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 对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之间思辨性的调和是齐美尔社会学理论的起点。他认为不能从研究对象及内容的角度去明确界定社会学,应该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抽象出一般性的形式从而达到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成功解释。透过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会有许多启示性意义凸显于对社会学的学科认识中,这样的认识有助于社会学以更丰富的思想源泉和更旺盛的思考活力屹立于学科之林。

    [  ] 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研究视角;学科定位;学科建设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又译西美尔,是德国著名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中是一个气象万千式的人物。在科塞看来,齐美尔的社会学方法和研究纲领和涂尔干是同等重要的。虽然他永远和涂尔干、韦伯一样有力地激发着社会学的想像力,[]但坦率地说,国内社会学界对于齐美尔的相关研究远远不及对于后两位学者的研究热情和力度。事实上,他的思想遗产在许多重要的社会学领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比如,他的形式社会学就是极具穿透力的解释向度,透过这种研究的视角,能够为社会学及其研究提供诸多的启发性意义。本文试从齐美尔的社会观开始,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齐美尔对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的批评

     

    科塞认为,齐美尔能够自觉抛弃孔德和斯宾塞的有机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所珍视的历史地描述各种独特事件的方法。[]在笔者看来,他之所以对社会的研究具有这一最突出的贡献,最为关键性的原因就在于他试图在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之间寻找一种思辨性的调和。事实上,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就始于他对社会本质的探讨。[]

     

    不管从理论上还是现实性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但对于二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一问题,其实在社会学形成之前,哲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这集中表现在欧洲哲学中出现的唯名论(nominalism)和唯实论(realism)之争,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不过是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哲学观在社会观上的反映和体现。唯名论者认为只有个别(特殊、殊相)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而一般(概念、共相)只不过是人们用来表示一般东西的名称,因此,个别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则是逻辑研究的对象。与之相关,社会唯名论者认为,实际存在着的只有个人,社会则是各个个人行动的产物或结果,对社会的认识是以对个人的认识为基础的,而认识社会最终也是为了认识个人,社会是思维中的抽象,只有个人才是真实存在的,真实的个人的行动的总和才是社会,因此要从认识个人的心理动机、行为意义入手去研究和分析社会。总体说来,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学中的机械论、原子论、个人主义、微观理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社会唯名论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唯实论者看来,除了个别的东西以外,还存在着一般的东西,较为严格的唯实论者认为,一般先于个别,个别是由一般分化而来的,较为温和的唯实论者认为,一般存在于思维之中,它是对事物的共性(相似性、共同性)的抽象,社会唯实论是唯实论观点在社会理论中的贯彻和表现,认为社会是由各种规则和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具有强制性,认为社会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实体,是大于其组成部分的整体,个体只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决定着个人。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学中的有机论、整体论、集体主义、宏观理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社会唯实论的代表人物应首推涂尔干。

     

    齐美尔指出,唯名论者把整个的存在都仅仅归于各种个人及其状况和经历,“社会”是一种抽象,就成为不是在个人身上发生的过程之外的真正的对象,如此则没有剩下什么现实的研究客体了,[]这实际上是不想给社会学以什么界定,缩小或削弱了社会的意义,必然会导致对社会学本身的否定,取消社会学存在的可能性。他认为该社会观的根源在于对“真实存在”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真实存在”有两层含义:一是构成要素的真实性,二是综合体的真实性。从分解的角度看,事物可视为要素,从综合的角度看事物可视为是整体。如果只从分解的角度出发,就只能承认终极要素的真实性,其错误、缺陷在于放弃了从综合的角度出发分析社会,唯名论即如此。为此,他认为,不应该认为只有最终一级的要素单位才是真实的,而这些要素所构成的形式是不真实的。实际上,个人和社会都是真实的存在,正如图画和构成它的色彩、线条同时存在一样。他区分了“综合体”和“集合体”,认为集合体是无关要素的简单堆积,而综合体是将各种要素统一了起来,成为整体的特定形式,所以,当各种要素统一起来以后就具备了一定的形式,形式就成了各要素之间的结合关系,对象只有具有统一的形式后才能真实存在,认为“综合体=具备形式”。社会就是一个综合体,社会由于具有将个人连接起来的形式或“在各种要素本身里先验存在的条件”而“现实地结合为‘社会’综合体”。[]由此看来,他有社会唯实论的倾向。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延伸到广泛的社会结构之间时,“它们才实现着我们所认识的社会。”[]

