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我的“六十年记忆” 与思考之三
到中囯人民大学学习
1951年6月在红安的土改工作完成,我们全体土改工作队员回到武汉。不久,接组织上通知:决定选派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8月初由中原大学三个学院选送的二十多个毕业生就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并成为新中国最早的研究生。
到北京后,我得知己被分配学‘教育心理学’专业。在当時,是工作、还是学习?到那里工作、学习什么?都是绝对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安排,不存在提意见、讨价還价。但是对心理学专业我实在不喜欢,所以闷闷不乐。正在這个時候,韩之梓同志刚好因为分配学习马列主义专业不满意来找我,如是我俩私下互換了所学专业。這样,我就成了马列主义专业的研究生。這一換也就决定了我這一生工作的方向。
中原大学来的人中,共有十一人分配到马列主义专业。這也说明当时对这个专业之重视。十一人中教育学院又佔有六人即:张 瑗、陈 氷、王啟荣、劉镇豪、胡 原和我。六人中除一人因病提前返回外,最后学成归来的有五人。
我们中原大学来的十个人开始住在北京北新桥附近一个四合院内。这个四合院有前后两层,前院除了我们外,还住有人民大学自已选送的四人。后院住的则是河南开封师範学院选送来的同志们。我和张 瑗分住一个房间。第一天天黑下来了,我们去开电灯,可是满屋找不到开关。於是去隔壁房问吕 颕【材经学院选派的】和陈 氷,那知他们也在找,同样找不到。最后去问人大的郑邦兴同志才搞清楚‘开关’ 就是吊在屋角的那根细绳子,一扯灯就开了,再一扯灯就关了。我们笑自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到了十一月,天冷了,每个房间安了一个铁炉子。一长条烟筒,一头一罩在炉囗上,另一头伸出到窗外。這天我和张 瑗生炉子了,两个人都是第一次,不知道应该利用烟筒抽风,反把烟筒挪到一边。刚燒燃柴禾就弄得-屋烟,於是我俩把铁炉子抬到院子去生。张 瑗站着添柴加炭,我蹬着煽風、吹火,两人搞的一头汗炉子还是生不燃。這時隔壁人大的同志看到我俩的狼狈相,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一学期后,学校把全国各地选送来学马列主义专业的研究生【约20余人】除女生外,都集中安置到海运仓人民大学校内一间大房子里。我就住在屋子左边进门的一角。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热水瓶、一盏灯,再加上脸盆、毛巾、牙刷和一些书籍、衣物[放在床头],這就是我的全部。每天清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提着书包跑到图书舘佔个位子。在洗潄、早操、早歺后,就到图书舘开始這一天‘经院式’的苦读【马列经典】。马、恩和列宁的许多著作,由于不熟悉其历史背境,开始時就像读天书-样地‘生吞活剝’,从《共产党宣言》起,一本-本的读。
到人民大学后,我们的待遇也有了变化,由原来旳‘供绐制’攺成‘小包干’, 即由发实物攺为发錢。从這時起,我每个月可领到十三元五角錢【全国干部的供给制是同時攺变的】。這些錢我用九元吃飯、四元五角购买书籍、衣物和生活零用。开始,我们在教工食堂吃饭【因研究生属在职待遇】,九块錢一个月,吃不饱、更吃不好。一天三角錢,只能吃高樑米飯和小菜。吃了高樑饭就反酸水,胃也不舒服,实在难受。搬到诲运仓以后,学校同意我们每月交九块錢在本科生食堂搭伙,从此旣能吃饱、又能吃好,歺歺都能吃到白面和大米饭【当時一角錢可以买三个鸡蛋】。這样就解除了在生活上的后顧之忧。
苏联派来了专家
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招收培奍。教研室位于北京东四、十二条,距海运仓约4里之遥。教研室一些著名的教师如王 南、张盘石、谢滔、高 放等人担负着全校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对研究生的培奍工作则由苏联专家担负。当時人民大学从苏联各高等院校聘請了一大批教授和专家、学者。负责培奍我们的专业导师是莫斯科大学教授高尔尼诺夫和莱米佐维奇。
高尔尼诺夫教授担任授课。他根据中国学员的具体情况写好每节课的教案和讲稿,讲课通俗而严谨。翻譯是仅仅学过八个月俄文的黄良平同志。高讲一段,黄翻譯一段,我们就像打字机一样的快速记下来。开始,由于黄经常听不懂,高必须反复解释他才能搞清楚。但是黄进步很怏,几个月后,他就能流利翻译、勝任工作了。上课的地方就在原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衙门鉄獅子胡同内。从海运仓到铁狮子胡同要走半个小時,当時强调克服游击习氣,要求衣冠整齐、不许迟到、早退。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赶到教室前高已开始讲课,就不敢进去了。
高尓尼诺夫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话幽黙、对学员十分和谒,在严粛的外表下有着活泼可亲的性格。在一次联欢会上他表演的踢踏舞之精彩让全教研室的教师、学员大吃一驚。
研究生的学习分为四个环节:课堂讲授、自学辅导、课堂讨论、考试。莱米佐维奇负责我们的辅导、讨论和考试。在讨论课中,往往是我们几个年轻人抢着发言,一块学习的老同志则反映较慢,所以老莱对我们这几个人印象特别深,也特别喜欢。其实对问题的理解,老同志比年轻人深刻得多。同时中国教员张盘石胁助莱米佐维奇对研究生的辅导工作。
