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贫困乡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基于现实环境和资源条件,关系资本作为推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第五种力量或新理论范畴被提出。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一个重要子集,只当这种个人性资源成为公共利益实现途径或工具时,就具有了准公共性特征。一个村庄关系资本效能激发离不开精英作用和亲缘关系桥梁。通过对欠发达地区4620自然村实证调研发现,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义务教育硬件建设和自然性村庄基本公共物品生产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特殊政策项目支持或融资渠道关系资本解决核心问题。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活动,乡村关系资本就能在被规则限定范围内体现其价值和张力,以化解贫困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窘境。

        关键词:关系资本,社会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一、 问题提出

      随着国家改革战略确定,全国各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已成大势所趋,而随着新农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农村尤其贫困乡村逐步展开,服务型政府建设更从大政方针走向具体实践,使得以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为主旋律乡村治理改革变得生动而贴近百姓生活。这种改革模式以回应广大农村尤其贫困乡村基本公共需求为主要价值选择和目标定位,而且随着国家政策转向,一个个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在逐步崛起。但由此就出现实践上困惑:政府资源强势和无所不在看得见渗入到乡村所有领域,或者说,政府全面代理(垄断)农村公共服务甚至私人和家庭服务提供就最能体现执政能力和政府绩效吗?即便如此,它能完全满足农村社区特别偏远贫困乡村社区所有公共需求吗?有没有可供替代选择方案?

      在理论范畴上,学界关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方面或政府职能转型基本一致,但对于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方面理论创设或者关于公共服务机制创新理论构想却存在争论。一些宏观政策研究学派学者们对政府能力和作用持毋庸置疑观点,在他们眼中,尽管政府存在失灵可能,但那些乡村民间社会关于公共事务小型而零碎自主合作生产活动与强大国家财政性提供而言,何足道哉?而乡土学者们则将研究视野下沉,更多聚焦于民间尤其贫困乡村某些公共事务自主治理活动。在他们看来,在那些远离政治控制偏远山乡,政府因为资源或动力诱因制约,影响力量已极其孱弱,因此,农民需要通过一定途径和手段联合起来进行自救。正为了弥合这种争论,本研究假设:在广大农村尤其偏远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建构中,政府最重要和最必需,但却不唯一。如果这种假设成立,就可以推导出三个立论:其一,如果乡村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现状,政府将继续承担关于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最主要责任和发挥核心作用,除了运用国家资源直接提供,当然还包括动员乡村社会志愿力量和市场服务生产潜能。其二,评估一个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应该将社会公平中起点公平作为其重要指标。现代服务型政府不仅讲究传统效率和成本政府,更应该追求公平和公共福祉政府,亦即通过价值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以保证一国内所有公民拥有最起码起点公平。对于贫困乡村而言,就政府要承担起诸如基础设施、基本教育水平、基本生存底线和基本医疗之类公共服务提供责任。其三,受资源、精力和能力方面限制,地方政府不可能全盘包揽所有类型乡村公共服务,在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以外,乡村需要凝聚社会资本,以自己方式行动起来进行自救式生产。村民必须认识到:根本而言,村庄事务不政府事务,而老百姓自己事情,许多共同需求需要通过自身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满足。而在西方学者眼中一盘散沙中国乡村社会如何团结起来,以及在自身资源短缺状况下如何达成自救目标?由此,关系资本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就进入本研究视野,尽管它暂时尚未成为主要研究范式,但在实践中,其作为提高贫困乡村某些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绩效重要动力却毋庸置疑。

      二、乡村关系资本内涵界定

      ()关系资本与社会资本

      有别于西方个人本位社会,中国社会最大特点关系本位,偏远乡村也不例外。关系取向不仅体现在文化理念上,同时还附着在社会结构中,并强化成一种制度化积淀,形成了带有圈子主义精神熟人信任在界定关系资本概念以前,有必要厘清社会资本在本研究中内涵,因为尽管自1916年哈尼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关于这方面研究观点各异,且被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多领域。