     

    但齐美尔对于唯实论也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这种社会观过分夸大或增强了社会的意义。传统的唯实论认为,人的所作所为,都在社会之内进行,是由社会决定的,将社会看成了包容个人的既存的实体,这是一种想把一切都给予社会学的界定,这样理解社会则会“把所有历史的、心理学的、规范的科学,统统都扔进一口大锅里,并给它贴上标签:社会学”,[]这也无助于社会学的存在。他认为,传统的社会唯实论有片面性,简单的认为社会是不倚赖于个人的独立的总实体,过分夸大了社会的独立性和既存性而没有看到社会对个人的依赖性和社会的生成性。事实上,“社会并不是这么一种绝对的存在物,非得它先存在,以便让其成员的个体关系能够在其框架中发展或者由它来表征(represented):社会只是对所有这些明确的活动关系总体的综合或一个总的名称而已。”[]任何社会没有也不可能僵化于某种客观化的制度之中,个人对社会也有影响,个人赋予社会以形式也对社会发生影响,“个人之间的互动是所有社会构形的起点”。[]社会是无限持续和充满创造性的运动系列,不是定型了不变的既定的僵化系列,个人的行动也制约着社会,正是个人间的相互作用,人们之间才形成了关系,而这种关系也要不断的、持续性的加以陈述和改造。所以,一般的唯实论重点在于社会层面,考察个人如何受制于社会制度,而齐美尔关注于人们之间的互动、互动的形式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导致社会的生成和变化。社会是由个人间的互动创造的处于永恒生成、变化过程中的,具有特定形式的综合体。

     

    二、齐美尔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在齐美尔看来,社会学学科的出现,反映出了19世纪的社会现实——上等阶层和下等阶层之间的分野。当社会上层等级感到社会下层不再是以个人而是作为统一的群众出现时,他们二者只能共同组成一个社会,感到了社会的存在,“人们突然感觉到,任何个体的现象从根本上讲都是由它的周围的各阶层的人的无可估量的影响决定的”,[11]这一方面为社会学思维方式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将一切其他学科不能妥善安排的问题都抛给社会学,从而把社会学想像为整个有关人的科学。

     

    齐美尔指出,人们之所以把社会学想像为整个有关人的事情的科学,原因在于人们认识到个体的生活总是处在和其他人的相互影响之中。这种看法就会在一切人文科学里导致一种新的观察方式的产生——人们再也不可能独立地解释历史事实、文化内容、经济方式和规范美德等,换言之,以单纯的个人才智和兴趣去形而上地说明社会事件将不会被允许。比如,对于语言的出现,就不必在天才的个人发明或万能的上帝赐予之间做出选择。于是,人们认为,对于历史现象的理解,只能超越单一个体的作用,要实现个体贡献的累积和升华,要落实于个体发展之外的社会及其能量。

     

    为保证社会学的科学性,就需要对它的科学性作出没有争议的规定。[12]就必须把人理解为社会的动物以及社会是一切历史事件的载体这一认识而言,社会学并不包含一个在现有的各种学科未曾触及的客体或研究对象,也即社会学不应该通过选择特殊的、为其他科学所未曾研究过的对象来建立,它仅仅是包含着为所有的现存科学找到一条新途径的可能性,它的任务在于“挑选并掌握未经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过的规律性”。[13]齐美尔指出:“社会学是一种新的方法,是一种研究的辅助手段,借以采用一条新的途径去掌握所有那些领域的各种现象。”[14]如此看来,社会学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视角。

