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熟悉的陌生
学的是用田野方法去做学问的学科,却没有几次田野经历,这是很荒谬的事情,而这恰恰发生在我的身上。今年暑假借着完成毕业论文的机会,才第一次走进田野,但离真正的田野工作还有很远的距离,说是田野调查,其实只能算是一次问卷访谈,自己不满意之处多着呢。
在真正走进田野之前,我以为我对村庄的理解是如何的深刻,我以为我出身农民,又有二十多年的农村经历,农民对我来说,不应该是“他者”,就是自己人。然而,当我走进他们的世界,我才发现我这个“吃来张口,钱来伸手”,靠着农民父辈养活的人,根本不了解他们的真正生活。我把村庄当作我身体和精神的故乡,但一个不理解村庄生命历程的人,村庄那会让你依靠它呢。村庄作为一个世界,它只属于那些在它里面挣扎的人,没有在它里面的挣扎,你永远不会属于它。在调查的几天里,我才看到真正的农民生活,看到他们在土地上刨食的的辛苦,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田园生活的悠哉。
按调查主题来说,我远远跑题万里,真正同乡亲们了解我那“社会支持网”的悬而又悬的学术主题的时间其实很少,更多的是我倾听他们,我让他们尽情地说。在他们的叙说中,才是真正的田野,真实的村庄,我们外来者的任何观察和文本叙事都不能代表他们,因此,我们在他们面前不应该自作聪明,真正的世界属于那些在世界里生活的人。
我的调查地点选在家乡,这是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开始学问生涯的基本套路,就象江村之于费孝通一样。这一方面源于对故土的熟悉,另一方面也出于囔中的羞涩。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由于太熟悉以及太小而不能作为一个调查样本,因此就选择了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庄。这个村庄有个你也许听起来诧异的名字,叫青楼村,关于村庄名字,没有人说的上来。青楼村离我老家有十里左右,翻过我家对面的“盆盆疙瘩”就是。在方圆十里,只有这么一个大村,说大其实在很多人眼里也不大,就一千左右人口,但在黄土高原的沟沟里,这可是大村庄了,正因为它的大,才能满足我的调查要求即有代表性。青楼村和我们村属于一个婚姻圈,我的两个姑姑和一个堂妹嫁在这个村里,我的一个嫂子和一个弟妹是娶自这个村里,因此他们在我的调查中就充当了我的社会支持。
走进每一户老乡家,我背着问卷包,戴着眼镜的样子,往往把他们吓住,基本上都要问“你是干什么的?”。当我用流利的方言表达了我的来意之后,他们紧绷的神经放松了。然后就是让座或者炕上坐的邀请。当得知我就是离他们村不远的某某村某某人的儿子时,他们中熟悉我父亲的人以及熟悉我门村子的人就完全没有了陌生感。我顿时成了他们的老熟人,当把话题一拉开,他们的话惬子就打开了,我只有倾听的机会。
一:经济危机笼罩下的山沟沟
我来到村庄的日子,正是村里庙会期间,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五和六月十五是村里唱神戏的日子,小时候我经常来这里看戏,外出求学期间来的次数少了,但仍然熟悉这里的一切。唱神戏的日子,村里每家每户都要给神上香,上钱(分摊的给戏剧团的钱,至少要出自家应该出的那部分,有钱的可以在这之外多出点),因此,那些在外面打工的人也在这期间回到村里,村庙的神戏就象父亲的寿辰,他们是决不会错过的。这样,我的调查也就不仅仅限于那些只在村里务农的家庭,而在外务工人家的情况,也就能得到了解。
当问道家里成年人的营生时,经济危机顿时在村庄中出现。许多人说: “今年的钱不好挣,出去也没有活,就在家里种点地,村周围有点工程就跟一下”。在村里也的确见到许多年轻后生,问他们,也是同样的回答。前几年在外面打工的家庭有一部分也回到了村里,把荒芜了几年的地再次拾起来。他们说“回来把地种上,总比在城里没事干吃老本强”。这是我前几年回乡没有的现象。“经济危机”这个词我以前没有听过老乡们说出过,但这次这个词语是我在调查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一个。美国金融大厦倒塌的灰尘跨过太平洋落到了黄土高原的沟沟里,弄的这些“受苦人”灰头土脸。这些受苦人第一次被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上来,他们有些不可理解,但我没有看见灰心丧气,幽默和笑声还不时地出现在我到达的每一个地方。
二:娶个媳妇累坏爹
我的调查中最后一部分问关于家庭经济支持的问题,其中一项就是有没有高利贷呢。这个话题几乎引起了每个家庭的兴趣,而最后的结论是只要这个家庭最近娶过媳妇或者正准备娶媳妇,基本上没有不用高利贷的。当我走到一户居住在平房里,看起来很殷实的家庭时,男女主人已经去看戏了,家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正在看《喜洋洋与灰太狼》。大男孩十四岁,小学六年级,小男孩10岁,也在小学。当我问到他们家的情况时,他们唧唧喳喳地开始给我讲。他们家兄弟姐妹七个,当时下了我一跳。他们的哥哥过几天就要娶媳妇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告诉我他爸向村里几个有钱人贷款了,某某一万,某某二万,小孩子说的头头是道。在村里,碰到几家最近要娶媳妇的,当问道准备得如何十,他们几乎都说要高利贷。其中一家老年夫妇要给他们最小的儿子最近办婚事,但因为两人都近七十了,基本没有收入,他们告诉我,打算先向别人贷,自家根本拿不出五六万。
也碰到两家给儿子娶媳妇贷下十几万的,其中一家三年娶两媳妇,另外一家三个月娶两个。其中一位大娘给我讲述时,流下了眼泪。她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手艺,就凭苦力打工,其中老大还有点懒,今年两个都没有找到工作,老大一家在村里,老二还在城里居住,因为孩子要上学。娶媳妇贷下的十来万还在那儿等着还。前一段时间,她和村里的几个妇女去我们村捡杏核时,碰到一个老熟人,老熟人得知他们都已经把儿女抚养成人还要这么辛苦时,说“你们都当奶奶了,还不能消停啊”。这一说,大娘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在讲述给我听时,也不由得流下了眼泪,然后自己安慰自己道“不哭啦,哭了也没有用”。大娘说,在家里和老头种几亩地没有多少收入,债务还有那么多,不知道怎么才能给人家还上呢。手里几乎没有余钱,这不这几天村里唱戏,连戏钱还没有,我只能煤天到蒿坡刨柴胡(药材)。我用我那不老道的话安慰了大娘几句,和大娘告别,奔赴下一家。
娶媳妇至少得七八万,这对于一个在黄土里刨食的受苦人来说,根本无法承担。我在调查期间以及在各个村庄的走亲访友中不时地能听到乡亲们被这压得喘不过气来。但给儿子娶媳妇是每个受苦人的最高人生目标,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支付这种高消费。那么要把一个媳妇娶回家,得多少钱呢?在和乡亲们的聊天中,我才明白了这七八万甚至十来万是怎么回事。原来,从订婚起就得大把花钱,首先是彩礼,由前几年的四五千涨到后来的八九千到如今的一万四,有的地方或人家更多。这是比较大的一比,最大的一笔是新房钱。就是说,新娘在结婚前要求新郎家在镇上或者县城里给她买一套房子,如果没有,那就把买房子的前提前交到新娘手里。前几年新娘一般要求在条件比较好的村庄修建房屋,现在村庄开始出现萧条,水涨船高,都要进城镇了。现在在镇里购一套房子得五六万,城里得10来万。但对于一个没有技术只能靠体力打工和务农的农民来说,如何才能攒下在城镇买房子的钱呢?而且在我的调查中,独生子女家庭很少,孩子到了结婚年龄的人家,至少3个孩子,而且儿子占的比例较大。因此就出现了我在调查中出现的只能高利贷给媳妇出至少五六万的新房钱。加上其他的费用,八九万元就出现了。农村青年结婚年龄较早,二十出头就找对象忙着结婚,超过二十五就不好找对象了,我的一个堂弟虚岁就二十五,就愁坏了整个一大家人。而这些青年一般没有手艺,同父辈一样只能靠体力挣钱,在结婚前自己没有积蓄,这几万元的费用就全压在父母身上。到了结婚期间,家里一般把所有的至亲都借个遍,但这些和自家情况差不多的叔伯舅姨家,也没有多少余钱,因此借个遍也就能凑三两万,余下的只能高利贷,于是农村出现了一批靠高利贷生活的人。只要有点积蓄,村里人都愿意放出去,收点利息,这些高利贷从二分到四五分不等,娶一个媳妇贷得款,好多年都还不完,农民们感叹说:受苦挣得几个钱,还不够人家的利息呢!
三:高利贷与乡村的前途
调查过程以及在近几年的回乡经历,发现农村的高利贷已经成为农民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持来源。在这次调查中,老乡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现在人家谁还会借钱给你呢,你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借,除非是最亲的,基本上都高利贷呢。每个村都有几户放高利贷的,在我调查的村庄,两个人的名字一直出现,他们是这个村的个体经营者,有门市部,另外做其他买卖,因此在这个纯农业村庄,他们就是村里最有钱的人家。人们遇到用钱的时候,会向他们或借或贷。我有时会开玩笑说,我在张三家也是听说向着两个人贷款的,你家也是,老乡就笑着说:全村就人家过的可以,只能找他们挪用点,受苦人光靠受苦哪来钱呢。这两个人不仅仅是他们村庄里人们主要的经济支持来源,也是周围好几个村人们贷款的去处,在我家所在的村,我就能经常听到着两个人的姓名,这两个人在村民眼里就是有钱人的象征。
村庄里高利贷主要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上文说的娶媳妇,第二种就是看病,还有读书、购买大件东西等。村庄里有几个乡村教师,他们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还种点地,妻子一般都是农民,就生活在村里,这样的家庭,我也把他算作农民家庭,他们的生活世界仍然在存在里。在其中两户五十岁左右的男老师家调查时,得到了他们积极的配合,他们相对于其他没有文化的老乡来说,知道社会调查还有点价值。他们在一般村村民看来算是经济条件可以的人家了,但当提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也说自己在困难的时候向村里有钱人家借过或贷过,一般是孩子读书或者结婚时,他们也有两三个孩子。当走进一户老人家里时,老人告诉我自己是退休老干部,还在我们村里下过乡,对于我爷爷和爹很熟悉,因此老人和我聊了好半天。老人告诉我,本来退休以后日子好过了,谁知他儿子去年高利贷购买大汽车贩煤,结果经济危机一来,赔了个底朝天,而放高利贷的人知道他这个老头有点钱,因此每天有人向他讨债,整得很不好受。后来在村里都说他儿子在镇医院上班,看见人家贩煤,自己眼红就高利贷买汽车,结果赔了上百万,而只告诉老头说二三十万,怕老头气坏。也调查过几户因为家里人生病而借下高利贷的,少则几千,多则两三万。
市场经济使贫困的山村也纳入全球经济和现代化的潮流中来,也就是村民们说的“离了钱不说话”的时代中来。但由于农业经济效益的低下以及外出务工收入的低下和不确定性,没有技术以及其他保障的农民更“难活”了。在调查中,老乡们经常说的是“你说,现在受苦人没法活了,地不让种(退耕),揽工没有活,用钱的地方还特别多,就咱们受苦人栖惶”。我只能点头和他们一起哀叹。四:受苦人“难活”
我在调查的时候,许多人问我是不是记者什么的,我说不是,他们有点失望,他们以为如果碰到记者可以反映一下问题。但当话匣子打开,他们还是象对记者一样,把他们的想法、抱怨向我倾诉。基层干部以及共产党成了他们不幸的来源,我心里知道,他们在找原因,而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就成了他们的靶子。“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边的这些干部搅乱了,上边的款到了下边全被他们扣下了,根本到不了老百姓的手里”,这样的话,我一天不知要听多少次,我不好评价,只能倾听。税费改革以及免税以来,国家开始返补农业,农民知道国家正在给农村输送资源呢,但有限的资源到了八九亿农民手里能有几个呢。农民看不到国家的真正实惠,就把矛头指向了干部和基层政府。
在两户人家调查时,男人都不在家,当话题转到对现在社会的评价时,两个女主人都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看现在社会不如毛主席那时候好,那时候大家过的多好呢,看现在有钱的越来越有,穷人越难活,这叫什么社会呢”。我想,这是现在生活的艰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以前集体承包的担子全放在了农民自己身上,什么都要自己抗。贫富的悬殊、农民生活的艰难、基层政府形象在农民心里的恶化,都是我在调查中听到的抱怨。而各种不正之风也不时传入耳中,比如农村低保的指标成了村干部手中的工具,穷人申请不到,而是那些在村民眼中过的可以的人拿走了。村民们说,人家有的二三十岁就拿到低保了。一年六七百元,对贫困家庭来说,的确是一笔钱,村里很多人在盼着这笔钱。老刘是我姑夫的本家叔叔,我到他家的调查受到了热情招待。老人一口气和我说了两个多小时。他原来在镇里的事业单位上班,机构精简退下来,结果给共产党干了二十几年,没有养老保障,经过多少次向领导争取,只争取到每月60元的补助。自己有糖尿病,大儿子去年发生车祸不能动弹,二儿子大学毕业在外边工作,还要供妻子读书,老刘说自己不好意思向老二开口,因此儿女全靠不上,还要帮助大儿子赶农活,自己生活很艰难。向镇里要求给个低保,一直没有回音。老刘说:我是党员,我不能在你们面前说党的不好。