      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发展逻辑上,有人认为,它研究经历了传统经济有形资本到新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再到当今群体性人力资本,亦即社会资本研究。关于其内涵,有如下代表性观点: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最先描述了这个概念:社会资本现实或潜在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共同熟视和认知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多种意义上,它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任信任状布迪厄定义指出了社会资本构成两部分,即社会关系本身和这些资源数量和质量,同时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核心词汇。可以称之为资源结构说信任说。第二种网络关系说由科尔曼提出,他将社会资本内涵界定为个人拥有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回报。他还指出了社会资本(在后来学术研究中充满争议)两个性质,即不可转让性和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对社会资本研究有着突破性贡献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指社会组织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在这里,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他还指出,信任应当社会资本最关键因素,可称之为功能说。波茨则提出,社会资本一个人通过他们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社会结构中获取短期资源能力———获取社会资本能力不个人固有,而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一种资产社会资本嵌入结果。这可以称之为能力说。林南则将社会资本操作化地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资源”⑥,姑且称之新结构说。也有人将科尔曼、帕特南等归为功能主义流派,将格兰诺维特、布迪厄、林南、伯茨等归为结构主义流派。社会资本虽然无形,却以载体作支撑,如家庭、关系网络、社会信仰、信任和惯例等。

      如此看来,从性质看,社会资本既可以作为一种结构性资源,也可以作为实现目标工具依靠,还可以作为一种存在活性状态从过程看,它既可以作为一种社团性交互性活动过程,又可以作为在人际网络中个体能力体现。依据布坎南解释,信任、网络和规范等社会资本主要构成要素。在目前学术界,从全面笼统角度研究社会资本较多,而从某一个具体视角比如从信任网络入手进行细致研究则较少。结合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主题实际需要,本研究更倾向于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实现某种()公共目标工具,亦即行动者通过自身拥有关系网络获得资源, (在实现个人目标同时)为特定社群共同体带来福利。林南另一个定义给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资本概念背后前提相当简单明了: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社会关系投资。”⑨在这里,社会关系成了核心词汇,而社会关系主要就指关系网络。如果这种界定成立,就可以对关系网络进行分类。一般而言,无论强关系还弱关系,关系网络就以许多个体社会关系彼此交织而成而以某个个人为中心关系网络则包括血亲、朋友、近邻和社群关系。无论何种关系资源运用,都应当为了实现某种()公共或共同目标而进行信任式互动和利益交换,那些基于不信任相互利用(比如潜规则)或者为了纯粹个人收益而动用关系网络就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诚如科尔曼所言,这种(基于关系网络相互间信任)社会资本就具有了结果产出()公共物品性质。但由于关系资本以个人为单位而彼此拥有相互交织,并且在互动中新关系网络又会形成,因此,作为结构性资源,其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可以相互转让和共同分享。从这种定义看,关系网络就成了决定社会资本产出能力重要元素。

      由于社会资本包含很多内容和要素,或者说存在着诸多载体,譬如信任、社会网络、邻里守望和互惠规范等等,因此,这些要素只有在为实现某一()公共目标做出贡献时才能体现价值。就像帕特南在研究意大利北部地区制度绩效那样,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也就说,只有在这些载体或要素在运作中转化成生产力以后,它们才能变成真正意义上社会资本,故此,关系网络产生效用就称为关系资本,相互信任产生效用就信任资本,互惠规范产生效用就交换资本,等等,它们都属于社会资本子集。这样看来,关系资本以人际关系网络为载体,当这种要素在特定社群共同体内持续发挥作用,或者在更具体层面展现社会资本张力,关系资本就具备了特定群体内准公共价值和共同行动中工具性特征。这里要防止进入一个误区,就将关系资本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目标工具。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解释,公共利益个人需求简单加总或汇集,但公共物品一般情况下却不可分割,比如社区马路、下水道和治安,因此,只有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实现社群某一共同目标手段时,对关系资本研究才有意义。个人关系资本充沛社群,社会资本肯定充沛但社会资本弱化社群,个人关系资本就不一定弱化。整体而言,社会资本差村庄,其集体行动比较困难,因此,就必须调动社会资本中某些要素,以推动集体行动可能。这时,利用个人关系网络获取外部资源就成为一种策略。观察那些社会资本极其脆弱偏远山村就能发现,某个人通过(外围)良好关系网络所获得资金、物质或政策性帮助有可能促成该社群某些或某类公共物品成功生产或改善村庄面貌,甚至改良社区社会资本结构,这时关系网络就成了关系资本,并成为贫困乡村社会资本重要生成力量。