     

    齐美尔明确指出,不能因为人的思维和行为是在社会里进行并由社会所决定就认为社会学应该是包罗万象的科学。[15]如果认为社会指的是发生于社会中的一切事物的总和的话,实际上是要社会学承担全部社会科学才能完成的任务。看来,为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门的科学,明确一个适合于社会学视角的有关“社会”的概念实有必要。

     

    对于“社会何以是可能的?”的追问会让我们想到康德,因为他曾在哲学上提出和回答过“自然如何是可能的?”。“据康德的意见,外部世界只造成感觉的素材”,[16]自然无非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样,“自然如何是可能的?”即是“有关自然的认识何以是可能的?”,这只能在观察者主体面前才得以呈现和实现,而社会的统一体不需要有观察者,因为社会可以通过个人的心灵实现其结合,[17]就像一片小麦那样生长起来,远望成畦。从前文齐美尔对社会唯实论和唯名论的批评中我们知道,在他看来,既不能把社会理解为独立于个体的单纯的客观过程,也不能将之归结为个人行为。从介入互动的经验主体出发,齐美尔认为,当人们之间以足够的频率和强度发生互动并相互产生影响,同时将他们自己组成团体或其它社会单元时,“社会”就存在了。可见,他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这个术语的,以此方式定义社会的重要性在于认识到社会及社会组织的形态是由基本的互动过程构成的。这样,社会互动就成了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互动也因此而成为齐美尔对社会进行分析的一块关键基石。[18]

     

    可以认为,至此,我们并没有发现齐美尔理论的超人之处,因为细细想来,诸如政治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是以社会互动为研究领域的。但齐美尔在界定了社会以后,非常明确地指出,对于社会概念的分析可以进行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区分,内容本身为生命所固有,并不具有社会性,只有当它们将独立个体的单纯集聚转化为具体的互动形式时,它们才是社会交往中的构成要素。[19]社会及其互动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那么,为什么不从研究对象及其内容的角度去界定社会学呢?齐美尔认为,所谓“对象”,即是预定目的和关系的一个复合体,因此,任何一个预定的目的和关系都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科学的对象,任何学科都是从特定的视角出发来考察特定事物,这样,我们就不能通过任何科学来总体性地把握对象,“科学必须研究现象的各个(不同)方面,而不是笼统的概括”[20]。如就对象的角度分析社会学,则具有归纳属性的社会学所包含的对象没有一个不被现有的科学所研究,因此,它的存在只能是为所有现存的科学找到一条新的途径,社会学研究就是要在“从生活的整体中科学地分离出‘社会’的充分的范围”[21]的前提下,对我们称之为社会的东西进行抽象。

     

    于是,对于社会及其互动的“形式”的分析就进入到我们的视野。正如科塞所说,“形式”这个概念包含了大量的哲学意涵,它和内容之间的区分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清楚。[22]形式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是指事物的特定的构成方式,事物由于具备了形式而更具现实性,因此,形式独立于它所由以体现的质料之外,它本身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规定着一切个别的事物。[23]后来,康德将之用于其认识论,认为仅有感性质料还不能构成知识,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有包括空间和时间、必然和偶然等在人的头脑中先天固有的知性范畴,所以,科学知识的形成要依赖于理性形式,它不依环境的偶然性而转移,具有先天性,借助于它可组织和统一各种质料。齐美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康德的观点,他认为,多种多样的事物的统一性即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形式,[24]但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互动及形式并不是头脑固有的知性范畴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诸如国家之间的战争、政党之间的辩论、夫妻之间的争吵和同伴之间的拌嘴以及群体之间的冲突等,这些都是互动的内容,对这些具体的内容的研究应该是其他社会科学(诸如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的研究领域,社会学就需在这些内容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概括,这样就会发现程度不同、性质迥异的社会互动现象有着共同的形式,诸如冲突与控制、统治与服从、竞争、分工等。

