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朝鼎:给国民党出馊主意的“潜伏”经济学家


    作者:《瞭望东方周刊》山旭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五百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南京银行内兑换金圆券的人潮


    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手中,他批示说: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冀朝鼎的秘书廖训振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周恩来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谁?他做过什么?

    经济学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蒋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则评价:“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掌管一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最终导致了冀朝鼎与美国妻子的分离:她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但冀朝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来自延安的指示。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

    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封信给他以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训振告诉记者,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与民争利日渐疯狂




    1948年12月,通货膨胀期间,涌入某银行的上海市民,欲将货币兑换成黄金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

    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荣德生一语中的,“与民争利”,切中要害。

    这样,过去由江浙财阀支持的国民政府,一跃而控制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南京不仅通过战争整合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也终于有实力从经济角度去统一割据。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

    本刊记者通过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获知了他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被抓的国军高官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廖训振说。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89年,廖训振任贸促会驻英首席代表时,参加英国最早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48家企业聚会,看到晚宴大厅仍悬挂着冀朝鼎的巨幅照片。

    1951年,冀朝鼎受邀访问剑桥大学并演讲,成为建国后代表新中国赴英讲学第一人。

    据廖训振回忆,冀朝鼎思维敏捷,说话速度很快,与根据地的干部大不一样。

    有一次,冀朝鼎客串周恩来的翻译,却一点儿也没有记录。周讲一段,他屈起左手一根手指;再讲一段,又屈起一根手指。等周讲完,他的左手恰好握成拳头。

    然后冀朝鼎翻译一段,伸出一根手指;再翻译一段,又伸出一根手指;等全部翻译完,左手全部伸开。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4个月后,在伦敦举行了由100多位学界、经济界人士参加的悼念会。拉脱摩尔在长达2000言的悼词中,特别赞扬冀朝鼎在国民政府中“虽然获得了称心如意、纸醉金迷的官职,但他却没有腐化堕落,也从不对任何人阿谀奉承”。

    1964年,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各大洲几百名代表,全体起立为冀朝鼎默哀。

    廖训振说,冀朝鼎在50年代就提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并成立了国际贸易仲裁处。在政治形势偏左的情况下,他仍希望借鉴西方工业发展历史,重视技术经验,依靠老工程师和老工人。

    “他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廖训振认为。但随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冀朝鼎建设新国家的计划,直到他死后15年才开始实现。
     
     
    清华甲子级访谈:冀朝鼎同志访问记录[1]


    作者:冀朝鼎




    冀朝鼎(1950年代)


    关于五四时期清华学生运动的回忆

    我是1916年进清华,1924年毕业的,这时〔指五四时期〕正好在清华。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清华部分学生受到它的影响。从此,清华学生开始在革命思想方面接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过程,我是经历了的。清华同学中参加党的,以1924为最早的一级,这不是偶然的。

    十月革命后,学校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校内出现很多种书刊。有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派的,有《新青年》派的,有孙中山的《新建设》派的等等。其中,以《新青年》的影响为最大。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对国家大事不关心,校内简直没有一点政治活动。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

    五四运动由北大首先发起,清华参加得迟了一些,但同学们的热情却很高涨。当时我带着一个小队到西城宣武内城绒线胡同附近演讲,被军警拘捕,送往北大三院,关了三天。这三天虽然没有吃什么苦头,但同学们在里面激昂气愤极了。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我们放出来。这次运动,清华是全力参加了的。

    清华同学在这次运动中还看不出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但不久就开始形成两个方向、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的结晶是“大江学会”,另一条路线的结晶是“唯真学会”。

    “大江”的代表人物是罗隆基、何浩若[2]、时昭汉[3]、潘光旦、梁实秋[4]、闻一多[5](后来进步了)……。他们标榜国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昭汉就搬出黑格尔来压马克思),反对苏联。由于讲国家主义的关系,也反对国民党,但就是不反对帝国主义,颇有点像曾琦、左舜生的青年党,但不完全一样。

