变化中的解释力。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征地与搬迁之后,辽宁省F村的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是源于文化因素还是源于结构因素,或是这两种因素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共同导致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
    二、文献回顾
    家庭代际关系是具有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成员的纵向关系体现,家庭代际关系是家庭内不同代际成员之间的双向关系(王跃生,2008)。
    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文化的解释路径建立在为了保证社会中各个子群体的文化的自我维持而吸收不同的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价值观的观念之上。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诸多态度和行为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实际上,文化价值观可能包含了一种朝向改变和发展的积极的转向。例如,父母可能会接受专家提出的改善其与子女之间代际关系的诸多方法的建议,而且,这种新的方法会通过文化扩散的方式,传播到那些更少能与专家建议相接触的父母那里(Olsen1974)。在文化的解释路径中最为关键的解释因素是观念,而最为重要的干预因素就是某文化群体与新观念的关联程度。
    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1958)《时空中的社会化与社会阶级》一文,虽然梳理了许多将社会阶级与社会化联系起来的相互冲突的研究结果,但是在文中也包含了基于文化路径发生改变的理论研究取向。在文中,布朗芬布伦纳提出随着时间的发展,中产阶级的父母在社会化的经验方面紧紧按照育儿专家的建议来规范自己在维持或改善代际关系方面的行为,工人阶级的父母随着时间的发展也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却在每一阶段上都会滞后于中产阶级,这是因为考虑到专家的育儿方法传递到工人阶级那里需要一定的传播时间。布朗芬布伦纳的这个结论的提出其实依赖于谢仲其(Wolfenstein1955)的研究,谢仲其注意到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维持或改善的一系列方法的提出都与美国人关于工作和休闲的态度的转变相联系。
    还有一些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对亚裔美国人的家庭代际关系以及为什么在亚裔美国人中几代共居的居住方式极其流行进行解释时,通常会使用儒家思想中的孝道这样一个文化概念(如Liu1986OsakoLiu1986)。在儒家思想中,道德行为的核心就在于对父母的孝顺,孝顺包含着子女对父母的责任。例如,子女必须服从和尊重父母,并在父母年老时赡养他们。子女对于父母的责任是无条件的,因为父母给予了子女生命。因此,理论上来讲,成年子女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他们的老年父母金钱和情感上的支持(Ishii-Kuntz1997)。一些研究证明了在亚裔美国人的家庭中沿承了这种孝道的文化模式。例如,亚裔美国人家庭倾向于权威和尊重的父母——子女关系(SueSueSue1975),并且强调服从和相互协调的传统价值观(Connor1976)。卡莫与周(KamoZhou1994)发现,与非西班牙裔白人相比,华裔与日裔美国老年人更喜欢居住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这是因为一些亚裔美国人仍然接受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并且很多人仍然保持包含孝道在内的自身的文化传统。一些人类学的研究也发现亚裔美国人的家庭代际关系的达成主要来自于孝道的文化传统(如,Nakano1990)。
    一些家庭社会学家认为在家庭代际关系的形成和维续过程中,重要的因素不仅包括在文化所确立的边界内包含的详细而具体的规范和训诫,同样重要的且更加不易被察觉的因素还有在文化所确立的边界内来自社会互动中所经历的其他人的期望(Arnett1995)。考虑到家庭代际关系,首先最为重要的是家庭的实践不仅反映了而且传递了作为整体的文化的价值观,家庭代际关系不是简单的由家庭成员做出的选择,而是家庭成员所习得的经验的结果(Arnett1995)。因此,文化不同,家庭成员所接受的规范和训诫的内容不同,在社会互动中相互的期望不同,家庭代际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模式相应的也会不同。
    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结构的解释路径将观念作为一种衍生物,而结构安排才是形塑人们关于现实认知的一系列经验的最终因素。
    在不同的群体中,出现了不同的家庭代际关系价值观与实践模式,在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时,职业经验之间的差别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米勒和斯旺森(MillerSwanson1958)假设随着时间的发展,中产阶级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的影响因素不是源于专家建议的改变,而是源于中产阶级工作性质的改变。他们认为,当中产阶级的职业活动从一种企业性质转变为一种官僚性质的时候,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就发生了一种新的行为与价值观取向。由于米勒和斯旺森的数据不能充分证明这样一种研究假设,后来这个假设被麦金利(Mckinley1964)和科恩(Kohn1969)证实(转引自Olsen1974)。