     

    可见,形式是人们对事物内部相互关系的抽象,也是思维对事物本质的抽象,它代表了事物的本质方面,具有稳定性、重复性和基础性。“把各种内容或整体现象的研究让其他的科学去完成,各种内容表现在它们的形式里,社会学观察整体现象的纯粹的形式”,[25]这样一来,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不是研究对象的内容,而是对于研究对象的观察方式和视角,把社会学同其余的历史—社会的各种科学区别开来。

     

    齐美尔认为,把社会互动的形式概括和抽象出来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就可能性来说,既然社会及其互动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那么,内容和形式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一方面,相同的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内容,比如,“上下级秩序、竞争、模仿、劳动分工、拉帮结派、代表机构、对内团结一致和对外关闭自守的同时性以及无数类似的东西,它们都既存在于国家的社会里,也存在于宗教教区里;既存在于阴谋黑帮集团里,也存在于经济的生产合作里;既存在于艺术流派里,也存在于家庭里,例如,尽管形成这些社会化的利益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社会化借以进行的各种形式却是相同的”。[26]另一方面,相同的内容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他非常深刻地指出:“经济的利益既可以通过生产者的竞争,也可以通过生产者的有计划的组织来实现,时而通过对其他经济群体的封闭,时而通过加入其他经济群体来实现;宗教的生活内容,在内容上保持一致性的情况下,时而要求自由的共同体形式,时而要求中央集权的共同体形式;以两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利益,在几乎无法通观全貌的丰富多彩的家庭形式中得到满足;教育学的利益时而导致教师与学生们的一种自由的相互关系形式时而导致专制主义的相互关系形式,时而导致教师和个别学生之间的个人主义的相互作用,时而导致教师和全体学生之间的更多的是集体主义的相互作用。”[27]就必要性来说,形式的意义就在于,将每个确定存在的内容纳入到自己的范围,[28]它可以充当作为区分事物的标准和进行比较的基础,从而克服各部分内容之间互不联系的状态;同时,形式研究的超历史关照性也会使对于形式的研究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如此就可以理解齐美尔在关于“服从与个人自由”的分析中何以会得出“改革或革命运动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消除统治和服从的形式,而是要使服从者能够获得统治地位”[29]的深刻结论及其意义。他指出,几何学在把事物的形式概括出来再研究抽象的图形的路径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沿着这条思路,社会学也能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抽象出一般性的形式从而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成功解释。

     

    三、齐美尔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学科启示意义

     

    正如齐美尔所言,对于理论问题的深思和洞察会引领思维发展的新方向,借助于它,会有新的灵感源泉延伸到理智的课题之中。[30]齐美尔的许多思想虽然对现代社会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他在德国学术体制的局外人身份让“他自己和学院的关系处在一种既远又近的混合状态中”,[31]也没能发展出能够继承他的“形式社会学”的学生群,这导致的结果是,当早期大师们的思想今天仍是许许多多评论的主题时,他的社会学研究的广度和智慧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理解。但我们不能粗浅地认为齐美尔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在科塞看来,只有傻瓜才会这么认为)。透过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会得出许多有关社会学的学科启示意义。

     

    启示一,从方法和技术方面难能界定社会学的本质,经验研究不是社会学唯一的规定性和学科目标,社会学可以从把握人类存在的总体性出发去回答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32]

     

