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要] 从东部EL 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及期后出现的群体上访事件的实证调查与分析可以看出,在近20 年的基层民主实践中,村民的民主意识与经验得到了提升,而基层组织和干部却没有同步提高。这种非均衡性的结果是因政治利益集团的“封闭性”阻滞了“民主选举实现政治精英结构流动”作用的发挥,从而导致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政治精英的分化——形成了“制度性精英”与“非制度性精英”,这已影响到农村社会的治理和稳定。

    [ 关键词] 民主选举;政治精英;社会流动;农村研究;中国

    [ 中图分类号] D621.4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8-4479200905-0025-08

     

    走过了近20 年历程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目前的实际效果如何?带着这一问题,我们走进了东部EL村,通过对该村的新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及其后发生的群体事件作实证观察。

    一、研究的场域及其概况

    EL 村,地处H Q XJ 镇东北角,东与MH HC 镇一河之隔,南与318 国道相连。EL 村区域总面积2.2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3300 亩(现剩有耕地面积400 亩),有农户453 户,总人口1606 人,党员59 人,分别隶属于全村10 个村民小组,居住在全村10 个自然村和2 个农民新(村)居住区内。

    全村原有企业10 家,其中SH 沪博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是EL 村的骨干企业,全村劳动力中有1/3在该厂工作。近年来,村民收入在稳步增加,全村人均纯收入2003 年达到8000 元,2005 年全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600 元,村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村级经济发展情况。改革开放后EL 村的村级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到20 世纪末,EL 村成为H 省的百强村之一。2002 年,EL 村村级经营收入达到20390 万元。但到了2006 年度,EL 村村集体经济已经从百强村衰落为债务村(见表1),2005 年年终收益分配后该村亏欠217 万元。

    从表2 我们可以看到,2002 年度可以说是EL 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状况的转折点,到2005 EL 村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只有184 万元。当然,EL 村的村级经济发展问题从2003 年开始表现出来,但根源不是从2003 年开始的,因此EL 村的村级经济发展问题令人忧虑且耐人寻味。

    宗族意识。EL 村已经没有明显的宗族形态和意识,在村民的思想中存有的也仅是亲族的意识。这主要与该村的村民结构有关,因EL 村主要是一个移民聚集村,全村男性村民的姓氏多(30 多个)而杂,并且同一姓氏人员他们先辈的迁入地(祖籍)也是不同的。

    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工作启动与进展

    工作启动与准备。2006 年是H 省居()委会换届选举之年②。4 19 日,H 省委、省政府就村(居)委会换届工作召开部署会,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推广“大海选”选举办法③,原则上采用“一步法”选举方式村的不低于50%

    EL 村的换届选举工作是从5 28 日开始的。那天村支部和村委会按照镇党委、政府的部署和安排,先后组织召开了支委会、党员代表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制订了“村换届选举工作计划、工作方案;推选产生了村选举委员会,并对选举工作的具体进程、要求等都作了研究。决定6 25 日是EL 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正式选举日,正式选举采用‘一步法’”。村选举委员会根据要求向村民发布了相关公告,公布了村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和村选举委员会成员名单。

    5 28 日下午,EL 村各村民小组根据安排和要求分别推荐出了新一届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长。新推选的各村民小组长就都是村换届选举工作的工作人员。选民登记工作是5 29 日开始的,截止6 15 日,全村共有1450 名选民进行了登记。6 21 日下午,EL 村召开了村委会换届选举预备会。会议由镇领导林XX 作选举前的动员,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宣传、解释相关政策要求,做好有关准备工作;二是对新一届党支部的工作给予肯定;三是传达了前一天镇党委有关会议的精神。镇党委的意图非常明确:主要干部一肩挑,副职干部兼职挑,并给出了建议名单。当然,林XX 也补充说了真正的结果要由村民选举后才正式决定。

    第一轮投票。2006 6 25 日,EL 村村民委员会按照“一步法”海选方式进行了换届选举工作。选举大会没有设置分会场,大会会场设在EL 村的社区餐厅内,餐厅面积600 多平方米,正前方为大会主席台,主席台上方的横幅为“EL 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大会”。整个会场共有长凳子约200 条,靠背椅子若干只,只能为选民提供大约700 只座位,而该村共有选民1450 人,因此,要求居住在村部附近的选民自带凳子进入会场。会议通知上午830 开始,810 左右,选民们开始陆续进入会场。由于天热人多,而且男性基本上都吸烟,部分中老年妇女还带上小孩,所以会场内声音嘈杂、空气浑浊,使人感觉不太舒服。由于凳子没有准备充足,所以晚到的选民只能站立会场。大约845 分左右,选民基本到齐。村民小组长对各村民小组的到会选民、委托带票选民人数进行统计。