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专业的研究生其实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生。我们的学习是採取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布’是指苏共党内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 派】为经.以马恩列斯的著作为緯,史论结合的方法进行的。所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我们都系统的精读过,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毛泽东曾经把《联共(布)党史筒明教程》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指定为‘干部必读’。 当时苏联派专家到北京来授课,這等於是不出国门的畄学了,大家的学习積极性都很高。
除了‘科学社会主义’ 专业课程外,‘哲学’、‘政治经济学’作为公共课也是苏联专家讲课,不过是几个专业的研究生合一起在大课堂听课罢了。俄语课则由专家夫人们担任,她们也都有很高的学历。中共党史則是由中国教员讲课。
个人迷信与教条主义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两年時间里,我们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知识、奠定了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但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也形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学風。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我们脑子里己经形成一种比較固定的观念,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著作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典,都是不容置疑的。斯大林则是列宁的忠实继承者、是列宁的化身。在讨论问题時,判断是非都是到马、恩、列、斯著作中去找根据、引经註典,看谁找的多。甚至认为只有领袖才能创造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只能听从他们的指引前行,而理论工作者则永远只能是一个註释者。也是从这个時候开始,我们对无产阶级的‘领袖’的祟拜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己经被神化了。
马、恩、列、斯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著作和理论都是工人运动和革命实践的产物。实践也证明他们理论的核心部分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不能否定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確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必须看到它前后的变化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马列主义是在革命斗争和争论中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必将遇到新的问题并接受新的挑战。马、恩、列、斯是人,不是神。把工人阶级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神化、制造个人迷信,乃是教条主义的根沅。在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我因有一年土地改革工作的实践,所以选择了‘农民问题’,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研究农民问题的开始。论文在谈到苏联的集体农荘时,认为中国农民的最终方向也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在论文中我突出地强调了合作化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坚持自願原则,并认为如果条件不成熟强行推行合作化就必然会违反自願原则。论文同时也把苏联的集体化看成是中国的范本。如果联系到俄罗斯的集体农荘今天已经解体的状况,这种看法就值得反思了。
“三反、五反”及其它
1952年,全囯在继‘土改’、‘镇反’之后又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运动首先从党政机关內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开始。在人民大学,运动的矛头很自然的指向校行政机关和领导。一些穿兰色棉衣的老教师纷纷起来揭发,我们这些穿黑色棉衣的研究生因不了解情况只能干着急。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胡锡魁、陈仿吾等老同志都受到冲击。我还清楚地记得吴玉章校长在大会上检讨自己按规定吃小灶和每天供给一隻鸡是不应该有的‘浪费’。联系当前,如果再回过头去看看那些老一代的领导人,他们对工作那么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生活上那么严格要求自已,革命一生两袖清风, 怎不叫今天的某些高校领导人汗颜。
在北京两年学习期间,每年‘五一’、‘十一’有两次大游行。特别是十一的游行,事前都要多次排练。十一那天,白天游行完了,晚上还要到天安门广场狂欢,跳集体舞。因为来回都是步行,所以很累、很累。也是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唱:‘五星红旗迎风旚扬’这首歌的。
因为埋头读书,平时很少文娱活动,一般只有星期六晚上看看不花钱的露天电影。北京那么多好玩的地方,记得我只到故宫去参观过一次。直到第二年,学习不再那么吃力了,在同学互相影响下,周末也跳跳交际舞。那时的北京也正风行跳交际舞。我们跳舞的地方则是铁狮子胡同原日军司令冈村宁次衙门的小礼堂,还有乐队伴凑。当然都是男同学擄着男同学跳。