      ()乡村关系资本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关系资本美国经济学家布鲁斯·摩根在写作《关系经济策略和企业价值》一书时最先使用概念。按他理解,作为企业发展一种手段,关系资本在企业经营策略中有多种表现手段或方式。但作为一个研究范畴,关系资本后来并没有为西方学界所看重,相反在文化和制度不同90年代后中国,关系资本开始进入少数学者研究视野。但多数情况下,关系资本研究被用于个人目标达成或者潜规则运行手段分析,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与本文考察主旨不太契合。本研究主要从积极层面,从资源极其缺乏贫困乡村社区公共物品生产与供给层面,考察村庄关系网络对于社区公共物品生产在资金、规范约束和集体行动等方面意义,并且只有当这些关系网络转换成实际动力以后,人际关系网络才能成为关系资本。由此,研究者给出一个定义就,关系资本隶属于某一特定社群个人在家庭、社会或政治经济行为交往中所产生基于血亲、近邻、友谊或价值认同结构性关系网络,且这种关系网络具有达成该社群某项公共或共同目标实现可能。

      依此界定,关系资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理解:其一,关系资本属于社会资本一个重要子集。关系资本由个人人际关系网络演化而来,只当这种个体性资源成为公共利益实现途径或工具时,就具有了准公共性特征。其二,关系网络一种个人所拥有空间上超越于特定社群并能从中受益虚拟资源。人际网络通过相互交流形成价值共同体,具有虚拟资源特征。在保持相对稳定性同时,这种资源也具有目标功能性,那就能使关系参与者本人及其社群受益。其三,关系网络积极意义就在于具有实际能达成该社群某项()公共服务提供或集体物品生产利益目标,也可以说,这关系网络转换成关系资本必备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乡村关系资本:居住于某一特定乡村社区某个家庭或者某些人,他()能够通过其所拥有(外围)人际关系网络,达成社区某项公共服务供应或者某项集体物品生产公共目标,这些人际网络以血亲、近邻和友谊等为主要载体。该定义并不排除一种情况,就某些乡村精英为了达成社区某一公共性目标,通过自己努力主动寻找新外围关系网络可能性。

      考察乡村关系资本,不仅在于学术需要,更欠发达农村地区尤其偏远贫困乡村社区公共物品生产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现实需求。在实地考察中可以发现,关系资本甚至可以作为维持乡村公共服务生产第五种力量,相当一部分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扶贫项目都通过关系资本寻求资金、物质或政策支持,这其中,村庄精英或村庄外流知识精英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帕累托认为,社区精英可以定义为社区中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社区成员,他们往往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个体或群体。也就说,一般情况下,村庄精英比村庄普通成员在资源(信息、权力和关系网络等)拥有、能力和影响上占据相对优势,并且只有在这种优势转化为一种对村庄集体性事务贡献以后,精英才能获得村庄成员认可或拥戴,或者对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产生影响。乡村精英分为掌握正式权力体制内精英、外流他乡知识型精英以及游弋于体制外具备动员能力或控制着传统文化资源或经济资源边缘精英,或曰体制外精英。这里考察村庄精英,主要指体制外精英和外流知识精英。当然,如果体制内精英通过其关系网络获得了村庄公共物品生产在资金、物质、技术或政策方面扶持,也属于关系资本讨论范畴。不同于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属于特定社群内可以共享成果能动性资源,并且也只有关系资本对一个社群公共事务做出积极贡献时,对社会资本讨论也才有意义,村庄精英也才能巩固或抬升自己领袖地位。因此,村庄精英也应当作为乡村关系资本研究重要考察对象。

