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让人们看到了社会思潮变化的新态势。“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共产主义将最终消亡”,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三大预言”受到质疑就是一个表现。
人们认识到,危机与自负有着密切的关系。自负是人犯错的重要思想根源,其背后常常包含着偏见甚至无知,然而人又为其所控制,只有在跌得头破血流之后方得觉悟。对当代西方的某些观念崇拜也包含了这种自负。
实践中的碰壁让人们从自负中警醒过来。在复杂而动荡的大势面前,如何认识当下形形色色的思潮及其影响?如何认识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在我们这个古老而现代的东方国度中的中国探索、中国经验、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
无情的现实表明,“三大预言”无疑将从诸多人思想的神坛坠落或步入空想,击碎它们的不仅是“中国模式”的成功、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有他们自己的偏见与傲狂……这样的讨论,使我们重新认识当代的西方资本主义,也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愿能成为反思危机的一个积极成果。
人民论坛上期推出的特别策划《大国的理论自信(上)——金融危机与理论家的责任担当》探讨了危机对西方理论的冲击、中国崛起的理论智慧与理论家的责任担当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也坚定了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的坚定信心。只有理论崛起才有大国崛起。只有树立更客观、理性的理论自信,不被各种错误思潮左右,我们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快、更加扎实。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三大预言”的思想脉络与时代背景
罗文东郭志法
预言之一: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
历史背景:1989年,社会主义的挫折和计划经济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和改革思路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各国)摆脱贫困。为此,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了拉美国家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形成“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是用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取代苏东计划经济。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它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真正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因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给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而“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更使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的主流经济学流派。
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在他看来,“华盛顿共识”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主要内容:强调市场万能论,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其精神实质是: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当时影响:近3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很盛行,是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随着“华盛顿共识 ”的形成与推行,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
当前现实:“华盛顿共识”在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果令人失望。东亚一些国家在90年代先后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结果酿成了1997年由泰国开始并波及整个东亚地区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的经济至今还没有恢复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结果导致失业率高居不下,两极分化加剧,民族企业陷入困境,政局动荡混乱等。各种弊端的显现引起了民众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遍不满,拉丁美洲成为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为强烈的地区。尤其是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反思和抵制。
预言之二: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
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重大挫折。从1989年到1990年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了性质;1991年,苏联也宣布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东欧剧变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并在1992年将此文扩展为轰动一时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认为西方民主将一统天下,历史已经终结。
代表人物: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代表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主要内容:福山认为,东欧剧变和资本主义取得冷战胜利的根源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优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制度,并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成为普世制度:“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二战后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进化史的终结,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
福山通过两个方面来阐述他的观点:一是历史事实,包括苏东剧变和全球现代化浪潮。在他看来,苏东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全球的现代化就是西化。二是普遍史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当时影响: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各方面的热烈反应,曾连续数周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由此在东西方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与此同时,苏式政治制度遭到广泛批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实行西式议会民主制度。
当前现实:20年过去了,当年走上西式民主化道路的国家政治分裂、国内动荡成为普遍现象:拉美推行西式民主的国家在世纪之交发生一系列社会动荡,多位民选总统中途退位。
预言之三: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
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在实践上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最终酿成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重大课题。于是“共产主义衰亡论”应运而生。
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美国当代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曾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代表著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失控与大混乱》
主要内容:《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认为共产主义违背了历史规律,因而它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共产主义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对社会主义也进行了种种诘难,该书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把列宁、斯大林与希特勒视为同类,诬之为“极权主义”,是“有组织的疯狂的政治”、“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流血”等等,并称正因为这种“强制性乌托邦是一种进行全面控制的企图”,因而它“生产了一台自我毁灭的机器”,所以“这个制度必然垮台”。
当时影响: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出版后不到两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最终瓦解,中国在艰难中探索,这更加使各国对“共产主义衰亡论”确信不疑。
当前现实: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销声匿迹。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仍在进行总结、调整和改革,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四国,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和西方国家干涉、演变的强大压力下,保持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本国社会政治稳定。(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
“三大预言”的实践困局
朱谐汉 《人民论坛 》
当前,全球性金融海啸在西方呈现出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态势,人们审视危机,发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弊端所开出的处方并没有过时
最近20年的实践初步证明,西方“三大预言”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困局
上世纪末,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华盛顿共识”,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某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大行其道。但是,仅仅几年时间,“华盛顿共识”在实践面前就濒于破产。
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初试验区,但一些拉美国家却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例如,墨西哥在改革前,有两位亿万富翁,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加到20多位;与此同时,贫困人口未见减少,反有增加之势。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日益加剧。民族企业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尤为明显,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这都与金融自由化有关。
曾经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如今则逐步走上了寻求符合自身发展与改革要求的道路:马来西亚在金融危机期间就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泰国在危机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大力支持农村地区和小企业的发展。2002—200 3年,泰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5%左右,是东南亚的最高水平。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印尼也毅然终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韩国早早地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华盛顿共识”是为西方“资本大鳄”张目的。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又注意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正是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才使得中国能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在本次金融海啸中受伤较轻!
近20年中国的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时的“改弦更张”,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
“大中东民主计划”碰壁
民主和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从来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历史的而非超历史的。同时,一个好的民主制度总是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密切联系。对一个国家来说,能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生幸福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反之,引起经济衰退、政局动荡和百姓痛苦的民主,则是一个坏东西。
苏联解体后,美国制定了所谓“大中东计划”,大规模地向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推销其美式民主制度。实践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如果不考虑本国国情,而移植了这种制度,不是经济出现停滞,民生凋敝,就是政权频繁更迭、政局动荡。相反,那些坚持走本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家,则普遍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中国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步推进,也初步证明了“西方民主”没有普世性。
民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实施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决策、监督与管理。在西方一些国家的选举中,选民仅是公民的一部分,实际参加投票的选民往往不足国民总数一半,而选举中胜出的候选人的得票率有时仅有48%对47%的微弱优势。实现了48%选民的意志,牺牲了47%民众的利益,这种“民主”能体现全民意志吗?
中国发展质疑“共产主义灭亡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以平均9.8%的发展速度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197 8年的3645亿,到2008年的突破30万亿,是世界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三。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实际增长39倍多,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近10000亿美元,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特别是香港、澳门的如期回归,使中国在国际舞台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活力,也反映出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印度并称为“金砖四国”,通过中国与其他三国的发展比较也许更能看到中国的体制优势:1 990年中国的GDP只有3546亿美元,是俄罗斯经济总量的61.23%,巴西的76.12%,仅比印度多377亿美元;2006年中国的GDP增长至26847亿美元,分别是俄罗斯、巴西、印度的3.66倍、4.32倍和3.35 倍,足见近20年中国经济的活力。
曾经宣扬“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的布热津斯基,被迫承认“只有中国目前的发展似乎才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复兴”。
当前,全球性金融海啸在西方呈现出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态势,人们审视危机,发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弊端所开出的处方并没有过时。西方人形象地说:“马克思又回来了。”(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