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人口数量制约着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 在一般层面上,人口数量是民主政度和深度的一种制约因素。从我国国情看,人口数量制约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口数量多带来大量素质较低的人口制约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人口数量多决定了基层群众自治是目前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为此,必须把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质量作为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战略抉择。

    [关键词] 人口数量;民主政治;制约因素

    民主政治,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抑或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发展都受到与其相联系的各种因素的制约。 这些制约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制度、 社会结构、 公民素质、 政治文化、 历史传统和人口数量等等。 本文拟说明人口数量是民主政治的制约因素,以及如何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

    一 人口数量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制约因素: 一般层面的探讨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而人口超过一定的限度对社会发展有延缓作用。可以说,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制约。人口数量不仅制约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还制约着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

    一 人口数量是民主政治广度的一种制约因素

    民主政治的广度包括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比率, 即 “民主的广度是数量问题 决定于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中实际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比率” 如其他情况相同, 90%的公民参加投票的选举所取得的结果比60% 的公民参加投票的选举要更为民主。同样性质和同样大小的社会, 其中能经常吸引大部分公民参加投票的, 是更民主一些。 民主政治的广度还包括政府决策和公共管理活动所能代表的公民人数的范围。 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广度要求吸收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 但“100% 的参与率只是一种理想, 尤其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中,要使社会全体成员在决策过程中都起作用, 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一个人口数量较多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和政治活动的制约因素更多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参与政治的比率。另一方面, 民主政治的广度要求社会的公共权力尽可能体现和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太多, 民主政治的这一广度要求就变得比较困难。 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民主政治主要是借助于代议制或代表制来实现的, 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通过议员或人民代表来体现的。 在代表人数相对确定的情况下, 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越多,则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选民人数就越多, 体现民意的难度就越大。 正如科恩所说:“ 各个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愈少, 即代表数与总人数的比例愈高时, 代表制的程度就愈高。” “所以, 一般而言, 一个社会中代表制的程度会随着代表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假定总人数为常数) 也会随着总人数的增加而减小 (假定代表人数为常数)。 事实上, 世界各国代表机构的代表数目都是相对稳定的,而人口数量除了少数国家是零增长和负增长外 ,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都呈上升趋势。 这就出现了代表数与总人数的比例越来越低的情况, 即每一代表所代表的选民越来越多,从而制约着民主政治在广度上的拓展。

    考察卢梭的理论, 也能明白人口数量是制约民主政治广度的一种因素。 卢梭认为 一个好的政府需要在主权者、政府和臣民三种力量之间维持一种适当的平衡。 卢梭试图运用一种数学公式来表达这种平衡, 这个公式就是A/B=B/C。这里的A 指的是主权者的力量,B指的是政府的力量, C指的是臣民的力量。 影响三种力量大小的因素可能有很多, 但卢梭只用人口数目来予以说明。

    假设一个国家由100 名公民组成,这种力量平衡会怎样呢? 卢梭认为, 作为臣民, 只能以个体来看待,其力量永远可以设定的1 个单位。 主权者则是作为整体而存在,因此, 其力量就是100 个单位。 于是, 政府的力量显然需要10 个单位,因为100/10=10/1 。现在假定该国公民人数上升为 1万名, 那么, 政府的力量就需要100 个单位, 因为10000/100=100/1。然而,政府力量由10 个单位上升到100 个单位, 并不意味着行政官人数也由10 人上升到100 人。 相反,行政官数目反而可能由100 人下降为10 人。 原因在于, 卢梭认为行政官(系指最高行政官)的人数愈多,则政府也就愈弱 。这或许因为卢梭式政府只是个执行机构, 人数越多, 扯皮成本就越大,力量就会越小。 总的说来, 力量越小的政府, 臣民的自由就越多。

    如果抛开其他条件, 只考虑人口数目, 治权政体的选择似乎就比较简单了。 从这个公式的运用中可以看出,最高行政官的人数与公民的数目成反比, 所以 ,“一般说来, 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 贵族政府就适宜于中等国家, 而君主政府则适宜于大国”。 换个角度讲, 按照卢梭的逻辑,人口数量构成了民主政治广度的一种制约因素。

