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在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读到《资中筠谈后发的中 国现代化之路:警惕后发劣势》,想到了自己多年前的一篇旧作。2002年前后,著名学者杨小凯与林毅夫先生就中国“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问题 有过一场大争论。两年后,我考上重庆歌乐山下的某所高校研习经济学入门课程,在一次阅读中偶尔翻到了那次论战内容,凭着青春年少的无知与懵懂,沿着大师们 的行进路径,围绕着他们讨论的问题,写下了一个经济学子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看法,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篇有点“学术”问题的思考(好像还获得了西南政法大学毓 秀杯论文大赛二等奖),当然,无论是术语表述及行文规范都严重偏离论文要求。6年过去了,写这篇文章时那个20岁的小伙子如今成为了一名在政府中混口饭吃 的小公务员,过着一种背弃了昔日理想的生活,不断在阅读中让自己忘记曾经的坚守。翻开尘封的纸箱子,扒拉出这篇已经发黄的稿子,心里不免有对那段岁月的怀 念。过去的毕竟已是明天,未来也终将成为今天。为反映当时思考的原貌,我不作任何修改得将《后发劣势之于中国》原文附录如下,纪念下逝去的美好生活。
一、 “后发劣势”概念的提出
“后发劣势”问题在西方研究的人不是很多,中国更是如此。最先提出“后发劣势”的是一位已过世的叫沃森的经济学家,此人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 济学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英文译作“Curse To The Latecomer”,可直译为“对后来者的诅咒”。其主要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起点比较低,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 种模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在早期可以在没有完备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诅咒”就是 指落后国家由于技术模仿的空间很大,只要在一定的时期不触及到制度等深层次因素,落后国家可以在没有很完备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 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保障情况下才能取得的成就。所以劣势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相对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总会触及到一部分人 的既得利益,落后国家更倾向于技术模仿。虽然落后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可以在短时期内取得较大的发展,但却给长期发展留下了诸多隐患,甚至有可能导致长远发展 的失败。
二、“后发劣势”之我见
每个国家现代化的起步都不相同,由于起步时间有早晚,也就造成了不同的现代化类型:早发型现代化和后发型现代化。中国则是典型的后发国家。“后 发劣势”与“后发优势”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只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方面不同而已。即使是处于最优势时刻,也不能忽略潜伏在背后的劣势。目前 来看,应该是“后发优势”思想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当我们发展过程中可以被利用的技术发展空间消耗殆尽时,制度又没有及时为经济发展开辟通道,这种劣势必 将凸显出来,而且当下开始出现了不少端倪,中国模式也开始被人质疑;其次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的劣势所在,并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模仿的问题,更为深层 次的原因是思想意识形态及民众心理的影响更为重要,此既为“后发劣势”之表现,又为后发劣势之制度模仿之障碍;再次技术模仿也不仅仅是优势,在发展过程中 将会给发展落后的国家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后发劣势”之表现
(一)技术模仿所带来的“路径依赖”效应。不加选择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建设项目,不考虑本国需要和消化程度,很有可能会造成本国对发 达国家经济技术的依赖,引起经济自主发展以及技术创新势头的减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依赖性国家,这种情形一旦出现,本国的发展潜力就会被发达国家所限定, 本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无休止延续下去。“中心国家以及对它们的依赖关系并不造成贫困”,但是“它们却对长期贫困起促进作用。”,拉美很多国家在这方面的 教训是十分深刻。
(二)技术模仿导致的国内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既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导致的,技术的引进倾向于一定的领域时或者引 进技术所投资限于一定的区域时,必造成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而这种布局结构的不合理在较短的时期是不怎么能够察觉到,而当一个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和 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到无限小的时候,这种弊端必将凸显出来。前苏联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苏联1930年代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 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超速的发展让哈耶克、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但后来苏联的这种弊端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导致了一个大厦的倾塌。