    另一个组织是“唯真学会”,由我们发起,主要人物是施滉同志。

    清华1920级以前的同学,不关心政治,学生中没有什么小团体。1921年以后的几级,才开始有组织的。所以“大江”的会员,多是1921、1922两级的,1923级也跟着他们走。“唯真”的会员,则全部是1924以后各级的。

    “唯真”的核心人物是施滉、徐永煐(原外交部美澳司长,现因病休养,担任顾问)、章友江(国务院参事,群众)、我(指冀老本人)、右派分子梅汝璈等。主要观点是寻求真理,真理所在,即趋往之。至于别的革命组织,当时还不太明确。但由于寻求真理的关系,无形中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唯真”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比较重视。“大江”专搞政治,别的不管。我们则无论政治、社会、文化都搞。这一团体的另一特点是强调会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操守,每人给一块铜牌,实行“八不主义”:不抽烟、不酗酒、不赌、不嫖、不讲伪话、不贪污、不做军阀爪牙、舍私为公。

    两个团体,一左一右,从那时起,形成清华学生运动中的两个核心,斗争多年,我们和罗隆基算是斗得很久的了。

    “唯真”的核心有一个秘密组织,叫“超桃”(即超过桃园结义的意思),由八个人组成,即施滉、徐永煐、章友江、胡敦源〔元〕、梅汝璈、罗素书(现名罗静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司长,即冀朝鼎同志的爱人)、罗宗棠(罗素书兄)和我(指冀老本人)。“超桃”成立于1923年初,大家秘密宣誓要以政治救国。这是针对当时许多同学不搞政治,只讲科学救国(如周培源等)、农业救国等而发的。政治救国通过政治途径来改造社会,是“超桃”的一项原则,另一原则是强调拥护孙中山,这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不尊重孙中山而发。(清华同学中不少北方官僚的儿子,也不把孙放在眼里,所以在校内也需要强调尊重孙中山。)“超桃”是个秘密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大家维持施滉为领导,一直存在到会员大部分都参加了共产党为止。这个组织在当时清华学生的进步活动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唯真”的前身是寒假(一说暑期)“修业团”,1918年成立,冀朝鼎为团长。出过《修业杂志》,提倡白话文和文字改革。何永吉有篇主张用“牠”字(即“他”、“她”之外,再加一个中性的“牠”)的文章发表在上面。还翻译过托尔斯泰的文章。封面题签是到北大请蔡元培题的,可见已跳出清华的大门,到外面去找联系。这个刊物出了二、三期即停止。修业团在施滉加入后,就改组出“唯真学会”。“唯真”主张社会改造,“大江”是不主张社会改造的。就在文字改革问题上,我们也和他们不一致。

    “唯真”发展的最高点是1924年。大家出国以后,所遇到的留学生中的情况与当时清华的同学不相同,热心于搞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分子较多。我是1924年到美国的,梅汝璈也同年去美国。我们有意识地留下徐、施、章、胡、罗[6]诸人在国内进行活动:施滉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我们认为一定要有人和他们取得联系才行。施到广东时,正是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时期,孙中山接见了他谈了一二个小时,热情得很[7]。此外,章友江到江西办中学,徐永煐到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英文(按:冀老的父亲当时是该校校长)。1925年大家都到美国后,我们在旧金山开“超桃”的全体会(1925.9,秘密会),我从芝加哥赶来参加。会上决定支持改组后的国民党和三大政策,强调要走共产主义的方向。这时大家还不明确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但已倾向于共产主义了。

    在旧金山会议上决定一边念书,一边活动。我们先后分别参加了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时我在中美,他们在西美华侨中进行支持国民党和北伐的活动。[8]这时,因为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在留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变化,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上,标志着留学生政治上的分化,不久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年在芝加哥举行留学生大会,罗隆基从纽约赶来参加,亲自领导“大江”派的活动,参加辩论,反对国民党,和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论战的结果他们失败了,会上三分之二的学生选举我为芝加哥学生会的会长。