    900 大会正式开始,大会由村支书(村选委会主任)张建华同志主持。920 分左右,写票基本完成,选民们开始投票。大约到930 分,投票结束。各投票区的工作人员(每个投票区三位工作人员由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担任)在会场进行统计工作。此后,大部分选民离开会场回家,有一部分(大约200~300 人)仍然留下来观看。

    选票统计工作开始后,先由各村民小组长将自己小组的投票箱当场打开,整理、清点选票,然后在一字排开的十张方桌子上三人一组对各自小组的选票进行统计。此时,留下来的选民开始议论,说应该上墙统计。不出十分钟,参与提出疑义的选民越来越多,有个别的开始大声喧哗、情绪激动,有的拍桌子、有的扔票箱、有的说EL 村的种种不是、有的干脆拿掉正在统计的纸张、还有的甚至站到桌上⋯⋯场面较混乱,统计工作无法继续进行。随后,在场越来越多的选民纷纷走上主席台,开始向镇领导反映本村的问题和百姓的困难,在台下的选民也互相诉说,而且情绪激动、嗓门粗大,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村民们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村民住宅的动拆迁问题。二是关于EL 村集体企业的转制问题。村民们纷纷反映原来的村集体企业,上千万的资产,现在一下子转制为私营。三是关于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1030 左右,镇领导林XX同志要求村民平息情绪,安静下来,就几个问题与在座村民进行沟通、解释。强调今天的选举是根据市委市府的统一领导、镇党委的统一部署,在村党支部领导下依法进行的。相信村民有良好的传统,绝大多数的村民是有理智、有觉悟的,不要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现在请大家安静,让工作人员进行统计,并按照大家的要求上墙统计。

    经过镇领导的疏导、解释,在场的选民基本上稳定了情绪,安静了下来。1045 左右,统计工作继续进行,十个投票区的工作人员依次上墙,先把自己小组的选举票数统计出来,然后再对十个村民小组的结果进行汇总统计。留在会场继续观看统计过程的大约有百余人,村民在底下轻声议论,要求镇、村领导要听听村民的话和意见。

    选票统计工作一直持续到1300 才全部结束。大会总监票人曹宪华同志当场宣读统计结果,本次选举共发出选票1449 张,收回1393 张,其中有效票1295 张,空白票98 张。然后分别一一宣读被选为村主任、村副主任和村委委员三个职位的人员名单以及得票数(得票数见表3)。

    由于三个职位的最高得票数均未超过参加选举的选票总数的一半,所以,第一次选举不成功。于是要进行第二次选举。

    确定候选人。1330 左右,镇领导、联络员、村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结束了第一次选举工作,在村部食堂简单就餐。就餐结束后,在1400 左右,镇领导、联络员、村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都集中在村支部书记办公室,就前10 位名单进行商议,拟定按21 比例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上报镇选举办。镇领导林XX 同志、联络员诸XX 同志分别找了前几位候选人谈话、征求意见,其中凌仕明同志自愿参加副主任职位的竞选,李海英、钱维强两位同志自愿参加村委委员职位的竞选,朱顺明同志则由于身体原因,自愿放弃所有职位的竞选。同时,李海英、朱顺明、凌仕明三位同志提交了退出竞选村主任的书面申请,李海英、朱顺明、钱维强三位同志提交了退出竞选村副主任的书面申请,朱顺明同志提交了退出竞选村委委员的书面申请。于是,根据“一步法”大海选的选举规则,按21 比例拟定了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名单(见表4)。

    主任张建华、叶仁林副主任凌仕明、马纪龙委员李海英、钱维强、吴国强

    大约在1500,由联络员诸XX同志和村副书记、副主任凌仕明同志将此名单上报XJ 镇选举工作委员会批复。与此同时,全体工作人员则进行第二次选举李海英、钱维强、吴国强的准备工作。