1953年夏,我们毕业了。二十多位同学都各自回到原单位,奔赴全国各地。我和王启荣、阵氷等五人也回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因为在1952年,原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已经与湖北教育学院、中华大学、华中大学等院校通过院系调整组建成了一所师范学院。当时名称是: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所以我们回原单位自然就是回到‘华中高师’了。
(2009.11.2.于桂子山)
从人民大学回到华中师范学院——我的‘六十年记忆’与思考之四
华中师范大学没有一百岁
1951年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受中南局教育部指令接管解放前由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私立华中大学,为此并成立了‘公立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改制委员会由潘梓年[中原大学副校长]任主任,徐茂庸[中共领导干部]、王自申[中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韋作民[原华中大学校长]任副主任。潘、徐、只是挂个名,韋虽在学校但实际上不管事。改制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是王自申。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时乃进一步将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华中大学、湖北教育学院、中华大学、广西大学的生物系、南昌大学的历史系等合併,成立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又将海南师专的艺术系合併到华中高师…。华中高师最先的校址就设在曇华林原华中大学内。从1956年开始才逐步迁到桂子山上。所以华中师范大学是在新中国诞生后,1952年成立的一所新型的高等师范院校,它只有57岁,没有一百多岁的高龄。至於学校的师范性质则是根据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性质决定的。
说华中师大有一百零六岁了,是把原华中大学的出生日当作了华中师大的生日,这是说不过去的。解放后,对私立华中大学的改制,实际上是走了两步。第一步通过改制由私立变成了公立;第二步通过院系调整与上述高等院校合併成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又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从此,原来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教育学院、中华大学…以及华中大学都不存在了。它们都只能说是今天华中师大的前身。有人说华中师院是以华中大学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这不符合事实。当时华中大学处于被接管、成员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特别是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和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的形势下怎么可能以一个有美国背景的原教会学校作为主体去合併其他院校呢?!如果说有一个主体的话,那也只能是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因为是由中原大学来接管,合并后学院主要领导人也都是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共产党的干部]。总之,不能以上述任何一所学校过去的生日为生日。原华中大学除了还有些房子存在外,从校名到学校性质都改变了,当然也不能以它的生日为生日。华中师大不是华中大学的延续。五十年代初在武汉,与华中师范学院同时期经院系调整而诞生的还有华中工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兄弟院校。它们如果按其前身计算年龄,同样也可以说自己经有一百多岁了,但它们没有这样做。如华中理工科技大学其前身是武汉大学的工学院和其他院校工学院经调整合併成立,武大工学院也一百多岁了,但华工没有说自己是百年老校。在武汉地区只有武汉大学是从庚子赔款开始建校的真正百年老校。至於学校办的好不好,并不是看它老不老。华中师范大学在2003年庆祝建校‘百周年’后,开始简称‘华大’而不再称华师了。如果要改称‘华大’,那么总称就应该干诡也改成华中大学。如果华中师范大学名称不变,那么华师几十年来的简称也就不能变。在武汉、在湖北,人们只知有华师而不知有个‘华大’。我也只承认自已是华师的教授,而不认可自己是‘华大’的教授。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而不能因为今天的某种需要,如想和美国加强联系就隨意涂改历史[华中大学是华中师大的前身之一。根据这一点,不是同样可以加强这种联系吗?]。
王自申是华中师范大学真正的奠基人,他为华师建校工作竭尽全力并积劳成疾于1954年春因肾结石病不治去世。他的遗体就埋在桂子山上。他爱人余文同志也长期住在华师。遗憾地是这位华师的奠基人今天几乎完全被人遗忘。