前苏联工业化的步骤本身就隐藏了不稳定的因素。众所周知,西方的工业化是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稳定的民众 基础和社会基础,而苏联在短短五十年不到就实现了重工业化,这种以牺牲社会利益和民众利益为成本的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畸形发展,至于后面的解体,只 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似乎是一种必然。新中国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几乎完全效仿苏联的发展模式,即中央计划下快速短期实现了工业化(重工业)。改革开放前三 十年最大的成就是以巨大的代价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工业基础,构建了中国现代化的工业骨架。也就是因此,西方不少学者对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评价极其 高。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由效仿苏联而转向效仿西方,到今天已经进行了二十六年的改革开放。当然这种仿效代价也是巨大的,建国初年打造的工业基 础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化浪潮中也基本被边缘或是冷落。由重工业之路回到轻工业和加工工业之路上来,必然面临一个转轨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像东北这些老 工业基地出现的诸多问题基本上都是转轨过程遗留的历史问题。而当中国的轻工业之路再次向重工业转轨的时刻,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转轨的成本同样是那样巨大,因 为没有自己的重工业部门,而重工业设备靠进口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是极其危险的,这个时候,“后发劣势”就成为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三)由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大隐患。究竟是先为经济的发展开辟通道,还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边铺路一边发展?中国 和印度在这两个方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之路,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亦制度创新和技术模仿,而我们所看到的创新,仅限于一个表层的 制度变更,没进入实质层面的革新;印度亦是采用了考虑各方面利益的渐进式改革。在这一点上,印度是唯一采用这种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印度模式更强调先有一个 完备的制度架构,包括法律架构、知识产权保护、各种市场规则、民主政治架构和重新分配机制。
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来说,保证经济持续快发发展的只能是宪政秩序。英国和法国等早期在本主义国家的成功无不与此有关。中国宪政 的道路可谓艰难困苦。从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艰难的“宪政之路”,所谓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又何尝不是寻求宪政之道呢?当然,中国所倡导的宪政 和西方又有所不同。即为“在最高层宪政被赋予了一种超人魔力,它主要是被看作是一种拉动力,牵制着国家的强盛,语境带来的必然是价值的置换,使得宪政在中 国既不能为国家富强提供可靠的途径,也无法构建一种合理的制度,在较低一个层次上,宪政被设想成为一种能够克服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不可替代的工具。虽 然中国传统上缺少制度性的架构,但知识分子由西方的‘成功经验’所激发,试图通过模仿而创造一种参与性与防御性并存的制度结构,为国家富强提供保证”。
只可惜,中国近代的宪政之途经过多次尝试,终究没有成功。为什么宪政具有如此大的功效?被给予了如此大的期望?应该说,缺乏宪政秩序下的市场导 向型改革,国家同时作为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的制度安排,将有很大可能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可由政府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和 国家限制私人企业发展的例子来说明。总之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走上宪政道路的 诸多障碍,历史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畏葸不前。
(四)后发过程中因急功近利而导致对私有产权的侵害。明确产权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市场制度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之上。所谓的交换 实质上是所有权的交换。只有当人们有资格处理他们控制的东西的,即人民有权拥有明智决策的回报,同时也要承担运气不好或失职所带来的成本,这种市场经济的 发展才是有发展潜力与活力。中国最近几年来虽越来越重视产权问题,但仍无法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混乱局面,而这种局面一旦产生将形成一种惯性,转型所带来的成 本无疑很高。再一个私有财产保护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信誉经济,人们为什么要讲诚信,一个肯定的回答就是讲诚信就能获得长期收益多于不讲诚信所带来的短期收 益。在不尊重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今天属于你的东西,明天就会被人剥夺。长期收益没有保障,这样不会形成对未来的预期,与其对别人有利,不如获得获取短期收 益,诚信失范问题就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不稳固,试想市场经济如何发展?写到这刚好想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人权宣言》中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宣 言。中国处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不恰当的说法可定义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我们在没有很好制度的前提下,很难防止一部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而这种改 革的社会成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极有可能要整体性爆发出来。
