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生摘编
从一定意义上讲,全部经济学都不外乎为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号脉处方,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农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自然不外乎对农业经济危机的分析。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先后诞生的三部经济学经典巨著,都对经济危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论述。一位是斯密(1723——1790)及名著《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位是马克思(1818——1883)及名著《资本论》,一位是凯恩斯(1883——1946)及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凯恩斯认为“在现代社会里,用农业原因解释经济波动,其重要性已大为降低。原因有二:首先农业产量在社会总产量中的比重比以前少得多。其次,多数农产品世界市场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丰收和歉收可以互相补偿,所以全世界农作物产量的波动幅度,远远低于一个国家的波动幅度。但是在过去,由于每一个国家都依靠自已的收获,除了战争以外,农产品储存量的增减是引起投资量波动的最大原因”。(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华厦2005年版第253页)对于斯密,马克思认为“亚·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他在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给生产劳动下的定义也是如此。” “斯密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矛盾包含的问题,他固然没有解决,但是,他通过自相矛盾而提出了这些问题。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互相争论时,时而接受斯密的这一方面,时而接受斯密的那一方面,这种情况最好不过地证明斯密在这方面的正确本能。”(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1——142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源于并超越了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农业思想体系。因此,本题在理论上考察的重点是马克思关于农业危机的理论。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在《经济学百年》一书中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本文采用李义平的观点。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业危机理论的实践来源
马克思农业危机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发展最成熟的英国为例证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工业和农业中同时开始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英国的农业“是大地产和大农业占支配地位。地主把自已的土地按照大田庄而且常是非常大的田庄的形式租给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以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并不象我们的农民那样自已从事劳动,而是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用雇农和短工的劳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页)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一般特征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农业的一般特征主要有三个:一是“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页)与此相关,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包括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生产率,农业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期间不一致,增加劳动和生产资料投入与农产品产量不一致。二是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而且作为农业生产工具起作用。三是超过劳动者个人的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特征的论述
城乡分离,工农分业,农民进城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口也象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大工业企业都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还必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里来。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的确,农村比起城市来也有它的优点,在那里通常可以雇到更廉价的工人。因之,农村和工厂城市就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里的工资降低了又利于在农村中开办新的工厂。但是,工业集中的趋势仍然全力继续下去,而在农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含有工厂城市的萌芽。(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320页)
“在英国,紧靠每个乡村大工厂并且同时建造工人住宅,在这近六十年以至更久以来,就已经成了通例。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工厂村镇有许多已经变成了以后形成的整个工厂城市的环绕的核心”。(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508页)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口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民被强行从地面上被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又打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夏秋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有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力过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8——760页)