近几年国家在农村实行的唯一社会保障就是低保,这唯一的资源就成了许多农民争取的对象,大家都在眼睁睁看着村里的指标回落入谁的手里。因此,围绕着低保就能听到许多议论。“有门子,有面子的就有低保,不管你穷还是富”。更能听到关于村干部把低保指标作为一种资源利用的,比如我在村里走访时听到,有一家不肯节扎,村干部许诺,如果节扎,就给他家一个低保指标,结果那家才肯去医院做节育手术。其实,一年区区的六七百元,对于最穷的人也不是最大的天,但从低保的分配上,农民希望看到的是公正,看到让最艰难的人家拿到,而不是各种力量在上面的表演。近几年,国家从农村的全面退出,是国家和农民失去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而国家形象在村庄出现的机会就是国家对于农村的返补。在这些返补的资源上,农民再一次和国家相遇。这一次相遇,农民是带着期盼,他们通过报纸,通过电视,看到国家对于三农的扶持力度,因此他们会格外关注低保、粮食补贴等国家的下移资源。而在贫困地区,基层政府财政权力的上交,使其运转出现了困境,而国家下移的资源就成了他们的救命草。这样农民在电视上看到的承诺实惠同到手的资源之间距就能了他们抱怨的导火线,国家在农民心中的形象也就在这种差距中一落千丈,农民把所有的不幸都归于基层的腐败。
五:和风险社会沾上边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在家种了几千年地的黄土高坡上的人们开始陆陆续续走出山沟沟,他们没有南方人的勇气,但至少开始出去揽工了。村里人一般去县城或者周边经济发展好的县市找活干,到这两年,村里一半的劳力都出去了,下煤窑、打黑矿(赚钱多,但不安全)、当小工、进工厂、自己进城做生意等等,总之很多人到外边去营生。农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主动加入,参加到国家的现代化中来,也第一次无意识地把自己放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运转中来。当去年经济危机来临后,这些受苦人才发觉自己的命运和外边的世界好象有点关系。在我调查的过程中,和一些在外边打工的人谈话时,他们聊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经济能好起来,什么时候自己干活的那个厂能开工呢。以前的经济危机对于他们来说是隐性的,就是粮食价格比往年低点,这对他们影响不大。但当他们离开了土地,完全靠打工维持生计的时候,经济危机的确刺痛了他们,风险社会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就把他们拉进了自己怀里。
农民走出村庄面对城市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把自己同现代化联系了起来。现代化的蜜他喝了,现代化的苦水他也得咽。失业是他们外出遇到的最大的冲击,然而不仅仅是失业,他们还得面对受伤和死亡。刚开始调查的时候,我来到村头,随行的小表弟问我:咱们去村后头第一家吗?我说你认识他家吗?表弟用他那童稚未脱的语气给我讲起来,那家的男人叫许某某,下煤窑给压死了,总共赔了多少万什么的,他还纳闷那么多钱怎么花呀!联想到我要问一些户主的情况,考虑到她家刚刚过去的不幸,我说不去了,她家的情况你就全告我了,用不着了。这些死亡和受伤的故事,我每次回乡都能听到,就在我要离开家乡的时候,又听到邻村一个三十四五左右的人在煤矿事故中死亡,留下几个孩子。在我调查的一天下午,忽然听到说,村里有人打架呢。跑去看的人回来说,原来是本村一村民和邻村一村民争吵呢。故事是这样的,前几个月邻村苏某的大儿子同本村刘某的儿子同开一辆汽车搞运输,结果发生交通事故,苏的大儿子死亡,刘的儿子受伤,苏向刘家问罪,说你家儿子为什么要带我家儿子一起出去呢。而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苏的二儿子在他哥哥遇难前两天,开着三轮车,上边载着我们村刘某的二儿子,结果发生翻车,把我们村的那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压死。之前,我只知道我们村那个小伙子发生车祸遇难,而不知到事情原来这么可怕。我听过他们讲后,感觉那几天苏家应该快崩溃了。这种发生车祸(村里年轻人大多学会开车,要么自己买车,要么打工开车)、矿难的事情每个村每年都有。前几年有几个村(我老家附近)每年发生好几起年轻人非正常死亡的事情,村里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而村民在找原因的时候,把问题指向村庙年久失修,神不保佑村里人了,因此,在我的家乡近十年以来,几乎每个村都新修庙宇,青楼村的庙也在前几年也新修一次,在村里边最耀眼(关于此,我计划另写文章进行分析)。
在外面世界给村民带来不确定性,而村民对自己的命运又没有把握,加上没有任何对村民的保障,这些无依无靠的受苦人就把目光投向自己从小时侯就信任的村庙,他们带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把那偶然间发生的事情和不确定的命运拜托给神。农民加入到现代化的浪潮中,就无法避开现代化的附带物——风险,而农民在面对风险社会时,是最没有抵抗能力的群体,他们只能靠天。民间信仰以及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复兴与这脱不了干系,因为这些信仰里的神就是他们的天。只要农民加入时代的潮流里,他们就得一直前进,这里没有退出机制。
六:传统的遗存
来村里调查前,就听人们说起这个村的村风很好,人们之间还保持着比较传统的来往,而不是象有的地方,人们只是自己顾自己,有事就花钱请人。村里主要由两大姓刘和白组成,刘姓又多余白姓,另外有许和钟等少数几家杂姓。村里和临近两个村轮流每年正月初十左右举行一次“转九曲”的传统社火节日,每次三天,在晚上举行,届时周围村庄和本村的村民前来参加,我小时候经常前来,那种热闹场面记忆犹新,听说近几年举办时,已经没有多少人,但还继续举办。村里每年唱两次神戏,就是农历四月十五和六月十五。这次我也顺带看了一下,庙会的热闹程度已经不能和前十年比了。而周围有些村,由于村里人半数外出打工,这种年年夏季唱戏的传统已经基本没有了。这些传统的仪式是还在勉强保存着,村里的人还记得村里的活动,在我调查的几天里,有很多人家就是专门回来看戏的。村里的活动还是他们的的活动,他们的生活意义还在村庄,外面只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
我的调查涉及日常生活的家庭交往,比如农忙谁帮忙,临时缺东西向谁家求助等问题。在村子里,人们普遍说,春季下种比较忙或者秋天收秋家里人手比较紧张时候,其他邻居、本家会主动帮忙,然后大家会轮流帮忙,实行“换工”,用不着花钱雇人。对于一些日用生活用品和农具,只要谁家有,都可以借,也不用分亲疏。对于村庄里的这些,很多人在调查中说“我们村在这点上很好,村风在方邻近(村周围)也没得说”。“我们村的人也一近(方言,即很团结),谁家办个事圆(方言,指红白喜事),不用请,自己就上门找活干”。这些话出自好多人的访谈中,听见这些话,我的心情温暖过好多回。
但是当提到经济来往的时候,大多数人说“一般就是向自家的人(至亲)借钱,最要好的朋亲(朋友)也借,但是现在人有钱以后,都希望放高利贷,你就不好意思向村里人借,有事就贷,这样不麻烦,不用领情”。旧象我在上文中所说的,村里人在急需大笔款项的时候,他们会求助于村里或者村周围放高利的人,当我问到要不要保证人时,他们大都说自家村的根本不用,在外村贷的话,就得找个人保。一个在村里很活跃的老乡的说“我有时需用钱,直接到他们(那两个个体户)那儿拿,连条也不用打,我们都很熟啦”。因此,在这种经济理性的情况下,村庄熟人的交往规则还存在并运行,传统和现代在高利贷上并存,显示出村庄的变迁和传统的留存。村庄也离不开时代,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在村庄里,人们也问我这个知识分子,“如今这个社会还会变成个甚样?”。那到底会变成个什么样,我也说不出个道道,只能用在书本中看到的东西给老乡们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的准确程度,我不敢肯定,未来有时很虚幻,谁敢打保票呢?
七:代际资源输送的不平等
我在上文提到的老刘,二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十年,在南方工作。三十四五岁时候在爹娘的催促下才结婚,老刘说他一天不结婚,我一天不放心,这下好了,孩子们自己过自己的。当我问到,他这么困难,二儿子不帮忙吗?老刘说:孩子们刚工作,在外边还没有房子,再说现在外边的房子那么贵,攒那点前不容易,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自己还能动弹,地里还能收入点,瞎活吧。话题很沉重,我们俩的聊天也就转入其他方面。
那天下午,我走进一户人家,院子外边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在菜园子里忙活,女主人接待了我。她告诉我那老头就是他老公(当时我很吃惊,因为看起来年龄相差很大),有病,还不到六十岁,耳都聋啦(后来他回来,发现的确和他说话很困难)。她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大学毕业在省城工作,儿子上大学,家里花了不少钱。现在老两口在家里种地,当我问到收入情况时,大娘叹道,那有什么收入,就那几亩地,收的刚够吃。“儿子也帮不上什么忙,几个汝子(女儿)帮衬点,凑乎着过呢!”这是农村的现实,当农民含辛茹苦把各种资源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而到头来这些外流的资源基本没有返回的机会,农民用自己的钱为城市培养劳动力。
上面我说的是农民与走出去不当“受苦人”的子女的关系,而更沉重的是留在他们身边的儿子。农民用高利贷给儿子娶媳妇,一个媳妇得花农民好多年的积蓄。我在上文中说的新娘要的五六万房子钱要交到新娘的手里,这笔钱是被他们小两口掌握着,而这些钱是要新郎的父母偿还,这一般发生在农民有好几个儿子的家庭,如果农民只有一个儿子,不会发生新娘索要这么多钱的事情。调查中以及在家乡和老乡门的聊天中,得知事情的原由。老乡们这样解释(其中有给儿子刚娶过媳妇的老年人,也有一些结过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个儿子,那媳妇知道老人赚下的钱都是这个宝贝儿子的,没有必要要这么多。倘若老头有几个儿子,不要的话,老头就给其他儿子了。另外,婚前多要点,自己婚后好过点。这就是这些年轻人的逻辑。我在调查中以及在村庄里的日子,经常听到刚结婚不就的年轻人放高利贷,我纳闷,这些年轻人哪来的积蓄啊?在同老乡的聊天中得知原来新娘把向公公要的几万元放了高利贷,而公公却不得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拼命地打工来偿还借下的和贷下的几万元钱。说的这儿也就不难理解我在前边提到的那位哭泣大娘的心情。给儿子娶完媳妇,他们还消停不了,还得还债务。他们还得不停地给子女帮忙,比如照料孩子,给外出务工的子女提供粮食等。在村里也经常听见老年人同子女在经济往来上的一些纠纷,老年人抱怨子女没有良心,自己给他们那么多,他们还嫌少,这一般发生在老人有几个子女的家庭中,子女总抱怨父母不公平。总之,农村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资源来往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村里,发现很多老年人住在比较就的房子里,六七十的人还要到田里干活。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老人们无奈地说:不动弹,你说不吃了吗?问人家(儿子)要,又不想看人家的脸色。儿子想给,人家媳妇想给吗?
八:农民的未来
在我以前关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文章里,我曾提到过青楼村小学的命运。这次调查时,我路过村小学几次,大门紧锁,锁子上有明显的铁锈。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前七八年新修的平房在那里空着,任由麻雀来往。我在调查中经常走进一些没有人在的院落,问邻居,才知道主人在外边打工,好几年不在家了,虽然村里唱戏,有些人家还是没有回来。有几家我调查过的人家,住在外出打工人家的房子里。今年村里的人多些,出去找不到活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那些全家搬出去的就在城里边找个活干,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在城里瞎找个活干,总比在家没有收入强,每天出去总能撵几个(赚点钱)”。调查过一些还有孩子正在上学的家庭,他们一开学他们就随孩子搬到镇里或者县城,假期回家照料一下地里。在一户刘姓人家调查时,女儿今年正考上重点大学(华侨大学),主人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露出欣慰的笑。
在村里,也有人担心,他们说:我们现在在外边揽工,但是再干,也在城里买不下一套房子,我看咱们老了干不动时,还得回这个村。然后他们就细数村里谁能在城里扎根(能买下房子),结果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有本事的人物。村庄里原来有二百户左右的人家,但当我调查一遍时,发现就剩下一百户左右,着还要加上最近几天返回村里的人家。村庄里基本没有了建设,前几年修的平房,现在要卖,很低的价格都没有人要。村里荒芜了几年的土地,今年陆陆续续被那些返乡的农民开出来,但当我问他们未来的打算时,很多人说,等城里的厂子和工程开工了以后,还打算出去,在村里没有办法赚钱。“你说,现在什么都要花钱,咱们受苦人来钱的地方少,花钱的地方比人家少不了一样,现在离了钱不能活”。农民徘徊于村庄与城市,当城市里有饭吃时,他们去那里抢点,当城市里没有自己的饭时,他们返回故土,这里的饭虽然没有城里的香,但能吃饱。但是,时代好象不允许他们停在“吃饱就行”的状态,他们还得穿好,住好。他们想消停都消停不下来,其实他们的生活都没有了“田园牧歌”!
九:受苦人,你还苦吗?
