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支招 农民实践 孵化草根金融
5月29日-3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南方农村报、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促进网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草根金融论坛暨小额信贷组织培训班”,在北京如期完成培训阶段的工作。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金融专家和草根金融实践者,近30人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畅议中国农村金融的实践与出路。
文/图 本报记者 郭任旭 王宏旺
“我想登记农村资金互助社,您帮我分析一下?”江苏徐州的王峰一脸期待地向中国社科院小额信贷专家杜晓山求招。
5月29日,小额信贷组织培训班开班第一天,类似王峰这样,迫切需要专家指导如何办、如何管、如何发展小额信贷组织的人士问题不断。有来自云南腾冲的合作社带头人,有河南焦作的大学生村官代表,还有从香港来的NGO负责人……
据悉,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由民间组织、系统地对草根金融人士进行培训。
资金互助遭遇登记难题
2008年,王峰在江苏盐城的资金互助社参观后确信,“机会来了!”当年年末,王峰便成立了江苏省邳州市滩上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截至今年5月末,该社已经吸引资金500多万元,社员100多人。社员的互助贷款,已经发放了500多万元。其中,最大的单笔贷款额为五万元。
业务虽然红火,王峰却至今还没能为互助社拿到营业执照,一直登记无门,听说草根金融论坛来了很多专家,马上前来取经。
“这肯定是符合中央文件精神的,但操作上要看当地政府。”杜晓山的回答,引来了学员的热烈反馈。
一名河北省的学员反映,当地银监部门对资金互助社的态度是“怕惹麻烦”。
令王峰兴奋的是,培训期间有朋友告诉他,把原互助社名字改成“江苏省邳州市滩上农民经济互助合作社”,这样工商局把经营范围批成“经济互助”,就可以出执照。之所以能这样“打擦边球”,因为当地政府很支持。江苏省曾专门出台文件,在盐城试点了十多家资金互助社,“都没有执照,但都经营得不错。”
“要尽量符合银监局的规定,并且把影响力做出来,这样就有生命力了。”杜晓山的意见让王峰很有启发。目前资金互助社一缺人才,二没有正规培训,运作还不规范,这次培训让王峰看到今后更长远的问题。
草根金融需要低调前行
河北顺平要山镇的王连还找不到打政策“擦边球”的途径,他至今仍没弄清楚登记流程究竟该怎样。
王连是一位在当地农信社干了19年的老信贷员。2005年,农信社从镇里撤点后,王连成立了顺平县绿源草莓专业合作社,发展到60多名社员。由于当地农户很难从金融机构贷到款,民间借贷流行。熟悉金融的王连想到在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资金互助社。
“河北现在申请肯定办不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曙光表示,河北当地政府对资金互助社的态度比较谨慎。据介绍,当地有一家资金互助社,在过年期间开业,当地银监部门发现后,目前还在讨论是否给予处理。
“你把互助社的牌子藏到猪圈里就行了,”王曙光的支招让现场笑成一片。专家为王连找到的方法是,先别申请,低调开业。
王曙光的建议并不让王连感到沮丧。就在此说法之前,杜晓山关于贵州草海村寨发展信用基金的例子让学员们感到心安。据介绍,草海村寨发展信用基金成立后,在2000年得到中央电视台的大力宣传,农村金融创新的典范广为人知。而事实上,这一基金组织也从未登记过。“就好像在孟加拉成立一个NGO,谁管?”杜晓山的比喻,引来一阵笑声。
“您能不能到我们那去调查一下?”来自云南的龙文,趁着笑声向王曙光提出请求。
龙文在云南腾冲、香格里拉、丽江组建了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当地农信社在信贷上根本不支持,他一直在为这几家合作社寻找资金。
现场听到龙文邀请的地方远在中国的最西南,王曙光认真地递过去了一张名片,表示会后联系。
好好地利用国家政策
培训班的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原央行研究局局长焦瑾璞,带来了更多政策背后的故事。学员们真实地触摸到国家政策的边框。
焦瑾璞曾多次参与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村金融章节的起草。他表示,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代表了来自中国政府最高层的高度重视。
“如何确保不会与政府唱反调?”来自河南焦作的大学生村官代表樊芳芳表示,村里想成立农村资金互助社,但却把握不准政策。
“要真正地开展农村金融合作,不要急着扩大,不要过多想着赚钱,踏踏实实地做。”焦瑾璞说。
“要好好利用国家政策。”吉林省梨树县农村小型信用组织协会发起人姜柏林语重心长地说。
论坛发起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促进网络负责人谢勇模对姜柏林善于“利用政策”有深切的体会。当初姜柏林能够推动中国第一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吉林梨树成功注册,正是善于从政策里找到依据,借助对中央政策的解读,“造好了势”。
“能不能把幻灯片拷贝一份给我?”河北顺平的一位农民现学现用,向焦瑾璞要了这份写满中央文件的课件,准备回去后,作为注册登记的尚方宝剑。
农村金融亟需诚信先行
各地学员把焦点集中在资金互助社的登记上,但专家们还从诚信文化上,替他们想到了更长远的发展,让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避免成为“农村基金会第二”。
杜晓山指出当前一些基层农信社的工作作风存在问题。农信社总是喜欢强调农村信贷风险高,但这是不是仅仅因为农民的信用不好呢?实际上,农民不还款,是很多农信社放贷不诚信造成的。“农民要申请一笔10万元的贷款,先要请客吃饭,然后给1万元的回扣。农民拿到手,9万元都不到了,他怎么还想还钱呢?”而吃回扣的信贷员,也因被人攥住了把柄,“哪还敢尽力去讨钱?”坏账由此产生。
在农信社干了19年的王连,显然对这种风气深有体会。正是因为在农信社“没有熟人和请客贷不到款”,草莓合作社筹办资金互助社还要另起炉灶,“资金互助肯定要在诚信上更严格,当务之急是找到诚信好的发起人。”
王曙光说,孟加拉乡村银行,连乞丐都能按时还款,中国为什么不行?中国的农村金融,不仅要培养借贷者的信用意识,也要培养放贷者的信用意识,这样才有好的互动。目前,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运作都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每一个借款者都是诚实的”,王曙光认为这是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信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