    奥尔森(Olsen1974)认为在考虑社会结构因素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时,虽然社会阶级与职业经验是重要的,但是却不是唯一的因素,他提出家庭结构(尤其是祖父母在家庭中存在还是缺失)同样对家庭代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只用文化上的差异(如,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来解释不同家庭代际关系模式是有缺陷的,他们认为,在考虑文化因素的同时,还要注意社会与结构因素的限制以及提供的机会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格伦和亚普(GlennYap1994)提出,将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受到传统亚洲价值观与实践模式影响的文化上的独立群体,使得我们的注意力远离了同样对亚裔美国人的家庭代际关系发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石井孔茨(Ishii-Kuntz1997)也认为,在对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时,应该从经济与社会的视角出发,他在对华裔、日裔及韩裔美国人的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父母与子女的家庭经济条件、父母与子女居住距离的远近以及父母与子女可以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帮助的程度等一系列影响家庭代际关系的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
    从以上的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到,对于家庭代际关系进行解释的两种路径是相互分离的,研究者大多注意到这两种解释路径在研究中的作用,但是在探究家庭代际关系的某一具体方面的变化时,或者采用的是单一的解释路径,或者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来论证同一研究结论。本文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考察结构因素与文化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了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
    三、研究地点与方法
    F村位于辽宁省北部,北距铁岭市10公里,南距沈阳市43公里。京哈铁路、哈大高速公路分别从村西的农田中穿过,102国道将村子分成了村东与村西两个部分。F村属于温带气候,在征地与搬迁之前村内共有居民451户,1110人,村内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劳动方式和生活来源,兼有一些家庭养殖作为副业。2005年底,在新农村建设、市政府搬迁以及招商引资的共同影响下,2006年初F村的土地被征用为物流中心的集散场地,原村连同周围邻近共六个行政村的居民于2006年底共同搬迁至新市政府所在地附近,新址位于距原址西北5公里处。
    本研究对F村居民按照年龄、性别以及原来属于主干家庭成员而搬迁后成为核心家庭成员等几个维度进行了分层,并在各层内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共选取了19个被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并举行了一次小组讨论会。访谈资料、小组讨论会资料与观察中做的田野笔记共同构成了本文的分析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时,首先按照结构分类的方式,即在访谈和观察之前已经确定的劳动方式的改变与居住方式的改变两个方面做出区分,其次按照内容分类的方式,对分属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资料各自进行描述和总结,并各自区分为几个子类,最后按照理论分类的方式,尝试思考和讨论文化路径与结构路径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模式。选取F村作为个案研究的地点,首先是因为其结构因素(劳动方式与居住方式)变化明显,其次本研究并不试图将研究结果做出推论,只是尝试讨论在这样一个个案中文化路径如何与结构路径相结合共同影响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本研究按照目的性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选取的样本代表了不同类别的普通家庭代际关系,小组讨论会的形式不仅补充了半结构式访谈的缺失部分,也印证了半结构式访谈的内容。研究的问题不涉及家庭隐私,并且由于研究者的身份(在该村中出生成长),访谈几乎都是在拉家常的轻松的氛围中进行。
    四、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
    征地搬迁之后与征地搬迁之前相比,F村居民的生活发生了两个基本变化,一是劳动方式的改变,征地之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劳动方式和生活来源,征地之后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农业劳动生活方式,变为工资收入的劳动生活方式。二是居住方式的改变,搬迁之前村民主要居住在独立的家庭院落内,家庭结构以三代构成的主干家庭为主,搬迁之后村民则居住在由原来的多户村民共同居住的单元式楼房内,家庭结构以父母子两代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除了一些成年单身家庭以外,其余全部为核心家庭)。劳动方式与居住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村民生活的一系列变化。