走进任何一家老乡家里,当听说我要调查他们,很多人一开口就是“咱受苦人有甚好调查的,就不是死受苦吗?”家乡的农民把自己称作“受苦人”,而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关于受苦人的文章,那是凭我自己想象中的受苦人,今天,我直接走进他们的世界,看看他们还苦吗?他们的肚子能填饱了,而且吃上了前三十年想都不敢想的好面(即白面,相对于较难吃的豆面、玉米面等粗梁,因此叫好面),这比村庄里四五十以上人的年轻时代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人都基本住进了新建的砖窑洞或者平房,在我调查中发现,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还住在旧房子和土窑洞里。家家都有电视电话,大多数人家也有摩托车,家里的硬件看起来的确和其他地区差不了多少。从这些变化上看,受苦人应该没有那么苦了,然而,在我和老乡门的聊天中,他们经常这样讲自己的苦:“咱受苦人最苦,受死苦赚几个钱,现在的钱又耐不住花,省着用还不晓得的就没有啦”。
的确,虽然他们能吃上好面、住上砖窑、坐上摩托,但他们还是受苦人,这些是最低层次的生活,时代赋予每一个人这样的生活。在老乡的碗里,我看到的还是那简单的几样,馒头、面条、土豆丝,小米汤,几乎看不到油水,这几天虽然是村里的节日,但老乡们还是那和平常没有区别的饭食。我是在这儿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土著,我深知老乡们生活的艰苦,他们一年四季就那么几次改善生活的机会,在那不多的日子里,他们才舍得吃点有油水的东西。我是在外边转悠过的人,老乡们有时会问“是不是就我们这个地方人活的苦啊,人家外边比咱这儿好多了吧”。
老乡们生活仍然“苦”,他们的肚子还很苦,肩上的“苦”也没有减轻多少。在我调查完老刘家时,老刘说:我们那邻居,他才是正儿八经的农民呢,种六七十亩地,去年收入两三万呢,人家没有一刻消停的时间,出去从来不空着回来,总要拾把柴,你去他家看看吧。我去时,女主人正要去看戏,手里拉着个小女孩,当听说我的来意后,她边打大门,边说“不麻烦,走吧,家里聊”。院子里有几只羊,到处堆满了柴。她给我讲她家的情况,她不能生育,抱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经成人。儿子前几年发生了一场大病,病好后不能劳动,她家托人给他在一个煤窑上找了个轻松的活,虽然赚钱很少,连房租都不足,但这样让他不至于闲着,心情也好点。儿子现在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还得他们老两口帮助,而且是出大力。她说,不管怎样,孙子这这么大了,我们老两口趁能动弹,就多给孩子们攒点,你看我们家那口子,只会受苦(干农活),没命的干,就是为了他们。说话的时候,男主人回来了,他一近们就说自己要去自家田里锄地。当时正好中午,天气很热,女主人就劝老头:你不要命了,这么热的天还去,受死了(累死了)怎么办,人家村里人都去看戏,你就闲一天吧。老头子这才躺在炕上,刚睡下就听见呼噜声。女主人说,你看,他苦多重(劳动强度大)啊!我不好意思打扰大叔的休息,就和女主人告别。
走出去打工的村里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只能干最差、最累、最危险的活。我调查的最后一家在村子的最前边,走进他们家,发现一大群孩子。夫妻俩询问了我的情况以后,就直接说:你不是谁家儿子吗?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他们说:我们还在你们家吃过饭呢。原来,他们家前两年秋天做土豆生意,到我家收购过土豆(我爹在我们村里,也是最能干的庄稼人)。男主人前几年下过十来年煤窑,后来得了尘肺病,不能干重活,就做点生意。女主人今年才四十岁,他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已经有个五岁的孩子,女媳开车受伤,不能干活,全家正发愁呢。
我在村的日子里,村里正种树,这可是今年不可多得的挣钱机会,方圆几个村来了二十多人。中年人居多,但有几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当我问怎么这么啊咯了,还要出来时,他们说“老了就不吃不喝了吗,老了花钱的地方倒没有少,不干活不了”。这些种树的人中,有一个邻村的年轻人,前几年在一个工厂打工,机器把一只手截掉,他这次也来种树。和他一起的人说:他可栖惶(可怜)了,用没有手的胳膊弯抵着锹把,一天下来胳膊都肿了,但他干的还很起劲。由于残疾,至今三十好几岁还没有娶到媳妇,同父母(母亲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生活在一起。
在村里,人们谈起为什么现在的人寿命短呢这一问题,我们村的老干部力新爹这样解释:现在田分到自己手里,人们拼命地干,在农业社那时,看起来很忙,那是磨洋工,没有现在苦重(即劳动强度大)。他知道实情,农业社那时,他正年轻,当着队长。现在已经65岁啦,还是村里最勤快的人,村里人说他没有一刻消停。有一次下雨天,他不能到田里干活,就到我家串门,聊天中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在家里呆着就头晕,一到地里精神就来了。说完,逗的大家都乐了。然后他说;这天生的受苦命,没有福气享福啊!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农民继续沿用祖先的生产方式,一切农活只能靠人力,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地被国家整成梯田,比较平坦了点,但还是没法使用机械。在村里走动时,发现好多人家还养着骡子,这种牲口春天可以耕地,秋天可以往家里拉粮食,平时也可以拉点重点的东西。在我国的平原地带的农民可以享受机械化带来的好处的时候,这里的农民还得靠肩膀与双手,靠他们的“苦”(体力)来维持最低层次的生活。
看来,受苦人这个名字不能改,他们还得叫受苦人!
十:徘徊于城乡之间
在村里调查和呆着的日子,正是学生放暑假的时间,很多家长尤其是妇女也在这个时间回到了村里,这使我有机会了解这些走出去的受苦人。因为大多数是熟人或者乡亲,聊天的时候话题也就轻松了点。我有时会问他们:你们家在外边揽工这么久,应该攒了不少钱吧,兜兜底吧。然后就是他们的苦笑,以及随之而来的倾诉:好你了吧!(当地向人倾诉时的开场白,意思是:哎,你就别说了!),那能攒下钱呢,挣得赶不上花,在城里住,啥都花钱,上茅厕一个月都要交钱呢。吃的全要买,孩子们读书要钱,今天这个费,明天哪个资料,基本上每天都要钱。房租、电费、水费,光这几项哪个月下来没有二三百能行。在城里住,还不能象在村里一样,有个穿的就行,人家穿贵的,你至少要穿的新一点,孩子们也不能让他们委屈了。在村里的话,这些开销都可以俭省下来,你说能攒下吗!能花钱不紧张就算可以了,在外边揽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几年下来也就是没有债务,这就算攒下了。
我的一个初中同学,早就结婚,孩子都六七岁了。每年回去,都去看看他家。他爱人有一次和我聊天,谈到她的尴尬。她说孩子在城里幼儿园读书,放学家长都去接,人家穿的都很漂亮,自己很寒酸,不好意思当着那么多人去接,只好每天估摸着人家接的差不多了,自己才最后去。她没有文化,一天书也没有读,幼儿园老师每天都给孩子们布置作业,老师把作业打印出来贴在教室门口,让家长每天接孩子的时候抄一份。人家都认字,有的家长就抄,有的家长就用手机拍下来,她自己既不识字,又没有那么好的手机,只能等到大家都走了以后,把纸撕下来带回家,让下班回家的老公辅导孩子。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经常批评她,说你们回去就不辅导孩子吗,看看你家孩子啥都不会。她说自己在心里鼓捣着,我们都是文盲,怎么辅导啊!她的话过去两年多了,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连她说话时的姿态和苦笑我都没有忘记。
农民把自己最有精力的年华献给城市,他们得到的只是最低的生活,到头来他们还是属于村庄,城市只是一个驿站,他们只能在两者间徘徊。经常听一些回村呆上些日子的人感叹:不到城里没有钱花,到了城里又想回来,你说回来村里,又没有意思,村里不热闹,人都全不在了(外出打工),不好住。他们对城市的感情是很矛盾的,他们已经离不开城市,但在心里边又没有把它当成家,这种感情是中国农民当下的一种普遍感情状态。
十一:知识与乡村
在同老乡们的他谈话中,聊得最多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农民最实际,只有他们看得见的东西他们才相信,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资本来等待丰收的日子。这两年村里的小学都撤销了,连幼儿园都没有,孩子四岁(虚岁)就得去镇里或县城上学,人们说现在的孩子从这么小你就得给他投资。孩子小,生活不能自理,家长只能陪读,因此一到开学的日子,一家人就分成几部分,男人在家务农或外出务工,妇女陪孩子读书。人们说: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读成个人才,家长首先必须跟着受累。当问起对孩子的读书计划时,村里人基本一个态度,就是“他们如果学习好,能考上大学的话,家里也供;如果学的不行,那就读个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行了,能睁开眼睛就可以了,现在大学生出来也不是图铁饭碗,还不如早找个活干呢”。我在村里的那段日子,全县最大的一家私营企业正在大规模招工,同村里一起进去的既有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青年。我调查过的好多人家都有孩子进去厂里的,有几家是大专毕业的。人们在谈到孩子教育的时候,经常就拿这个话题聊。“你说,现在上大学也划不来,出来和人家没有上大学的一样,都去厂里当工人,也没有啥意思。你看我们那时候,高中毕业的人就能吃国家的饭了”。也有的人想开些,“读过大学的肯定和没有文化的有区别,同样进厂里,大学生在那里看电脑,没文化的在受苦(干体力活)”。教育成本的逐年升级,就业前景的渺茫,这些社会话题也在村里人的日常话题中出现。农民把教育看成走出农门的一条道路,但当这条道路堵塞时候,他们就犹豫了,该不该继续走这条路,还是绕过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好的路呢。
村里有好几个老年乡村教师,其中只有一位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其他人都是前几十年的初高中毕业学生,经过好多年的代教生涯以后转为正式教师,他们都已经退休。他们仍然是过着和村里人一样的农村生活,在村庄里他们是令人羡慕的人家,有退休工资,为人处事好,孩子们都有出息。提起教育的时候,人们总会拿这些人说事,他们惊叹“你看人家那时候,他们也没有多少文化,就能吃国家的饭,现在大学毕业要吃一碗国家的饭都很难”。我在前边提到两家孩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家里的老人生活还很拮据,孩子读书出来对家庭的回报很小,只能是自己享福。因此,农村人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或者如同我这样还是研究生),但孩子的知识对于乡村来说基本没有用处,他们是拿自己的钱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在此过程中捡了大便宜,而乡村还是照常运转,没有看到这些自己用心血供出来的知识人的回报。
农村的教育和农村社会完全脱钩,农村教育的城市面向和现代化面向对于农村来说,基本作用是零,有时是负数,因为农民为培养大学生,已经是筋疲力尽。在村庄里,有三种家庭经济困境要高利贷,娶媳妇,治病和孩子读书,这也是农民家庭致贫的三个主要原因,而只有读书对于整个农村来说是纯粹的资源外输。农民自己培养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没有几个能回来的,这样农村教育就在各个方面和农村社会脱节,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不是一种有机构成,而是出现了完全的断裂,这种断裂严重影响到教育在农村的地位,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看做一项沉重的负担,而没有看到教育的真正好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农村教育是一个极其扭曲和严重不合理的教育安排,这种教育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两个层次)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和潜在价值,反思现在的农村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如何让知识对于乡村来说也是一种正面的资源,一种对于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维持和推进农村社会文化发展来说有用的东西,这应该才是农村教育的真正取向。刘铁芳先生的提示也许是一个方向,“我们应该放弃那种先在性的简单的二元价值预设(这并不是说漠视城乡差异),放弃那种居高临下地俯视的姿态,尽可能地消除作为说话者与乡村世界的隔阂,把乡村教育的问题同等地纳入我们的教育的“视界”中来,纳入到“我们的世界”中来,去更切实地关注、倾听、理解那个世界的教育处境与教育要求,以那个世界作为我们论说其教育问题的基础与背景,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同时也面向乡村生活事实,真实地表达乡村世界的教育理想与期望。惟有这样,我们的话语才可能真正成为那个世界的教育话语,我们的言说才可能是有“根”的言说”。(《读书》2001年第12期)
让教育成为乡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知识在乡村的沃土上生根发芽,这才对得起农民的含辛茹苦,这样才能恢复知识和教育在农民心中的地位,这样知识和教育在乡村才有尊严,这也是知识和教育的本质所在。
十二:村庄里的老年人
村里有一半的中青年外出打工了,我调查中碰到的最多的就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了。老年人出去打工没有人要,他们只能呆在村里,帮儿女看看家,把自己和儿子们的地种上。当我问道一年能有多少收入时,老人们大都说:能有什么收入呢,咱们这地能打多少粮食,白受苦。很多留在村里的老人说自家一年就两三千收入,有的说连两三千也不到。他们地里收点粮食蔬菜,就给在附近城里打工的儿女带去,儿女们也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回来住住。他们虽然年老体衰,但仍不消停。我在前文多次提到六七岁的老头还出去种树赚钱,因为他们的子女大多数也是农民,种地或者打工的收入仅仅能养活自己现在的家庭,基本无暇顾及老人。在调查中,许多老人说,自己也不好意思连累儿女,因为他们也不宽裕,自己就将就着活,只要儿孙过的好,自己无所谓。和他们聊天,他们几乎不抱怨自己的困境,而全是说儿孙如何如何,孩子过的好,他们高兴地夸,孩子们有困难,他们在背后叹气,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退休老干部。
那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我走访了两户人家,都是两个老太太,老头已经去世,自己过。走进一处老院子时,迎面来了两个十来岁打的男孩,穿的开裆裤,浑身脏兮兮的,口水一直流,一看就知道这是两个傻孩子。院子里坐着一位老太太,当我问谁是主人时,她说这就是她家。原来,这两个男孩是市福利院的孩子,她叔叔是福利院的头,就给她找了这个照顾孩子的活。照顾两个孩子,一个月给她700元,但孩子的一切开支都在这点工资里。她说只好节约着点,孩子就有啥吃啥,穿着又没有讲究,他们也不懂。我在她家的时候,她女儿正来村里看戏,帮她洗衣服呢。她在和我聊天时,一直提到自己有个还很小的儿子,说老头去世时,孩子才几岁,自己照顾那两个福利院的孩子就是希望赚点钱供儿子读书。当时我纳闷,她已经六十几岁,怎么还有个读小学的儿子呢。后来在村里听说,她前几年在帮福利院照顾一个孩子时,这个男孩聪明伶俐,她就收养为儿子,孩子现在已经十来岁,在福利院的学校读书。和她聊完以后,我来到她家坡底的一个只有一间很旧的石窑洞的院子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在院子里的炉灶前做晚饭,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位和她差不多的老太太。白发的老太太是主人,男孩是他读高中的孙子,另一位老太太是她妯娌。老太太已经完全聋了,她的情况是其他两个人给我讲的。老太太三十几岁就死了丈夫,自己把几个儿女拉扯大,今年七十几岁了,还自己种着十来亩地,从来不让其他人帮忙。男孩说,他爸爸不让老人家下地了,要求老人家搬过去和他家一起住,但她死活不肯。男孩告诉我,她奶奶是为他家担心呢,因为他家和其他叔叔家都是农民,日子也不好过。
我在前面也提过,父母在给儿子结婚时,大多要借很多钱,有的甚至要高利贷钱,而这些钱在儿子结婚以后,往往由父母偿还,只有少部分是儿子承担。当给儿子娶过媳妇时,大多数人已经五六十岁,几十年的重体力活已经使这些受苦人提前进入老年,他们已经不能同年轻人一样出去打工,即使出去,也只能干一些赚钱很少的活,比如我在前面提过的“种树”等营生。因此,很多老年人虽然老了,但他们还消停不下来,农村老年人几乎没有退休享受老年生活的机会。而越老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越差,这是我在调查中强烈感受到的。村里的低保指标也基本上是给了这些老年人,这区区的六七百元基本上就是他们能支配的钱,有些老年人还拿不到低保,因此他们的生活更艰难。村里流传一句话,“活着不孝顺,死了唱道情”(道情是一种地方戏种,流传于晋陕蒙甘等黄土高原地区)。就是说,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很差,但他们一去世,儿女们就大操大办丧事。这种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一般人家给老年人举办的葬礼,动辄要花上万元。活着时候老人活得如何好,好像别人看不到,死了把丧事办得红红火火,别人一看就知道。经常听见人们议论谁谁埋葬他父母时,丧事办得如何如何好,从人们的语气中就能看出对“事主”的夸赞和羡慕。而丧事办得小气的人,经常被别人在背后笑话,人们会说:老人就去世的这么一次,他们还把事情办得那么差。但几乎没有听过关于某某如何孝顺老年父母的闲谈。也经常听到人们的笑话:现在社会,这儿子变成老子了,而老子变成儿子了。就是说,人们把一切精力都放在儿子身上,从读书到娶媳妇以至照顾孙子,而儿子对于父母却不是同样的回报。
十三:众神欢悦为哪般?