“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用工人。因此,农村中的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他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他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象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已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553页)
“由于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工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地租(也就是说,土地所有权的现代形式)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撇开由土地肥力不同引起的地租差别而单单就地租存在本身说的。因为,在这里,资本家起初按照传统(因为旧时代的租地农民变成资本家早于资本家变成租地农场主),一开始就从他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给土地所有者,所以他就把工资压到水平以下,来弥补自已的损失。随着工人从农村外逃,工资必然上涨,实际上也上涨了。但是,当这种压力几乎还没有感觉出来的时候,机器等等就被采用了,农村中又形成了(相对的)人口过剩(请看英国)。尽管劳动时间没有延长,劳动生产力也没有发展,剩余价值可以由于工资压到传统水平以下而增加。凡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生产的地方,实际上都是这种情况。在这一点不能靠机器做到的地方,就靠把耕地变为牧场来做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页)
“社会内部的分工要得到适当的发展,就必须以一定的人口密度为前提......由于生产和人口的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游离,它还创造出新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新的方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7页)
“非农业人口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从事为农业服务的劳动,他们提供的不变资本——这种不变资本随农业技术进步而不断增长——如矿肥、外国种子、各种机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5页)
“在英国,在机器制造业、商业、运输业等等农业经济部门,有大批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各要素的制造和输送,......可见,从事农业的相对人数,不能简单地由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数来决定。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有许多人间接地参加这种农业生产,而在不发达国家,这些人都是直接从属于农业的。因此,表现出来的差别比实际的差别大。但是对于一国文明的总的水平来说,这个差别极为重要,那怕这个差别只在于,有相当大一部分参与农业的生产者不直接参加农业,而摆脱了农村生活的愚昧,属于工业人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2页)
“非农业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为农业服务的劳动,他们提供不变资本——这种不变资本随农业技术进步而不断增长——如矿肥、外国种子、各种机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5页)
资本主义农业的前提
“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这个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在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期限内(例如每年)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他所使用土地的所有者一个货币额(和货币资本的借入者要支付一定利息完全一样)。这个货币额,不管是为耕地、建筑地段、矿山、渔场、森林等等支付,统称为地租。这个货币额,在土地所有者按契约把土地租借给租地农场主的整个时期内,都要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因此,在这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其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7——698页)
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小农
传统农业中小农的特点:“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流,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上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已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且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已的名义来保护自已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已,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政权,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的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3页)