王自申任院党委书记时,杨东莼任院长[杨原是广西大学校长],不久杨又调往国务院任职。王老生病,中南局乃将中南教育部副部长刘介愚调到华师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刘介愚在华师从1954年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调武大任副校长],二十多年里他为华师付出了其全部精力,最后因病瘁死于桂子山上。刘介愚是在华师任职最长的领导人,是对华师建设发展贡献最大的人,是我们最尊敬、最值得纪念的人。他也是值得后任领人学习的人。1985年华中师院乃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在刘介愚之后,任党书记的有:高 原、戴绪恭、晏章万[有一次我问晏说:‘我这个华师老人怎么都不知道华师有了一百岁啊?!’他说他也不太知情]。现任校党委书记是丁烈云。在刘之后,任院、校长的有:章开沅、王庆生、谷世文、路钢。现任校长是马 敏。他们都是为华师作出过贡献的人。我们相伩华中师大的明天更美好。
五十代的马列主义教研室
从中国人民大学回来后,我们学马列主义专业的五人都安排在华中师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从人大回来学其他专业的人则安排到相关的哲学教研室、党史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四个教研室都设在原华中大学校址内的‘颜母室’。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初期设置了政治、历史、教育、中文、外语[主要是俄语]、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系。政治系1952年还是招收的两年制专科生,以后才招四年制的本科生。
四个教研室的年青教师既担任政治系的有关课程,又担负全院各系的政治课。从1953年开始我除了担任校内的公共政治课外还受邀兼任中南财经学院的马列主义基础课。因为教师少,公专政治课都是三个系同一个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在礼堂上大课。我当时担任两个大班的主讲:一个是中文、历史、教育三系的三年级合在一起;一个则是俄语、生物、化学三个系的三年级合在一起。学生对马列主义课程高度重视,听课认真,课堂讨论发言也积极。老师深入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师生关系非常亲密。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两件事。一件是,一个俄语专业的女学生马列主义课考试不及格,她因此非常伤心并哭脸了。她感到这件事很丢人,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所以比专业课不及格还难过。另一件是,历史系考马列主义,在口试中有一个平时伩教的女学生问题回答得很好,主考教师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这个学生一方面学马列很用心,另一方面信教也很虔诚,每个星期她都到教堂做‘礼拜’。主考老师认为只看考试结果应给优秀,如果结合其‘信教’则不能打优,他为难了。於是打电话我,问怎么办[因为我是主讲老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只看考试结果’。他就打了优秀。因为我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不管她考试答卷再好也不打优,那等於是叫她不要再好好学马列了。至於她还上教堂,那是我们的‘说教’还没有真正使她信服,我们也有责任。一个人是唯物还是唯心本来就存在着矛盾,这必须通过其自身的实践和思想斗争去发生变化。如果放在今天,更应该认识到对待‘伩仰’问题是不能简单化的。
在五十年代初期,华师的四个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不仅担负着校内很重的教学任务,而且还担负着武汉市许多大专院校政治课教学和社会上马列主义的宣传任务。在这个时期我就先后在中南财院、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湖北医学院、武汉音专、武汉美专、省委党校等单位讲授过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各个机关团体也纷纷到华师来请我们去作报告。特别在1954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后,武汉[乃至全国]更是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
马列主义在武汉的公开传抪最早是1949年。当时是隨解放大军、中原大学南下的一批著名的教员:陶 军、陈 铁、高 原、何 汉、田家农等担负了这个任务[陶、陈、高已去世]。到1953年,又有一批教师加入到武汉地区马列主义宣传普及的教员队伍中来。这些人是:趙其田、张 洪、杨洪禹、李定坤、胡 原;再加上从人大学习归来的五人:张 瑗、陈 冰、王启荣、刘镇豪、张厚安等[这些人中趙、陈、王、刘已去世]。这里我必须强调指出,当时在武汉市[乃至全国]所以出现那种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我们讲课所以到处受到欢迎,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由於我们课讲得好。相反,在那时我们这些年青教师对‘马列’实际上只是一知半解、不胜了了。上述情景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伩共产党,认为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前途;是因为人们相伩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以为只是因为我们课讲得好,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联系到今天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却出现了一种兴建庙宇热、出现了人们不信马列、伩菩萨的现象。就更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深地思考了!