      三、乡村关系资本理论实践考证

      ()关系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第五种力量

      根据本研究假设,依照相关力量要素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活动中作用程度,如果我们将强大国家(或政府垄断)直接生产称为第一种力量(但由于可能失灵问题,需要寻求新公共物品生产方式作为替代),那么,与之对应市场就此显现出效率优势,故将公共物品外包生产中市场化竞争作为第二种力量但市场不万能,因为外部性和逆向选择问题,所以,民间合作或公民社团中志愿行动就成了在某些公共服务提供中弥合政府与市场缺憾第三种力量鉴于目前公益性事业单位结构性势力及其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专业技术和能力不断壮大,本文将其作为第四种力量然而,在那些偏远贫困乡村,许多公共(集体)物品生产存在着资源紧缺、资金有限与社团性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紧张矛盾,又或者迫于政治责任和环境压力,通过关系网络寻求公共服务对口支援已成为一种有效方式,于此,我们将关系资本作为维持乡村公共服务生产第五种力量。此外,还有由家庭间互助式生产构成第六种力量,以及由慈善组织或援外组织构成第七种力量。它们由此形成乡村公共服务提供多种组合或多重利益博弈关系。

      为何将关系资本作为乡村公共服务维持第五种力量,主要在于其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尤其偏远贫困乡村重大贡献与前几种力量相比,也许其显得在建构上虚拟性和运作流程上非程式化,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中和新农村建设大潮实践中,关系资本已经凸现出其应有价值。由于这里主要考察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社区民间合作性事物上贡献程度问题,所以,对于外部作用影响下社会资本建构问题暂不进行讨论。美国学者摩尔(Moll)曾经对中国村庄合作困境问题作过这样描述,“……和印度、日本甚至欧洲一些地方相比较,中国村庄显然缺乏凝聚力。村庄大部分成员为一项共同工作而进行合作情况很少发生,而这类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成员休戚与共习惯和感情。……中国村庄与其说生活和功能性共同体,还不如说许多农家聚居地。因此,人们经常谈到中国社会一盘散沙,这绝不仅仅卖弄政治辞藻。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在民间组织合作上,由于农民只考虑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使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囚徒困境因为无法克服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短缺。这种中国农民原子化观点在贺雪峰那里也得到支持,他认为,当前中国农村根本问题不在于理性农民不精于计算,而在于这些农民太在意计算个人经济利益,而又不大相信与其他人合作。

      其实,这只说出了中国农村一种表象,或者说这种论断至少不全面,或者说缺乏前提条件。确实,理性农民太过于个人得失或狭隘收益计较,但想一想经济状况和物质条件更好城市市民何尚不如此?这实际上涉及到关于人普遍本性形式理论问题探究,而不能作为中国农民劣根性问题加之贫困乡村致富渠道有限、资金短缺,一个作为家庭甚而社区成员,他首先考虑肯定自己温饱、安危和家庭开支,其次才会考虑村庄公共事务合作。通过对欠发达地区贵州、鄂西、湘西和渝东420自然村实地考察后发现,在诸多村庄成员参与共同事务中,宁愿接受道德谴责而搭便车仅为少数, 只随着参与者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参与者可能选择机会主义路线。以鄂西相邻3个村庄联合生产自救为例,出工人数按每受益户平均1人计算,共计78人,即便出现搭便车问题,其几率一般通过规则约束也被限制在7. 7%以下。自发性集体物品生产活动破产主要症结还资金和组织上问题,也就村庄精英流失、关系资本弱化和农村政府制度性资源供应不足。

      ()乡村关系资本实证分析

      乡村关系资本需要以关系网络为桥梁或者通过另类精英发挥作用,它不单单能使网络拥有者本人受益,而且运用得当能为社群或社区公共福利实现做出重大贡献。因此,通过村庄精英作用调动关系资本,对于某些社区公共需求满足大有裨益。按照李军理解,村庄精英具有三方面作用:其一,他们农民组织化凝结点,社会网络编织者其二,他们社会规范维护者,道德舆论提倡者其三,他们社会关系网络连结者,外部网络资源拓展者。其中最关键一点,乡村精英可以让那些弱关系网络偏远贫困乡村获得更多外部资金和技术支持甚至倾斜性政策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村庄物品生产民间集体行动可能性。如果说中国偏远贫困乡村属于格兰诺维特笔下弱关系,那么在关系资本建立和获取上,乡村精英就有着更宽广舞台。本研究将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主要从如下两方面对乡村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中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然后进行一个归总简评。