    三、第二次选举:现实利益与价值目标的冲突

    召开工作会议。镇选举工作委员会批复了上报的第二次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大约在1700,第二次选举的选票,由诸XX和凌仕明俩同志从镇选举站取回。在村部的工作人员对第二次选举的一些工作也准备就绪,各村的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每队三人)基本上一直在村部等候。村选举委员会研究决定第二次选举投票采用设主会场与投票点相结合的方式。1730,村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在村会议室召集十个投票点的工作人员开会,会议由镇联络员诸XX同志主持,主要议程有以下几项:一是会场设置。第二次选举设主会场1 个,分会场9 个。二是分发选票。由各村民小组长领取选票,并清点清楚。三是对按规则和本人意愿产生确定的各职位候选人名单进行解释,同时要求在各分会场向选民解释清楚。四是宣传选举事项。包括选举的程序、规则、如何正确填写选票、每个职位的可选人数等等。五是宣布主会场的工作人员,总监票人:曹宪华,计票人:沈志军,唱票人:朱顺明。六是分发各分会场的主持人讲话稿,由各村民小组长在各分会场选举前宣读,并提醒路上注意安全。

    接着,镇领导林XX 同志强调了几点注意事项。

    一是注意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和票箱安全;二是维护各分会场的秩序,有特殊情况汇报村部;三是每组三人必须同去同回;四是候选人产生的情况必须向选民解释清楚。

    第二次选举投票。会议结束,大约1800 各小组分别到各分会场进行第二次选举。1900 左右,各分会场选举投票先后结束,每投票区三位工作人员手拿票箱,陆续回到主会场。其中第六投票区的票箱已经不再方方正正,而且有一个角被撕出一口子。随着工作人员的回来,一部分选民也来到主会场观看,大约有200 多人。有个别百姓一进会场情绪就比较激动,反映就业、动迁、道路、百姓困难等问题,有的选民对第二次选举方式提出异议,说怎么有候选人,那还不是跟以前一样,应该仍然进行海选才公平。

    1920,十个投票区的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到达主会场,主会场的三位工作人员开始逐一开箱、整理选票、上墙统计。台下观看的一部分选民自进入主会场后情绪始终比较激动,而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也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正确疏导、控制选民情绪。第一个上墙统计的是第一投票区,接着依次进行。统计工作开始不久,台下一选民以没有拿到选票为理由,开始大声喧哗、提出异议,由此引起全场观看选民的再一次波动。一部分在下面议论纷纷,表示不满;有的开始拍打桌子、大声喧哗;有个别的要拿票箱;有的干脆上台揭下统计的纸张。场内闹哄哄的,统计的纸张刚刚贴上,又被揭下,工作人员和个别选民进行了几个来回,最后统计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只得中止。

    同时,会场外来了解情况、发表议论的选民也越来越多。选民们说,“干部总是要有人当的,但关键是要为老百姓做实事”,“集体企业上千万资产,现在一下子转掉了,而且一分钱也没有拿出来,我们老百姓一点也没有了”,“为什么不转制给我们,而转制给某某某”,“主要是百姓反映的问题长期不解决,所以要趁这次机会要求解决,不然,选举结束后又不理睬我们了” .也有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说,问题是要反映的,但这样扰乱选举秩序是不对的、违法的。

    冲突出现。此时,联系指导EL 村的镇领导和联络员,一方面向镇有关领导和镇选举办主任汇报情况,一方面向在场选民做解释工作,希望等他们情绪平静、人员逐步减少后,再进行统计。但是,情况并未有所改观,反而愈加不妙,几个选民把第二、第四、第六三个投票区的票箱拿走了,始终不肯交还给工作人员。直至27 日凌晨100 左右,XJ 镇党群书记叶XX、镇民政科科长兼选举办主任陆XX 来到EL村选举会场,并且镇派出所和联防队人员到场维护秩序。潘书记就有关选举的问题作了解释,强调有关动迁、集体资产转制等问题,等选举工作结束后在村部由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华同志向村民作答复。随后,统计工作得以继续进行,票箱交回,整个统计工作到630 才结束。大会总监票人曹宪华同志当场宣读了统计结果,第二次选举共发出选票1439 张,收回1381 张,其中有效票1303 张,无效票78 张。七位候选人的得票数如下(见表5):

    根据选举法规定和选举结果,张建华同志当选村主任、凌仕明同志为村副主任、李海英和钱维强同志为村委委员。选举结束后,村支书张建华就村民在选举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解释。也承认两家企业已经转制并且资产转让款至今还没有收到。

    四、选举后的上访:一场群体事件

    2006 6 26 日,历经一天一夜的EL 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束,村支书兼村主任张建华在这次换届选举中又再次当选。但村民们认为张建华在换届选举中隐瞒事实,剥夺村民的知情权,导致村民未能充分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以使自己再次强行当选为村主任。于是,一场持久的群体上访事件拉开了序幕。