从九十年代以来,家乡周围的村庄开始纷纷建庙,有的村子是在原有庙宇的基础上补修,有的是推倒重建,原来没有庙宇的村庄就新建,总之庙宇建设在当地搞得轰轰烈烈。笔者调查的村子的庙宇原来也很好,但还是把原来的戏台撤掉新建了一个现代化的,但把原来古色古香的味道已经丢了,看起来很不舒服。老家周围的几乎每一个村在近几年都建起了庙,除去人口很少,实在无法承担巨额费用的那些村子,比如笔者的村子,就是数的来得及个没有新建庙的村子之一。但是即使没有新建,还是进行了小幅度的维修。关于新修庙宇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几个村子的人说,村里近几年由于各种事故,非命死亡好几个年轻人,这些事故有矿难,交通事故以及工伤等。村里人就怀疑是不是庙里的神不保佑自家村里的人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解释。
一般的建庙是由村里的能人组织,建好以后举行开光仪式。开光仪式前,村里以神的名义给与村里有关的各种人发送请帖,这些人包括村里现在居住的每家每户、村里嫁出去的女儿(有的村考虑到经济问题把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妇女排除在外,有的不排除)、村里搬出去的人家、村里通过读书等途径走出去的人以及在村里工作过的人。今年在调查的时候,邻村举行开光仪式,村里还请了乡里的领导和各个村委会,规模很大。开光仪式上清道士主持,在那几天村里要唱大戏,而且一般唱好几天。请来的人给庙上自愿上礼,然后吃一顿饭,上礼的人和礼钱数目挂在红布上向神和人公布。调查完往学校返的时候,路过原来的乡政府所在地的村子(后来撤乡并镇,乡政府取消了),村子正在开光,把原来的庙宇推倒重修,二层小楼全部用琉璃瓦包装,显得不伦不类。车上上来几个村里在县城打工的人,他们给庙里上完礼后返回工作地。几个人给车上的熟人介绍村里修庙的过程,原来,开始商量修庙的时候,有个人不敢承担,怕集资不起那么多钱,另一个人应承下来。结果开光仪式上收到十九万礼钱,而总共开支才十二万,一下子剩余了七万。他们还介绍了村民上礼的情况,说得津津有味,我也倒乐意他们说。一般的人家只要在外边打工,虽然不太富裕,也上一千元。混得可以的人家两三千。他们提到村里在外面混得很好的一个人,上礼时,一下子拿出一万几,包括他自己和几个儿女的。说得时候他们漏出羡慕的样子,听得人也差异得很,因为很多人家一年收入都没有这么多。他们也提到几个吃国家饭的人,才拿出一千块,意思是说这些人怎么这么吝啬啊。周围的村子都在建庙,那些没有能力建的就很有压力,好像这个村子正在衰落中。
与村村轰轰烈烈建庙热形成对比的是,大部分村庄里陆续关闭小学,村里人纷纷外出打工,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村庄,平时连一百口人都不到。村庄里除去新修的庙宇外,基本没有新建房屋,已经建好的都在那儿空着,到处是长满草的空院子。可以说村庄里呈现出“众神欢悦与人气消沉”的矛盾景象。
随着当地施行退耕还林的政策和土地收入的低下,村庄里的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但由于很多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体力为生。他们只能下煤矿、进工地,而这些往往都是很危险的活,村庄里伤亡的人也大多数是在这些工作中发生的。很多人是用命在挣钱,调查时,村民们叹气道“现在除去下煤窑,没有好赚钱的活,下煤窑就凭命了”。农民走出村庄求生时,几乎没有依靠的对象,他们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自家村里的神庙,神庙成了村民的“社会保障”。国家的社会保障是在人们出现困难以后提供的,而对于农民这个二等公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上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他们只是口号上的“工农联盟”。在国家保障缺乏的情况下,他们把目光投在村里的神庙上,祈求自家的神庙保佑自己不出事,能平平安安地挣钱。这是一种“事前保障”,完全不同于国家和社会的“事后保障”,这是当地农民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的一种策略,是“靠人’无望下的“靠天”行动。
当地传统的宗族势力很弱,人们的宗族观念很淡,很少听说有家谱和宗祠的人家,村庄里唯一权威中心就是村庙。随着一部分人走出村庄赚了一些钱,他们在城市里根本没有展现自己的机会,村庄仍然是他们的意义所在。因此当村庄里建庙开光时,他们一定要回到村里,在村庄的舞台上才有人承认他们的存在和价值。很多人在外面打工,但收入根本不可能使其把根扎在那里,村庄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村庙作为村庄里最重要的事物,成了村庄认同的标志,只有在村庙上,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在村庄的位置才突出来。
十四:成为历史的“好苦水”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民把自己叫做“受苦人”,“苦”在当地的意思就是“体力”,受苦也就是靠体力为生。传统社会,一个农民如果被别人称为“有苦人”、“好苦水”,那是对他的肯定,因此“苦”在当地是一种价值。一个有苦的年轻人在找对象时,也是很吃香的,女方认为跟着这样的人吃不着苦头,可以享福,因此当地人给女儿找对象,除去考虑“门户”和“狐臭”以及人性外,就算“苦”最重要了,这是一个硬条件,一个被别人背后称做“没苦”的人是不会被考虑的。在调查中以及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中,我亲身感受到人们对“有苦”的认同。我在前面提到那位老农,村里很多人向我提起他,因此他家也就成为村里好人家的标志。
今天,“有苦”开始逐步退出人们的认同范畴,人们开始注重一个人的脑子,注重他的手艺。这是农民开始走出村庄对观念形成的改变,这是适应工商业的要求。90年代以来,当地人纷纷外出打工,而打工如果只靠苦力是很难生存的,只有具备一技之长,有灵活的脑子才能适应外面的生存空间。因此,生存空间的转变也在改变着当地人的观念,体现在对一个人的认同,就是从“有苦”到“有本事”的变化。女孩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男孩有没有手艺,而不是有没有苦。那些只有苦,没有“本事”的男青年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当地“光棍”的主体力量。
调查中, 那些因为工厂和煤矿倒闭而找不着活干的返乡农民工,一开口就是“受苦人不好活,没有技术,只受苦,挣不了几个钱”这样的感叹。因此很多家长当孩子不读书以后,首先就考虑让他们去学一门手艺,因此当他们为女儿考虑对象时,也要考虑男孩的本事,他们不希望女儿找个象自己一样只能凭“苦”生存的人。而农村中现在日子过的最好的也是那些要么有一技之长的人家,要么脑子灵活会做生意的人家,那些只靠苦力为生的人家,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到最穷人家的行列。
这种观念的改变也明显地体现在人们对教育等方面的看法上。农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读书考上学校,即使考不上,他们也认为有个初中或者高中文化,出去打工也用不着象父辈一样“受死苦”。当地有个大型钢铁厂,我调查时,正在招工,人们通过各种关系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我调查过的好几户人家都有孩子在里面工作,有的人家里面有几个孩子在里面工作。那些孩子还没有进去的人家正在做着各种准备,比如找关系,准备钱以备托人用等办法。人们每天都向消息灵通的亲友打听招工的消息,有的年轻人干脆在厂子附近住下来等消息。人们说,在厂里工作,比在外面打工强,至少它不会停,每个月还有固定的工资,不用担心索要不下挣的钱。坐车返校的时候,车上几个中年人聊到自己的孩子也进去厂子了,有一位儿子也在里面工作的大叔就说“对咱们受苦人来说,进钢厂就很不错了”,脸上还露出满足的感觉。很多家长对自家孩子能找到这样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而自豪,他们终于可以看到下一代不用象自己那样“受死苦”了。而那些在厂里工作的年轻人也成了许多只能靠体力为生人的羡慕对象,当然也成了姑娘们恋爱结婚的选择对象。当然,“苦”还没有被人们完全否定,如果一个没有其他本事的人,他有“好苦”,那人们还是认可他的,他虽然不能通过苦力赚的流油,至少可以养家糊口。
时代变迁的痕迹可以在许多事件上可以看见,当然更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当地人对“苦”的新旧态度正是时代变迁的要求。“苦”的价值只有在农业时代具有它的价值,农业时代的生产条件和农业的特性要求农民勤劳,要求精耕细作,只有这样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改革开放使这些在地里翻腾了几千年的农民开始走出村庄,开始从事一种完全不同于祖祖辈辈从事的活。这时他们发现村庄里的“苦”在城市里基本没有价值,城市生存要求其他的本事,“苦”这个村庄里的最大价值面临贬值,因此他们开始寻找其他的本事,他们开始考虑除去“受苦”自己还能干点什么。工商业时代要求技术,要求生意脑袋,农民们慢慢地懂得这个规矩了,他们开始把“苦”放在老家的窑洞里,寻找新的门路,同时开始给孩子叮嘱“要念书,要学手艺”,而“好好受苦,干活有点苦”的唠叨已经成为他们永久的记忆。
十五:婆媳关系两重天
调查中经常听到当了婆婆的中老年妇女的抱怨,他们说,现在的儿媳妇可难对付了,尤其是刚娶过不久的新媳妇。他们说,这些新媳妇在婆婆家过着饭来张口的日子,早晨八九点才起床,起来之后等着吃早饭(当地早饭在九点左右,晚饭在下午四五点,夏天晚上七八点还有一顿晚饭,冬天就没有了,只有两顿饭)。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妇女告诉我,她那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和媳妇这几天回来住几天,结果人家媳妇嫌家里的饮食太差,一直抱怨。大婶和我抱怨说“他们不知道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吗,干脆就别回来,回来我伺候上他们,还要受气”。如果遇见懂事的媳妇,她们还会帮助婆婆干点家务,可是碰见那些教养不太好的,那婆婆就得受累了。一般人家不会让新媳妇下地的,但有的新媳妇连家务都不自己干,一切都推让给婆婆。当地近年来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女孩找对象,首先问对方的父母是否年轻,就是四五十岁左右,这样年轻的父母是她们理想的公婆。当问到为什么要考虑年轻公婆时,许多人说,公婆年轻的话,结婚以后可以帮自己很多,比如干地里的活、照顾坐月子、带小孩等活。也的确是这样,儿子一结婚,婆婆公公就消停不了,如果儿子媳妇在村里种地,他们老两口就得帮助田里和家里的事务。如果在附近的城镇打工,他们要经常给儿子媳妇送粮食蔬菜。倘若有几个儿子,他们还得小心谨慎地在几家之间周旋,以免人家说自己不公正。在我调查的最后一天,在村里碰到一个老太婆正和别人聊她的儿媳如何对她苛刻,聊天时她的情绪显得很激动,从她的话里得知她受了很大的委屈,原来她已经帮媳妇干了很多忙,媳妇不领情,反倒和她在钱上发生纠纷了。她动情地说“太没有良心了,回来吃上我的,还要我受她的气”。
有些父母年龄大,自己也很死板的年轻人就成了村里的老大难了,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就处于弱势地位,周围村里有几个这样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本地媳妇,花钱买外地媳妇,结果被骗了个精光。这样的年轻人即使找到媳妇,也是婚姻市场上的淘汰者。在我调查的过程中,遇到两户这样的人家。一户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和夫人都已经快七十岁了,唯一的一个儿子性格老实,长相有点丑,因此一直找不到媳妇,最后娶了同村一个智力低下的姑娘。可惜的是,生下的两个小孙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比起来,显得有点痴呆。老夫人一个劲点叹气,同我说“你看我家的儿子不中,媳妇孙子又是那个样”。另一户人家有两个三十几岁的儿子,老头和太太都六十大几岁。两个儿子一直找不到媳妇,前几年村里跑来一个有神经病的妇女,他家老大就收留下当媳妇,而这个神经女人经常发疯乱跑,他家没有少操心,有一次她都跑到对面的陕西去了,花了很多钱才找回来。