    卡尔·曼海姆曾经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样五个特征:文化过程的新参与者的出现;与此同时,此过程中原有的参与者消失;任何一代的成员只能参与有限的历史过程;因此,就有必要将积累的文化遗产传递下去;代际更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Mannheim1952,转引自周晓虹,2008)。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的漫长历史阶段,人们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在这样的文化中,长者不仅拥有传统的物质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土地,而且长者对传统的农业劳作技能娴熟,对传统文化及在其中的生存法则最为了解,自然成为村落群体中年轻人的行为楷模,得到年轻人的尊敬,拥有威望。玛格丽特·米德(1987)在其关于代沟的论述中,曾经用“前喻文化”来指称这样一种现象,即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而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代际间的关系是连续的。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因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而出现的代际之间的断裂性或不连续性,使得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一个突生的社会现实而凸显出来(周晓虹,2008)。杰弗里·戈勒(1948)在研究移民问题时曾经观察到,由于迁移到了新的环境中,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常常会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周晓虹,2008)。
    F村村民征地后使得家庭中的父辈不仅丧失了原来的家庭土地控制权,而且原来在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农耕经验对于子女来说也变得不屑一顾,因为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在年轻一代寻求新的谋生手段时,他们更加有兴趣和活力去接触地方有限世界以外的信息,他们了解了许多并不为父辈所知或者并不为父辈所熟识的生活和世界,这就使得父辈再将自身的要求加诸于年轻一代时更少有自信,也使得年轻一代增加了挑战父辈权威的自信和能力。在访谈中,年长的被访者经常会表达他们现在不愿意对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多加干预,因为即便干预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而年轻人也不愿意与父母谈论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认为即便告诉父母,父母也不会理解。
    一些学者用交换理论来解释家庭代际关系。阎云翔对黑龙江省农村的私人生活进行研究时指出,对子代来说,代与代之间的相互报答就与其他形式的报答一样,必须不断的有来往才能维持。如果父母对儿女不好,或者如果父母没有尽责,儿女也就有理由去减少对父母的相应的义务(阎云翔,2006)。王跃生也认为,亲子之间存在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以抚养为前提。仅仅将子女养大,没有在此基础上发生具有互助、互惠性质的交换关系,代际关系将会被减弱(王跃生,2008)。从农业劳动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工资收入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代际之间的交换关系。在农业劳动的生活方式中,代际之间的交换关系是多重而隐秘的。农业生产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而主干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农业生产单位,在农业劳动中,家庭之间的分工互助与合作是经常性的,不仅包括具体农田劳作,也包括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幼儿抚养等劳动分配。而在工资收入的生活方式中,代际之间的交换关系更少也更加明显。在访谈中被访者也认为原来代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能计算的,因为生活上的交换往来是多重的、隐秘的、琐碎的,但是在劳动方式改变之后,代际之间的经济互助则完全“有帐可循”。
    在劳动方式改变以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女性工作形式的改变。原来家庭中的女性可以在农业耕作、家务劳动的同时照顾小孩,但是在脱离了农业劳动之后,为了增加家庭的经济来源,女性也需要外出工作。与此相应,在新居住地周围成立了许多幼儿代养的服务机构,这些服务机构收留那些没有达到可以进入幼儿园年龄的孩子,在女性白天工作的时间里对这些年幼的孩子加以关照。这就使得孩子更早的与父母相脱离,与父母共同生活时间缩短。一些学者研究了女性工作与家庭角色的分离对年轻人生活的影响,认为年轻人与父母共同生活时间缩短,而相应的与外界媒介的关联增加,外界媒介会促发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并且日益强调竞争性的社会也越要求年轻人具有独立自主能力,这进一步减少了对父母的依附和服从(ThorntonFricke1987Arnett1995)。当父母再用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来要求子女时,就会带来家庭代际关系的紧张。