四、为什么模仿制度那么难
首先应该看到制度演进是由内生变量决定的,制度转型是一个长期缓慢过程。通过鸦片战争的深刻教训,清政府和中国志士仁人都看到了西方现代科技主 导下坚船利炮的威力,于是开始以器物模仿为发端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路,从洋务运动到康梁维新变法时代致力于上层建筑变更,但是最终也没能挽救风雨飘摇 的晚清政府。正如同大革命的法国,历史的经验再次证明,在一个政府统治的末期,大幅度的改革反倒会让政权早日土崩瓦解。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 命党人建立起了中华民族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引进了西方的宪政和议会制度,但经历过两次复辟,多年军阀统治之后,宪政的中国之道被破坏殆尽。再之后的 中国,开始进入了国共两党之间轮流执政的军事管制。宪政已如西天的那片云彩,虽然美丽,却遥不可及。纵观西方的政治制度及宪政理念无不与其所处的政治文 化、价值观念及其人文科学理论架构相结合,尤其是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这几百年席卷整个西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资本主义 政治制度的创立和演进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而这些内生变量,我们是不具备的,把一整套民主制度移植到一个儒家文化及专制主义统治了几千年的中 国,显然水土不服。
其次,未充分开启的民智从某种程度上也推迟了我们制度的演进。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公民权利。表面来看,这些观念已经进入中国一百多 年,但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不能深刻理解其内涵,就像油在水面上一样,而无法融入水中。这些观念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体”。中国没有经 历过西方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法国启蒙运动那样的一次漫长的文化转型,西方的文化转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几代人前仆后继地参与,浸淫可谓十分充 分。所以,我一直觉得,真正起到大作用的并不仅仅是卢梭、霍布斯们的制度创造理论,更为可贵的是经历了思想启蒙的民众。法国政权屡屡变更但无一不是以民主 的方式在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其他欧洲国家也多半如此,而对于没有被“启蒙”到的俄国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也是比较清醒的认识到这个问题。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时间,民主和科学的呼声响遍全国,中国自己的“启蒙运动”也吹响了 号角,然而很不幸的是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节奏中,“救亡”压倒了“启蒙”,唯一的“启蒙”机会亦被扼杀在摇篮中,后来的中国,各种形式的革命和斗 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没有被开启的民智对中国日后影响是巨大的。没有充分启蒙的民众,没有宪政这样一种政治运行模式,政治改革很难走上正轨,宪政充当 训练公众走向理智和过着理智生活的工具性作用又何以体现出来。无论是主张“法制”还是“法治”似乎主体都是统治者和精神立法者,真正的法治(法制)社会应 是一种法的精神融入民众心理的一种和谐发展,而非围绕两个字纠缠半天。资本主义物质的“课程”对后发国家补起来相对容易,而思想意识则很难补起,当然越是 难补的地方,自然也就说明了其重要性。
再次,就是为了保持社会阶层利益的平衡而做出的某种妥协。改革本身就是打破原来的利益分配机制,而人为衍生出一个新的机制和运行系统。无疑,改 革就往往就会触犯到一些阶层既得利益,利益受损者自然会转向反对改革,制度改革又非经济改革,当一个社会的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水平不能保证一个社会最基本 的需求之时,这个社会是十分脆弱的,任何大的变动都可能导致民众心理较大波动,甚至部分人还会借助政治制度改革的机会而趁机起哄加乱,这无疑给难上加难的 制度变革雪上加霜。因此,传统的思维是维护好这部分人的利益,才能维持整个安定平和的局面,有了安定才有发展的机会。所以制度模仿只有成为发展经济的牺牲 品,真正的解决思路应该还是从民众出发,通过法律制度限制特权和既得利益基层,同时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打牢基础,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社会发展的成 果,让人民群众真正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享受感受到幸福,从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民众基础。
2004年5月写毕于重庆歌乐山下
参考文献:
1. 杨小凯《后发劣势》,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讲演;
2. 高克力《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
3. 官志刚《社会转型的秩序重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4. 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东方出版社;
5. 王人博《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法律出版社;
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出版社;
7. 科斯《发展经济学的革命》,张军译,上海三联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