当问到为什么这么宠爱媳妇时,这些婆婆诉苦到:你说,现在娶个媳妇多费劲,花上七八万,就是让她在咱家炕上坐住,你和她闹翻,儿子不是要打光棍了吗?只要他们两口好好的,我们老家伙受点苦没甚。娶媳妇成本的高昂是这种婆媳关系的一个原因,这是乡亲们自己的解释。他们怕这么费劲娶进门的媳妇走了,自己家没法再娶一个。很多人家娶一个新媳妇要花七八万,这么多钱要靠向亲朋好友借和高利贷来筹集。这是一个原因,但应该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我暂时还说不出个究竟来。
回想小时侯外婆一直讲她如何当媳妇的经历,在看今天发生在这些老年人儿孙身上的事,是会形成两重天的感觉。外婆经常说,她们那时候当媳妇,可栖惶了。她回忆说,每天早上起来要先把婆公的夜壶给倒掉,然后开始做一大家人的饭,婆婆就只坐在炕上等着把饭端到她面前。平时的衣服也要媳妇洗,媳妇不仅要干地里的,家里的也全是媳妇的活。什么时候要等到其他兄弟娶了媳妇,这些新媳妇才能帮着分摊点活。如果干的不满婆婆的心事,婆婆还要打骂。而奶奶当童养媳的故事更惨烈,童年就失去双亲的她被家族里的人送给邻村一户人家当童养媳。有一年大冬天,婆婆让她去沟里洗被子,因为没有人教导如何干活,她就把整个被子放进河里,结果把整条被子洗的不象样子,回家后被婆婆打个半死。她把这个故事向她的儿媳妇讲了很多次,以至她的儿媳妇感叹起今天的婆媳关系时,常常拿起这个故事对比新旧两重天。她们讲述的应该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故事,离今天也就五六十年,当他们的儿女当了婆公时,他们的境遇完全不同于父母辈。
共产党建国后三十几年的运动应该是这种婆媳关系翻天的主要原因,运动年代里的造反事件以及其他教育起了巨大作用,这导致婆媳关系的平等化。因此,调查中这些满狐牢骚的中老年妇女对她们当媳妇的经历比较满意,她们当媳妇的年代正好处于运动年代或者运动刚过,那时侯的婆媳关系基本平等。而当她们当婆婆时,却来了个大翻天,变成了婆婆孝顺媳妇的时代。因此,三代人的婆媳关系历程在六十年里经历了三种天地,即儿媳孝顺婆婆——婆媳关系平等——婆婆孝顺儿媳,当然这只是一个模型,实际的情况有点差别。这种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分别是传统社会的孝文化、革命时期的平等文化以及新时期的市场经济文化。
婆媳关系的大变化也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但这种婆媳关系的不对等性,也显示出一些矛盾。“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对于外婆当媳妇时代的婆婆来说,是一种欣慰,一种熬到了头的感觉。而对于今天的婆婆来说,又有许多矛盾的感情,她们先是发愁儿子什么时候能找个媳妇,娶了媳妇以后又是发愁如何讨媳妇欢心,今天的婆婆是有点不好当了。
十五:“酒席”上的家族
不同于南方地区,传统社会里该地区的家族势力一直很弱,宗族里没有宗祠、没有族长,只有共同的祖坟,即使祖坟也仅仅五服以内才共同祭拜。也没有听说哪个村里某姓有家谱的事情,在近几年立家谱热的背景下,也没有出现立家谱的家族。现在六七岁的老年人,大多数的官名还是按着祖辈排好的谱系起,而解放以后出生的人,官名就不按家族谱系来起,而且很多家族已经淡忘了谱系。据当地老人回忆,解放前家族里有纠纷,也仅仅是把称为“长者”的前辈最老的人请来调解一下,长者和家族没有处分族人的权力。今天这种家族联系更加弱化,家族里没有“长者”一说,家族之间的同宗关系只能在红白喜事上才能看出来。当地的红白喜事上,最重要的客人就是五服以内的“宗人”和娘家(包括舅家人),这两家人必须出席这些红白喜事,如果谁家和这些亲戚有矛盾,这些亲戚没有出息,对于事主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当地称族人参加红白喜事为“坐酒席”,因此家族关系只能在这种“酒席”上体现出来。在当地,当关系超出五服后,红白喜事上就分开了,而这表示家族关系已经完全解除,这样超出五服以后,有的还发生婚姻关系。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有来往,也是以朋友邻居的身份,当然五服以内人民是不能以朋友相待的,即使关系象朋友,也是按同宗辈分相称相处。
当地大部分村史以单姓或者两三种主要姓氏为主,我调查的村庄以刘姓和白姓为主,而刘姓多于白姓。刘姓分成大门、二门、三门、四门等,每门如果在五服以内就在红白喜事上有来往,超出五服的就只以本家相称,但不来往。同门不发生婚姻关系,不同的门之间可以通婚,但人们一般尽量不在同姓之间通婚。白姓就没有分门,可能是来村的年份没有刘姓长。也有几家杂姓,大多数都是五服以内的本家。村里也没有形成以家族为主的势力,当地即使有家族势力控制村庄事物,也仅仅限于亲兄弟之间结成的势力。在当地笔者没有听说过某个大姓欺负小姓或者外来户的情况,反而看见一些小姓的人在村里当着支书或者主任,个人的能力在这种事情上起着主要作用。
我在调查中,有专门关于家族支持的项目,当问到家族之间的日常联系时,就能听到这样的话“本家平时也没有什么来往,就是事圆上(红白喜事)来往一下,一般还是自家亲兄弟姊妹来往紧点”。而当遇到一些资金紧缺时,许多人家也是向夫妻双方的亲兄弟姊妹开口,家族里的经济来往相对很淡薄。人们说“现在人家有钱以后,都希望放出去(高利贷),收利息,不亲不故的,你也不好意思开口,就是自家的人才帮衬你一把”。很多人即使家里发生一些急需别人帮助拿主意的事情,讨论范围也仅仅限于自家最亲的人。调查中提到家族里的人可以作为自己的讨论圈子的,就有两家。其中一位妇女提到他家有事时,会征求她男人五叔的意见,而这位五叔是村里的退休教师,儿女很有出息,是村里最受尊重的人。另一户是一位退休乡干部,家在村里,老婆是农民,他还在村里种地。他说,回到村里,他和他侄子(三十几岁的农民)联系比较紧密点,他侄子在很多事情上帮助他。
我在另一个地方的调查有点特殊,这个村出了一个煤老板,掌控全县的大部分煤矿以及邻县的部分煤矿,是远近闻名的企业家和有钱人。村里和他沾亲带故的人都被其安排到公司里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因此他成了整个家族所有人家以及他的远近亲戚的重要社会经济支持来源。只要能和他沾上边的人,都是村里过得比较好的人家,人们提起他和他家来感恩戴德。而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村子里也出过一位煤老板,只是没有这位本事大,但他家族里的人和他的亲朋好友也提到他对他们的帮助。即使这样也并不代表他们的家族观念强,而只是围绕着某个精英人物各自获取自身的需求罢了。
因此,从这些调查村庄的情况以及笔者多年的生活经历来看,宗族意识式微是该地区家族关系的现状,家族关系只留在了“酒席”上,只有在“酒席”上才能区分出长幼。
十六:煤炭时代的后煤炭思虑
世纪末以来,民营资本开始进入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黄土高原地区,几年时间黄土高原各县纷纷由国家级贫困县大跨步进入有名的富裕地区,除去那些地下没有煤炭的极少数几个县,大多数县都出现富的流油的情况。各县经济以超出国家平均数几倍的速度发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这些受苦人也跟着受益了。各地大量煤矿的开工、与煤相关的各种企业的出现以及各种相关服务的来临,给当地的农民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在这种就业机会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当地农民基本就能在家门口实现劳动力转移,因此就没有出现农民工外出的现象,农民们基本就在附近的县市范围内打工,山西的娃娃不用离开妈妈就能糊口(当地有句话叫“山西的娃娃离不开妈妈”形容山西人保守,封闭)。
煤矿及其相关产业在当地迅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支撑当地经济的大型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煤炭开发、钢铁、煤焦、水泥等几个方面,这些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能提供很多就业岗位和财政收入,因此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产业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比较低,因此在近几年当地农民只要肯干,都能找到工作。这样,村庄里有涉煤企业的农民就可以就地就业,村庄里没有企业的农民就到附近就业。涉煤企业的高收益也使得当地的消费水平和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周围地区,大富豪和小富豪遍地,尤其是当地近几年出现了煤老板买断村办煤矿而把大把的钱分给每个村民的事件,惹得没有本事的人或者跟煤不沾边的人心里直发痒。这些很轻易就能发财的故事深深地刺激着每一个想发财人的心,也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在村子里听人们聊的最多的就是那几个最富的大老板,以及跟着大老板发财致富的人,只要谁能沾上这些边,就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
如果从事与煤相关的行业,比如运输、贩运等就可以赚的流油,而没有这些本事的农民只要肯吃苦,当煤矿工人也能保持很好的收入。调查中,村民们就经常拿村里的某某说事,这些人当上几年煤矿工人就能改变穷面貌。村民们就说“现在要赚钱,只能下煤窑,干其他的只能糊口,有时还赶不上花,煤矿里的工资又利索,不怕骗,就是危险大点”。当然很多人家因为从事涉煤工作而变得比较富裕,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因为煤矿事故而伤亡的事情。但是煤矿伤亡只是个人的伤痛,一种更普遍的痛几乎在每个当地人的心里潜伏着或者已经开始隐隐发作。
我在前面提到,去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对煤炭企业的安全整治使得当地的小型煤炭企业和涉煤企业基本全部关闭,而这正是农民就业的主要渠道。大量的找不到工作的返乡农民工到处打听哪个企业开工了,哪个煤窑开了。前几年出现的欣欣向荣也暂时隐藏起来了,而听到的更多的是许多人面临破产以及债务累累,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干部的儿子一样,这应当的人在当地还不是少数。涉煤企业的不正常发展已经使当地从政府到农民开始思考黄土地的出路,经常听到人们聊天时的讨论“地下的煤挖完以后怎么办,我们吃啥呢?”,这样的问答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地方能听到。煤炭产业的高效益使得当地从政府到农民都把目光紧紧地盯在煤上,从而使本来就很弱的农业遭到抛弃。这种短视也使得政府投资出现了偏爱,只要与涉煤产业相关的,当地政府就不惜余力地花钱,而农业、文化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色。煤炭资源的无序开采和涉煤企业的膨胀发展,给当地的后续发展带来巨大的难题,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度“煤炭依赖性”考验着从政府到农民的各个阶层,也考验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面。
煤炭的开采使贫困了几千年的黄土地一下子变成黄金地,但是“地下的东西总有个完”(老百姓的话),“后煤时代”的黄土地走向何处,仍是一个困扰每一个黄土儿女的难题。而最大的承受者仍然是这些当地的农民,当面对“地下空了,地上荒了”的未来,他们只能不停地问“怎么办”!