    二 人口数量是民主政治深度的一种制约因素

    “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 而民主的深度则是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的。” 具体地说, 民主的深度实际上是指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公共权力的决策和其他活动。 显然, 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越多,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就越低。 比如, 在一个政治集会或政治会议中, 会议的规模越大, 召集主持人的特权就越大 ,普通与会者的声音就越弱, 发言权就越小, 参政议政的机会就越少,有效的交流和辩论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对此, 有关论者总结道:“ 所有人数众多的民主, 至少就目前而言, 事实上都缺乏深度。”

    人口数量对民主政治深度的制约还表现在它制约着直接民主的实现。 一般来说, 直接民主制是指公民亲自参与国家立法。决定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 直接民主制之所以被推崇、 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 而不是交由别人代劳; 公民通过亲自参与来影响和决定国家活动,无论是在精神上, 还是在行动上, 他都是自由的。 卢梭就坚决反对代议制, 主张直接民主制, 认为 :“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 同理, 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 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 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 或者是另一个意志, 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 。公民通过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 保护了个人利益, 保证政府为公民服务,使每个人在政治上成为自己的主人。 然而,受现实条件的制约,直接民主制往往不能实行, 取而代之的是代议民主制。 对此,美国民主制的先驱托马斯. 杰斐逊认为卢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在现实社会人口数量及规模急增的情况下, 每一个公民个人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是行不通的, 间接的代议制民主才是最为可取的制度。乔 .萨托利也指出:“ 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而相应的是, 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 那么代议制民主就是唯一可能的形式。直接民主制的现实存在许多障碍, 其中, “由于近、 现代国家一般领土较大, 人口较多, 采用直接民主制困难重重” 。可见, 人口的数量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国是实行直接的民主选举制还是间接代议的民主选举制。由此推断, 人口数量是民主政治深度的一种制约因素。

    二 人口数量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制约因素: 基于我国国情的分析

    人口众多是我国国情的一大特点。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目前拥有大约13 亿人口, 占世界人口总数20%的左右, 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经济、 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一 人口数量多制约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人口基数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人大代表数量过多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15 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不得超过3000 名。 《选举法》 第9 条规定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350 名, 省、 自治区每15 万人可以增加1 名代表, 直辖市每25000 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人口超过1 亿的省, 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000 名。 例如, 我国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数为3040 人, 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数为3497 人, 第六、 七、 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均为2978人, 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数为2979 人,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为2985 名,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为2987 名。 这一数字是世界各国议员数字的数倍以上。 3000人左右的一个会议,如果让每个代表发言 1分钟的话, 就得用3000 分钟, 两天两夜多。这样, 在全体会议上, 每个人不可能都有发言的机会。 而且, 代表名额太多, 对在会议上能否产生出热情洋溢的民主气氛有着一种消极的作用。 可见,人大代表数量太多,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的一个主要缺陷,制约着该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再者,1982 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将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利扩大到县一级, 而不扩大到地区、 省级乃至全国, 这除了我国经济、 文化和教育还不很发达等原因之外, 人口太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各省人口平均几千万, 河南一个省就接近一亿。 在这样大的范围里, 人们彼此相互不了解, 要选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是很困难的。 柏拉图早就提醒过:“ 只有熟悉其人的德性才能给以适当的荣誉。” 所以, 我们目前不可能在全国范围, 也不可能在省级范围直接选举人大代表 而只能在县 (市) 一级, 直接选举人大代表。 这同样表明, 人口数量多制约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 人口数量多带来大量素质较低的人口制约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 相应的文盲、 半文盲人口数量也多, 人口素质整体水平较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不相适应。 文盲、 半文盲, 20世纪80 年代占我国总人口的1/4, 近2亿 5千万。《世界银行1992 年度世界发展报告》 曾对全球120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排队,我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分是23 分, 比世界平均水平的24 分还低1 分, 居第56 位。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1984 年美国大学入学率为57%, 加拿大为44% ,菲律宾为29%, 印度和伊朗也分别为9% 5%。而我国1995 年仅为2%。 由于教育投入和普及率都低于世界发达国家, 因而使我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1997年底, 我国专业技术人才仅占从业人口的5.5%, 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就业人口的比重, 日本为13.5%, 加拿大为13.3%, 我国仅为1.3%。 世纪之交, 随着我国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及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文盲已大大减少,但仍有1 亿左右, 仅青壮年文盲就有3700 多万。虽然至2008年秋季入学, 我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3%,但与发达国家的50% 以上相距较远, 而贵州、 云南、 西藏、 新疆等省区与其相差更远。 显而易见, 这种较低素质的人口现状不仅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 罗素认为:“一个国家里如果有许多人不识字,那就不可能有现代式的民主。” 他在对中国问题进行种种思考时告诫我们:“ 中国要真正实行民主,就必须普及教育。 如果大多数国民不能看书阅报, 就无法真正实行民主”; “没有文化的大众无法拥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政治见解”。这些话为阐释我国民主政治的制约因素提供了佐证。 不止于此, 列宁也指出:“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 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 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 谎话偏见。 既然许多无文化之人的存在是民主的制约因素, 既然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 那么全国大量文盲、 半文盲的存在无疑滞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步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人口数量多引致的。 所以说,人口数量多带来大量素质较低的人口制约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三 人口数量多决定了基层群众自治是目前我国民主