    群体事件的起始。EL 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刚结束一个星期,2006 7 3 日,就有500 多名村民联名写信给XJ 镇党委书记程XX,以张建华“操纵选举、违法将村集体企业进行改制” 为名要求罢免其村主任职务,并要求镇党委、政府停止其村支书职务,调查其所作所为。期后二天,部分村民先后到镇政府和市政府上访。7 6 日,镇党委作出决定,免去张建华村支书职务,调离EL 村到镇属公司任职。但当时张建华的村主任一职还未能按法定程序免职,因而对其离任没有作经济责任审计。于是村民们认为他们提出的要求镇党委、政府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对张将村集体企业违法改制的事情也没作交代。7 18 日,EL 村数百名村民来到H 省纪检信访室上访。当时省纪委书记接待了他们并对上访事宜作了批示,要求Q 市纪监会调查此事。在这种情况下,镇党委、政府也作出反应,一方面对已违规改制的集体企业认定改制无效,恢复到原管理体制;同时,由镇经济管理中心负责出面聘请Q 市永诚会计事务所对EL 村的资产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就这样,一起由换届选举中村民要求公开村级组织财务状况引发的群体上访事件进入了一个博弈期。

    事件复杂化。7 月下旬,EL 村的群体上访事件不仅没能平息反而局面有所加剧。7 24 日,镇党委、政府组成工作组,工作组于晚上来到EL村分三路(分3 个组)准备上门去做五位村民代表——带头组织群众上访的人员——的工作,可有两个组受到群众的起哄围攻。25 日,部分村民又来到市委、市政府上访。市政府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接待了他们的来访,之后上访村民的情绪才趋于稳定。对话结束后,村民们相继离去。但到了26 日上午,由于镇工作组拿来的股东退股证明材料既没有工商所的公章,也没有8 位股东正式退股的协议,部分群众的情绪又激动起来,场面又一时失控。上访村民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请原村支书回来配合做(审计)工作;二是要求原持股的8位股东与村民见面,当面签订退股声明。此后多日,村民代表与镇工作组的同志在就相关事宜进行谈判、协商,期间镇党委主要领导也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村民们也一边在等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结果。

    8 6 日,初步审计情况有了结果。然而,8 6日的审计结果让村民大吃一惊。审计数据显示,该村几乎所有的耕地也已经通过批租、租赁、承包等各种途径流出村民之手。这样,村民的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

    看到EL 村村民上访的事态久久难以平息,镇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镇林XX(原EL 村村支书)向镇党委、政府提出让她到村里去做村民工作,鉴于林在EL村一直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力,镇里主要领导也同意她的想法,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却让EL村村民的上访诉求更复杂化:当林回到原任职的EL村时,村民们就把她拉扯住——要她讲清楚在改制企业所持股份一事——并不让她脱身。这样,村民上访所针对的对象出现了蔓延。同时,村民要求镇党委、政府对违规将村集体企业进行改制的有关责任人追究其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市、镇两级纪检部门只好全面接手相关问题的调查,同时于8 月底作出决定:对张建华实行“双规”,对林XX 由市纪检委立案调查。9 5 日,张建华因涉嫌商业贿赂由Q市公安分局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该案已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林XX(曾任EL 村村支部书记)也已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④。2006 9 26 日,市纪检委对此事展开调查。但事情的处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村民仍在等待之中,上访事件也仍在继续⋯⋯

    五、讨论与思考

    EL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虽然按照规定要求简单地走完了相关的程序,完成了换届的任务,但EL 村的新一届村委会班子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又被村民提出了罢免要求,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去作深入的思考——难道这次选举真的不是选民意愿真实表达的结果吗?