十七:嘹得见村村也嘹得见人
陕北民歌《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中有一句话“嘹得见那村村呦,嘹不见个人”,形象地说明了黄土高原地区的地形地貌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千沟万壑使人们的出行和交往十分地困难,村村之间一般只有羊肠小道沟通。逛一趟集会得花一整天的时间,即使不远的村庄(站在一个村庄能望见另一个)也要走很长时间,因为要绕很多的山和沟。亲戚之间有个事情要么专门花时间去通知,要么捎话,如果捎话的人记性不好,那么很多事情就被耽误了。相邻两个村子里要通知事情,只能站在崖边对着位于另一个梁上的村庄大叫,往往喊破嗓子才能被在户外的乡亲动弹的乡亲顺耳听到,如果刮点风,话就被风儿带走,那就白劲了。传统社会当地的运输主要靠骡马驴等牲畜驮,因此这些牲畜在农民眼里就是宝,即使今天也是农民的主要耕地和运输工具,经常能碰到乡亲们赶着马车来回与村庄与田间。
近三十年来,当地的交通条件得到了逐步的改善。首先是各个乡镇修建了通往县城的公路,而且大部分是柏油路,这样县乡班车至少通到了每个乡镇政府所在地,人们可以去乡镇乘车,而不是象文革年代一样,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因此解决了农民去城以及外出的困难。随后每个行政村通往乡镇的乡村公路也逐步开通,这些路基本上是土路,除非正好在县乡公路上,才能沾点便宜。经济条件好的乡镇(有煤或者其他企业)也把乡村公路铺成油路,但一般的乡镇直到近几年才使乡村公路柏油化或者硬化。我调查的村庄前三年在政府的投资下,把通往镇里的公路铺上了柏油,这样人们雨天也可以出行。而大部分村庄在近几年内开始在政府的投资下,开始硬化出村公路。笔者老家属于乡里偏远的村庄,当笔者今年夏天回家的时候,村里正在硬化公路,这样百分之八十村庄的出村公路硬化了,解决了雨天和雨后出行难的问题。随着县乡、乡村公路的逐步改善以及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农民们的交通工具也多样化和现代化了。以前出行要么步行,要么骑骡马,条件好点的村庄也只能是搭乘个马车而已。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地人开始纷纷购买摩托车、三轮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到今天,笔者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摩托车,如果家庭里有几个后生,那就不只是一辆了,连五六十岁的老头都壮着胆学会了骑摩托车。农民们说:“现在有个摩托车以后,就懒得走了,出门就想骑,自己没有也想搭一下人家的,有个摩托车就是很方便,想到哪儿,马达一发,就到了”。现在人们出行基本靠摩托车,挣了钱的人家也开始购买小轿车,在村子里调查,经常碰见有人家院子里停着小车,一问,大多是主家男人或者儿子开的。现在年轻人结婚,新娘在婚前索要的东西里边就有摩托车,而不是八十年代的“飞鸽牌自行车”了。
通讯条件在近十来年也翻了天,在之前,全乡镇只有政府办公室有一部电话。记得九五年左右,笔者的初中同学当兵去,在给家里通电话时,笔者也在乡政府办公室和他通了电话,那使笔者第一次用电话。而近十来年内,先是条件好的村庄通上电话,后来除去只有十来八户人家的山庄窝铺以外,一些比较偏远的山村也安上电话。移动通讯的接收设备也基本安在了每一个行政村,即使没有接收设备的村庄,也能沾上邻村的光。现在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安上了电话,而且家里也有人别上了手机,这样即使邻居之间有个事情,也用不着隔墙大喊了。
年轻人谈恋爱也用不着偷偷摸摸去庙会上约会了,也用不着站在这个山头张望那个山头的那个他(她)了,骑上摩托车,打个电话就把思念全表达了。而《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也就要成为历史了,就象今天的人看戏不理解古人的那些话一样,现在的年轻人也纳闷“嘹得见那村村呦,嘹不见个人”这些歌词中的那种哀怨了,因为现在是“嘹得见那村村,也嘹得见人”的时代了。
十八:窑洞的变迁
一提起黄土高原,人们就能想到分布在梁上、沟里的各种窑洞。传统社会,这里的人们主要的住房就是窑洞,唯一的区别在于窑洞建筑的材料不同罢了。窑洞主要有土窑洞和砖(石)窑洞,土窑洞就是在土崖上一直往里钻个洞形成,这种窑洞具有人们已经熟知的“冬暖夏凉”的功能。但是这种窑洞的外壁容易随着风吹雨临而坍塌,因此当地人就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把这种土窑洞进行“砖接口”,这种接口以后的土窑洞比原来的窑洞安全一些,也耐住一些,同时更漂亮点,是许多穷人家的合理选择。再有就是砖(石)窑洞了,这种窑洞全部采用砖石建筑,建好以后的窑洞比土窑洞安全、漂亮,一般是村庄里比较富裕的人家才能建得起的,但这种窑洞就没有了土窑洞“冬暖夏凉”的功能了。而且因为经济条件和取暖条件,很多人家只住一孔窑洞,大人孩子同睡一张炕,如果家里人口多或者来亲朋好友,就只能到村庄里其他人家借宿。有的人家经济条件差,就出现儿子结婚以后,老子去别的人口少的人家借宿的情况,白天回家吃饭,晚上出去借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农民自主经营土地以后经济收入的增加和自主支派时间的增加,人们有了剩余的物资和精力,这样农村开始了一轮新建窑洞的高潮。这时期的建房主要是新修砖(石)窑洞,只有条件差(用水条件和运输条件)的村庄才新修土窑洞。也有人家换了样式,修起了平房,而在解放以后只有乡镇机关才修建平房。从九十年代开始,修建平房的人家逐步多了起来,这时期建房的人家中,窑洞和平房基本相等。近十年来,人们建房主要是建平房,也有少数富裕人家建起了楼房。变化的不仅仅是房子的样式,更重要的变化是房屋装饰上的变化以及屋内结构上的变化。许多人家在自家的砖窑洞的外墙上贴上瓷砖,屋内地板也铺上瓷砖,平房也基本用瓷砖装饰。一般人家修新房至少修三间,这样就有了专门的厨房、卧室、客厅,有的人家大人和孩子的卧室也分开了,而不象以前一间窑洞容纳很多功能,吃住都在一间。
屋内的摆设也同时代接上了轨,衣柜、写字台、沙发茶几等也走进了很多人家。电视也逐步由八九十年代的黑白电视逐步换成彩色电视,村庄里基本找不到没有电视的人家。洗衣机等其他的家用电器也在近几年走进了窑洞。很多人家也学着城市里装扮家里,从家具到墙上装饰都象模象样。因此,从外面看起来是窑洞的房子,里边却是另一个天地,当地的窑洞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
随着政府对农村饮水的投入,大部分村庄开始吃上自来水,因此基本上每户人家都安上自来水设备,祖祖辈辈靠挑水吃饭的日子也基本终结。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基本上通到每一个村庄,即使几户人家的偏远山庄也通上了。随着近年来通讯的发展,电话也通到每家每户。随着当地煤炭资源的开采,人们的燃料也开始逐步由煤炭代替柴木,有的人家也用上了煤气。
因此,近年来从窑洞外到窑洞内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窑洞正在铆着劲追赶城市里的洋楼房。
十九:没个儿子好心慌
我调查的第一户人家位于村子的最后头(由河流的走向确定前后),当我走进窑洞里时,大人不在家,只有几个唧唧喳喳的女孩子在家。一问才知道她们四个是亲姐妹,大的21岁,以下的分别差两三岁。只有最小的还在读书,大点的都是初中读完就没有继续上学,有的在县城里学手艺,有的在家呆着。她们说还有一个小弟弟不在家,是老五,一看就知道父母为了等这个宝贝儿子才生下这么多女儿。她们家现在住的房子还不是自家的,自家的老屋破旧的不能住了,正好现在的屋主全家外出打工,她们家以照门的名义住在这家的新砖窑里。女孩子好说话,告诉我一大堆她们家的事情。家里人口多,父亲一个劳力,女孩子也帮不上忙,因此经济条件很差。她们还能记得爸爸向谁家借钱了,借了多少,这正是是我想知道的。随着调查的深入,几天间我碰到好几家人家有四五个女孩,有的最后还生下儿子了,有的最后也没有得着儿子。其中有一户人家,老头老太太已经六十几岁,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儿子,一问才知道已经嫁出去几个女儿,这是最后落得个儿子,儿子正准备结婚,但父母这么老了,没有攒下钱,正发愁去哪儿借和高利贷呢。这些人家的孩子都在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以后出生,因此都应该是超生的。我调查的几个村,基本没有发现独生子女家庭,聊天中当他们听说我是独生子女时,他们还有点吃惊,说“咱们这地方还有一个孩子的,怪不得你爹妈能供你上大学呢,象我们这么多孩子,那能供得起呢”。只有几户人家只有一个孩子,结果一问才知道,主妇不能生育,孩子是抱养别人家的。
我调查的户主基本是中老年,因为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但通过老年人也了解了他们子女的情况。村子里五十岁左右的人,子女平均数是三个,四五个孩子的很正常,有一户人家居然七个孩子,最大的儿子最近才要结婚,但年龄也才二十出头。这些中年人有的也不是要等儿子,大多都是儿女都有了,还继续生。通过接触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以及通过他们的父母了解,这些年轻人一般只生两个孩子,如果头胎是男孩,有的就想生个女孩;如果头胎是女孩,那么都准备生二胎,期盼生个儿子,倘若儿女双全,大多数会做节育手术。只有少数命运不佳者,接连生了两个女孩后,还硬着头皮再生一个试试。年轻人对生育控制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主要是基于现实的经济考虑。“现在就是人家公家放开让咱们生,咱自己也不敢生,现在的孩子不能同咱们那时候那样当牲口养,从怀胎就要花钱,如果没有奶,那还得吃奶粉,从幼儿园就得跟着他们(村里没有学校)”,这是我经常听见的回答。因此,在这中现实经济等压力下,年轻人开始摆脱他们父母辈的观念和行为,但儿子还得要,只要有儿子了,许多人就可以刹闸了。
经常听见人们对于生儿子和女儿的对比,结果往往是生个女儿更好。人们说,女儿用不着给她花那么多结婚的钱,而且出嫁时可以要点彩礼,这样即使给她办喜事也用不着花钱。女儿经常能帮父母洗洗衣服,动不了的时候,女儿还肯伺候。而儿子就不一样了,儿子基本没有回报,光娶个媳妇就要花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有时还不够。儿子没有女儿细心,不懂得孝顺父母,父母病了,也基本得不到照顾,儿媳妇更没有指望,不骂老人就谢天谢地了。“儿子就是能在你死后给你扛扛引魂幡”,有的人就指出了这么一条理由。
也的确象他们聊天中说的,老人花在儿子身上的心血远远超过女儿,即使帮儿子成家立业,老人也不得安宁。很多老人在儿子成家后,还得帮助其养家糊口。村里有一户人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在县城打工,三个孙子在县城读书,他们想在县城买房子安家,因此老夫妇俩整年在外打工,希望给儿子挣买房子的钱,而他们的孙子最大的也上高中了,他们还不得消停。聊天中,当说道养儿子很不划算时,有的人就说“那你就别生了吧,你还是不想让人骂你‘断后(当地骂人最毒的词)’吗”,这些老年人也就顺着说“真的是啊,不是祖辈留下这么个相习,不是怕人家骂我‘没儿鬼’(当地骂人最毒的词)我肯定不要儿子”。这些不得不生个儿子的看法,也在年轻人聊天中能听到。
这种因为要生个传宗接代的儿子的观念也影响到人们的婚姻观念和行为。我在前面提到两户人家就是在这种观念下,才出现那种婚姻状况,一户就是那个赤脚医生的儿子娶了个傻媳妇,结果生下的孩子也不如意。另一户人家就是把那个从外地跑来的神经女人收留下,希望能生个孩子。经常听到人们对于娶一个很不如意媳妇男人的安慰,就是说“娶过个媳妇,就是一家人,将来幸运生个儿子那不是就好了吗?”因此也就经常发生在本地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媳妇的男人,通过非法途径或者看起来合法途径买个外地(四川、云南等地)媳妇的事情。人们抱者这样一个态度,如果买下的媳妇能呆个三两年,生下个儿子以后,即使走了,也划算。但是,经常是人钱两空,在笔者调查的几个村庄范围内,只有少数几个外地媳妇能安心地和这些本地人过日子。
看来,没有儿子,在中老年人中间,就表现得很心慌,而年轻人还是有点心慌,只是没有他们的祖辈慌得厉害罢了。因此,生育观念还处在变化中,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农村还很坚实,要动摇这个基石,还不是那么容易,可能是因为黄土地太深厚又太疏松了,这些观念的根扎的太深了。
二十: 村里村外的“朋亲”
当地把朋友称为“朋亲”,这种称呼说明了朋友的双重角色,即友人和亲人。在今天还能听到四五十岁的人称某人为自己的“磕头弟兄”,而“磕头弟兄”相当于拜把弟兄,是在神面前许愿而结成的弟兄,有点“桃园三结义”的遗风。一般情况下农民的朋亲和磕头弟兄也主要集中在村庄里或者村庄周围,因为传统社会农民的活动范围很小,仅仅局限于村庄附近。磕头弟兄比称为朋亲的人关系更铁一点,是朋亲中来往更亲密的几个核心人物。这些磕头弟兄是人们在村庄里除去自家亲弟兄以外来往最近的人,有时候比亲兄弟还要亲点,人们经常说“朋亲之间有什么话都能说,没啥拘束”。亲兄弟可能因为家事而闹翻,朋亲之间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比亲兄弟更亲。这样在传统社会里,朋亲就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磕头弟兄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听不见了,但是朋亲却越来越多。今天当人们开始走出村庄以后,他们接触的人就很多了,这样交朋友的机会也大于以前。上学时期的同学,打工时期的同事,当兵时候的战友,有时一起同乘车的人也因为话题相投有成为朋友的可能。调查中当提到经济来往的情况时,很多人提到自己的朋友,人们说“有时向朋亲开口借钱比亲戚都好点,所以我经常问那些相好的借”。我在一户人家调查时,女主人的现任丈夫(前夫因为车祸死亡,现任丈夫也是同一个村子的)在省内一个煤炭大市的煤矿上工作,她说前几年她有病,丈夫的收入也不高,于是丈夫就经常向他那些工友借钱给她治病,因为关系好,工友在她们家困难的那几年帮了很多忙。调查刚卸任的村支书时,他给我数了一下他最要好的朋友,有附件乡镇的镇长,有县里某单位的领导,他说“我们经常在一块,一个人有什么事,大家都出力,我家去年买了一辆跑县城的客运汽车,都是我那些处的好的朋友凑得钱”,这些人都是在他当村干部期间结识的,后来有的就变成好朋友。他正是有这些关系,才在卸任以后当起了包工头,主要承包国家退耕还林的一些项目,因为上面有关系就可以包到手。他家的日子在村里算上流,他告诉我“一年就五六万收入吧”。我调查的时候,他的一大群朋友正来他们村看戏呢。我在村里时,村里正在硬化路面,工程承包给一个本地人,村民就打听向老板打听他如何搞到工程承包权的,老板就告诉村民说自己会装潢手艺,前几年在县城搞装潢,因此就经常给县里的领导装潢,他就多了个心眼,结账时就少收点钱,因此就揭示了好几个相关部门的领导,还变成了好朋友,这就是他的秘诀。我是在村民们聊天中听到了,老乡们羡慕的表情在聊天中一眼就能看出来。调查另外一个前任村主任时,我问他有没有债务,他说没有高利贷,只有向别人借的债务。他说,前几年儿子结婚时,需要一大笔钱,他和村小学的许多老师关系很好,结果许多老师主动借钱给他家,因为村小学的老师是村里经常有现金的人,因此就没有高利贷。他说多亏这些老师的帮忙,否则就向村里其他人家一样得高利贷给儿子办婚事了。调查年轻人时,他们提起交往最多的就是以前的同学,还有在一起干活过的工友。一个刚结婚的年轻人,在县城某大酒店当厨师,当问到经常和他讨论问题的时,他说就那几个一起工作的人,玩在一起,有事业相互帮。人们经常说“有事找朋友很方便,有事直接说,你可以强行让他帮,比亲戚还方便”。今天在年轻人的婚礼上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朋亲来贺喜,而不像以前只有几个光屁股玩大的老伙伴了。
今天,村民们结交朋亲的机会多了,结交的朋亲也多样了,这些朋亲在他们的村庄外的打工生涯中式他们的一笔财富,也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多了,路也宽了。今天在传统关系淡化,而他们所面对的社会逐步变大变复杂的情况下,村民们能结识更多更广的朋亲,也算是他们自身适应社会的一种策略。
二十一:人情门户:不能承受之重