    施、徐等在旧金山也在华侨中搞了一个支持北伐的运动。此外,在华侨中办了一份报纸——《国民日报》,由华侨出资,施、徐主持。但编辑却找了个黄凌霜(即黄文山)[9]。“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我们就把他赶走了。这份报纸一直维持到我们大部分人到苏联去为止。

    这时,我去芝加哥参加了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与美共发生了联系。一边念书,一边进行反帝和争取对中国革命同情的宣传活动。1927年2月,全世界反帝大同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我代表美国的反帝大同盟,同时也代表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中山学会”(左派国民党组织,在留学生中受到很广泛的支持,编辑过一些小册子,出了份报纸,叫《奋斗》)去参加。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廖焕星[10]同志(现在高级党校)和邵力子等。(当时印度代表团团长是尼赫鲁,印尼代表团团长据说是苏加诺,这一点我记不清了)会后接着召开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中国工会代表陈某是陈郁[11]同志的朋友,我替他做翻译,他告诉我当时蒋介石已经靠不住了,要革命就要靠共产党了。会后五、六天,我展开了思想斗争,看来这时形势已很明显,要革命就要和共产党一起搞,于是决定加入共产党。我是1927年2月入党的,介绍人是廖焕星同志。当时在巴黎有中共旅欧支部,由沙可夫[12]同志负责,我入党后就到巴黎和他取得联系,然后回到美国。

    回芝加哥后我寄信给“超桃”的会友,告诉他们我已入党了,并说明如果这次错过机会,将来不易再找到旅欧支部的关系,所以来不及和他们商量就决定加入共产党,但觉得这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也不一定非等待他们的同意不可。不想他们在这时也先后加入了党。这是中国留美学生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国支部[13],由美共领导。入党以后,我们就宣布把“超桃”解散了(“超桃”中人,只有梅汝璈一人未入党)。

    支部组成后,我们就在留学生中进一步展开革命活动。


    关于留美学生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回忆

    大革命失败后,留学生中的政治分化更激烈了。

    1927年夏天,在威斯康辛召开中国学生大会。接着又在旧金山召开全美的留学生大会。会上请了美国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来作报告。开会前一天,知道汪精卫叛变了,第二天李迪俊(又名滌镜,1901年生,湖北黄梅人,1925年获威斯康新文学士,五十年代末是国民党驻巴西大使)一上台讲话就跟着叛变了,真是一昼之间,判若两人。

    当时北伐未完成,我们与留学生中的北洋派斗争也很激烈。我是芝加哥学生会的会长,有一次代表芝加哥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留学生会成立大会,会上的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唱“国歌”(北洋军阀的“国歌”)。我和徐永煐坐着不动,他们叫道:“你们看,共产党连国家都不要了,卖国贼!”一边说一边就要打架,我立刻站起来说:“这不是中国的国歌,这是北洋军阀的歌,我们不站起来,是不尊重北洋军阀,不是不尊重中国。”我正说着,李效泌(现在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挽起袖子就要和他们打,这样一来,他们反而不敢动手了,他们扬言半夜要来打我们,结果也没有来。

    国民党叛变后,留学生中右派的活动更猖狂。我们支援工农革命,他们支持上海方面的蒋介石。有一次在斯坦福开大会,事先右派学生和华侨就组织了一批运动员到会,企图用武力进行威胁。我正在发言的时候,大会主席潘大逵突然下令停止我发言,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把他们拉出去!”我马上大声说:“根据会议法,我没有讲完以前,你不能停止我发言,更不能把我拉出去。”徐永煐同志等六、七人马上围成一个圈子,把我围在当中,我继续发言,他们大声喊打,徐永煐人很瘦,但冲出去一下就打倒了三个,别的同志,也打得很英勇,生龙活虎,我赶快跳上凳子,对会场上的华侨用英文大声说:“你们看,我们要不是站在真理一边,为什么少数人竟这样英勇……”正在说着,潘大逵看台下打了起来,华侨又不动手,就一溜跑了。主席一跑,会也就散了。

