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于轼翁一起“八十回望”

    丑牛

    八十回望”是去年茅于轼先生八十大寿时出的一本纪念集。在易网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茅老先生又踌躇满志地发表了《建国六十年的变化和反思》的演讲。因为茅先生是位大名人,这事就“感动中国”。

    我应该算是茅先生的同时代的同龄人(我还痴长一岁),惭愧的是,无论出身、名望都望尘莫及。

    因此是毕恭毕敬地读他的书、听他的演讲,希望得到一些教益和启示。

    读了之后,却大惑不解:为什么我们同一年龄,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同一体制内的人,对时代、社会的感受却大不相同?北京奥运会上有一首歌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却是“同一个年代,同一个社会的同床异梦”。

    还是按茅老先生的把八十年分成“20+30+30”的三个阶段来说事吧:

    第一个阶段的二十年,正是我们成年的时代,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对解放前的社会应该怎么看呢?茅老先生说:

    “头一个二十年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时代”。

    “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市场的基本方式是一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好的价格系统”。

    为什么先生说的这一切,我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呢?

    我对童年的最深记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和当亡国奴的惨痛。我第一次见到战争是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我的家乡,我从废墟里爬出来,看到的是血肉横飞。每天,我总是忧郁地站在汉江上的一个码头边,看着日本皇军带着狼狗恶狠狠地盯着每一个过往的中国人。人们惶恐地、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良民证”,向皇军点头哈腰,一不小心,就遭到皇军的暴打;有时,还被带进一间“刑屋”里,叫狼狗咬,或者灌盐水,肚子看着鼓胀起来了,又把人反转过来,压在一口锅底上,哗哗地挤出来。受刑的人一出刑屋,面色死灰,但还是有点庆幸自己还活着,惨淡地笑着,向皇军点头哈腰地“致谢”:“太君,你的,大大的好的”。在我们很小的心灵中,孕育的是仇恨!仇恨!仇恨!直到今天,看到中日历史学家们坐在一起研讨这一段历史:日本皇军是“进入”还是“侵略”?感到有些滑稽。

    作为经济学家的茅老先生特别称赞那个时代的市场价格:

    “这个价格政府干预很少,所以价格是正常的”。

    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所有老百姓感受的却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无论是工薪族还是小商小贩,手中一有了钱(金圆卷)就拿着成捆成扎的票子去挤兑银元,稍一怠慢,票子就贬值;或者赶紧拿着口袋到米店去排队购,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眼睛死盯着门上挂着的米价牌子。这个价格政府真是干预得很少啊!不仅是“早晚时价不同”,有时是“一响的时价不同”。等你挤啊,挤啊,挤到柜台前,价格又涨了。人们急得叫着、骂着、打着,还有的人领唱着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你这个坏东西》来泄愤:

    你、你、你,

    你这个坏东西,

    市面上柴米油盐天天贵啊,

    都是你,都是你,

    屯积的鬼主意。

    只管你发财为自己,

    别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你这个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

    咳,你这个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

    至于茅先生说的“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及或在先生住的陪都重庆,在市面上根本也见不到,到处传唱的是一首《古怪歌》:

    往年的古怪少呀,

    今年的古怪多。

    板凳爬上了墙啊,

    灯草打破了锅。

    半夜三更里啊,

    老虎闯进了门。

    我问它来干什么呀?

    它说保护小绵羊!?

    古怪多,古怪多,

    古怪、古怪、古怪多。

    但是,在大街上的每家每户,还是可看到“礼义廉耻”的,那是保长强迫推销的一张蒋委员长肖像,蒋介石先生一身戎装,佩着长剑。左联是“养天地之正气”,右联是“法古今之完人”,横批记不清,好像是“浩然正气”吧。下边是蒋中正的手书: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

    这玩艺不仅要强制挂在店堂正中,还要付一笔“捐款”。这真是对“礼义廉耻”的大嘲讽。不知茅于轼先生何来“头一个20年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时代”,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算什么?解放战争算什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算什么?怪不得茅先生的“择优原理”,推演出“当汉奸也是为中国人减少压迫作牺牲”哩!