    齐美尔生活的时代,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要求迫使许多理论家宣布摈弃混同于“思辨”的哲学,以此而论,齐美尔提出形式社会学显得太过执著和不合时宜,因为他对于社会学视角及相关问题的分析具有浓厚的“玄学”意味。他的“全然是康德主义的社会学取向”[33]与他生活时代的社会学思想的总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直至今日,人们对于社会学大多有一种片面的认识,总以为社会学就是以研究方法和技术见长的学科,这种认识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流动性借用”[34]所导致的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同其他学科的区别变得更加模糊而得以加强。从技术层面展开经验研究确实是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手段,但是它却无法使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反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叉性。因此,从方法上界定社会学的本质不具有可行性。不仅如此,在现今,有必要认识到单纯迷恋于这种方法和技术对社会学发展的危害性。社会学家不应该是行为统计数字的采集人。[35]统计数据本身绝然不是社会学,只有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对它作出解释之后,才能表现社会学的才智,这种才智也需要“某种既定的思辨观念作一贯的指引”。[36]仅仅把社会学当作孜孜于科学方法论以便对人类现象进行解释的学科,那么社会学一定会腐化为心智愚昧的学科。过于方法和技术的迷恋会使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失去对社会本身的关注和兴趣,其可能的结果是社会学没有也不大可能发现社会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东西。社会学不能作茧自缚,它可以和相关的学科(尤其是和哲学,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二者的研究课题即人类的生活和活动是一致的。[37])保持高度的敏感,要突破单纯的技能追求,要具有广博的学术视野,避免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思想陷入实证主义的泥潭。不错,社会学创始人明确宣称社会学是科学,但他也指出,道德观点应该成为实证研究的科学纽带和逻辑调节器,[38]在孔德那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非截然对立,他所定位的实证社会学“不仅包含对客观事实的观察思考,而且也包含着对社会生活的价值评价和道德判断”。[39]因此,应该伸张社会学的人文关怀,借助于价值理性的温床孵化人类实践品格的道德属性,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出持久美好的人性流露和充溢的善感。[40]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要比其他许多学科更明确或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学科立场。“只寻求知识和技能,而不讲道德启迪的社会学,在没有意识到道德问题时,不可能真正把握它的主要问题。”[41]对于人类存在的总体性而言,这些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存在问题,社会学对之不能置若罔闻。

     

    启示二,社会学研究必须高度关注社会现实

     

    按照美国学者约翰逊的看法,社会学的产生本身就是急剧变迁的社会提高了人们自觉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结果。[42]当孔德从人类精神史革命性变革的意义上来界定社会学时,他也是以肯定的思维方式对待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43]可以认为,从一开始就关注社会现实的社会学如要不断发展和壮大,则需继续保持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需要用科学视角和目光去审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非常熟悉的世界,以此而论,齐美尔强调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不是没有现实根源的,这是他天才般审视当时社会学学科发展现状和阶段后的学理选择。当时,正是社会学加速制度化和专业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厘清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对象领域的问题就成了非常迫切的议题。

     

    就前者而言,齐美尔断言,传统的社会科学,主要是基于社会和历史现象的内容的区别。若如此,则社会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社会科学就难有立足之地。所以,使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不应该是研究的主题,而应该是研究的方法。他认为,透过怎样的视角就会看到怎样的社会特征,从而规定自己的研究主题。[44]对于后者而言,如前文所述,当时对于该问题的解决主要有唯名论和唯实论两种基本观点。但问题在于这两种基本的观点都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据此可以认为,虽说他的社会互动形式说过高地估计了理性思维在交往关系中的作用,[45]但该观点会保证使社会学这门论述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的学说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明确地区分开来。

     

    社会生活的能动性根源在于面对面的互动。[46]撇开齐美尔思想的内部矛盾不谈,只就他的社会学研究视角的真正用意而言,就是避免将社会实体化,从而使社会学走向具体的社会生活,其启发性意义就在于社会学研究必须高度关注社会现实。“社会学视角颇像使人着魔的精灵,无情地驱使我们不断地拷问它自身的问题”。[47]笔者以为,社会学要关注的现实,大体可以包括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现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就前者而言,结合我国的现状,多多少少具有“重经验,轻理论”的倾向,“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48]所以, 郑杭生先生最近明确地指出,要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49]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一系列课题、挑战和选择,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的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如果考虑到“我们能回答什么问题取决于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50]则会相信这种吁请必将对我国社会学的发展会具有极大的建设和指导性意义。