      1.乡村关系资本在义务教育硬件设施建设中作用。90年代中国普九关键时期,也世行贷款项目在贫困乡村投产从事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最活跃时期。然而,毕竟欠发达农村地域广阔,需要专项资金学校众多,而审批项目每年在某一地区都有限,而这些项目审批权或资金划拨权就掌握在少数部门(如发改委、财政厅或较高级别教育主管部门等)或者少数官员手里。因此,为争取这种稀缺资源无硝烟之战就为关系资本调动或运用创造了舞台。在作者收集资料4610个贫困行政村,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动用某人或某些人关系网络争取专项资金办学事例。而事件产生关系大多数都在乡村精英之间,或者与本地有亲缘关系外出工作并掌握着稀缺资源知识精英和本土精英之间但也有可能其中一者,另一方可能地方政治精英或者被邀约激活关系网络普通乡民,因为他拥有可能给本地或本村带来公共福利关系网络而被政府或民间临时组织聘请。

      M镇隶属E地区B县。90年代,E地区教委一重要领导X就出生在MC村。按本研究假设,XC村通过个人奋斗而从大山走出知识精英,而且掌握着稀缺资源(项目审批权和资金划拨协调能力)。因为审批程序复杂周期长中间环节多, B县教委和M镇政府一直为世行项目贷款审批事无计可施。在获悉这一情况后,政府决定利用这一关系资本为本地普九教育多上点项目,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同时也为自己多捞点政绩。但在新任镇政府领导班子与上级关系疏通上,因为关系网络不搭界,由政府直接出面效果可能不会很好,政府只得利用多方委托人协助办理此事,由此,X之弟X2成了镇政府关系资本调动重要砝码。X2有驾驶执照但闲赋在家,M镇政府于授意H管理区与C村协商,将村内闲置中型拖拉机以最低折价卖给X2X2有二女,大女已辍学在家务农,小女上小学6年级但功课差。政府通过协调,以特招方式让其女在镇初中重点班就读。然后,由政府牵头,X2作为血亲关系网络直接联系人,陪同有关人员前往拜谒并送上家乡特产,与X接上头,呈上相关申请材料。很快,该镇两个镇初中都获得世行贷款项目,不仅新修了教室、学生宿舍,还腾出少量资金修建教师住房(当然教师也集了资)。紧接着,地处该镇S高中和几个镇小学也获得了项目贷款,从而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县教委也通过该镇打通关节,使得该县提前获得了比其他县更多世行贷款项目和其他国家扶贫项目。看到上级尝到甜头,地处C村附近村完小和P初中也如法炮制。P初中以给X仍居住于家乡老母亲过生日祝寿机会与X取得联系,并直接跨级递交了申请材料。尽管该校校长因为此举被镇政府和县教委在校长大会上点名批评,但随后项目申请还被上级批准,资金到位后,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随后,C村完小也故伎重施,以拉校友借口寻求X帮助,使得X开始厌烦基层这种做法。但碍于老乡情面和关照回馈家乡热情,该村完小希望小学项目申请还获得了批准,并在X协调下很快获得了专项扶贫资金,盖起了漂亮小学教室。

      这种例子还很多,在笔者调查过湖南花垣县、重庆秀山县、湖北长阳县和贵州长顺县等都存在着诸如此类大量案例,不再一一列举。动用关系资本都差不多,主要为了扶贫之类项目申请或资金到位,或者更狭义上村庄公共物品生产资金上扶持,只其通过关系网络获取专项资金手段和策略不同而已。以贵州P乡为例,乡政府曾于90年代做出了对于凭借个人关系网络申请到项目资金个人兑现嘉奖允诺在湖南B镇,对于有能力与相关上级项目审查部门取得关系或通过熟人关系申请到项目资金,其可以获得一个转户口指标,或者可以获得一定比例抽成在重庆X村,有一位村民因为通过海外亲缘关系获得一笔数目不小慈善捐赠款,其子女工作得到奖励性安置在湖北K镇,能否通过关系资本获得扶贫项目或重大经济投资项目已成为农村官员升迁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重要指标,等等。虽然这些做法近乎越轨甚至付出了少量制度性成本,但通过关系网络成功运用,欠发达农村地区尤其贫困乡村基础教育硬件设施已得到大大改善。据不完全调查数据显示,在90年代普九和世行项目贷款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关系资本获得项目资金占了项目总投资60%左右,而直接通过关系资本获得项目投资则占了被调查总项目26.8%,在后来基础教育服务提供中,关系资本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关系资本拓展性运用中,现在又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就通过人际关系网络或媒体网络获得企业爱心捐赠、网民分散性捐款、慈善机构捐款和海外关系捐赠越来越多,显然,这已逾越本研究所讨论关系资本狭义内涵。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湖南新塘乡玉龙村在外求学大学生通过网络宣传和联谊活动寻求捐赠,成立屈原乡村图书馆重建乡村文化,云南惠阳黄茅岭村通过惠阳老乡会将村完小设施和学生学习生活条件拍照上网寻求支援,等等。这些通过海外关系或新型媒体网络寻求支援事例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将越来越多。