    以后,我们去旧金山开支部大会,决定派我和章友江回国参加“八·一”起义,这时章汉夫同志已到美(他是1926年赴美,27年入党的)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美国方面留学生会已由我们掌握,华侨大部分也掌握了。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要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就必须回国,大家都想回去,于是支部决定先派我们两人回国,这是经美共同意了的。我们路过柏林时,廖焕新同志正在组织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参观团,有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后来总理(指周恩来)也去了。代表团需要翻译,我们替他们做英文翻译,王明等做俄文翻译。会后把我们送到中山大学去学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开会时又调出来做翻译,会后分配工作,当时参加职工国际的中国代表是邓中夏同志,我被分配做他们的秘书兼翻译,施滉分配到少共国际做秘书兼翻译。这时汉夫已到苏,他和章友江在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福斯特[14]到苏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看见我们,他问:“你们不是要回国去吗?怎么还在这儿?……”当时联共党正在进行反托派的斗争,党内知识分子中托派很不少,《工人日报》的编辑清除得只剩几个人了。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回国,就不阻止你们,要是留在这儿,不如回美国去办报。”我们和总理商量后,决定回美国参加《工人日报》的工作。于是我于1929年又回到美国去了。

    我走后,施滉同志于1930年回国,先在中央做翻译工作。1931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冯玉祥在张家口搞抗日联军,在这方面党的工作是由施滉同志领导的,后来冯失败后有个军事部长叛变,施滉同志因而被捕牺牲。

    章友江在莫斯科被王明等开除党籍,章本人也有缺点。以后回国当教授,做民主人士。

    徐永煐一直在美国办《奋斗》和《先锋周报》,并组织华侨参加古巴革命的斗争。

    梅汝璈不久就叛变了。他原来被推做留学生月刊的总编辑,一直听徐永煐的话。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刊物上私自发表李迪俊叛变性的文章,把三民主义解释成反苏反共,以后我们就和他断绝关系了。“超桃”中人入党时,梅说:“现在‘超桃’已走热,我还是不加入的好,我在外围继续支持你们。”但不久就叛变了。此人后投靠孙科,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找到乔冠华[15]等同志,因而做了民主人士,现在又成右派了。


    清华学生运动的零星记忆

    1924年时,清华学生会已归“唯真”分子掌握。当时的会长是施滉。这时清华政治气氛很浓厚,我们出国时留下几个“唯真”的会员,预备影响清华的斗争。这几个人是:李惟果[16]、包华国、李忍涛[17]、苏开明[18]。他们原来比较听施滉的话,后来不听了。李惟果后来到德国,与纳粹结上关系,回国当蒋介石的翻译和秘书,此人很能写文章。这时蒋正靠近希特勒,于是李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现在则在美国开牛奶馆。包华国后参加特务组织,是军统。李忍涛后来在宋子文的□□大队工作,做孙立人[19]的副手,孙调印度后留他接替大队长的职务,抗日战争时期因汽车肇事死去。

    “唯真”后起的再一批会员,就是乔冠华他们一班的了。有一人不妨去访问一下,看他说些什么,叫吴半农[20],班次在我们以后,冠华以前。1929年或30年前后是党员,这时正是党最困难的时期。此人后来成为罗章龙反党的左右手,已开除,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苏开明也是这时期在清华的人,现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翻译,已脱党。

    “大江”与“唯真”的斗争,一是争学生会的领导权,二是在辩论中进行思想斗争。当时校内小组会、辩论会很多,大家思想很不一致,谈话就是经常的斗争方式之一。

    王造时当时的思想与“大江”很接近,他想加入“唯真”,争取领导权,我们不要他。当时,支持哪个人就是表示支持他的观点。在和“大江”的斗争中,有许多光读书的好人是支持我们的,周培源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一级毕业的有60多人,按惯例在最后一年大家都愿当级长,这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目的是出洋时可当领队。我们选出施滉为级长,施表示愿当级长,但希望出国时由周培源来接替,因为他英文和应酬不及周培源,以此为条件,他愿当级长。周当时功课很好,有声望,是同路人。他也认为我们是好人,而罗隆基等人则是伪君子。

