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年,在美国的一位华人朋友家里见到一幅文革式的宣传画,正中心画的是身着工农兵服装的三个猛男,高扬手臂,背后金光万丈霞彩纷呈,乍一眼望去,觉得张挂的是当年文革宣传画,心里正在窃笑友人出国后思念家乡却居然坐下了“文革”怀旧的臭毛病,可定睛一看却发现他们高举的不是镰刀斧头和枪械,一起伸直手臂举过头顶的是一沓沓美元钞票,三人巨眼圆睁,拧眉挺胸做英雄状,霞光辐射背景之上氲氲托出一行大字“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三大猛男理直气壮地昭示着真理在胸,一往无前的精神面貌。正是这一字之差给我酿成了“山寨版文革画”的错觉,这要是在今天叫做“恶搞”,美术界叫做“政治波普”,意思是专门拿当年神圣的政治人物和题材开涮。这位朋友五十年代出生,显然是经过文革洗礼的那拨人,我理解她并非是真想拿工农兵的形象开涮,而是隐隐预感到了中国“物质主义”浪潮扑面而来时肃杀一切的冷漠。那时正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资产者”替代“无产者”渐渐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新偶像。
猛男手里的镰刀斧头和枪械换成了美元钞票还只是视觉的象征,其实中国人三十年来的身体、味觉嗅觉乃至物质心理欲望又何尝不是发生了惊人的错位和变化呢?手拿钞票和手握镰刀斧头的体位感觉差别实在太大,这当然不言自明。我常想,手拿镰刀斧头的人还有“工农兵”的不同身份使他们之间得以相互区别,他们未必没有对美元的渴望,只不过是给这响亮的政治身份压抑住了,可把镰刀斧头换成钞票后,那欲望释放出来就无法遏制,一旦直接指向一个单一的美元符号,工农兵这三种高大全形象都持有同样的道具就会立刻变得面孔模糊,岂不成了追逐钞票的“单面人”?中国三十年来正是不断在生产着这种“单面人”,以致于他们到底是谁?什么身份?都已显得不甚重要,因为他们共同的身份就是钞票追逐和持有人。那么,这“单面人”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
中国古人有两句成语,一是“仓廪实则知礼节”;二是“衣食足则知荣辱”。大意都说的是吃饱了肚子就该知道礼义廉耻是什么了。这说法看上去很诱人,但我总怀疑一旦这两句经被念歪,结果可能正好相反,满足富强欲释放出的能量就象科幻片中要吞噬一切的巨蟒之灾。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事例是某些人心里知道了廉耻却完全按照与廉耻标准相反的标准去做事而不以为耻,完全戏耍了经书中的这两句箴言。
也许是穷怕了,我们总有一个错觉,那就是只要吃饱了喝足了,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于是不但从中学开始,课本上填出的现代八股答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教育也是从“平等公正”一变而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不说道理的对错,只要回到现实,纸面上如此道貌岸然的因果公式却被替换成一种极其恶俗的逻辑,那就是吃饱喝足不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而且最后变成了生活的最终目的,手握足够的钞票自然会使人变得优雅知礼也变成了不问自明的“常识”,于是“富人”有了钱就都自以为是地真觉得“文雅”了起来,于是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某地富人把各地的文物拆卸到一地拼贴成一座他想象的“博物馆”,而完全没考虑这文物一旦脱离人文环境就象离开了水的枯死的树苗,成了假古董。“前提”和“目的”混淆不清是念歪经的一种当代表现。
是否手里握的钞票越多人的心地就会变得越善良?这种古代文人的猜测始终无法得到证明。曾经听到一个故事,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陆正处于三年饥荒的时刻,海峡那边的蒋公中正先生摩拳擦掌,觉得反攻大陆的时机终于到了,人民饥恶难耐,不急着造反打着青天白日旗迎接他登陆那才叫怪呢?不过怪事果然让他给碰上了,大陆不但没有可乘之机,反而更加紧密团结,这说明蒋公也中了上面提到的两句经文的毒了。当然蒋公解读这个事例完全可以酸溜溜地说,这是毛泽东政治强制压迫的结果,不能用这件事证明当时人民饿着肚子却道德还是那么高尚。可是当时有不少事例说明,大陆人民的道德水准并没有因饥恶而下降多少,比如我听说安徽北部地区在人民公社期间某个村里曾饿死过不少人,而近在咫尺的公社仓储中却堆满了粮食,没有人想到会去公家抢掠,而这个地区就在不久前的晚清与民国仍还是有名的匪盗出没地段,抢劫民变经常发生,如此的反差令人大惑不解,也质疑着那两句经文的应用性。也许你会说政治控制和组织动员的威慑作用太大,却无法揭示在濒死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还要维系着基本的道德感?
我决没有意思说,人穷得要死反而会变得善良,为那个灾异频发的时代涂上道德优良的廉价脂粉。但手握钞票太多人一定会变善良这个三十年来被反复灌输的教条同样也叫人难以置信。我以为,错就错在太迷信“经济”的决定力量,我们被政治管怕了,也过怕了纯粹政治支配下的穷日子。于是拼命地干活捞钱,以为经济就是上帝,结果又让经济管得太宽泛了,让它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职能。其实,经济即使管得了积累财富,却常常无法管得了分配财富,更管不了那飘渺难言的“文化品味”。对“社会”“文化”等领域而言,“经济”即使再自认是老大也应该管束好自己,守住发言的界线,不能轻易迈出去到别的地盘瞎搅合,比如说到“分配”问题,得不到相当财富的人自然会起“仇富”之心,而富人得了钱还想要更多的钱,一旦通过正常渠道达不到欲望,就会出现“三鹿奶粉”这样的事,这些所谓“道德”问题都不是一谈“经济”增长多快就轻易可以解决的。
同样,手里钞票太多是否就自然学会了“知礼节”也大有疑问,我理解的“礼节”不是假装懂“文化”,还有个“节制”的涵义在里面,当年明清徽商资助文化事业就很懂得节制,生怕越了界会闹出笑话,如他们多会出资赞助建设藏书楼等事业,自己也多努力学习搜集珍稀版本的书籍,有些人因此成了鉴定书画的专门家。乾隆时期官家编《四库全书》,捐书最多者乃是那些徽商藏书家即是证明。而当今鼓励“文化产业化”则是以竞相破毁老建筑,兴建假古董为时髦,境界完全两样了,不能不说是缺乏“礼节”的表现。
- 责任编辑:z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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