      2.乡村关系资本在基本公共物品生产方面作用。在乡村基本公共物品(包括路、水、和基本医疗条件改善等)生产方面,关系资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种功能也主要通过乡村精英成功运作完成。这里仅以村庄道路修建为例,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村庄外流知识精英回馈性捐资、扶贫性项目拨款争取、物品生产活动组织和维修中规则建议或安排等。还需要注意到,因为某些原因,关系资本不仅仅具有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下面就这样一个对比性例子。

      湖北CN村与湖北BX村交界,都属于典型多民族杂居偏远山区。虽然N地形更复杂修路难度更大,但N村却早在2004年就获得两条村级路扶贫项目资金,其主要得益于该村村长K在自然村中威信、在行政村号召力和对外围关系网络有效挖掘。与N村相比,X村尽管居住分散但地势却相对平坦,早在90年代初,村委就组织修建了两条毛公路,但由于后来农村政府与村民关系僵化、对关系资本作用忽视、村集体财产流失和村庄自我组织能力下降,直到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工程开展后2007年才任务性地获得其中一条村道路硬化项目资金。

      X村拥有关系网络其实要比N村好得多,因为在90年代,出生在该村政治精英L1S库区移民办公室任重要职务(副厅级),还有一位出生于该村知识型精英L2在地区计划发展委员会任职。虽然政府早在90年代就通过这些关系网络争取到90多万乡公路项目资金立项,并由L1指定只能用于镇公路与该村公路贯通。但由于政府和村委公款吃喝严重、干群关系紧张信任度低,并且政府忽略了与其血亲关系农村家庭沟通工作,L2父亲于L2,令其告知L1,政府做法不得民心,应该取消该项目审批,资金没来路还没动工政府就开始宴请起来与其让他们浪费还不如不拨款。此后,有关部门经过再次实地调查论证,得出不宜立项结论。就这样,一笔几乎到手扶贫资金项目就因为L2父亲一句话给弄没了。即便到2007X村进行公路硬化时,由于村委财务空壳,打路基偷梁换柱挪用D自然村农户在修小河峡站时山林补损公益提成款,且获得项目主管官员支持和默许而D自然村却没有因修该路受益,许多农户至今仍在联名告状。所以,完全利用单方行政强权提供乡村公共服务也并不可取,有时也会损害公平。

      N村则不同,动用关系网络给自己获得某些利益和政治资本同时也给村庄带来福利,K从村长提任村书记并连任至今诀窍。这不仅给村里办了实事、笼络了村民、构建了良好村庄内部关系网络,而且通过关系资本挖掘找到新外围关系网络,稳固了原有乡村政治地位和民间影响,甚至一些体制外精英在他沟通运作下,也协助配合他动员、组织和领导活动。K不仅动用关系资本打通政府关节争取各项扶贫资金,甚至还跨县寻找利用关系资本。FN村人,但在B县扶贫办任重要职务,且负责当时两县交界省道协调工作和其他扶贫项目督察。K利用F下乡考察契机,通过其亲属送土特产搭上关系,再由FC县扶贫办联系,由此使N村获得了比其他村更多扶贫项目资金,如部分扶贫性视和接收设备、小水窖工程、网改造、五改项目拨款和村公路硬化指标,等等(K也经常利用这种关系网络自己承包一点小工程,获取一些个人收益)。当许多工程资金到位以后,对村民进行组织和动员就不再难题,只要不过多掏经济拮据村民口袋,在出劳出工问题上,绝大多数村民都会积极配合,这就在许多贫困乡村,那些村庄集体行动能否顺利组织起来根本症结。不他们不愿意行动,而在精英和传统文化流失、资金不足、干部信任度低和村庄弱关系背景下,集体行动因为经过半途而废或失败多次洗礼,使得许多村民不愿再做无谓努力,并由此人心涣散,合作精神和公共理性逐渐丧失。