     

    就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现实而言,社会学必须面向社会、参与生活,必须在本学科基本范畴和基本学理的框架内,真正建立基于中国实际的理论研究、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51]要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关注,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要展开多元争鸣的态势从而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真正“对话”,证明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能力。要在更高的层次上不断地推进社会学关注社会现实的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社会学的学科话语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实践内涵,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对学科所关注的“主体之间的关系”subject-subject relation[52] 参与和渗透力度,并对分析的世界产生十分深远的实践影响和后果,就必须以永不疲倦的学理追求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启示三,社会学应该有清醒的学科意识,更重要的是社会学还不应该排斥开放的学科胸怀

     

    齐美尔明确指出,那种希望社会学成为一门包揽人类一切事物的总科学的想法是徒劳无益的,社会学不能垄断解释社会现象的所有权利,必须从根本上承认其他的社会科学也有权存在。[53]不难体味,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真意在于争取社会学的独立地位,在于从诸多的学科体系中清晰地确立社会学的学科“角色”和科学“位置”,以开放的学科胸怀树立清醒的学科意识。

     

    学科意识是对学科归属的清醒认识、明确定位和正确理解,是对学科性质、任务、目的的科学把握,树立和强化学科意识是搞好学科建设和相关工作的前提条件和思想保证。社会学的学科意识要求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和学科定位出发,运用社会学的概念语言和方法工具,回答在社会学的学术体系里可以定位的、有意义的问题,[54]因此,它首先是和社会学的学科定位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把自发的社会学思考和自觉的社会学研究区分开来;其次是学科语言,日常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并不能使研究者放弃社会学学科的概念,这就要求把日常词语转化为特定的概念语言,以表征学科的成熟程度和解释能力,正如吉登斯所言,由于“普通行动者和社会观察者所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55]使得“社会观察者使用的语言与普通行动者的语言总是多少有些不同”;[56]其次是学科视角,它是由学科奠基人所设定的、在学科发展的历史中业已定型化而难能轻易改变的基本路径和角度和倾向性;再次是学科精神,它是社会学为了追寻增促社会和谐运行的学科目标而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风骨”、“气韵”与特质,[57]它和社会学的成长历程有密切的关联,它是由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决定的。

     

    学科意识是关乎到学科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在开放的社会科学时代,如果我们不确立清醒的社会学意识,那么,社会学将会迷失明确的发展方向、失落广阔的研究领域、缺失强劲的发展后劲、丧失业已形成了的良好的公众形象,甚至将会在缺失学科存在价值和竞争实力的境地下被其他社会科学所取代。当然,对于学科意识的强调也应该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不一定非要过于人为地提高社会学的门槛,否则对于学科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就社会学学科本身而言,其学科意识也应该保持开放性,社会学不应该把自己视为不证自明的认识者,而要在解释研究对象的同时不断反思自己。[58]如果说传统社会学的追求在于社会生活的单面性、社会解释的客观性的话,现代社会学观念就不能不对之进行彻底的反思,社会学的追求应该集中于探索人类在现代性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以此推之,社会学的开放的学科胸怀的生成便成为必然。

     