    施滉同志对外活动不大喜欢,但却善于思考、分析问题和写文章。

    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但思想活动只限于小部分人,未形成广泛的群众性的潮流。五四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此人精明强干,毕业回国后搞银行贸易,后加入中国银行,为宋子文的左右手,与美国方面商业联系很多,现在是台湾中国银行的副总经理,在美国留学时期他也没有参加学生中的斗争,回国后对政治兴趣也不大)、何浩若等。至于乔万选,则搞了一百天就推病逃掉了。我是我们一级(当时是初三)参加学生会的代表。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当时思想上进步的很难说有谁。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但思想内容都模糊得很,只知道反日、反二十一条,社会主义的因素很少,甚至没有。思想进步点的,还算阮胖子。

    1924年出国以前,我代表我们的小组织去见李大钊同志,请他指出我们出国念书的方向。大钊同志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不要学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我们事前用电话和他联系,地点约定在他家里。大钊同志对我们很热情、亲切。

    出国以前,我们决定去请教几位专家。除大钊同志外,也去访问了当时的名流学者鲍民权,他对我们说:出国后不要只管读书,要以学习升官发财的门径为主,卑鄙极了。我们请教他法律和救国的关系,他说:法律和救国毫无关系,主要是学会一套处世的本事就可以了。此人后来成为北京新民学会的会长(日本人统治北京时),决非偶然。

    我们也去访问过辜鸿铭[21],向他请教如何学习英文。他拖着辫子,一进屋就问我们:“你们这几年学了点什么?”我一想,在清华几年,物理、化学学的也不深,就告诉他学了点英文。他说:“英文,你们懂吗?”我们一愣,只好说:“糙!”他顺手指着墙上的对联:“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问我:“懂吗?你把它翻作英文。”这一下可把我们难住了,真是不懂,结果他把我们骂了一顿。

    施滉同志,云南人。出身贫苦,父亲姓赵,入赘施家。后来施家也贫穷了,母亲为人家洗衣,施滉同志从小则捡菜拾柴,生活极苦。曾在蔡松坡的军队中[22]当服务员,后考上清华。清华的学生由各省保送,其中有各省官僚的子弟,有北京大官的子弟顶替各省的名额而入学。当时梁(启超)的几个儿子同在清华,但却属于不同的省籍,大致梁思成是广东的,梁思永是新疆的……之类。各省名额中有一部分保送的官僚子弟,但也公开招考几个,因此也有贫穷人家的子弟入学,这一点和教会学校还有所不同。保送进来的官僚子弟,由于学校功课严格,很多都在中途开除出去了。山西和我同时入学的共六人,结果开除了五个,到毕业时只剩我一个了。



    清华甲子级部分同学偕家眷合影(1950年?北京)站立者:左二冀朝鼎,左四罗静宜;右一徐永煐,右二黄育贤,右三周培源,右四熊淑忱;中蹲者张淑义





    注释:

    [1] 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人。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1916年入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经济学博士。1927年加入中共(旅欧支部),翌年赴苏联学习,后再赴美工作。1941年回国,在国民政府财贸系统做党的秘密工作。

    原文系手刻油印,落款“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1959年11月26日”,封面标有“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字样。结尾处标有“刘桂生整理。未经冀朝鼎同志过目,错误由整理者负责。”字样。本书刊载时有删节。

    说明:1.本文“()”内文字,以及“……”均系油印原稿所有。2.原文不清处代以“□”。3.访谈中提到的清华甲子级同学及部分相关人物,凡见于《徐永煐同志访问记录》(一)(二)以及《清华学校甲子级同学名录》者,不重复注释。