小农的特点及命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很清楚,体现新加入的劳动的价值会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几种收入形式,因此,这个方法(不说我们论述地租时作为例证所举的各个过去的历史时期)在这几种收入形式的存在条件根本就不具备的地方,也会被人应用。这就是说,一切都会通过类比而被包括在这些收入形式中。如果有一个独立劳动者——假定是一个小农,因为在这里,这三个收入形式都可以应用——是为自己而劳动,并且也出售自己的产品,那末,他首先就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雇主(资本家),把自己当作工人来使用,其次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土地所有者,把自己当作租佃者来使用。他把自己当作雇佣工人支付给自己工资,把自己当作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利润,把自己当作土地所有者支付给自己地租。(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9页) “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制地灭亡和衰落。(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6页)
“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一部分是由于捐税过重,一部分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什么主动性。总是尾随在举行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之间左右摇摆。他们站在那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雇农通常是和城市工人结合起来;小农所有者则倾向于和小资产阶级携手”。(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8——589页)
资本主义农业的经营方式
马克思认为,在基本上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农业是决定的和支配的部门。加工工业以居支配地位的乡村家庭工业形式,与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农业必需的和正常的补充。但是随着分工的发展,手工业同农业脱离。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页)
“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那末,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6页)
“土地以工业方式经营,因而它的化学和机械的生产条件、甚至种子等等,牲畜等等,肥料等等都要新陈代谢,而不象从前那样只限于使用自已的粪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18——319页)“农业越是发达,它的一切要素也就越是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实际上作为商品加入农业,也就是说,这些要素来自外部,是另外一些生产者的产品(种子、肥料、牲畜、畜产品等)”。(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页)
“随着农业变成一个纯粹的企业部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在农村中确立,随着农业为市场而生产,生产商品,生产为出卖而不是为自已消费的物品,农业也就计算它的支出,把支出的每个项目都看成商品,不管该物品是农业从本身(即从自已生产中)购买的还是向第三者购买的。随着产品变成商品,生产要素当然也变成商品,因为这些生产要素完完全全就是这些产品。因此,既然小麦、干草、牲畜、各种种子等等作为商品出卖。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正是出卖这些产品而不是用它们来直接消费,那么,它们也就作为商品加入生产;租地农场主如果不会把货币当作计算货币来用,就是十足的傻瓜。最初,这只是计算的形式方面。但是,以下的情况也同样发展起来;某个租地农场主购买他在生产中支出的产品,即种子、别人的牲畜、肥料、矿物质等,同时又出卖他的收入;因此,对于单个租地农场主来说,这些预付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形式上也是作为预付加入生产的,因为它们是买来的商品。(现在这些东西对于租地农场主来说已经始终是商品,是他的资本的组成部分,面当租地农场主把它们以实物形式重新投入生产的时候,他是把它们当作卖给自已这个生产者的东西看待的。)并且,随着农业的发展,随着最后的产品越来越以工厂的方式、按资本论的生产方式出来,情况也就越来越是这样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9页)
“在农业中(除矿山、渔业、狩猎业以外,但是畜牧业决不除外),种子、饲料、牲畜、矿肥等是用来生产产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是劳动的产品。随着企业化农业的发展,这些‘支出’也发展了。任何生产——只要不是指单纯的攫取和占有——都是再生产,因而都需要‘先于它生产的产品作为材料’。在生产中成为结果的一切同时也是前提。大规模农业越发达,它购买‘先于它生产的’产品和卖出自已的产品就越多。一旦租地农场主一般依存于出卖自已的产品,各种农产品(如干草)的价格由于农业中也有生产领域的划分而开始确定下来,这些支出也就以商品的形式——通过计算货币转化为商品——加入农业。如果农民把他出卖的一夸特小麦算作收入,却不把他下到地里的一夸特小麦算作‘支出’,那末就连他也一定会弄得晕头转向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页)
农业发展比工业慢
“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的特点是,它发展工业比发展农业快。这并不是由于土地的性质,而是由于土地需要其他社会关系,以便按照它的性质实际地加以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它的影响使土地贫瘠并使土地的自然性质耗尽以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土地上去。此外,由于存在土地所有权,农产品比其他产品贵,因为农产品是按其价值支付的,而不会降低到费用价格的水平。但是,农产品是必需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还有一点:由于竞争的规律,如果有十分之一的土地在耕种时花费较贵,其余十分之九的耕地也会‘人为地’受到这种相对不肥沃的严重影响”。(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2页)