    齐美尔在分析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时并没有简单地否认其他社会科学的存在价值,而是指出借助于社会学这一研究的辅助手段,可以用一条新的途径去分析和把握其他现存各种学科的研究对象。[59]我们强调社会学的人文精神是因为社会学具有对无限丰富的人类生活的开放性,这必然会使唯社会学主义难以为继,从而在开放的学科胸怀中能够和其他学科不断进行交流。比如,吉登斯就曾指出,开展经验性的社会研究与进行形而上层次上的哲学探讨,这两方面应该是能够相互借鉴的。[60]再如,同样是对于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能为我们提供独特的学科视角和方法上的有益借鉴,使我们的解释更具包容性,而哲学对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在更高层次上把握其内涵,这具有激发思路、提供导向的作用。同时,在合法性问题上融入哲学层面的思考也有助于反映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61]就它和历史学的关系来说,“如果社会学本身不是一门历史性学科的话,那么它与历史学则构成一种共生的关系”。[62]事实上,当孔德以人类生活的统一性作为出发点时,他就得出了“以研究人类历史作为社会学的对象”[63]的结论。如今,人们普遍接受社会学“只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64]认为社会学是以现代性原则研究现代社会的科学。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就使社会学缺失了历史的视角,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 费孝通先生在生命的晚期还在撰文呼吁,要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要在社会学研究中引入新的研究方式,以一种开阔的心态,向全人类的各种文明探寻长期积累的智慧。[65]国内已有学者非常深刻地指出,如果敢于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那么前现代社会学概念也是可以得到认同的。[66]笔者以为,如此强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对“前现代性社会学”概念的承认,它更重要的是社会学开阔胸怀的极好的体征,它很有可能会在多学科维度上拓展更广阔的社会学视野,社会学将会以更丰富的思想源泉和更旺盛的思考活力屹立于学科之林。



    [作者简介]岳天明,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暨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

    [] []刘易斯·A.科塞著,石人译:《社会思想名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 []乔治·瑞泽尔主编,刘仲翔等译:《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 []刘易斯·A.科塞著,石人译:《社会思想名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 刘少杰主编:《国外社会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 []齐美尔著,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 []齐美尔著,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11]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12] []乔纳森·特纳等著,侯钧生等译:《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13] []科恩主编,梁逸译:《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

    [14]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5]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6] []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0页。

    [17]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18] 成伯清:《现代性的诊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19] 成伯清:《现代性的诊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20] []刘易斯·A.科塞著,石人译:《社会思想名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21]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22] []刘易斯·A.科塞著,石人译:《社会思想名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23] []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7页。

    [24] []齐美尔著,钱敏汝译:《哲学的主要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5]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26]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7]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28] []齐美尔著,钱敏汝译:《哲学的主要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9] []D.P.约翰逊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35页。

    [30]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31] []刘易斯·A.科塞著,石人译:《社会思想名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32] 成伯清:《现代性的诊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33] []乔纳森·特纳等著,侯钧生等译:《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34] []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著,王铭铭、蓝达居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35] []彼得·伯格著,何道宽译:《与社会学同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36] []奥古斯特·孔德著,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37] []H.P.里克曼著,姚休等译,岳长龄校:《理性的探索——哲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02页。

    [38] []奥古斯特·孔德著,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0页。

    [39] 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40] 岳天明:《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载《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年第3期。

    [41] []H.P.里克曼著,姚休等译,岳长龄校:《理性的探索——哲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7页。

    [42] []D.P.约翰逊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8页。

    [43] 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44] 成伯清:《现代性的诊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页。

    [45] 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46] []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任等译:《互动仪式链》,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1页。

    [47] []彼得·伯格著,何道宽译:《与社会学同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48] 郑杭生:《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9期。

    [49] 参见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50] []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之旅》,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51] 岳天明:《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学》,载《学海》2002年第6期。

    [52]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要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关联,因而“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发现与它所关注的客体和事件所构成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技术”关系,所以,科学家可以把他们所积累的知识“应用”到一系列独立构成的现象上去,这一点明显的有别于社会科学。参见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9页。

    [53]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54] 《社会学研究》评论员:《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55]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3页。

    [56]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6页。

    [57] 岳天明:《试论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精神》,载《民族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

    [58] 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59] []齐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60]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也可参阅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页。

    [61] 参阅岳天明:《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62] []彼得·伯格著,何道宽译:《与社会学同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63] []雷蒙·阿隆著,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64]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页。

    [65] 参阅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66] 参阅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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