    EL 村选举的过程来看,有一点值得商榷:当采用“一步法”选举时如果没有人能过半数当选,那么以第一次选举的得票数为基础确定候选人后(因为不可能第二次选举还是“大海选”,不然选举可能没法成功),初步候选人或经镇党委、政府批复的正式候选人是否应该公示一定时限,这在EL 村的选举中虽然没有这样做(其实全市采用“一步法”进行了两次选举的都没有),但从规范选举、严格程序的层面来看,这一环节应该是不可缺少的。要不然“一步法”(“大海选”)的民主化程度或者说其合法性,其实就还不如“二步法”(“小海选”)。

    EL 村的选举看,由于第一次选举不成功,那么第二次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如何确定,就成了这次选举能否成功的关键。于是,在第一次选举结束后,镇领导林XX、联络员诸XX 以及EL 村的两委班子成员张建华、凌仕明、李海英、钱维强六位同志,集中到村支部书记办公室,就此事进行了周密的商议和筹划。协商的关键在于,拟定的候选人名单,既要确保镇党委组织意图的顺利实现,即:由现任村党支部的一班人马兼任村委会的相应职务,特别村主任、副主任的关键职位要确保由书记和副书记兼职,但又要符合选举的规则。

    在第一次选举结果的前10 位人选中有一关键人物,即朱顺明同志,他在三个职位中均有较高的得票数,因此有非常强的竞争能力,但是用镇领导林XX同志的话说他属于“不是我们的人”。镇、村领导估计朱顺明与张建华竞争村主任职位力量不足,有一定难度,但是,根据高职位票数可以加到低职位票数的规则,他就可以和凌仕明竞争副主任职位,那就很难估计谁会胜出。所以,为了确保组织意图的实现,镇领导就做工作,要求李海英(她本人意愿竞争村委委员,而且胜出的把握极高)去和凌仕明竞争村副主任职位,这样,不管谁当选都是“我们的人”,从而可以把“不是我们的人”朱顺明排除在外。李海英尽管不太情愿,因为她知道肯定竞争不过凌仕明,但这是镇领导的,她只能服从安排。至于村委委员人选他们就觉得不太重要了。

    内部方案确定后,镇领导林XX、联络员诸XX就根据第一次选举的得票数,从高到低逐一找了朱顺明、叶仁林、马纪龙和吴国强同志进行个别谈话,征求本人意愿。结果谈话很顺利,朱顺明同志自愿放弃所有职位的竞选,而叶仁林、马纪龙、吴国强同志都愿意分别参加主任、副主任、村委委员的竞选。于是,上报镇选举工作委员会的正式候选人名单就此拟定。这份名单中,由于竞争者之间的力量比较悬殊,所以原村委班子人员连任新一届村委会委员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村民们选择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提出了村民房屋动迁、集体企业转制和农村村民非农就业这三大问题。应该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村民房屋动迁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在当前农村一些乡村干部在具体操作中不公正、不透明的行为依然存在,导致群众与基层干部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同时,在集体企业转制中造成集体资产大量流失,给村民的经济利益带来侵害,这又加剧了群众与基层干部间的矛盾。同样,在城市化过程中村民的耕地大量被征用了,失地而又无业的农民面对因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物质消费水平的上升,生活却日逾艰难。这三大问题的积累已经使农村村民对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产生了相当的怨愤,但平时又难以有恰当的机会得以表达;但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必须对村级集体经济管理状况进行审计和分开。因此,经过民主实践锻炼后的谈判技巧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的农村村民,就适时地利用了这一机会与基层组织进行谈判。

    EL 村的选举中,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不管是第一次选举还是第二次选举,会场的秩序和选民的情绪都是不正常的,而且过程中出现了异常激烈的争执,同时在进行第二次选举时,不管是镇联系指导的领导,还是村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他们对选举工作人员到投票点去投票时都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人身安全和票箱安全”。从这一提示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EL 村这次选举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其实镇、村两级事先都有预感并作了一定的准备。实际上从村民的谈话中我们也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正如在选举中选民们议论说,“集体企业上千万资产,现在一下子转掉了,而且一分钱也没有拿出来,我们老百姓一点也没有了”,“主要是百姓反映的问题长期不解决,所以要趁这次机会要求解决,不然,选举结束后又不理睬我们了”⋯⋯——EL 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很难是一帆风顺的。这可能也是镇党委、政府在安排包村联系领导时让镇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镇长林XX 同志到EL 村来的原因所在。因为林原是EL 村的村支部书记,是从该村村支书的职位上提升为镇副镇长的,不管是镇领导还是林自己都认为其在EL 村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威信。

