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本位——理解中国村庄区域差异的一把钥匙

    ——评王习明《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

    石莹

    西南交通大学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当下的中国农村研究正在或者说业已成为一门众人追逐的“显学”,而乡村治理是当下农村研究中,最为热门也是争论最多的话题。中国农村研究的异军突起有其赖以成长的宏观背景,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在乡村政治体制方面,从 “政社合一”过渡到“乡政村治”。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基层民主的广泛实践,“草根民主”得以植入和发展,传统的高度单一、集权的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农村的一元权力结构逐步向党政二元权力结构转型;在乡村经济层面,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渗入,原先固着于土地上的农民,逐渐适应了市场经济下的生存法则,出现了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倾向,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多的依赖非农收入,这种变化加剧了农村经济社会分化,原本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农村内部出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分层;在乡村文化层面,在“国家政权建设”、市场经济理性和现代传媒诸种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乡村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民间信仰和地方风俗逐步趋于消解,祖祖辈辈墨守的乡土伦理已不再是规范村民日常行为的准则,乡村社会被各种市场挟裹的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以及其他实用价值观所填补。正如《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一书总序中所言,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农村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农村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理论源泉。

    与中国农村研究“显赫”的地位不相称的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农村研究的学理水平还相当低(徐勇,2006)。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农村研究的历史相对短暂,第二就是由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特殊进路和历程限制了中国农村研究在学理深度上的拓展。真正的中国农村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大的范围来看,中国的农村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海外的中国农村研究,一类是国内的中国农村研究。海外中国农村研究最为学界津津乐道的就是,一批美国学者利用“满铁资料”,产出的一批有影响力的中国农村研究专著。就海外的中国研究来看,这类研究多是借助于“二手”的经验材料,缺乏对中国村庄的质性的把握,在理论提炼上虽不可谓不精彩但却难免有失偏颇;海外的中国农村研究深受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的浸染,有学者甚至把西方的社会科学当作一个“超地方的一般社会科学”,而中国经验不过是验证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客体”,这样海外中国农村研究一开始就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认识中国的农村;再有这些研究距离当下甚远,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一系列变化助益甚浅。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中国没有土生土长的社会科学,国内农村研究,在研究范式、理论预设和分析框架上都受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在使国内的农村研究获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也使“国内学界忽视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语境,忽视了西方社会科学本身也只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是一种具体的知识而非普遍真理”(贺雪峰,2008),导致国内的中国研究缺乏主体意识。另外,国内的农村研究在肇兴之初,就确立了以个案调查的实证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个案研究的深刻性和洞察力是其它研究方法无法与之比拟的,但它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在方法论上,个案研究无法提供关于某种现象的一般性质的结论,无法直接作统计学上的推广,从而影响到研究的一般代表性。因此虽然国内的中国农村研究不乏基于个案而产生的精彩的观点,但由于中国农村在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等方面的非均衡性,对同样问题的回答,这些观点往往得出不同甚至相左的结论,各种观点很难有对话与交流,尖锐对立的不同观点之间只能是各执一端,自说自话。这种状况既不利于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积累,又很难从整体上对不同地域的村庄实态有一个“类型化”的把握。

    因此,中国农村研究面临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中国农村研究进而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意识和获取中国社会科学本土话语权的问题,也即是说如何从中国内部来理解中国自身逻辑的问题。从近期来看,就是如何弥补个案研究解释力局限性的问题,即使如何从“个案” 到“类型”,进而回答中国农村“是什么”,解释“为什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怎么样”(徐勇,2006)。

    关于中国农村研究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王习明近期出版的《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一书(以下简称《治理》),给了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治理》通过对川西平原一个行政村的深描,从区域比较的角度,通过立体化、情境化和动态性的叙事呈现,把一个有血有肉的村庄鲜活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可以说《治理》一书是真正从乡村社会内部来理解乡村逻辑,进而把握乡村本色的一次有益尝试。成书之前,作者利用20069月至20084月的节假日,对个案村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宝贵的一手经验材料。通读全书,没有过多的艰涩的理论探讨,有的只是村庄自然风貌、农业结构、经济结构、历史文化、村落文化与农村基层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实态展现。《治理》最后一章对影响井村治理的若干因素所作的探讨,也是基于乡土本位的视角,站在村庄自身运作逻辑的基础上做出的恰当的概括和提升:“川西平原农村善治的原因是建立了与川西平原农村的自然条件、历史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特别是发挥了社队(村民小组)的作用。”(王习明,2009

    当下国内的农村研究以建立理论模型、构建分析框架为时髦,如过少了这些东西,个案研究就似乎有失浅薄。更有甚至,在做实证研究的时候,有的研究者带着理论去需找与之契合的经验,然后用这些经过处理的经验来论证或者挑战一般性结论,这些研究自以为高明,其实只会将实证研究带入死胡同,对中国农村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有百害而无一利。徐勇曾经指出,中国农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务求“三实”,即实际先于理论,事实先于价值,实验先于方案(徐勇,2005)。应该说,现阶段中国农村研究不是经验过多,而恰恰是经验不足,尤其是具备扎实调研基础的经验材料更是匮乏。《治理》则用扎实的调查和独特的写作策略,为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所亟需回答的问题做了有力的注解:第一,中国农村研究必须回到对中国农村“主体性”认识的基础上来,从乡村本位的视角来理解乡村社会自身运作的逻辑;第二,注重对农村经验的量的积累和质的提高,只有具备了一流的材料,才能做出一流的研究,形成一流的理论;第三,为更好的理解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在农村研究中必须要加入区域比较的视野,这样才能形成对中国农村总体性的把握和认知。而《治理》一书是《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之一,是中国农村类型化、区域化研究之一部分;第四,切莫急于建立体系化的理论。在对中国农村经验未做出有力解释的情况下,任何一知半解的理论模型都可能掉入“伪理论”的陷阱和泥潭。扎扎实实地做好中国经验的记录和整理,比盲目的提出华而不实的理论要有意义的多。当然,对理解中国经验基础性地位的强调,并不是要排斥任何理论的梳理和对话,而是意在说明,理论必须是基于对中国经验透彻理解的理论。

       

     

    参考文献:

    [1]王习明.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2]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7.

    [4]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J].河北学刊,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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