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之间找关联、村庄内部提问题
——一种可能的村庄研究进路
在上世纪初叶的本土社会人类学家那里,村庄研究的意义往往在于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单位,他们希望以小村庄来窥探大社会的运转逻辑和变迁动力。也正是因为这种思路,让费孝通名噪海内外的《江村经济》一书才有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这一副标题。虽然对于社区研究的方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整体社会的状况,海外的学者不断地提出质疑,但一旦中国学术研究的空间开放,村庄研究(社区研究)就能重新占领高地,并毫无悬念地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和本土研究的经典范式。直至今天,纵观中国的学术现状,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还是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村庄研究的传统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以致离开了村庄,相当部分研究就因丧失了表述的载体而成为不可能。
村庄研究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对于村庄如何研究的问题,学术界却缺少足够的学术对话以及成熟的学术进路。具有专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关心的是超越于村庄的学术命题,从而为自己的村庄研究寻求一个更大的意义寄托,但他们对于在村庄内部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思考问题却往往语焉不详。给人的一个印象是,似乎村庄如何研究本身并不值得讨论,似乎一个研究者身在村庄就是在做村庄研究。对村庄研究方法的反思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今天大量的所谓村庄调查研究事实上脱离了村庄,研究者身在村庄,却提出了村庄以外并与村庄无关的问题,从而消解了村庄经验的意义。因此,在村庄中如何进行研究显然不是进入村庄就能解决的问题,还需要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以防止陷入一种思维的陷阱之中。
一次村庄调查期间,惊奇于村庄中大量存在的未婚男青年的存在,有人将此解释为男女比例失调的结果。这样一种解释虽然不能说是错误,但却无视了地方性的特征,即在男女比例失调的宏观背景下,为什么是这一地区的“光棍”问题如此凸显?我们假设这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家庭代际关系之间的关联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而如果以男女比例失调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的话,则无疑否定了村庄的存在,也遮蔽了问题的发现。同样道理,学术界习惯性以现代性、理性化等大话语来解释村庄的变迁也陷入了这种思维的陷阱中。在我们看来,宏观的社会因素只能作为研究村庄的背景,而不能与村庄现象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联系,村庄的现象必须在村庄中得到解释。或者说,村庄外部的因素是通过村庄内部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的,研究者所要做的是将村庄这一“黑匣子”内部的过程和逻辑揭示出来。而如果直接将外部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这样的村庄研究无疑是失败的,因为最终的结果无疑是发现了一个众所皆知的“大道理”。
为了真正地进入村庄的逻辑中去,进而理解村庄,这种外部的视角就必须转化为村庄的内部视角。在农村社会,村庄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大都在这个范围内完成,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关联成一个整体。在这样一个自洽的共同体中,各种经验现象能够在村庄的语境中得到理解,村庄研究首先要做的也正是要在村庄的逻辑中理解村庄经验。在这种研究进路下,研究者要做的是要在村庄现象之间建立关联,在村庄内部形成问题意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村庄经验放在无比重要的地位,要在对经验反复的把玩和体味中去透彻地理解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的思维要沿着经验的逻辑去发现问题,探寻村庄经验之间的张力和关联,而不是人为地、粗暴地将经验切割。研究者要对村庄经验秉持着开放的心态,在扎实的经验调查基础之上形成问题意识,进而去解释问题,只有这样,村庄研究才有可能避免一切大话语和大理论的干扰,才有可能深入地进行下去。
当然,仅仅停留在村庄的经验现象层面、进而发现经验的逻辑并不意味着村庄研究的完成,村庄研究还必须对村庄现象之间的关联进行理论的抽象,以形成具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分析概念。问题在于,从现象到理论的这种跳跃是发生的,是在对经验感悟基础上的一种自然升华,而非一种僵硬的学术姿态。反观学术领域,一些所谓的村庄研究恰恰是在未真正理解村庄经验的前提下就急于进行理论的抽象和概念的推演,这样的抽离出来的理论往往是空中楼阁,而无法对高度复杂社会现象作出真正有力的解释,久而久之,理论脱离了经验,理论和经验“两张皮”现象成为了学术界的一种难以摆脱的恶疾。事实上,对经验的藐视必然会最终导致理论建构的失败,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在对经验的透彻和全方位理解基础之上,理论和概念才具有真正生长的可能空间。
“现象之间找关联、村庄内部提问题”,其代表了一种可操作化的村庄研究路径,也为如何处理村庄经验提供了一个准则。在这种思路下,在村庄调查中,只要研究者时刻保持足够的学术敏感,就很容易有所发现。而这种村庄中的发现就不在只是验证某种学说的注脚,而是真正意外的、有所收获的发现,是自己在村庄调查之前并不知道的发现。在一定意义上,这样的调查研究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是让人产生冲击力的调查研究,这或许也是村庄研究的另一种魅力所在。
郭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