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流动性使人变得活泛了,从身体到社会关系,过去那种硬束缚松绑了;而开放性更体现在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包括在处理硬约束关系时,人们考虑的角度也和过去不一样了。这与改革以后利益多元化和诉求多样化很有关系。比如说,今天的人不当官也能有所发展。这在客观上就把原来的所谓官本位逐步改变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再来考虑政府治理,考虑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就必须既实事求是,也与时俱进。当年,我们很多官员是大老粗,甚至说话带脏字,但哪怕一个支部书记、一个乡长,大家看他都像看英雄。现在的官员学历高,见的世面多,能力可能也很强,但即使是省长、部长,有时候说话办事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性了。不是说咱们的领导不行,而是因为社会关系本身变了。当然,全世界都变了,不只是中国。在所谓全球化时代,大家被卷到了一个“地球村”,大家也都面临着重新调整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以及官民互动方式的问题。
四、新时代对治理模式的新要求
今天,官民关系已经不再是静态的。大到各种群体事件、纠纷,小到一些日常的人际关系,要想处理得更妥善,如果只延用过去静态的、纵向的管理方式,不管是要求官还是要求民,都不够了。以往出了什么事情,一级一级地开会、一级一级地传达文件;现在,很多时候会还没开、文件还没传达,老百姓通过网络信息、手机短信等早就知道了。包括老百姓的各种利益诉求,光靠纵向干系来解决,已经不够了。况且很多问题的发生未必是出在官员尽不尽职、有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等上面。比如说我们大规模、全方位的招商引资,方方面面的倒腾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就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规矩而没遵守,而是因为它们完全是新现象,老规矩不适用了,新规矩又还没产生,或者彼此之间还不够协调。
而全球化也让很多问题已经不再是狭义的传统小社会里的现象,有时它们发生在一个局部区域,但却很可能是跨国(Transnational)现象,超越了国家、领土、文化等各种边界,流动性很强。自然现象方面,像气侯变暖、生态环境问题;社会现象方面,像各种跨国贩卖人口、走私、贩毒、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一个国家政府的力量或者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解决的,任何单一国家、任何单一政府,或只是传统的双边关系谈判,都不足以处理好它们。但这些问题又确实容易激化和转移,把全球矛盾转变成地方上的官民矛盾。比如说,现在的资本具有跨国流动性,资本是哪儿有市场、哪儿有利润就往哪儿跑,它从某个地方撤走,就可能给这个地方带来高失业、高犯罪、高贫困等问题,而老百姓就开始找政府,以为这是政府的事。但是实际上单靠政府本身根本无法控制资本的跨国流动。这都给治理方式带来了很多新挑战。
新的时代,必须要有治理模式(Governance)的转变。而新的治理模式的建立不只是政府和官员的事,全社会都有一个怎么适应新时代、改变传统管理方式和社会运行模式的问题。既然信息的开放性增强、流动性加快,利益越来越多元化,诉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了,那么我们的管理方式就得是开放的、动态的,有事就及时处理,有矛盾就及时化解,不能等出了问题再去应急。
同时,还得重视在新环境下政府的正当性、权威性问题。因为几千年的传统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今天中国社会官员要是没有能力、德性不正,老百姓不会服,心不服甚至口也不服。在中国,直到现在谁也不敢公然把贪污摆在桌面上,人民群众对待贪官就如同对待过街老鼠。说明“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而且这杆秤还很重,因为道统、德治还在起作用。而道统和德治,靠的不是权力和金钱,它靠的是权威;权威的背后是王道而不是霸道。过去,无论是革命建国还是粉碎“四人帮”,都带来了很强的正当性,但那毕竟是结束四分五裂状态或改变一个政策,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新时代,中国怎么重新树立一个既实事求是又与时俱进的王道、权威,并且能适合80后、90后一代青年人,让他们也能接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它不只是官员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类的问题,也不只是官员能不能廉洁自律的问题,而是整个治理模式乃至其背后的话语体系如何具有权威性的问题。
五、未来治理模式展望
中国当下正处在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我们是由古老的、延绵不断的文明,在走向现代的、法治的、科技的、市场的社会。时代变迁给我们现在的国家建设带来了很多挑战:司法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制度等等要完善,科技、环保、法治等等要加强。另一方面,从正当性、权威性来说,我们也要承先启后——既承接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延续至今尤其是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当性、权威性,又建立适合这样一个动态、开放和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时代需要的治理模式。
理想的现代治理模式不是向西方“接轨”,因为西方面临的挑战也很大,甚至出现了金融危机、治理危机、信任危机等各种危机。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古今中西的结合点,既打破和超越古-今、中-西对立,又能把古今中西的东西进行有机融合,发展出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一定不是两元对立的,不是社会与国家对立、民众与政府对立,或者古今对立,中西对立;它也一定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既是继承的,又是创新的。
中国的机遇就在于,我们现在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实验、社会变迁之中——十几亿人在30年之内实现了如此巨大的转变,这个变迁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从没有过的,连当初的英国工业革命也远远没有我们这个规模和速度。西方社会走向现代时间很长,代价很大,几百年间,它们经历了无数次对外殖民和内部的战争,内部的不平等和矛盾也很厉害,并持续了很长时间,至今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了30年,建国已经60年。但到现在为止,我们最多只走了一半,还将继续走下去——这既是挑战,又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下一个30年或60年,十几亿人如果能够走出一个既是全新的、又继承了我们古往今来文明遗产、传统和价值的,在治理体制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模式,中国社会和整个世界必将更加和谐。
●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