    农民从原来的农业生产的劳动生活方式中脱离,外出务工成为了重要的生活来源与途径,尤其是年轻人更是长居于外地,这增加了村庄内人口的流动性。同时,市政府搬迁以及周围学校与医院的搬迁给新居住地带来了商机,新居住地流入了很多陌生人。人口的流出与流入使得村落群体的边界变得模糊,相应的原来熟人社会中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减弱。斯科特曾经在其著名的《弱者的武器》一书中论及弱者使用舆论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利。阎云翔也曾经注意到对于熟人社会来说,公众舆论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上远比法律重要(阎云翔,2006)。但是,随着村落人口的流动性的加强,村落群体的边界愈益模糊,对于熟人社会的整体文化规范与训诫的程度也减弱了。具体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甚至在私底下也很少议论别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只要没有影响到他人的生活,都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传统的文化规范与训诫的重要手段——公众舆论的功能越来越退出人们的生活,年轻人越来越不用考虑其他人的眼光和评价而自行其事。
    本格森(Bengson2001)认为在当前美国社会中,多代之间的联系在美国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呈现增加的趋势。祖父母在当代的家庭中提供许多非知识化的功能,他们不仅为家庭中少一辈提供经济资源,在孙辈的社会化过程中担当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家庭代际关系中起到缓和和改善的功能。奥尔森(Olsen1974)认为在主干家庭中,祖父母在孙辈的社会化过程中不仅直接起到指导和规训的作用,而且由于主干家庭中的成员比核心家庭的成员多,祖父母的亲属关系更为复杂,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孙辈会接触更多的亲属关系,并且在这样一种亲属关系中学会合作、服从。奥尔森(Olsen1976)在另一篇对台湾的主干家庭进行研究的文章中提出,由于祖母更加关注孙辈行为上的控制和服从,因此在主干家庭中生活的孩子更多的服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规训,行为上表现出更多的合作与服从。
    F村在搬迁之后,许多原来的主干家庭分解为核心家庭,这使得祖父母对孙辈的影响减弱。这种影响的减弱主要表现在日常互动过程中,语言上的规训和行为上的示范作用减少,在社会化过程中,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强调的合作与服从,从祖父母传递到孙辈的途径减少,强度减弱。不仅如此,在原来的主干家庭中,年轻人的育儿经验主要来自其父母,在核心家庭中,长者对年轻人如何教导孩子的方法更少指导,年轻人主要从其它途径,如电视电脑上习得与传统方式不同的育儿经验,新的社会化方式出现了与传统家庭代际关系不同的新的强调自主性和更少服从的家庭代际关系。
    F村搬迁之后,不仅原来的许多主干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而且在核心家庭内部,居住的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费孝通曾经在其《生育制度》一书中阐明人与人的空间分布和移动所发生的距离和接触上去考察它给予社会生活的影响(费孝通,2007)。克罗伯曾经说过,“一个人无论如何总得有一个住处。没有外婚团体,没有嗣续原则,没有图腾,一个人照样能活,可是和人一同住却必然产生有社会影响的联系(转引自费孝通,2007)。”布迪厄在对卡比尔人的房屋空间进行研究时,提出孩子生长在这种房屋空间内会自动的接纳卡比尔人的关于人际关系的认知和价值观,特别是自动的接纳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认知和价值观(布迪厄,2003)。阎云翔也注意到住宅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同时还包括社会空间,在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更加深刻的社会空间原则,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的(阎云翔,2006)。在F村搬迁之后,单元式楼房内的独立空间促进了个人隐私权的发展,与原来几代共同居住的卧室相比,独立的卧室使得儿童更加看重自己的私人空间。在访谈中了解到有些自主性较强的孩子甚至不愿意父母进入自己的卧室。不仅如此,单元式的楼房隔绝了原来邻居间亲密的交往,父母与邻居和朋友之间的交往方式更加不易被儿童观察到,这进一步减少了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规范与训诫的习得。
    五、小结与讨论:文化与结构结合的解释路径