“一般说来,应该承认,在原始的、资本主义前的方式下,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因为自然在农业中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而在工业中,自然力几乎还完全由人力代替(例如手业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虽然工业的发展以农业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前提。以后生产率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增长起来,虽然速度不同。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这里包括:(1)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2)特别是:大工业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十八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只是在十九世纪,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6页)
“从历史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在农业上比在工业上出现得晚些——也是农业利润由工业利润决定,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3页)
“在工业中,超额利润的获得通常是由于产品变得便宜;在农业中,地租的相对量的产生则不仅由于产品相对变贵(肥沃土地的产品的价格提到它的价值之上),并且由于便宜产品按较贵产品的生产费用出售。但是,我曾经指出过,这仅仅是竞争的规律,它不是从‘土地‘产生,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产生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
“尽管绝对地说农业实际上是在不断进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产品的价值同工业品相比会有相对的增长”。(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51页)
“农业的特权(由土地所有权造成的)表现为:当农产品的价值高于平均价格时,农业不是按平均价格,而是按产品价值出卖自已的产品。这种特权,对于不同土地所生产的各种产品的相互关系,对于同一生产领域内生产的各种价值不同的产品,是完全不适用的。对于工业品来说,农产品只要求按自已的价值出卖。对于同一领域其他产品来说,农产品要由市场价格来决定”。(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5页)
“产品的价值是否高于它的费用价格,完全不取决于它的价值的绝对量,而取决于用在它的生产上的资本的构成同用在非农业生产上的资本的平均构成的对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5页
“使用许多固定资本的租地农场主抽出资本困难”。(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8页)
“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9页)
城市从农村取得超额利润
“以较小量劳动交换农村较大量劳动的城市,在同农村的交换中会取得超额利润和超额工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8页)
“农产品和别的产品不同,它不按照自已的费用价格出卖,而按照自已的价值出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的正常现象。这是土地所有权造成的结果......资本构成中用于工资的(即用于直接劳动的)份额,比投在其余生产部门的资本总额中的工资份额大。这表明,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相对较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4页)
资本主义缓慢地、不平衡地侵入农业,首先是畜牧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工业,只是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已”。(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2——443页)
“资本在农业上作为一种独立的和主导的力量,并不是一下子普遍出现的,而是逐渐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内出现的。它首先占领的不是真正的农业,而是畜牧业特别是牧羊业之类的生产部门。牧羊业的主要产品羊毛,在工业兴盛时最初经常会提供一个市场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只是到后来才归于平衡。例如,十六世纪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03页)
“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1页)
资本主义农业的土地所有权和地租
“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
“只有当资本家以租地农场主的身份插在土地耕种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时候,才开始有——当然不是一般的‘土地耕种’,而是——‘资本主义’的土地耕种,它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同以前的耕种方式大不相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用了10多万字来研究土地和地租问题,特别是关于地租的论述,包括级差地租(级差地租的概念,以水力作为例证过渡到真正的农业地租,由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产生的级差地租I,由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产生的级差地租II,关于级差地租II的生产价格不变、生产价格下降、生产价格上涨、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这个地租对利润率的影响)、绝对地租、土地价格、关于地租的结论等等。人们通常的理解是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一层面上打止了,而对资本主义地租中的一些技术层面上的内容很少注意,而恰恰是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用“清扫领地”的圈地运动扩大土地规模。“从亨利七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理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已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已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一扫而光。举例来说,在德国人那里,经济关系是由各种土地占有的传统关系、经济中心的位置和居民的一定集中点决定的。在英国人那里,农业的条件则是从十五世纪末以来由资本逐渐创造出来的。联合王国的常用述语‘清扫领地’。在任何一个大陆国家都是听不到的。但是什么叫做‘清扫领地’呢?就是毫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走;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他们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地变成牧场。总而言之,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造出来。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让资本——租地农场主——自由经营,因为土地所有权关心的只是货币投入......英国关系是使现代土地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合适发展的唯一关系。”(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3——264页)