      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大量此类案例。C重庆Y村通过读书奋斗出去知识精英代表,曾于国外留学,在美国有过短暂奋斗史,懂四国语言,博士学位,现于南方某大型公司任要职,当地远近闻名才子加富翁,人际关系网络很好。1998年,他回老家探亲,看到家乡贫困和小学危房,当时自己就捐赠了10万元。2005年春节期间回老家,他不仅再次捐钱给村里孤寡老人,而且通过关系网络(其一同学亲戚在本县扶贫办任要职)联系上级有关部门,接通了包括其老家村庄在内4条村庄公路支线,有两条还进行了水泥硬化。后来在他倡议和村委组织下,各村庄还就公路维修起草了保护合约,并在资金持续性筹集、维修责任和监督等方面制定了详细措施。乡政府也特别重视,还派专人负责协调这几条路修建工作。由于欠发达农村地区各方面存在普遍资源困境,对于有限扶贫资金来说勉为其难,在扶贫项目审批权争夺上相当激烈,在慈善组织捐赠或其他形式项目资助上也如此,因此,动员乡村关系资本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工具性选择。

      四、充分挖掘关系资本,改善贫困乡村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窘境

      乡村关系资本如何发挥作用,这就涉及到组织和运作媒介问题。如前所述,乡村关系资本需要通过村庄精英成功运作才能发挥应有作用如果没有精英作用或者亲缘关系桥梁,这种没有在村庄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作用虚拟事物只能算得上一般性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潜在构成要素)而不关系资本。原子化中国农民确实需要组织起来,但组织起来前提什么,有着什么样组织和奋斗目标,或者他们担忧否需要提前考虑,这都要通过关系资本转化功能进行解决。如果我们不进行事前精心准备,没有制定出有效对于搭便车行为选择性激励措施,或者没有寻求到足够资金支持,就利用行政手段或者简单民间动员发动和组织起农民生产,最后很可能又半拉子工程,或者群众性大量募集资金失败,或者集体行动破产。

      概言之,欠发达农村地区乡村公共服务提供和村庄集体物品生产无外乎三个主要问题:一如何组织和克服搭便车问题二如何划分参与者责任和集体物品持续性维护问题三如何获取资源和资金支持问题。就贫困乡村而言,第三个问题才问题核心。因为离开政府和国家庇佑以后,村庄成了资金空壳,村民自筹资金能力极其有限如果能获取一笔项目资金,其他问题迎刃而解。资金短缺造成自然性村庄公共物品供应短缺最根本原因,而这可以通过村庄精英有效运用关系资本得以解决,至少在目前(除了村庄自筹),尚没有比这更好获得资金办法。当然,关系资本第二个作用在于通过精英有效组织,克服搭便车和投机主义行为,毕竟总有人存在着弃公为私或完全自利心理。通过调动关系资本解决村庄集体困境精英主义观点与草根民主理论和参与式管理理念并不矛盾,因为每个人智商和情商存在差别,现实中也确实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先知先觉或者觉悟和公共精神境界更高,或者资源摄取能力和影响力更强,他们可以成为民间自愿性合作行动带头人和组织者如果缺乏有组织参与和有秩序集体合作生产,这种参与和生产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盘散沙。因此,一个村庄关系资本效能激发离不开精英作用。只有解决了村庄物品供给中实际问题,这种潜藏于社会资本结构体系中关系网络才能成为有实用价值关系资本。也就说,当现有制度绩效下降或政策运转不畅时,机制创新可以弥补这种缺憾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活动,乡村关系资本就能在其被一定规则限定范围内体现其价值和张力,以化解贫困乡村尤其自然性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窘境。

    来源:《东南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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