1955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高校教师无不振奋。我们在埋头专业学习之外又开始学英语了。1956年学校在暑期组织教师到庐山歇暑时还结合起来办了一个英语班,我也参加了学习。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在高校评职称,我被第一批评为讲师。从此我的工资从44元5角升为85元。这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再也没有评过职称,85元工资20多年未变。
桂子山上的政治系
在王自申院长还在世时,他就开始筹划为华中师院建设新校,并选定了武昌东边郊区的桂子山为新校址。最先,华师校址的划界是:东到卓刀泉、南至元宝山[包括元宝山]、西至马皇山[包括马皇山]、北至广埠屯公路。后来合作干校佔去了元宝山,武汉师范学院佔去了马皇山,海军22所佔去了东北边一角。文化大革命期间空司又佔去华师东边一块地。文化大革命后元宝山龙家湾周边原华师的几百畝耕地[华师农场]也不知怎么一回事一下子全部丢失。剩下的就是今天华中师大校址了。桂子山过去是武汉市埋死人的一座墳山。当时建校迁走墳墓约两万座。
在建校之初,华师的教学楼、行政楼、图书馆、宿舍…所有的正门之所以都是向南开,是因为当时武汉市规划在学校南边将要建一条主干道,学校大门也准备建在南边。可是这条路迟迟未建,学校只好于58年在老图书舘后边发动师生日夜奋战修了一条今天通往大门的路,而大门却朝向北,而不是南。这也是今天人们到华师从校大门进来后,再到各教学楼面对的都是后门的原因。今天学校南边也确实修了一条干道---雄楚大道。但是,由于元宝山校农场的士地己经丧失,这条道路离华师也太远了点,所以学校也未打算再改变大门了。
到1956年,一、二号教学楼和教工宿舍‘老36家’建成。于是政治系、历史系搬到新建的一号楼,中文系、数学系搬进二号楼。我也第一批搬进了‘老36家’宿舍,成为桂子山第一批居民。原来华中师院教学楼、学生宿舍的设计是按照过去燕京大学为标本的,即採取青砖、绿瓦大屋顶的形式。一号、二号教学楼就是按这个要求建成的。可是在1956年,建筑界掀起了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了大屋顶,认为这是极大的浪费。这样一来,用从湖南买来的青砖已经建成的1—6栋学生宿舍就不敢用从江西己经买来的绿色琉璃瓦盖屋顶了。所以今天这六栋学生宿舍就成了小屋顶,与一、二号教学楼很不相称。为了节约,在修建三号教学搂时,居然采取了竹筋水泥的方案,结果这栋楼不到二十年就开裂不得不毁掉重建,而一、二号教学楼则至今安然无样。什么是浪费、什么是节约,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号教学楼的正面,青砖墙、大屋顶、绿色疏璃瓦(图略)
一号教学楼的背景(图略)
六栋学生宿舍都改成了普通灰色瓦、小屋顶(图略)
三号楼建成后,外语、教育两系也搬到了桂子山。后来,四号楼、五号楼陆续建诚,物理、生物、化学等系也搬了过来。改革开放后,桂子山又进到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校容、校貌日新月異。
政治系搬到桂子山后,四个政治理论课教研室都合併到政治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改名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同时另外成立了一个‘公共政治课教研室’[不属政治系,与‘公体’一起直属学院]统一负责全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这时我也回到了政治系,从1958年起在政治系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并兼任教学秘书。
政冶系的系主任先后是陶军、陈 铁、高 原等,总支书记是乔达世、徐 彬、霍秉旭等,政治系今天已发展为多系、所的政法学院。
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又从政治系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为学院直辖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1982年又由‘科社’单学科发展成‘科社’、‘政治学’双学科,接着政治学研究室又成立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并进一步发展成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科社研究所已进一步发展成今天的政治学研究院[这些问题在以后将会记述]。
作者 2009年11月10日于桂子山上
1954年防汎和1957年“反右派”斗争——我的‘六十年记忆’与思考之五
1954年武汉防汎,我是抢险队长
1954年长江发大水。在这一年六月初开始,雨就下个不停,江水不断上涨。到了六月中旬,武汉关水位己超过警界线并继续猛涨。船从武汉往下行,看到的是一片汪洋[许多江堤已破]。当时武汉的江堤还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年久失修。在洪水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可以说是险象环生,隨时有破堤的危险。武汉市委、市政府发出了紧急动员令,要求全市人民奋起抗洪。
华中师范学院动员起来了,全体青年教师和学生迅速组织起来参加抗洪。我[和一些青年教师]被任命为抢险中队长并带领一百多名学生组成一支抗洪抡险队于6月22日出发了。我们这支队伍开到了汉口张公堤对面的陈家山。我们的任务就是挖山取土挑上船,船装满后运到对面去加高张公堤[至今我也没弄清楚那里的地形],保卫武汉市。我们都住在白色帐逢里,雨整天的下、帐蓬到处漏,所以半边身子几乎都睡在水里。每个人都准备了两套衣服,一套用于劳动、一套用于睡觉。因为整天下雨所以劳动服总是湿的,去挖土挑土时就换上湿衣服,回到帐逢则换上那套干的[干的也是半湿的]。雨下的越大就越往外跑[去运土]。
学校用卡车每天为我们运来三歺饭。洗脸、漱口、洗澡都是雨水。武汉市一些中学还派来一些中学生为我们洗衣服,而我们又那有衣服洗啊?!工作服不是天天都在雨水里洗着吗?