    EL村的换届选举在吵吵闹闹中终于还是完成了任务,选举中镇、村都预想和担心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一次本来看来不会顺利的选举最后却按照要求如期结束,按常规一场不稳定的事件应该也随之结束。可EL 村却在选举后出现了逆转,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暴却在换届选举结束仅一周后还是来临了,而且与往常的群体上访事件不同,这次群众上访的目的不仅在想得到一些补偿(钱),而是非常有理有节地把事件引向了追究违法乱纪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上。从这可以看出,可能镇政府关于EL 村选举的有关人事的初步意图,已经让村民们看到用选举来与镇政府谈判解决村里问题的设想最后会落空,于是在策略上有了调整。从整个群体上访事件的过程可以看出,其组织和方式是具有相当的水平的,村民与政府的谈判技巧正在这种经常性的训练中得到了提高,正是这种谈判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在这次群体上访事件中政府的交易成本不断升高,事件处置的最佳时机也一再失去。

    还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在EL 村,不仅有村支部、村委会等制度性管理组织,还有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党员代表议事会等制度性决策、监督组织;但在这么严密的组织制度设计下,为何EL 村的几任村干部能够让村集体企业违法地完成改制的程序变为私人财产,而且在选举中当村民提出这些问题时,作为联系指导的镇领导林还会坚持说这是合法的—— “这是根据市国资办、镇有关文件规定,按照合法程序进行的。”——事实上EL 村的集体企业转制却是明显违法的。同时,目前农村社会的那种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社、经”合一的管理体制,在人们生产、生活日益“市场化”的形态下,其对农村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又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可能才是当前农村社会改革的本质问题——农村社会的重构问题。

    EL 村的集体企业违法改制的情况来看,这一现象的出现给我们表明的结果是,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社会也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政治利益集团⑥,他们正运用手中的权力,采用“合法”甚至违法的行为,将集体或者国有的资产转变为自己或同盟(或说同伙)的私人财产。就如后来当林想去做上访群众的工作时却反被他们揪住不放,以及接下来林被市纪委立案调查的事情的发生——也正说明了乡村社会政治利益集团的存在。而林在这次换届选举中被安排去联系指导EL 村——以为自己在EL 村有一定威信——可能也是导致EL 村矛盾激化的另一大因素。而“政、经、社”合一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仅为政治利益集团寻求“超额租金”提供了制度基础,也让这一现象变为现实。当然,这可能也是诱发近年来东部地区的群体上访事件剧增和部分农村居民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却出现贫困化、边缘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还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这次换届选举中村民们为何还都投了原班子人员的票?同时,EL 村的群体上访事件不管从其组织化的程度、上访手段和谈判技巧来看。还是从其所针对问题的法律性、步骤性来看,都可感觉到这次群体事件的组织者(主要是5 位村民推选出来的代表)不仅有一定的能力水平,其在村民中还有一定的威信。但为何这5 人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却并没能通过法律程序走到村政的前台,而成为为EL 村的“在野权威”。

    从前面所述EL 村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过程我们又可以发现,作为民主选举的过程,本来是“新一代社会精英一下赶走旧精英”(L-M ·科特雷等,1996P99)的过程,民主选举的本质就在于让精英结构发生流动。从理论意义上说,政治权威⑦存在的社会价值在于代表一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然而在中国目前的乡村社会,政治利益集团形成后,他们就处于一种“封闭化”状态,新的乡村社会精英又很难再进入这一政治利益集团。这就是当EL 村第一次选举结束后,镇领导林XX、联络员诸XX 以及EL 村的原两委班子成员张建华、凌仕明、李海英、钱维强六位同志,集中到村支部书记办公室,就新的候选人确定的事宜进行周密的商议和筹划的原因所在。最后经过利益集团内部的相互交易、谈判和妥协,形成了一个“原政治利益集团”外人物很难再通过选举的合法程序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班子成员的“新的候选人组合”,这可能也是在当前基层民主选举中,唯一既能保证原班子成员当选又能体现选举“合法性”的最佳选择⑧。

    结合EL村的现实状况,综合前面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乡村社会中,如果政治利益集团通过其本身具有的政治优势,占据了乡村政治组织的主要位置而成为“制度性政治精英”的情况下,一旦“利益集团”封闭化,而这些制度性政治精英(政治权威)又背离了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代表群众进行利益表达;在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利益关系分化的当前社会形态中,乡村社会就会出现“非制度性政治精英” ——像EL 村的5 位村民代表一样——他们代表广大群众进行利益表达。这种“政治精英”分化的现象,可能才是经济较发达、城市化进程比较快的地区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如果我们的正式性基层组织及其负责人长期与群众的利益诉求相背离,我们的执政基础将会塌陷,党的执政能力也会因这些人及其行为而衰退,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将会减弱。这可能也是中国农村改革中必将面临且必须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

  • 责任编辑:z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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