“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从十六世纪末叶以来越来越占优势,它把一切条件同化,在各个不同时期把历史造成的各种前提——村落、建筑物和人——一个一个地彻底铲除,以保证‘最有效‘的投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有规模的农业的利润率仍可能大于工业的利润率
“在农业中,绝对延长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只有很少的可能。在农业中,劳动不能借瓦斯照明等等。当然在春季和夏季可以早起。但是这一点,由于冬季昼短,一般干活较少,就被抵消了。因此,就这方面说,工业中绝对剩余价值比较大,除非法律上强制规定正常工作日。农业中创造的剩余价值量比较少的第二个原因是,农产品长时间滞留在生产过程中,而没有新的劳动加在它上面。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除了如畜牧业、养羊业等绝对排挤人口的一些农业部门以外,甚至在最先进的大农业中,使用的人数对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比例,总是比工业,至少比主要工业部门大得多。因此,从这一方面说,即使由于上述原因,农业中的剩余价值量少于工业中使用相同人数时得到的剩余价值量(这种情况又部分地由于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平均水平之下而抵消),农业的利润率仍可能大于工业的利润率。但是,如果说在农业中存在着提高利润率(不是暂时提高,而是同工业相比,平均地提高)的某些原因(上述这些,我们只是大略谈了一下),那末,单单土地所有者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这种超额利润不是进入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而是固定下来,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
“较便宜的生产是以较大规模为前提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大多数农业民族不得不低于自已产品的价值出卖产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农产品的价格都提高到它的价值水平。”(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2页)
“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就要相应地减少”。(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页)
资本主义农业开辟了国内和国际市场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历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已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生活资料和原料都变成了商品......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已的生活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5——817页)
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危机的论述
农业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部门,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农业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且表现出过剩的危机。资本积累和生产扩张及生产方法的变革一道,对各个资本家来说,是在自由竞争中强加于他们的一种强制性的规律。资本家在自已资本毁灭的直接威胁下,在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中,不得不经常扩大自已的生产范围,改良技术和扩大本企业的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对资本的刻画:“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小,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9页注释)。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9页)
“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2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各种相互关联的条件下,“几种主要消费品的过剩,必定多少引起普遍的生产过剩”。(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98页)
“至于农业危机,它将逐渐地加强、发展和慢慢地达到其极高峰,它带来土地所有关系的真正革命,完全不依工商业危机的周期而定”。(马克思《给达尼耶里逊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这种长期性根源于资本利润的阻碍和限制与土地的垄断性两个主要条件。
在农业危机中,可以发生部分危机。如马克思谈到的1847年5月爆发9月结束的时仅5个月的谷物危机,恩格斯谈到的1885年的棉花危机,3个月中,棉花价格跌落了二分之一以上,而工业本身却很少波及。
“生产过剩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国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得到的谷物、鞋子等比任何时候都少,更不用说葡萄酒和家具了。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么,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也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需求或者占有商品的愿望有关系的生产过剩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既不存在局部的也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它们彼此根本不对立”。(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8页)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