二十多天后我们又转战到汉口江汉关前,负责加高那里的堤防。在这里又战斗了半个月就撤回学校【当时还在坛华林老校区】,每天出发到武昌南望山去运石头。这时人己精疲力竭,运石头的卡車一到我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就装满石块,保证卡車尽快地开走。在这辆卡车开走另一辆卡车还未到来时,我们就抓紧时间倒地睡下休息片刻。当时防汎抢险没有任何机械,完全靠原始地重体力劳动。但是全武汉市的市民全都动员起来紧密团结在市委、市政府的周围,没有任何怨言地去与洪水作斗争。这是靠什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这是靠人民对共产党的高度信任,靠以李尔重为首的市领导人群体的威信。因为人们都认识到战胜洪水是全市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同时他们又认为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能战胜洪水。正是这种信任、这种伩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才得以战胜54年那种几乎无法战胜的大水。联系到今天,这种信任和信心正在削弱,人民的凝聚力正在削减怎能不令人忧虑和深思。
1957年反“右派”斗争,我是“积极分子”
54年除了防汎外,还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和由反对‘胡风分子’而引发的肃反运动。到55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屆二中全会上宣布将开展整风运动。提出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接着于57年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双百方针。全国形势看似正朝着积极方面在发展。到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开谈话会,动员大家邦助共产党整风。紧接着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华中师大【当时还是师院】也进行了动员,号召党外人士邦助党整风,冈样召开了各种座谈会。政治系当时就召开了一个‘讲师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正是这个座谈会的发言记录成了后来政治系教师中抓右派的一个重要根据。
在整风运动中,群众发动起来后意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有些意见也是他无法忍受的。于是在运动开始还不到两个月,即57年5月15日他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紧接着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右派’斗争。这样一来党的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派’运动了。下面就谈谈我亲身经历的华中师大的反‘右派’斗争。
在华师也和全国一样,形势急变。动员帮党整风的话音还未落,一下子急转动员反击‘右派的进攻’。当时我从思想上完全接受党组织对形势的分折,认为是‘右派分子’借党整风机会向共产党发起了进攻。反‘右派’斗争之初,政治系教师都作为依靠力量被动员起来去向全院‘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当时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所谓的‘韋、戴、黄反党集团’【韋、戴、黄是原华中大学的三位位老教授,他们又相互有姻亲关系】特别是指向原华中大学的校长韋作民先生。韋先生最后被划成‘极右’。那么韋究竟‘放’了些什么呢?他是怎样向党进攻的呢?我记得他的主要言论多是一些个人不满的牢骚话。比如他说:“我的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过去他出门是坐的人力黄包车,现在出门只能坐公共气车,所以越坐越大;过去他住一栋小楼,现在只能住一套房,所以越住越小】;他说:“我不怕共产党的唯物,就怕共产党的辩证”;他说:“知识分子就像乌龟,天晴了就把头伸出来,打雷下雨了就把头缩了回去”等等。就是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在风雨操场组织了全院的批判大会。
在有组织的批判大会上我的发言题目是:“揭露和批判韋作民的乌龟战术”。指责韋在感到形势有利时就伸出头来向党进攻,不利时就把头缩了回去隐藏起来,‘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等等。政治系其他教师也都分到不同的批判题目并作了发言。在这次大会后,各个系又分别组织了对系内抓出的“右派分子”的批判会。在全院批判大会后,政治系又回过头来进行清理本系的教师队伍,这样一来有的教师昨天还是反‘右派’的积极分子,今天却被抓了出来也变成了‘右派’。
