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篇文章是我和所里的一位年轻研究人员田丰一块写的,人力资本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中国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也可能是一个伴随现象提出的。一方面中国30多年来收入差距总趋势在逐步的扩大,但是另一方面教育收益率也在不断提高。而我们通常认为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应该促进收入不平等现象改善,因为这两个现象看起来有点相互矛盾,所以就有一个解释,到底收入差距是怎样造成的,是一个合理的差距呢,还是不合理的差距。因为,收入分配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对事实价值的判断,不是一个公正不公正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所以这个报告还是主要回答这个问题。

    这一方面的理论很多了,但是我想从一个社会学理论角度切入这个问题。安德森在六十年代提出一个很著名的悖论,他发现在他之前的所有的研究中,一大部分是证明教育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促进社会平等的一个渠道;但是还有一些研究证明,教育是维护了社会不平等的持续。他的回答不是说哪个对、哪个错,他认为这两个都是真的,教育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公平,同时也维持了社会不平等,他认为这两个都是真的,所以人们把这个概括成一个很著名的安德森悖论。

    这个悖论后来被法国的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根据法国教育的一些教育材料写了两书,他们把安德森提出的问题推向了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在法国这样一个被人们认为比较公平的社会中,教育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维持了社会不平等,而且他把他对教育经验得出的结论扩大到了对整个社会的解释,也就是说对社会的一个复制。社会上层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继而得到社会上更好的地位,这样一种不平等是通过这样一种现代社会教育制度继续维持的。

    我们的文章是想研究到底教育,当然这是一个human Capital,这里面主要教育,当然我们扩大了一下,除了有教育,还有工作年限,技术指标(就是等级),想看看大家教育在劳动力市场起到的作用。

    我们的文章依靠一个数据,就是2008年在中国全国做的一个抽样调查,这个抽样调查的样本是7000多个,覆盖到整个全国28个省的一个大规模抽样调查,应该说数据还是比较好质量的一个数据。

    这个图和刚才李实教授的图是一样的,它是中国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情况,这和GDP曲线差不多。当然现在根据我们2006年、2008年大调查,基尼系数最后都达到了0.5左右,但是从中国大陆这边,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写的研究来预测这个曲线什么时候出现拐点往下走,是10年以后、20年以后中国的差距会缩小?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来说,这个差距一旦扩大以后很难缩小。最近我看巴西的数据,巴西多年以前就提出要缩小这个差距,但是缩小了10年,它的基尼系数大概从0.588下降到0.534,经过了很大的力量,但是作用并不是很明显。

    另外一个事实说到教育收益率在不断提高,与收入差距同时,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合理的,是由于教育收益率不断提高造成这种差距。过去收益差距低的时候,接受多大的教育没有什么影响,大家都是一样的,现在教育的差距可解释的部分是进一步扩大了。

    我们进一步通过一个回归分析,把教育和工作年限与人们的社会阶层(中国搞社会研究把人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这是两个模型图象的解释,这个图象是教育和这些阶层收入的关系。可以看到,这个解释是正的,在所有的职业阶层当中,受教育年限越长,收入也越高,基本上这个图是很有规则的。唯一比较歧异的一个值是私有企业老板,他们不符合这个规则。

    另外工作年限和收入的关系,这里面粗看起来是一个负相关,回归显示它并不是说工作年限越长、经验越丰富就收入越高,但是我们又分开发现,所有的群体中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个基本上是我们在社会学中所叫的白领,有知识、有文化、靠动脑子挣钱的,在这个群体内部工作经验和收入是正的,工作时间越长,收入越高;在另外一个蓝领中,靠体力收入中也是工作时间越长,收入越高,这里面歧义值也是私有企业老板和农民,这两个群体是比较特殊的,用这个规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把这两个群体分开以后,当我们把教育因素控制了以后,工作经验实际上还是对收入、地位很有说明显著意义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收益率在不同阶层中,实际上差异是很大的。根据我们调查数据,最高是职员,再一个是官员,还有一个是技术人员,这三个群体是收益率最高的。最低的很奇怪,它是农民工,这里翻译成Rural  Migrant  Worker,他们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我以为在这以前应该是农民最低,但是现在我估计农民工更多是依靠体力,他们干的工作也是选择不多,工资水平和教育差异不大,教育在这里面显示不出很好的收益率。本来我们在这里想提出一个建议,应该提高农民工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但是这里面还是比较低的,当然也有一个问题是怎样提高他们的教育收益率的问题。

    另外是年龄,特别是代际之间差异很大。总的来看还是非常有规则的,越年轻的这一代教育收益率越高,也就是说现在越年轻的这些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条件下,显示了越高教育的人越高的收益,而对于老一方面的人更多是凭借经验等等,教育方面相对较低。

    第一部分总的结论,我们叫做Economic status主要以收入为代表,当所有的因素考虑完了以后,我们觉得教育因素是最明显的,当然可以说有区域差距、垄断差距、城乡差距等等,但是即便控制了所有指标以后,教育仍然是最重要的指标。如果仅仅从这个方面来解,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当然这个合理也是一种我个人的判断。

    第二,我们来衡量它的社会地位。这里面具体代表的是社会保障的水平,或者是你在社会中得到了多少的社会保障的方面,比如说各种社会保障加起来以后,我们用它的一个量化的数据来表明你的社会保障水平多少。

    现在发现决定社会保障水平的各种因素中,比如所有制、户籍、人力资源、教育、工作经验、技术水平等等,我们把人力资本和其他的因素合在一起来看到底什么决定了人们经济和社会地位时,发现当经济地位主要显著的东西是人力资本时,在社会地位这块主要决定因素是它的户籍因素,即身份,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在非公有制还是公有制单位,是一种体制制度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社会方面的地位。

    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我们评价收入差距态势中,这个到底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要具体解释哪一部分是公平的,哪些因素是不公平的。最近有一位美国学者在我们那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比较北京和香港的收入分配,他的研究证明北京和香港的基尼系数差不多,但是北京人对收入不满意程度比香港不满意得多。所以主观的感受和客观的指标是两个问题。在我来看,差距扩大过程中,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是由市场竞争机会均等来决定的,当然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比如说体制因素决定了这种不平等是不合理的。所以你要改变收入分配的时候,主要应该改变的是什么?不是去改变教育收益率决定收入分配的水平,而是要改变教育收益率教育体制的问题,是不是通过改变教育制度使人们获得同样的教育的机会。

    最后我们想得到整个经济和社会地位合起来以后,能够对人们在整个社会当中分层位置的决定,社会学家做了很多社会分层的结构,但是这些结构很多不是推算出来的,而是综合的排序,我们原来想最好和这些数据能够完全吻合。方法是我们把经济地位经过偏相关的分析,把经济地位做出一个数据出来,把社会地位做出一个数据,为了消除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合起来把这两个作为一个指标又弄出一个系数,这个系数做出一个权重来决定你在社会中排序的次序指标。

    这个结构有一些是和社会分层学者研究是共同的,比如说农民在最下面,然后是农民工,自我雇佣者、城市工人、职员、技术人员等等。但是上面的这个判断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我们通常把最高的社会管理者,包括干部和企业中的哪些人,但是在我的分析中,由于我们给的经济关系权重很高,所以私有企业主排在最上层,但是这和大家的感受不一样,大家感觉官员应该比它们排序更高。大概是我们的方法上还有一些误差。现在的结果和感觉上有很大不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是做一个尝试。这里我们不做结论了,我们还是一项探索性的研究。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声明:本文根据第一届中澳学术会议论坛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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