晋西陕北一代地区把礼物来往叫做“行门户”(我有专门文章对此进行介绍),因此礼物就叫做“人情门户”。而行门户是当地人作为一个成年人必要的社会活动,在不断的“行门户“中巩固和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在二十年以前,行门户在当地人看来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物来往,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上送个三五块钱也不算什么。但是近年来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人们经常对越来越重的”礼“叫苦不迭。近几年回乡和这次调查,这种声音一直能听到。
调查时,村里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多,因为年轻人大多数举家外出务工。当问到这些老年家庭的收支情况时,老人们一直叫苦。他们说“有什么收入呢,就那几亩地,你也是咱们这儿的人,晓得咱们这些地能产多少东西,地里的收入够吃喝就好了,一年的收入连人情门户都不够”。老人们说,一年的收入顶多两三千,但现在的人情门户动辄就一二百,自己家如果一年遇到五六家亲友有红白喜事,就得花上千元。人们说,这个钱又不能花,有来有往,人家都花,你能不花吗?当地几年来红白喜事上的礼钱越来越重,近亲一般在二三百元,朋亲(朋友)和近亲一个行情,也得二三百。不仅仅是礼钱越来越重,而且这些送礼的场合也变多了,传统的红白喜事比如婚礼、丧事、乔迁之喜(暖窑)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比如孩子过生日、老人祝寿等也开始给亲友发请帖。我听一个村民说起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最近几年三个孩子分别结婚,他都去随礼(礼钱二百元),而这个朋友有亲生父母、养父母、以及老丈人(老丈人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因此得女婿负责他的后事),这些老人的丧事也得随礼,他说,光这一家得花一千多。
随着人们结交圈子的扩大,人情门户的数量也多了起来。经常有年轻人说,自己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结婚就发来请帖,自己就得参加,而且以后这些朋友的各种红白喜事都得参加,比如他的乔迁、孩子生日,孩子结婚、老人寿辰和丧事等等,总之局面已打开,就得维持一辈子。有的年轻人说,自己有时一天就要参加几场婚礼(比如十一、五一等节日),既有村里边一起玩大的伙伴,也有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还有一起打过工的工友,朋友的礼又是最重的,因此一年下来光礼钱都得好几千元,自己的收入也就一两万,但得硬着头皮掏钱,总不能让人家瞧不起。如果把这些邀请拒绝了,自己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了。虽然这些礼物有返回的机会,但对于收入有限的农民来说,短期内这么多的支出,还是有点压力。
再者,随着村民们走出村庄纷纷外出打工,他们在打工中遇到的“行门户”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因为很多新的关系要靠“门户”来沟通。调查中,老乡们经常提到,现在在一个单位打工,必须和领导处好关系,而这关系必须通过“门户”来处,因此逢年过节就得给领导送送礼,人家是领导,礼品也不能送得差了,因此送一次也得花半个月的血本;如果遇到领导有红白喜事,人家不和你通话,也得主动去“行门户”,而根本不期待领导将来也参加你的事情。现在即使打工也不好找工作,于是找一个体力活也得找人帮忙,因此村民们说,花钱的地方可多了。我在调查的时候,县城某企业正招工,招工条件相当苛刻,很多家长就纷纷找关系,准备一些钱物送给帮忙的人,而这种门户动辄就上千上万。我也听说有人家高利贷几千元准备送人,以期待自家的孩子能进去工作,因此走到哪个村庄都能听到乡亲们关于这件事的议论。近几年当地的煤矿由于安全等原因,很多被关闭,许多农民想进煤矿都不容易,因此也听在煤矿上工作的村民说,自己也是通过关系,送了一些礼才进去的。
这几年村民的收入渠道越来越窄,很多人反映现在的钱比几年难挣了,因此收入很不稳定,这样相对于越来越重的“人情门户”,他们就显得有点吃不消,有的根本就吃不消。但是社会规则在那儿放着,谁也不敢破坏,因为大家都想继续“混”,都不想被社会和别人孤立。如此看来,人情门户之重得一直承受下去,村民们得咬着牙扛下来。
二十二:渐行渐远的红火热闹
我在村里调查的时候正是村子里一年两次唱神戏的日子,省内某小型晋剧团被邀请来唱。总共唱七场戏,前后三天一晚,这也是当地唱戏的固定场数和日子。七八千元的费用由村里一千多口人平分,因此负担不是很重,如果遇到经济形势好的年份很多人家都愿意出超出自己分额许多的钱,但是今年就只能出规定的数额了。每场戏开始以后,只有零零星星的人来看戏,村子里的老年人分散在院子里,只有他们还能懂点戏剧内容。孩子们在院子里乱窜,他们只盯着买小吃的摊子。中青年基本见不到,只有偶尔几个人也只是在聊着天。很多人呆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打牌,地里任务多的人家就忙地里的活去了。最后一晚按照惯例应该表演歌舞,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最爱看的,因此如果哪个村里唱戏,很多人就打听最后一晚的歌舞情况。因此最后一晚来了比前两天多一些的村民,他们期待能看看歌舞,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歌舞,只是清唱了几段经典唱段,很多人很失望,就纷纷提前退场了,三天的戏就在这样冷清的气氛中结束了。这和笔者小时侯来村里看戏的氛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仅仅十来年的光景,就变化这么大。前十来年,每场戏表演期间,庙院里都挤满了村里和附近村子来的人,晚上人多的时候很难从大门口插进去。不大的场子里挤了二十来家生意人,从小吃到零用物品都人人在卖,有集会的感觉。但是现在就不同了,只有三四家买卖人,也就是买点小孩子的小吃和小玩具。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孩子和狗在乱跑,戏剧团的人唱得没精打采,因为没有几个人注意他们的表演。
当地传统的红火热闹有很多种类,比如春节前后的秧歌表演,基本上村村都有自己的秧歌队,即使笔者的老家一个三十几户人家的小三村都要组织活动,一般在正月十五以前都在闹。平时有盲人说书,这些盲人来村以后,要么村集体出钱让他们说书,要么村子里许下愿的人家请(当遇到家里人生病或者牲口生病等事故时,很多人家就在土地神面前许愿如果能保佑自家,来瞎子以后就给他说书)。每当有盲人来村说书,就是村子里的热闹日子,如果是夏天就在院子里说,很多村民就提着小凳子来听;如果是冬天就在人们的家里,那样整个窑洞里就挤满了人,炕上和脚地(地板)以及家具上都坐满了人,屋子里连出气都很困难,有时人退以后,主人家才发现自家的炕板(石板)被压塌了。还有就是每个村庄的神戏,基本安排在夏天,也就是农历六七月份,这主要出于祈雨的需要,时间久了就形成了村子里习惯,每个村子固定的唱戏日子不同,象我调查的这个村子就安排在农历的四月十五和六月十五,也有的村庄是固定的月份,只要在固定的月份里,那几天都行。因此,村子里或者周围村庄唱戏就是附近农民的娱乐日子,这些日子基本处于农闲或者锄地阶段,村民们有的就暂时放下手中的锄头专门看几天戏,有的白天锄地,晚上前往唱戏的村庄看戏,戏完以后一大群人相跟回家,一路有说有笑,很是热闹。另外一些红火主要是村民们红白喜事上的鼓乐队表演,这也是一个消闲看热闹的日子。
近几年,这些活动要么取消,要么冷清。正月里的秧歌除去县城附近的村庄还在进行外,好多村庄已经不进行了。县城附近的村庄是当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庄,村民可以就近就业,用不着外出,集体经济也很强。而大部分村庄里的人过完年就得去打工地,因此节后不几天村庄里的年轻人就陆续走完了,秧歌也就组织不起来了。盲人说书随着老一辈盲人的老去,已经断绝,现在的盲人基本改行了。神戏虽然每个村庄都还继续唱,已经没有人关注了,只是作为一个约定在按部就班地维持,老祖宗留下的“相习”还不敢扔掉。与这些传统红火项目萧条形成反差的是,近几年消失了几十年的“二人台”(有的地方还叫“弹唱”)表演又开始复兴,而且受到人们的喜欢。村民们的红白喜事上也有很多人家请“二人台”表演队来助兴,有的村庄把庙会上的神戏也改成“二人台”表演了。二人台表演比唱戏通俗,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能理解表演者的唱词,再加上表演的内容一般是关于普通老百姓的感情等日常事项,因此更能赢得老百姓的喜欢。
随着电视的普及,很多人开始喜欢上电视上的娱乐节目,连中老年人也开始成为电视迷。加上电视上也有许多传统的戏剧节目,比如本地台上的“走进大戏台”以及全国各地地方台的戏剧节目,中老年人通过电视也能满足喜好。
因此,传统的民间艺术由于新的娱乐方式的进入农村,以及农民纷纷走出村庄而导致的村庄萧条等因素的冲击,开始逐步被农民冷落甚至遗忘。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红火热闹真的可能成为历史,成为外来民俗学者笔下死板的文字。那样的话,我的叙事就成为家乡的民族志了,成为一段信史了。
二十三:若隐若现的国家
近几年回乡基本上看不到乡镇干部的影子了,这和我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历相差很大。那时我正上初中,父亲是村里的干部,因此每次回家都能看到乡里干部出现在村庄里。那时的乡干部其实只充当着国家剥削农民的工具,主要的两项工作就是收取各种税费和计划生育,因此经常看见人民公仆和村民在这些事情上的争执。看见过乡镇干部抄那些躲计划生育人家的家,看见过乡干部出手打村里和他们吵架的村民,也看着他们驱赶农民去义务干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象工程,其中作为初中生也参加过每年的植树造林。从世纪末开始,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的政策逐步退出农村,另外又按着国际惯例开始象征性地返补农业和农村,这样国家由剥削者的角色转化成辅助者的角色。
当地是国家退耕还林的主要区域,因此在2000年以后开始大规模退耕,农民的大部分土地都纳入了退耕的范围。由于退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国家给予退耕户一定的补助,先后补助十年。这是国家在退出剥削地位以后对农村进行支助的一个重要项目,而且当地农民也的确享受到了一些实际。另外一个补助项目是粮食补助,由于当地可耕种土地的减少,这部分补助对于农民来说作用不大,很多人没有当回事。还有一个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农村低保,每年区区七八百元的补助,是很多贫困家庭的期待。这是国家通过直接手段和农民的来往,而更多的交往是间接的。国家在近几年通过修路、植树等工程给当地也带来了一些实惠,而这些项目都是通过承包的方式,因此国家不和农民直接发生关系。
然而,国家和农民的距离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很远了,但是在调查中却不时地还能感受到国家和农民剪不断的纠葛。我在前面提到村庄里有很多贫困家庭眼盯着低保这个指标,而低保指标又往往由于县乡村几级干部的非正常行为不能合理地到达急需这笔钱的人家手里。因此也就有了我在前面提到的很多乡亲的抱怨声,其实这个款项对于许多人家也不是救命稻草,而是国家的公平在农民眼中的一个反映,是国家形象在农民心中的一个展现机会。这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的纠葛就集中中国家的各种下移资金上了。由于国家的财政改革,乡镇一级没有财政收入,而一切都要依靠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又往往很少,这就导致乡镇一级政府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运转。而对于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来说,法子只能在国家下依给农村的各种资金上想。而信息来源开始发达的农村,也在国家政策发布的时间里了解到了具体情况,当他们发现到手的数额和国家公布的数字出现差距时,他们就知道问题出在何出了。因此,在国家退出剥削转向扶助的今天,农民的抱怨也由“多收”转向“少给”,以前抱怨国家干部肯定多收了自己的钱,现在抱怨少给了自己钱。农民把矛头直接指向乡村两极政府,指向腐败,这严重影响了共产党在农民心中的地位。
由于国家的退出,农村的公共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即使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铺路等工程,也只是国家今年刺激经济政策的一个临时项目。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可能国家很难短期内会把这些事务在农村展开。而即使这些项目也不是能令农民满意的,我听好几个村庄的农民说,这几年硬化的路面,不到一年时间全损坏了。原来,这些工程很多承包给农民说的“关系户”,而这些包工头仗着硬棒棒的后台偷工减料,结果投资上百万的工程没有给农民带来实惠。这种事件的不断出现,不仅仅恶化了共产党在农民心中本来就很恶劣的地位,而且影响了农民的价值取向。只要和农民聊起天来,他们开口就说“现在要赚钱,没有关系不行,只要上面有人,什么钱都能赚”。然后他们就给我讲他们知道的那些通过门路混出来的人的事例,很多人对于那些通过走后门发财的人表示羡慕,而对于自己的没有本事只能垂头丧气。
国家退出剥削的角色进入扶助的功能,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机会,一个发展农村的新起点,一个合理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机会。但由于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共产党党质的腐化,这种若隐若现在农民中间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家以何种身份、以何种姿态进入农村还很值得思考。
二十四:近亲越近,远亲越远
我的调查侧重于农民的社会支持,因此就特别注意村民对于亲戚的看法。我在村里调查的时候,正好碰到嫁在这个村子里的初中同学,当走进她家时,我开口叫出她的名字,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到我自我介绍以后她才调动了她的记忆,记得我是谁了。家里有客人来看戏,她妈我认识,还有就是他婆家姐姐和孩子。当我问到她家和亲朋好友的关系时,全家人就开始发言了。她姐姐说:“能有什么人扶持呢,有事还不是我们自家亲姊妹”。原来她的婆婆公公去世早,留下两个孩子。她妈也插话说:“也就是和我们老人,还有人家婆家姐姐来往的紧点”。结果要她说几个来往密切人家的情况,也就仅仅举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最亲的人的情况。来到一户人家时,他们家正准备吃饭。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他家是村里的外来户,就他们一家,父亲去世早,现在剩下他妈和他们年轻夫妇,几个姐姐已经出嫁,我调查的时候,他的姐姐正在他家做客呢。他告诉我,远房亲戚没有什么交往,就是红白喜事来往一下。平时有些事情就和几个姐姐以及老丈人那边商量一下,经济来往也就在这几家之间周转。
在村里调查的人家中间,基本都是中老年人。这些人家要么最近几年给儿子办过婚事,要么正准备给儿子娶亲。而当提到遇到资金缺口时,大部分人家说,少部分是几家亲人凑的,而这些提到的亲人也仅仅局限于孩子的叔伯姑和舅姨以及姐夫等最亲的人,剩下的缺口就只能高利贷了,这个我在前面多次提到。人们往往说,现在除去自家最亲的人实在因为亲情难舍,不得不借给你钱以外,其他人家一般不会借给你,如果有钱人家还要高利贷。因此老乡们说,一般只向 最亲的几户人家开口,远点的亲戚自己都不好意思开口。我调查时住在嫁在这个村子里的姑姑家,有一天晚上堂妹、表妹一起和姑姑聊天,不知谁问姑姑:“姑姑,你们家现在应该攒下点钱了吧?”因为姑父这几年下煤矿,每年能收入几万元,而家里又没有大的开支,因此大家心里都清楚她家应该有点积蓄。姑姑想了一下,说有呢,全娘家的几个哥哥(我爹也向她借了一些)借完了,结果仔细一数,的确每家都向她开口了。她说,想放点高利贷都没有放成,因为这几家亲戚都需要钱,还没有放出去,就被借完了,全都是最亲的,能不借给吗?