根据系党总支组织的讲师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很快就确定了要抓的对象。当然还参照了本人的出身和历史问题,同时组织了教师相互间的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哲学教研室把矛头指向了曹方久,并整理了厚厚一本关于他的‘右派’言论。总支成立了曹方久的专案组并任命我为专案组长。我阅读了哲学教研室整理的材料后找曹谈话,要他端正态度认识错误。曹感到非常意外,他进行了强烈的辩护,我说服不了他。曹方久的所谓右派言论涉及到许多方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在院刋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一堵有形的墙》,它被认为是一株大毒草。文章的内容是根据当时教工食堂专门为院领导人设了一块用歺专用区并用屏风与其他教职工隔离开来有感而发。他在文章中指出党整风是要改善党群关系、加强党群联系,是要拆掉隔离党与群众之间墙、填平隔离党与群众之间的沟,而我院教工食堂却用一座屏风把领导与群众隔离开来是与党的整风精神不相符的。他指出这屏风就是一堵有形的墙。这篇文章从文字到精神都是善意的意见,可是却认定它为反党言论。根据与曹的谈话我向党总支乔达世【书记】作了彙报。乔最后对我说,曹是‘右派’已经定了,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只能是一般‘右派?或者是极‘右派’的问题。我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找来曹。记得是在当时的老36家我家里,我对曹说,今天找你来不是讨论你是不是‘右派’的问题,而是提醒你必须端正态度争取得到从宽处理。我明确地暗示他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一般右派’,时间己十分紧迫。曹方久同志当时是系里哲学课讲得最好、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在这种高压下他不得不低下了头。第二天上午就向我交来厚厚一本检讨书【这是他一夜赶写出来的】,他从各个方面来批判自己的所谓‘右派’言行,不但承认而且论证自己为什么是‘右派’。我想曹的态度己有大的转变,应该可以只划为一般‘右派’了。可是最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曹方久还是被定为‘极右派’,并遭到扣除工资、下放草埠湖农场劳动改造、孩子也只能托亲戚照养的命运。后来我才知道曹被划成极右派的的真正原因乃是一张他并不知情的大字报。在那张大字报里揭发了人事处的某负责人,而帐却记在了曹的身上。今天重提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我仍然深深地感到内咎。
更令人难过的是,在这场斗争中,还在学生中抓出了一大批所谓的‘右派’分子。这些学生都是因为听党的话,响应号召帮党整风提意见而遭此寃案的,这是一群非常有才华的学生,就是因为戴上了‘右派’帽子,在他们还未走出校门、踏社会之前就己经为他们人生的未来罩上了阴影。
57年的整风与反‘右派’运动不仅没有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相反的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据后来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党外民主人士、国家干部、教师、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使他们在后来的二十年里生活在痛苦之中。
57年反‘右派’斗争的结果,不仅没有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局面,相反的是人们从此禁若寒蝉,出现了全囯万马齐喑、鸦鸟无声的不正常状况。社会主义民主受到严重的抑制,歌颂领袖、宣扬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之风则盛极一时。反‘右派’斗争波及到了此后的20年,也为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埋下了祸根,可谓遗患无窮。
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也严重的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朋友、师生、亲戚甚至父毌兄弟之间从此都心存戒备,再也不敢推心置腹、坦诚相待了。因为人们都以反‘反派’斗争的历史为鉴,提防着下次阶级斗争自已的言论又被揭发、被批判,而互相设防。
关于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公案,直到1978年党的11届3中全会才被提出来进行了重新审议并给予了改正、平反(虽然最后还留下了一个小尾巴)。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都盼望着共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尽快的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从1949年建国之初共产党先后发动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对胡风分子的斗争、肃反、共产党整风、反‘右派’斗争一系列的运动【此后还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办钢铁、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现在回过头来思考,可以得出结论:企图用阶级斗争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治理好国家是行不通的。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国家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依法治理。我们要‘法治’不要‘人治’,也不能搞运动治国【其实上述运动治国的本质就是‘人治’的体现】
2009年11月25日于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