六、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后期欧洲农业危机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经历了19世纪后期欧洲的农业危机,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殖民地,一般来说年轻国家,可以按比较便宜的价格出口谷物,所以,那里的土地必然具有较大的自然肥力。在那里,谷物不仅低于它的价值出售,而且低于它的生产价格,即低于由较古老的国家的平均利润率决定的生产价格出售。如果我们象约翰斯顿所说的那样,‘习惯于把每年以如此大量小麦运到布法罗来的这几个新建的州,同较大的自然肥力和广阔无边的富饶土地的观念连在一起’,那末,这首先取决于经济条件。一个象密歇根这样的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几乎全部人口都从事农业,特别是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他们只能用这种产品来交换工业品和各种热带产品。所以,他们的剩余产品全部都是谷物。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以现代世界市场为基础的殖民地国家,同以前的特别是古代的殖民地国家区别开来。现代殖民地是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到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如衣服、工具等等。美国南部各州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棉花作为主要产品来进行生产。允许它们这样做的,是世界市场的分工。所以,从它们很年轻,人口比较稀少来看,它们好象能生产出非常多的剩余产品,但是,这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土地肥沃,也不是由于它们的劳动富有成效,而是由于它们的劳动,从而体现它们的劳动的剩余产品,具有一种片面的形式。另外,只要气候条件不是特别坏,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地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就至少已在土壤表层积累了许多易溶解的植物养料,以致它无须施用肥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西部的大草原还有这样的好处:它们简直不需要任何开垦的费用,因为它们天然就是可以耕种的土地。【{正好是这种大草原或干草原地带的开垦的迅速发展,近来使‘人口压迫着生活资料’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马尔萨斯命题,变成了幼稚可笑的东西。相反地,它引起了地主们的下述怨言:如果不用暴力阻止那种压迫着人口的生活资料的增加,农业和德国就会同归于尽。但是这种干草原、大草原、帕姆帕斯草原、利亚诺斯草原等等的开垦,现在还不过刚刚开始;所以,它对欧洲农业的变革作用,将使人无比深刻地感受到。——弗·恩·}】这种比较不肥沃的地区会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的肥力高,从而每英亩的产量高,而是由于可以进行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因为这种土地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的费用。在实行分成制的地方,如纽约、密歇根、加拿大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可以粗放耕作比如说100英亩。每英亩的产量虽然不大,但100英亩将提供相当多的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此外,不在人工牧场上,而在天然牧场上饲养牲畜,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是土地的量。这种粗放耕作的可能性,自然会逐渐消失,新土 地越肥沃,消失得越慢;它的产品出口得越多,消失得越快。”(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5——756页)
恩格斯1881年在《美国的食品和土地》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美国西部大草原的处女地——目前正在开垦,不是一小片、一小片,而是几千、几千平方英里地开垦——现在正在开始决定小麦的价格,并进而决定麦田的地租。没有任何旧土地能和它竞争。那是一种极好的土地,地势平坦,或者稍有起伏,没有陡峭的岗峦阻隔,完全和第三纪海慢慢淤积起来的状况一样,没有石块、岩石和树木,适合于直接耕种而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工作。用不着清理和排水,你只要犁一犁就可以耕种,可以连续收获二三十次小麦而不用施肥。这是适合于最大规模耕作的土地,并且也正在以大规模来耕种。英国的农业家往往拿他们的大农场来和大陆上自耕农业的小农户对比而感到自豪。但是,美国大草原上那些占地4万英亩甚至更大的农场,是由训练、指挥和组织得象士兵一样的人、马和工具的正规军来耕作的,比起这样的农场来,联合王国最大的农场又算得了什么呢?美国在农业上的这种革命,加上美国人所发明的革新的运输工具,使他们运往欧洲的小麦价格非常低廉,以致任何欧洲的农场主都不能和他竞争,至少在他必须缴纳地租的时候是不行的。请看1879年,那时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情形。西欧各地收成都不好,在英国年景也很坏。然而,由于美国的谷物,谷物的价格差不多没有变动。年成坏而同时小麦价格又很低,这种情况英国农场主还是第一次遇到。于是农场主开始骚动起来,大地主感到恐慌了。第二年,收成好了些,价格跌得更厉害。谷物的价格现在是由在美国的生产费用加上运费决定的。(恩格斯“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96——297页)