    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路径:文化的路径建立在下面的思想上,即吸收不同的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价值观来保证文化的自我维持,观念的变化是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在文化的解释路径中,最为重要的是家庭的实践不仅反映了而且传递了作为整体的文化的价值观,家庭代际关系不是简单的由家庭成员做出的选择,而是家庭成员所习得的经验的结果(Arnett1995)。文化不同,家庭成员所接受的规范和训诫的内容不同,在社会互动中相互的期望不同,家庭代际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模式相应的也会不同。与此相对,结构的路径则将诸多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思想作为一种衍生物,将结构安排的变化作为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与文化因素相比,更应该加以重视的是社会与结构因素的限制及其提供的机会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古德(Goode1970)在研究世界变革与家庭模式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对于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不应该只关注工业化或者城市化等概念,而更应该注意的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家庭代际关系发生变化的具体的因果机制和过程。
    阎云翔在对黑龙江省农村私人生活的变革进行研究之后,提出在私人生活中出现了个体的兴起,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加,个人的情感占据的地位日益重要,个人欲望日益强烈,年轻人对于社会变化最敏感、最容易接受,比他们的父辈更富于个体主义精神(阎云翔,2006)。这几个方面在F村中也有所体现,并且也构成了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一种表现方式或者一种原因。除此之外,代际关系可以被区分为五大类型,紧密型、社交型、亲密有间型、责任义务型和疏离型(转引自杨菊华、李路路,2009),在F村的家庭代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比原来在传统村落群体中更加疏离的代际关系。但是,阎云翔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时指出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本土道德世界予以改造以及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所共同作用的结果(阎云翔,2006)。这是对中国近期历史中国家的政策变革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得出的研究结论。
    与此视角不同,通过对F村的个案研究,本文考察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劳动方式与居住方式的改变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这样说来似乎结构因素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更为重要,结构路径的解释力似乎更具效力。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F村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中可以看到,结构因素是通过文化因素产生影响和作用的。劳动方式与居住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文化规范与训诫内容的变化,传统的文化规范与训诫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缺失了,这种缺失具体表现为原来的村落群体边界日益模糊带来的原来熟人社会中人际之间熟识程度的降低,公众舆论的影响减弱甚至消失;不同代际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和生活经验,使得父辈的传统生活方式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失去意义,并且代际之间交换方式的变化也进一步使得年轻一代更少服从父辈的权威,年轻人的生活经验更加与村落地方世界之外的体验相关联,并且接受了更多的村落地方世界之外的家庭代际关系模式的影响;由于居住方式的改变,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减少,加之家庭内居住空间的改变,年轻一代更少受到父辈交往方式的影响,从而减少了在社会互动中对传统文化规范与训诫的习得。因此,在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进行解释时,不能将结构的解释路径与文化的解释路径相分离,结构因素是通过作用于文化因素,进而改变了家庭代际关系。本文通过对辽宁省F村征地与搬迁后的家庭代际关系进行考察,在个案研究中检验了文化与结构两种研究路径的解释力。F村征地搬迁之后,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种强调个体自主性的趋势,并且家庭代际关系与征地搬迁之前相比更加松散,在这种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中,结构因素的改变是首要因素,但是结构因素通过文化因素发挥作用。
    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在代际关系中,除了团结和冲突以外的第三种关系模式,即一种矛盾的态度(Ambivalence)(Bengtson et al.2002)。本研究主要对影响代际关系发生变化的因素进行考察,而对具体的代际关系模式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也许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 责任编辑: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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