当问到走亲访友的情况时(问卷中有关于谁来家里住至少一天和家里人去谁家做客等),老乡们的回答基本上一样:“现在没有人出门做客了,即使有事也当天就回家了,都有摩托车,很方便。现在赶事圆(参加红白喜事)人们也当天就回去了,不象以前住几天呢”。只有妇女往往会提到自己的母亲会来家里住几天或者自己带着孩子会去娘家住几天,如果父母不在世,也就不去娘家了。
因此,通过调查和在当地的生活阅历,当地农村人际关系在亲戚交往方面呈现出“近亲越近,远亲越远”即“返回核心亲戚”的状态。家族来往也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只在红白喜事上有来往。同时也如我前面提到的,朋友在人们的交往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和生产面向已经转向村庄以外的人。调查中,几个在村子里日子算是最好的人家(有村庄里的个体户,有在外承包工程的老板,也有在外面干点小生意的人),都提到自己在外面的朋友是自己经常商量问题的人。只在村庄里务农的农民,他们的交往就呈现出我所说的情况,除去自家的最亲的几户亲戚外,顶多提提同村相处得来的几个人,一般也就两三个。调查中经常听到人们说,现在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了,只顾自己,不象以前那样好亲近了,现在人的亲情好象淡多了。
当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面向已经不在完全放在村庄,农业已经不是很多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农民开始走进城市,从事工业和商业,开始用数字和经济理性经营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时,他们逐步调整自己的交往方式。因此,这种“亲戚返回核心,友朋扩散四方”的交往状态可能是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农民的要求,是农民理性选择、主动适应变化社会的一种策略。
二十五:退耕还林,能退得掉吗?
近十几年来,当地农业生产上发生的最具有历史性变化的就是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在当地的普遍开展,大大区别于以前小打小闹式的植树造林。这次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开始于2000年左右,农民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纳入退耕范围,除去以前有树木的土地和位于河滩的平整地,都被退耕。在退耕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考虑农民的长远利益,把九十年代的机修梯田都纳入退耕范围,而这些机修梯田是国家花了很多钱才整理好的土地。这些梯田本来就具有保持水土的功能,同时也是很好的可耕地,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山地。更不合理的是,当地县乡政府为了短期的效益(应付上级检查)而在这些国家投资了大量资金的土地上种植上没有经济效益的木材林和一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干果林。这样,倒是在三两年内看见了满山的绿,而没有看见长远的绿。
围绕着退耕还林这个国家长期的政策,各方利益在其中进行博弈。退耕初期,部分村民担心退耕后的生计,一直和乡村两级抗衡,但是由于抗不住国家的大政策,也就最后乖乖交出土地。退耕两三年以后,部分农民无法仅凭国家的补贴和剩下的几亩土地上的收入维持日益高昂的生活,因此在自己植上树的土地上插播进庄稼,而这是国家不允许的。当地政府担心无法向上级交代,因此严格管制这种插播,对于农民的插播进行严厉惩罚。但是很多农民出于生计考虑,还是冒着风险继续插播。2006年县政府下令坚决铲除农民的插播庄稼,笔者亲眼目睹了乡村两级干部铲除农民已经种起来的庄稼,这样就发生了农民和当地政府的冲突,我调查的村庄曾发生村妇喝农药抗衡乡村干部行为的极端事情。以后几年农民当地政府放宽了对于插播的要求,而正在这时,国家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停止了大规模的退耕。当地的植树造林也局限在荒坡等公共土地范围内,而以前种上的木材林又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被农民陆续砍伐掉,补种核桃等有很好经济前景的经济林。今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部分外出农民返回村庄开始经营抛荒了的土地和退耕地,调查中也发现很多退耕地里已经插播上庄稼。
在浪费了近十年的各种资源和精力以及机遇后,当地政府开始考虑农业的长远发展,好多县提出了发展经济林的目标。我调查的县开始发展核桃林,县政府投入了许多资金。调查中得知,政府大力支持农民种植核桃树,采取了很多措施。政府出资修建通往核桃林所在地的路,而且全部硬化,我在当地的日子,几条路面正在硬化过程中。同时在核桃树附近出资打旱井以解决浇灌不便的难题,而且免费帮助农民修剪树木。这是当地政府在煤炭时代为后煤炭时代当地农村发展作出的一项长远考虑,由于核桃等经济林的实际效益,这种政策也得到农民的肯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通过观察,当地农民对于这种经济林的建设充满了信心,自觉地种植和管理养护自己的经济林,而且自己出资进行施肥等投资。当地农业由于地理环境等天然因素一直落后,而且没有特色,因此也不是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撑,地下的黑金一直维持着县域经济及区域经济。但是一条腿走路终于显示出自己的不足,后煤炭时代的出路就摆在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的面前。发展核桃等经济林的举措暂时看来是一个还找不到太大问题的选择,因此作为一个中短期考虑还是比较合理的。核桃等经济林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很多农民种植年代比较长的核桃树已经开始给他们带来不小的收入,调查中很多农民提到自家收入中核桃所占的比例很大,有的农民说自家的大部分收入是核桃,也有的农民预计几年以后核桃收入将是自己的主要收入。而且核桃等经济林使农民摆脱了承重的体力支出,农民只要投入很小的工夫就可以获得比农业多很多倍的效益。因此,这在当地农业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这种种植结构如果能产生效益的话,将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解放了农民扛了几千年的体力。但是,在表示欣慰的同时,我还是有点担忧,这种从上到下把希望都投在核桃林上的劲儿,真的能长期来劲吗?
在退耕还林这个政策中,农民的短期生存与当地政府的政治生存、生态环境的长远效益与农民生存的短期利益、粮食安全的政治考虑和生态安全的环境考虑因素等先后进行了博弈。而在这种博弈中,国家和农民都付出了代价,最后还是现实暂时获得了胜利。因此,一个问题就在这种用资金作为实验材料的试验中显示出来,即国家视角下的干预发展是否合理的问题。这种家长式的发展模式已经在我国实行了很多年,然而效果如何,还很难说。正如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詹姆斯·C.斯科特着,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中说的:“如果要我将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踊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因此,是从地方实际出发考虑政策还是从国家(外部)视角出发考虑,退耕还林在当地的遭遇就给了一个计算费用显得有点贵重的答案。
二十六:没有主心骨的村庄
当地农村的宗族文化和宗族意识一直比较淡薄,在几十年的革命运动冲击下,这种本来就淡薄的观念更加淡化,因此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势力就一直没有在当地发展以来。即使有家族控制村庄政治的现象,也仅仅局限于兄弟很多的亲兄弟之间。解放以前的当地村庄,民间基本围绕在村庄里的财主等精英周围,村庄的公共事务也是在这些人的带领下开展。解放以后,国家的政权全面伸入农村,因此只有国家势力在农村组织农民的一切。改革开放到取消农业税这一段时间,国家的权力逐步开始退出农村,这一段时间村庄里的公共事务基层两极干部还过问,基层干部还能组织起大部分村民干点集体事务,但是已经不能和集体化时代相比,基层干部的威信也在逐步淡化。农业税取消以来,基层政府由于国家的财政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基本退出农村事务,正式组织在农村基本没有作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公共事务出现了无人理会的情况。
当地主要的公共实施就是交通、自来水和用电设备,但是由于无法组织村民,因此这些事务经常出现中断好长时间都没有人理会的情况。我所在的村庄近几年由于村干部不能有效组织村民修路,就把雨季修路的事务承包给村民。有的村民连自家院子外的公路也不维修,而这一段路自家必须走,很多人宁愿绕走也不愿修。而周围村庄则出现了村路被水冲坏没人修理的情况,人们的出行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一些村庄本来已经安上了自来水,但是由于村民大部分外出打工,剩下的村民没有人愿意承包自来水事务,结果就出现了有自来水村民却下河挑水吃的情况。我所在的村庄每年冬天都出现自来水管被冻的情况,但是当村干部组织村民开挖渠道找被冻段的时候,很多村民不理睬村干部。有时组织起一部分人,但是到了工地也没有人愿意干活,因此每次挖掘被冻管段,都不欢而散,结果往往只能承包给个人挖掘。有的村民甚至说,自己宁可下河挑水也不去挖掘。因此,在公共事务上,当地农村普遍存在一盘散沙的情况。而唯一能把村民吸引在一块的是村庙,在关于村庙修建和唱戏等事务上村民又能达到和其他公共事务完全不一样的团结,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当地农村的权威只剩下村庙和神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在国家退出的背景下,当地农民又没有通过宗族等传统力量自行组织的习惯,再加上当地农业很落后,工商业也不发达,因此也没有依据生产和销售需求组织起来的必要,这样当地没有出现生产合作社等民间组织。在国家退出、传统缺失以及产业落后这几个主要因素的作用下,当地农村就成了“没有主心骨”的村庄。这种没有主心骨的情况导致农民和其他势力(国家、市场)进行博弈时没有力量,因而往往发生农民利益在这些强势力量面前受损的事情。也能听到当地农民对此的抱怨,他们很羡慕在争取资源时那些很团结的村庄。我在当地听到农民讲,在一些乡镇和村庄干部有隐瞒各种国家下移的资金(扶贫款、退耕补助以及粮食补助等资金)时候,有些村庄里的村民就组织人一起上访,结果往往能把这些东西争取回来。我在村庄里的日子,村子周围正在植树,工程承包给个人,当地农民就打工种树,但是工资比较低,有人提出来一起要求加工资否则就罢工,但是就是没有人响应。事后就有人聊到某某村庄的人就遇到这种情况,人家一罢工,老板就增加工资。因此,从这些事情上看,当地农民也有组织起来的需要,但是这种组织只能靠他们自己,当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十分需要的时候,也有组织起来的可能。我调查的村庄就有这种趋势,近几年男劳动力纷纷外出,村庄里的妇女和老年人在春耕、夏锄和秋收季节农忙时,就形成了几户人家互相帮忙的习惯,我在村庄里听很多人提起这事,村民们提起这事的时候,就有一种自豪感,“我们村村风很好,在方邻近(方言:周围的意思)也没有几个村能和我们村相比”。但是这种现象在当地村庄并不普遍,因此路还很长。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