“关于棉花危机,这里的情况倒很有趣。棉花(奥尔良的中等棉)的价格,在7月是31.75便士。可见棉价跌了一大半。12月30日还值27便士,在三个月内就跌了12.5——13便士!此外,亚麻、羊毛、糖和全部进口商品都跌价,损失至少是四千万至五千万英镑。你知道,庸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吓慌了。在利物浦,企业已经不再宣布破产。谁还不起钱,就到自已的债权人(那里通常总共不过两三个人)那里去,向他们说明,并且多少给他们一些,他们总会立刻接受下来,因为他们只要得到一些,也就非常高兴了,他们还竭力避免一些丢脸的事,以免使整个腐朽的建筑都倒塌下来。这种同债权人之间的悄悄的和解大概已有几百起,今天似乎这里的斯托克波尔特的最大的厂主之一——此人有三个工厂,最近几年仅仅在棉花投机方面据说已赚到二十万英镑——刚才也采取了类似的“悄悄的”和解方式。但是这还算不了什么。印度白棉花的期票,在最近六个星期就要到期了;除了乔伊斯,这里还会有许多人要破产。在苏格兰,已经有很多人破产了,总有一天会轮到银行的,到那时事情就到头了。同时,奥地利的纺纱业主和工厂主也纷纷破产,在整个波西米亚,只有‘大亨李比希’还能支持,所有其余的人都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在波兰,也开始了危机。对工业本身的影响目前还不太大。小工业大部分早已破产,或者完全悄悄地消失了。大工业只要有定货,现在可能开工得些利润。其中破产的只是没有好机器或者弄不到棉花的人。凡是仓库中有棉纱和棉布的人都受到了损失。我们的处境也很困难,对我个人来说,这一切发生在今年比发生在去年要加倍困难。这就是做股东的好处。“(恩格斯1865年4月12日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9——110页)
“横渡海洋的轮船,南北美洲和印度的铁路,使一些十分特别的地带能够参加欧洲谷物市场上的竞争。一方面,有北美的大草原、阿根廷的帕姆帕斯草原,这些草原是天然宜于开垦的;这些处女地,甚至用原始的耕作方法,不施肥料,也能够连年得到丰收。此外,还有俄罗斯和印度的共产主义公社的土地,这些公社为了获得纳税的钱(这种税是暴虐的国家专制制度经常用酷刑逼迫它们交纳的),必须卖掉它们的一部分产品,并且这部分产品日益增多。出售这种产品,不考虑生产费用的多少,而是按照商人出的价钱,因为在支付期限到来时,农民无论如何要得到货币。欧洲的租地农场主和农民在地租维持原样的情况下,当然竞争不过这种草原处女地以及赋税重压下的俄罗斯和印度的农民。一部分欧洲土地就从种植谷物的竞争中完全退出来;地租到处都在下降;我们列举的第二种情况(价格下降,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也下降)成了欧洲的通例。因此,从苏格兰到意大利,从法国南部到东普鲁士,到处都听得到地主的怨言。值得庆幸的是,所有草原还远没有全被开垦;还有足够数量的草原可以使欧洲所有大地主以及小地主遭到破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7——818页)
“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的生产价格,总是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虽然在构成上升序列的第I表中,只是因为耕种越来越好的土地,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才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A级土地保持调节作用的程度取决于这种最好土地的产量,最好土地所生产的谷物的价格就起调节的作用。如果B、C、D的产量超过需求,A就会失去调节的作用。施托尔希把最好土地选作起调节作用的土地时,他就是这样想的。美国的谷物价格也是这样调节英国的谷物价格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42页)
“生产过剩从来还没有象这次危机这样普遍,它也十分明显地存在于殖民地商品和谷物方面。这是件大好事,它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当生产过剩只限于工业时,这只是问题的一半,而当它波及到农业,而且把热带和温带都包括在内的时候,事情就大了。(恩格斯“1857年12月11日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1页)
“考茨基把论美洲粮食的小册子寄给了我。真是绝妙的讽剌,三年前主张限制人口增长,因为否则人就没有东西吃了,而现在却发现,人口还不够多,甚至光是美洲的产品也吃不完!之所以发生这种怪事,是因为对所谓的‘问题’是一个一个地、不加联系进行研究。这样当然就成了那个违反杜林意愿的‘在事物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的辩证法的牺牲品。”(恩格斯《致伯恩斯坦1883年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26——427页)
“目前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但是,这一次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些地方银行的破产,却没有英国过去历次大规模周期性危机的通常结局——伦敦的金融破产。这种极不平常的情况——没有本来意义上的金融恐慌——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引起的,现在来分析这些情况会使我扯得太远。然而,具有决定性的情况之一是:1879年对黄金的巨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兰西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协助下满足的。另一方面,美国营业的突然活跃——从1879年春起——影响到英国,对英国来说,这是真正的deux ex 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的意思——抄者注)。至于农业危机,它将逐渐加剧、发展,并逐渐达到它的顶点,这将在土地制关系中引起真的革命,而完全不处决于工商业危机的周期。甚至象凯尔德先生这样一些乐观主义者也开始‘感到不妙了’。最足以说明英国人的迟钝的是:两年来,《泰晤士报》和各种农业报纸一直在刊登租地农场主的来信,他们在来信中列举他们用在土地耕作和改善农场上的费用,把这些费用同他们按时价出售产品的收入相比较,并说明他们所得的结果是明显地亏空。请想一想,这些专家对这些统计数字大谈特谈,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一问自已:如果在许多情况下把缴纳地租的费用,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完全删去,而在另外许多情况下‘极其显著地’缩减,那末这些统计数字会是什么样呢?这就是碰不得的要害之处。虽然租地农场主自已已经不相信他们的大地主或者‘帮闲文人’向他们提供的秘方,但是他们仍然不敢采取果断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自已正受到农业‘工人阶级’的威胁。”。(马克思“1880年9月12日致尼古拉.费兰策维奇.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8——439页)
“可是,工人看来由于现在的繁荣和对未来的‘帝国光荣’的希望而彻底资产阶级化了。需要危机的严峻考验,从而使他们很快地又能有所作为。如果下次危机不严重,波拿巴就能度过难关。但是,看来危机将非常严重。危机最坏的形式是:生产中的过度投机活动发展缓慢,因此它的后果要若干年才能表现出来,正象它的后果在商品和有价证券的交易中需要若干月才能表现出来一样。”(恩格斯“1852年9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46——147页)
(2001年——2007年录于乡村土屋,2009年编于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