    政治的重要形式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 列宁向往直接民主制度。 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提出, 新的国家诞生后,“  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 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 列宁说:“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不像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然而,真正实现让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参与国家管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客观地指出短期内在全国普遍建立直接民主制度是困难的。

    目前我国的国情与列宁所面临的有相似之处。我国由于国家大, 人口多,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目前还不具备条件。 而在村、 乡、 镇和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组织范围内人口数量少, 易于实行直接民主, 群众自治的积极性高。 为此, 我们先在各个村、 乡和镇里,在各个企事业单位里实行直接民主。基层群众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 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体系,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夯实了基础。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 明确提出, 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 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 最广泛的途径, 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这是我们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生动体现。

    三 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质量 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战略抉择

    西方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曾经讲到,“如果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 人口太多了, 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 也就终于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 因而 “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 这番话为我们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要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必须把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质量作为一种战略抉择。

    一 落实计划生育政策 降低人口增长速度

    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 提倡晚婚晚育, 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 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生第二胎外, 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 在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者, 经过批准可以隔几年后生育第二胎。 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质,在少数民族中也要实现计划生育。 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党和政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作出的明智决策, 它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 幸福和民族的兴衰,经过多年的贯彻执行已逐渐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各级政府务必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 把人口计划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党政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计划生育工作。 实行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特别是要“把每一个职能的责任分配到每一个个人”,因为,“ 在一个集体中,当任何人都分担某些责任的时候, 实际上无异于每个人都不用负责任”。 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和教育,促进人们婚育观念的转变, 特别要以农村为重点, 做好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加大对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工作的力度,努力增加投入, 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 加快法制建设 依法管理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基本国策, 靠说服教育、 行政强制和经济处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法制既是一种最重要的治国工具, 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国民的手段。 它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 经济行为、 文化行为和自然行为,为国家社会稳定、 人民当家作主、 生产建设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保障。 可以这么讲, “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方面—— 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最好的人, 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故而,全国人大要加快制定计划生育法律、法规、 使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要严格依照现行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 加强对计划生育的管理。 严禁乱开口子、 乱批生育指标, 坚决制止早婚早育,防止计划外生育。 各地方制订的地方性法规是本地区计划生育部门行使管理职能的法律依据, 必须大力加以宣传, 力求使每个公民都懂法守法。 同时, 鉴于“如果法律不能被执行,那就等于没有法律”,因而还必须坚决执行地方法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 加强素质建设 提高人口质量

    加强素质建设, 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通过各种手段, 包括通过加强教育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它应该是处理人口与发展矛盾的基本战略。 人口素质与发展的矛盾, 始终是人口与发展的基本矛盾, 即使在人口数量与发展的矛盾成为人口与发展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为只有依靠人口素质的提高, 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我国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进行人口数量的控制 ,同样要依靠人口素质提高,尤其是人的人口文化素质、 生育文化素质的提高。 国家行政干预和依法管理, 也必须通过提高人口素质,才能奏效。 比如, 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 民众有了明确的法律意识, 对法律抱有信任乃至信仰, 这有利于实施依法管理 。若忽视人口素质建设, 将控制数量作为目的,又把纯粹数量控制作为手段,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数量与发展的矛盾。 事实上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人口质量的提高, 党的十七大报告又一次强调:“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这是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战略抉择。

  • 责任编辑:朱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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