    解放后的三十年,茅先生又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第二个30年搞阶级斗争,把国家搞惨了……这30年阶级斗争是个什么活动呢?就是使得全社会痛苦极大化。……这个我是亲身感受到的。怎么难受?最好让你自杀,痛苦极大化,这就是阶级斗争30年”。

    解放前是一个“礼义廉耻”的二十年,解放后是一个人人痛苦最大化的30年。解放后最大一场阶级斗争是“土地改革”,茅先生在哪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痛苦最大化”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一次土改刚结束,就逢阴历年,我们排演了歌剧《白毛女》与老乡们一起过新年。演出第二天,我在集镇上走,很多老乡围来,说我是昨晚上“卖豆腐的一个爹”(指杨白劳,我是演的杨白劳),非要我到他们家中去喝酒,我喝了一家又一家,快要歪歪倒倒了,大家看我很有趣,趁兴要我耍“蚌蛤精”。一个十分俊俏的女孩子披着一个大“蚌蛤”一闪一闪地走过来,“蚌蛤”一张一合地向我挑衅,我立即摆起老渔翁的架势来收拾它,蹲步猫行,揪胡子、瞪眼睛。刚一个跟斗翻到她跟前,她就地一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把我的头紧紧地夹在蚌壳里,动弹不得,我借力发力,往后一仰,把她连人带蚌壳举了起来,引得一片喝采声,有人递给我一张网,我一撒,把“蚌壳精”收入网内。我生平最大一次与老百姓一起享受着“阶级斗争”胜利的欢乐。

    我们且来看看茅老先生在“八十回望”中讲的这三十年的经历,也难于看到他的“痛苦最大化”。

    “大学毕业后(1950年,也就是这个六十年的开始)我自己十分重视学习,天文地理无所不学。1955年,我调到铁道科学研究院,铁道科学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给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我的教学基础对后来推导择优分配原理起了决定作用”。

    又据《国际金融报》的《名人传记》——《茅于轼: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记载:

    “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但就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茅于轼仍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科研工作,他用控制论原理讨论机车牵引热工动态性能;用概率论作了机车牵引热工试验的误差分析,建立了铁路道口事故的概率论模型……”。

    “茅于轼是在1975年左右开始学经济的……这要追朔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两个项目的论证和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的立项论证;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车,改用内燃机车……”

    “1979年,茅于轼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我们来看看上述记载,在这三十年里,仅仅1958年受到一些挫折,但无论是在铁道科学还是经济科学,他都是一路前行,功成名就。仅看看他参加两个国家重大项目的评估和论证,就不能说他是在一路“痛苦最大化”走来,也推翻了他自己说的,“国家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世界上海拔最高工程技术最艰难的青藏铁路论证评估,是经济面临崩溃的立项么?国家是逼着这位“专家”去自杀么?茅老先生在今年二月十日“文汇报”上发表的《茅于轼八十自述:我的经济学是自己发现的》,在其他场合,他也一再强调“自学”和“自我奋斗”的过程。似乎他的学问与他的工作,与这个社会全然无关。人的知识是天生的吗?是先验的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茅于轼先生是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这时,全国性的反右运动早已结束,1958年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又红又专”的教育,有的科研单位,还过火地进行“竖红旗、拔白旗”的“运动”。估计茅于轼先生对“拔白旗”是异常反感的,可能受到严厉的批判。如果茅先生当时是“以死抗争”,“想去自杀”、“斗得难受”是可以理解的,但仅以自己的这段一己遭遇而放大到整个时代,这真就犯了科学家“一叶以障目”的大忌。这种“一叶以障目”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害了茅先生自己,使他对客观世界的观察陷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他在学术上最得意的代表作是《择优分配原理》,但由于主观唯心主义地去“推演”,常常闹出令人喷饭的大笑话。这里试举一例: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十位顶尖的大经济学家,齐聚最高学术殿堂的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反思改革三十年,茅于轼先生在会上作了一篇演说——《从制度演变看改革以来的财富创造》。这篇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交换创造价值”。这个主题能不能成立,一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争论,这里姑且不论。文中有几大段是他应用“择优分配原理”对“微观经济”进行的分析:

    “我受到弗里德曼的启发,提出了一个生产矩阵,分析用谁的劳动为谁挣钱”。

    “A、这种情况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这是效率最高的。

    B、这种情况是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这就有一个监督费用在里面。

    C、这种情况是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最典型的就是义务劳动。……每年到了3月12日植树节的时候,领导扛着铁锹,大家跟着他去种树。这个种树就是义务劳动。只要种的时候冒了汗,拍了照,证明我参加劳动就行了,活不活不关他的事。大家知道,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大家都是无私奉献,都在干义务劳动,所以劳动非常没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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