    刘桂生(1930-)云南昆明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后一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教学和研究。1985年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现已退休。

    [2] 何浩若(1899-1971)字孟吾。湖南湘潭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1926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参加北伐。1928年任教中央大学、金陵大学。1932年任庐山军官团政治训练研究班教务主任。后任湖南省、河南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曾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外事局局长,三青团中央宣传处长,《中央日报》社长等。1945年授陆军少将。后曾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59年由美返台湾,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等。

    [3] 时昭涵(1998-1978)湖北枝江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业处专员,资委会驻美办事处负责人,中央化工厂筹备处副主任等。1949年后任职华东工业部,后调沈阳化工研究所。

    [4] 梁实秋(1902-1987)浙江杭县人。1915年入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曾任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兼报刊编辑。是“新月社”主要成员。1948年后移居香港、台湾。

    [5] 闻一多(1899-1946)原名希多,字友三。湖北浠水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曾任《新月》杂志编辑,北京艺专、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6] 此处记忆有误。施滉实际上也于1924年秋赴美。

    [7] 详见徐永煐《见孙中山先生记》、《八星期旅行生活》。参看《徐永煐生平年表》。

    [8] “中美”,指美国中部。时冀朝鼎就读芝加哥大学。“西美”,指美国西部。时施滉、徐永煐等就读于位于加州的斯坦福等大学。

    [9] 黄凌霜,又名文山。广东台山人。生卒年待考。中国无政府主义后期“正统派”首领。1920年曾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参与组织广州共产党小组,后退出。1930年代曾任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后不知所终。

    [10] 廖焕星,湖南衡南人。1920年代在法国加入中共。后赴苏联,曾任《救国时报》主编。

    [11] 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与发动广州起义。1930年9月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翌年赴苏学习。1940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省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建国后,任燃料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

    [12] 沙可夫(1905-1961)浙江海宁人。原名陈维名。早年赴法国学习音乐,1926年加入中共。翌年去苏联,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曾任《红色中华》主编和教育部副部长。1937年到延安,负责筹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副院长。后曾任晋察冀边区文联主任。1949年后曾任全国文联秘书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3] 即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

    [14] 福斯特,Foster,William Z(ebulon)(1881-1961),美国共产党领袖。1924-1932年间,3次竞选总统。后因心脏病,使党的领导权落入白劳德手中。1945年任美共中央主席,1957年任名誉主席。 [15]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日本、德国。1939年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新闻、文化工作,曾任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长,外交部部长助理、研究室主任、副部长、部长,对外友协顾问等职。

    [16] 李惟果(1905-?)贵州开阳人。清华学校1927级。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17] 李忍涛(1904-1944)云南鹤庆人。清华学校1926级。毕业后赴美留学,如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再赴德国入参谋大学。回国后参与创建防化兵部队。抗战初参加凇沪战役,晋升少将。继被任命为军政部防化兵部队总队长兼防毒处处长。1942年率部参加驻印度中国远征军。1944年10月视察部队时所乘飞机被日军击落而殉职。

    [18] 苏开明(1904~1988)又名弗兰克·苏开明。河南汲县人。清华学校1927级。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192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任《先锋报》编辑,坦普尔大学讲师。1949年回国,任职中国建设杂志社等。

    [19] 孙立人(1900-1990)安徽舒城人。清华学校1922级。毕业后赴美留学,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回国后任职中央政治学校。抗战时期历任师长、军长。1948年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赴台湾,任台湾警备司令、陆军司令等职。1955年被诬“兵变”被撤职,后被长期软禁。

    [20] 吴半农(1905-1978)原名祖光。安徽径县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资源委员会驻美技术委员会专门委员,盟军总部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等。1956年回国,曾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等。

    [21] 辜鸿铭(1857-1928)福建厦门人。名汤生,以字行。自幼留学英国,游历欧洲,精通多国文字。曾为张之洞、周馥幕僚。民国初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22] 指1915年底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云南护国军。


    摘自徐绥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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